深度解读：珍宝岛冲突的前因后果

作者：桅杆677

本文转载自：走进历史的深处

前言：1969年3月爆发的中苏珍宝岛冲突，是历史恩怨与现实利益相互交织和大国博弈背景下，一次并非偶然发生的边界冲突。此战规模虽小，却影响巨大，对中国和世界政治格局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可谓小仗改变了大格局。本文试图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尽可能客观地探讨这场战斗的前因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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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沙俄崛起：从基辅罗斯到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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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公国：俄罗斯最初只是东欧平原上的一个小公国，与中国远隔十万八千里，风马牛不相及。所以，介绍珍宝岛冲突，有必要简单介绍一下俄罗斯的扩张史。俄罗斯人是源于维斯瓦河（在今波兰境内）一带斯拉夫人的一部。在罗马帝国时期，斯拉夫人与日耳曼人、凯尔特人一起，被罗马人并称为欧洲的三大蛮族，分别居住在欧洲的东部、中东部和西部。凯尔特人最终被罗马人征服、同化或驱逐到欧洲的边缘地区，如今天的爱尔兰、苏格兰、威尔士一带。自罗马帝国建立伊始，日耳曼人就一直是其最大的敌人。在罗马帝国后期，日耳曼人持续西侵南下，最远到达非洲西北部的地中海沿岸（今突尼斯一带）。到公元5世纪末，西罗马帝国在日耳曼人的持续打击之下灭亡，整个西欧成了日耳曼人的天下。随着日耳曼人西进，斯拉夫人逐渐向西迁移，成了中东欧地区的主人。到公元9世纪时（中国唐朝晚期），中东欧地区的斯拉夫人还处于部落社会阶段。根据俄罗斯最早的史书《往年纪事》的记载：早先，斯拉夫地区接受罗斯人（Northmen，又称诺曼人、维京人、瓦良格人等，属于日耳曼人的分支）治理，向其交纳税赋，后将其驱逐。但罗斯人走后，斯拉夫各部落之间攻伐不断。于是，斯拉夫人经过商议，又去找罗斯人：“我们那里土地辽阔富庶，可就是没有秩序，你们来治理和统治我们吧。”公元862年，罗斯人酋长留里克三兄弟带领氏族来到东欧平原，以武力在诺夫哥罗德（今俄罗斯境内）建立了罗斯人的国家，即罗斯公国，又称留里克王朝。这是第一个以东斯拉夫人为主体的国家，也是俄罗斯的建国之始，其统治者是日耳曼人的分支罗斯人。之后，罗斯公国开始对外扩张，于882年占领第聂伯河中游的基辅城，随即把首都迁到基辅，开始了基辅罗斯公国时期。

莫斯科公国：至公元10世纪末，基辅罗斯公国达到鼎盛时期，成为东欧地区最强大的国家。后逐渐衰退，在11世纪中叶分裂为18个小公国，陷于封建混战格局。1235年，成吉思汗孙子拔都率蒙古大军第二次西征，远至今俄罗斯、匈牙利、波兰等东欧地区，并于1240年攻占基辅。1242年前后，拔都建立钦察汗国（即金帐汗国），范围包括广大被征服地区，基辅罗斯的众多公国成为其附庸。1283年，留里克王朝支系的莫斯科公国建立，也属于从基辅罗斯公国分裂出的众多小公国之一，首都位于莫斯科。从14世纪初期开始，莫斯科公国接受钦察汗国的册封，取得了代征全俄贡纳的特权。借助于此项特权，莫斯科公国陆续兼并了四周的王公领地，逐渐成为全俄罗斯地区最强大的公国。此一时期，钦察汗国逐渐衰落，莫斯科公国在1478年停止缴纳贡赋。1480年，德米特里大公率军在顿河平原击败前来讨伐的钦察汗国军队，莫斯科公国从此获得独立，也结束了蒙古人在俄罗斯地区长达240年的统治。莫斯科公国独立后，经过100多年的四处征战，到16世纪30年代（明朝嘉靖年间），以莫斯科为中心的全俄罗斯统一国家基本形成，其东部边界拓展到欧亚分界的乌拉尔山脉，莫斯科大公成了整个俄罗斯地区的最高君主。后来庞大的俄罗斯帝国，就是从小小的莫斯科公国扩张而来的。

俄罗斯帝国：1453年，奥斯曼帝国攻破君士坦丁堡（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末代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在巷战中战死，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灭亡。城破之前，君士坦丁十一世的亲弟弟带着女儿索菲娅等，逃往罗马天主教教廷避难。罗马教皇西斯科特四世提议让索菲娅与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联姻，目的是希望与莫斯科公国结盟，共同对付奥斯曼帝国，以拯救基督教文明。对伊凡三世来说，这是天大的好事：迎娶拜占庭帝国的末代公主，就意味着莫斯科公国成了拜占庭的合法继承人，进而可以名正言顺地统一罗斯诸公国。因此，双方一拍即合。1472年，伊凡三世迎娶了索菲娅公主，继承了东罗马的双头鹰标志和东正教衣钵。后来，他俩的儿子瓦西里继位莫斯科大公。这样，莫斯科公国便自认为在血统、国统和宗教上均承继了拜占庭帝国，从此自称是东罗马帝国的正统继承人，声称莫斯科是继罗马、君士坦丁堡之后的“第三罗马”。1547年，莫斯科大公伊凡四世将大公升格为沙皇（即凯撒，罗马帝国皇帝的名号之一），国号改称为俄罗斯沙皇国，即沙皇俄国。经过数百年的开疆拓土，沙皇俄国日益强大，国土面积和人口规模也急剧扩大。1721年（清康熙年间），沙皇彼得一世被俄罗斯元老院授予“全俄罗斯皇帝”的头衔，国号改称为俄罗斯帝国，但习惯上仍称沙俄。至此，一个强大的帝国崛起在欧洲的东部和亚洲的北部。

苏联：1917年3月（俄历2月），俄国爆发二月革命，推翻了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成立了俄罗斯共和国。自1547年伊凡四世加冕为沙皇开始，延续370年的俄罗斯帝国至此终结。二月革命后，俄国陷入极度的混乱状态，出现了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一个是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一个是工农兵代表的苏维埃。两个政权针锋相对，最终在当年11月（俄历10月），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在当时的俄国首都彼得格勒发动武装起义，推翻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即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简称苏俄）。1922年12月，在全俄第十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俄罗斯、南高加索联邦、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等4个加盟共和国签定联盟条约，正式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到1940年，苏联加盟共和国的数量由最初的4个逐步增加到15个，其中南高加索联邦在1936年拆分为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3个加盟共和国。1991年12月26日，苏联正式解体，15个加盟共和国全部独立。关于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这两个词，很多人并不陌生，但对其含义不一定清楚，这里简单解释一下。布尔什维克在俄语中是多数的意思。1903年7-8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43名代表举行第2次代表大会，讨论党纲、党章及选举领导机构。会上，在是否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以及是否需要严格纪律和组织等建党原则上，以列宁和马尔托夫为首的两派发生严重分歧。最后，因为马尔托夫一派有7人退出会议，列宁一派遂由少数变成多数。此后，这一派便被称为布尔什维克党，意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多数派，后在1918年3月改名为俄国共产党，1925年4月更名为苏联共产党。苏维埃在俄语中是“代表会议”或“委员会”的意思，是俄国无产阶级政党在1905年领导群众斗争中所创立的一种组织形式。

二、沙俄东进：从波罗的海到阿拉斯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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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张基因：纵观俄罗斯历史，或许是继承了蒙古人的侵略基因，再加上“第三罗马”和东正教的情怀，俄罗斯人有着极强的扩张欲望。自15世纪下半叶开始，偏远、落后的莫斯科公国开始崛起，四处出击，到处扩张，极具侵略性，其过程也非常野蛮。先是在1480年摆脱金帐汗国的统治，后陆续吞并了诺夫哥罗德、特维尔、梁赞、雅罗斯拉夫尔、罗斯托夫等众多周边小公国。至瓦西里三世（即伊凡三世和索菲娅公主之子）统治末期，已经在罗斯地区完成国家统一，其疆域北达白海，南抵奥卡河，西及第聂伯河上游，东至乌拉尔山脉。到伊凡四世（1533-1584年）在位期间，由于国势尚弱，无力对抗西欧诸强及强大的奥斯曼帝国，向西、向南扩张受阻，俄罗斯只好把扩张的目标瞄准东方，开始越过欧洲与亚洲的分界线乌拉尔山，向东挺进亚洲，逐步吞并了西伯利亚的大片土地。随后一发不可收拾，直至越过白令海峡，占据美洲北部的阿拉斯加。俄国向亚洲的扩张，不全是政府行为，其早期主要是利用民间力量。其主要方式，是直接或通过一些领主鼓动和资助探险者去开疆拓土，成功后对这些探险者和领主给予重赏。这种方式国家着力不多，却收获很大。加之当时的亚洲北部地广人稀，当地居民处于原始状态，非常容易对付，因而其扩张过程所受到的抵抗甚微。顺便说一下：俄罗斯曾经地跨欧、亚和北美三大洲。1867年3月，沙俄以700万美元另加20万美元手续费的价格，将170万平方公里的阿拉斯加卖给了美国，每平方公里合4.12美元。是不是很便宜？因为几乎是白捡来的。

初次东进：1581 年，乌拉尔地区领主斯特罗甘诺夫，秉承沙皇拓展疆土的旨意,准备东进。斯特罗甘诺夫“招安”了因打家劫舍而被沙皇下令“追捕、格杀勿论”的哥萨克首领叶尔马克，鼓动和资助他前去征讨西伯利亚汗国。叶尔马克率领和他一起打家劫舍的500多个兄弟，加上斯特罗甘诺夫补充的300多人和装备，一支共840人的队伍翻越乌拉尔山远征东方，于当年10月攻占西伯利亚汗国首府卡什雷克。叶尔马克一伙为俄国征服西伯利亚汗国和向东扩张立下了赫赫战功，沙皇立即赦免了叶尔马克等人的罪行，封他为“西伯利亚汗”，颁发了大量薪饷，同时赐给斯特罗甘诺夫新拓展的土地，以表彰他们的行动。西伯利亚汗国位于乌拉尔山脉以东，大致位置在西西伯利亚平原地区，是从钦察汗国分裂出的四个汗国之一，为苦寒之地，地广人稀，非常落后，人口不到20万人。这也是沙俄以一支仅800多人的队伍就能轻松征服的主要原因。叶尔马克这次远征获得了巨大的成果，揭开了俄国向西伯利亚大规模扩张的序幕。西伯利亚汗国最终在1598年被沙俄完全吞并。不得不说，在开疆拓土方面，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案例：沙皇只需建立一个激励机制，几乎不花什么成本，就获得了巨大的收益。叶尔马克的行动在俄国也形成了巨大的示范效应。在他之后，许许多多的冒险者接踵东来，到17世纪40年代，沙俄的侵略势力已经到达太平洋东岸的鄂霍次克海，并与新兴的、起源于东北的大清帝国发生冲撞。

中俄冲撞：俄罗斯向东扩张的初期，沿途都是荒蛮、苦寒、人烟稀少之地。俄罗斯在远东地区最早（1632年）建立的基地雅库茨克就号称冰城，是世界上最寒冷的地区之一。可以说，除了崛起于蒙古高原的元帝国以外，历代中原王朝对这些地区的兴趣都不高。到明清时期，中原王朝或势力没有到达这一地区，如西伯利亚的中部和西部；或对这些地区没有实施有效管辖，如东西伯利亚北部等。因此，沙俄东进过程所要对付的，只是一些大大小小的游牧或渔猎部落，抵抗甚微，很顺利地就进至太平洋沿岸。明清交替之际，俄罗斯开始派遣武装人员入侵中国的黑龙江流域，烧杀抢劫，极其野蛮。1643年，沙俄首任雅库茨克督军戈洛文派出一支探险队，第一次对黑龙江流域进行军事探险。1854-1857年，沙俄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亲自率领或派遣武装船队，先后4次入侵中国黑龙江流域，实行军事占领，建立哥萨克移民点，设立军事寨堡，侵占了中国黑龙江以北的大片土地。由于当时正处明清战争、满清入主中原之际，对俄罗斯的入侵无法顾及。等到清王朝平定三藩之后，俄罗斯军队已经占据了黑龙江边上的尼布楚、雅克萨等多个据点。清王朝一直把东北（包括外东北）视为其龙兴之地。在国内局势稳定之后，开始腾出手来，就沙俄入侵黑龙江流域展开交涉。但沙俄向来只认拳头，又势头正盛，那管你什么交涉？其入侵行径非但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以上述据点为基地，不断窜扰黑龙江中下游地区。这使康熙皇帝认识到，只有使用武力，才能驱逐沙俄军队。1682年（康熙21年），即平定三藩的第2年，康熙帝就赴东北巡视，着手进行对俄战争准备。

雅克萨之战：康熙帝巡视东北后，清廷采取了以下：一是派出少量兵力，到黑龙江以北侦察地形和敌情，监视俄军动向；二是在瑷珲筑城，戍边屯垦；三是在吉林至瑷珲沿途设立19个驿站，以备调兵；四是建造军船，保证沿松花江、黑龙江至前线的军粮运输。1683年9月，清军勒令驻雅克萨等地的俄军立即撤离，但俄军不予理睬。清军随即将黑龙江下游俄军建立的据点全部平毁，使雅克萨成为一座孤城。1685年5月，康熙帝派都统彭春率领2500清军，向据守雅克萨城的俄军（450人）发起攻击。由于兵力悬殊，俄军伤亡惨重，势不能支。俄军总指挥托尔布津被迫遣使乞降，要求在保留武装的条件下撤离雅克萨。得到彭春同意后，托尔布津率军撤走，清军在平毁雅克萨城之后回师，并留兵加强黑龙江一带防务。此为第一次雅克萨之战。俄军被迫撤离雅克萨后，贼心不死，图谋再犯，并向尼布楚增派援兵600人。在获知清军撤走后，托尔布津率800多俄军再次窜到雅克萨。清政府得知俄军这一背信弃义的行为后，极为愤慨，下令反击。1686年7月，清军2000多人进抵雅克萨城下，勒令俄军投降，托尔布津不理。清军随即开始攻城，托尔布津中弹身亡。鉴于雅克萨城坚难攻，清军改用掘壕围困的战术，与俄军玩起了持久战。围困期间，俄军战死病死很多，守城的826名俄军，最后只剩66人，雅克萨城旦夕可下。沙俄政府急忙向清政府请求撤围，遣使议定边界。清廷同意其所请，准许俄军残部撤往尼布楚。第二次雅克萨之战结束。雅克萨之战，清军取得小胜。但雅克萨之战亦可看出，俄军人数虽少，战斗力却很强大，清初八旗精锐只能靠人数优势取胜。

三、尼布楚条约：维持160多年边界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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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订条约：对中俄双方来说，由于战场遥远，后勤困难(尤其是俄军)。所以雅克萨之战规模不大，却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暂时遏制了沙俄的南侵势头，在东北维持了160多年的边界稳定。雅克萨之战后，中俄开始就东段边界等问题进行交涉。俄方以戈洛文为谈判全权大使，清政府以索额图为首。最初商定的谈判地点在色楞格斯克（今俄罗斯布里亚特共和国首府乌兰乌德）。康熙帝给索额图谕示的谈判底线是：尼布楚、雅克萨、黑龙江上下，及通此江的一江一河，皆为中国之地，不能拱手送给俄国人。索额图一行1688年（康熙27年）5月从北京出发，7月行至喀尔喀地方（今外蒙地区）时，到正值准噶尔汗噶尔丹大举进攻喀尔喀蒙古，道路阻断，被迫返回。经两国代表重新商定，谈判地点改在尼布楚。1689年（康熙28年）8月22日，双方尼布楚谈判正式开始。谈判之初，双方都狮子大开口，各自提出自己的领土主张：索额图要求以勒拿河到贝加尔湖一线为界，以西属于俄罗斯，以东属于大清；戈洛文比索额图更狠，要求以黑龙江直到入海为界，以南属于大清，以北属于俄罗斯。两者之中，索额图的要求还有一些现实根据，而戈洛文则完全是个流氓，坐地起价，就等你还价了。经过16天剑拔弩张的谈判，双方于9月7日签订了《尼布楚议界条约》，规定以外兴安岭至海格尔必齐河和额尔古纳河为中俄两国东段边界。条约规定整个外东北地区（黑龙江以北至外兴安岭以南、乌苏里江以东至库页岛）为大清领土。后来所说的沙俄强占了大片中国东北领土，主要就是指尼布楚条约签订之后被沙俄强行割走的外东北地区（包括库页岛）。280年后的1969年，双方在这一带又爆发了一次规模不大的边界冲突。

布连斯奇条约：在尼布楚条约谈判期间，索额图多次要求一并谈判并划分俄国新占领的西伯利亚与喀尔喀蒙古之间的边界。但被戈洛文拒绝，其理由：一是沙皇并无此指示；二是喀尔喀蒙古已被噶尔丹所占领，清廷没有资格与俄国谈判此问题。由于俄国的这一态度，清方只得放弃与俄国谈判划定双方中段边界的打算。应当说，噶尔丹进攻喀尔喀蒙古，使清政府在尼布楚谈判中的处境十分被动。尼布楚条约签订后，清政府又多次建议举行谈判，划定额尔古纳河以西的双方中部边界，但一直被俄国拒绝。沙俄的意图很明显，就是要利用边界未划定的状况，继续蚕食清王朝的大片土地。因为边界一旦划定，蚕食的机会也就没有了。在清廷发动对准噶尔的战争后，清军逐渐取得战场优势，沙皇叶卡捷琳娜一世认为，此时进行边界谈判可以谋得更大利益，于是在1725年同意谈判。1726年底至1627年7月，双方先在北京、后在布尔河畔，经过7个多月的谈判，于1727年（雍正5年）8月31日签订了《布连斯奇界约》，明确了两国的中段边界。这段边界现在绝大部分成为俄罗斯与蒙古国的边界，不说也罢。至此，中俄两国的东段、中段边界已经划定。至于西段边界，由于当时准噶尔战争还在进行，喀尔喀蒙古以西还不属于大清帝国所有。直到1864年和1881年，中俄签订《勘分西北界约记》、《伊犁条约》等，才基本明确西段边界。后面还会说到。

得失之间：尼布楚条约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份边界条约，也是中国与西方国家缔结的第一份国际条约。清王朝将自己版图的近旁、实为无主之地的西伯利亚地区，以条约形式明确属于俄罗斯，等于承认了俄罗斯东侵的事实。应当说，尼布楚条约以及布连斯奇条约大体上是平等的。但细究起来，双方都不大满意，都认为己方让步过多。实际上，当时两国都有后顾之忧。清政府方面是噶尔丹正在进攻喀尔喀蒙古，希望尽早与沙俄划定国界，以便腾出手来对付噶尔丹。因此在谈判期间，康熙帝指示索额图“尔等初议时，仍当以尼布楚为界。彼使者若恳求尼布楚，可即以额尔古纳为界”，明显从最初设定的底线后退。俄国方面是与奥斯曼帝国的第二次俄土战争已经爆发，已经无力东顾；而且供应线太长，难以支持其长期对峙或作战，实际上更希望早日结束冲突。当时，俄方代表戈洛文非常担心谈判破裂，所以使用了一系列手段。而索额图在谈判经验、谈判技巧以及国际视野等方面，远不及戈洛文。清王朝原本可以在谈判中占据主动，结果在沙俄代表的武力恫吓之下处处被动，战场上打胜了，谈判桌上却输了。按照当时双方的情势分析，如果清政府再坚持一下，或许可以实现康熙帝最初设定的谈判目标。但历史没有如果。无论如何，对建国不久的清政府来说，尼布楚条约的签订，毕竟让东北边境稳定了160多年，可以腾出手来平定准噶尔、治理内政和稳定疆域。

盛衰易位：尼布楚条约签订之后，俄罗斯暂时放缓了东进步伐，其侵占东北的欲望暂时收敛，将扩张的重心转向更富饶的欧洲和西亚。此后的100多年间，东北地区的局势相对稳定。在此前后，沙俄先后进行了10次俄土战争及其他战争行动。尤其是长达200多年的俄土战争，沙俄“第三罗马”的情怀、恢复君士坦丁堡的梦想和领土扩张的野心交织在一起，打着“拯救土耳其帝国压迫下的基督徒”的旗号，在黑海沿岸以及高加索山以南地区，从奥斯曼帝国手中夺得大片土地，国势日渐强盛。反观大清王朝，尼布楚条约签订的康熙年间，正是其鼎盛时期，之后便固步自封，闭关锁国，国势总体上由盛转衰。在丛林法则的世界，这一盛一衰之间，注定了暂时稳定的边界局势迟早要被打破。1856年，在第9次俄土战争（克里米亚战争）中，俄罗斯被英、法、奥斯曼等国联军打得惨败，其在欧洲和西亚扩张雄心受挫，遂再次把目标和魔爪伸向东方。这时已是鸦片战争之后，大清帝国已经日薄西山，而沙俄比之前更为强大、也更加凶残。面对腐败无能的晚清政府，沙俄侵占东北的欲望，在蛰伏160多年后，再次释放出来，其势头更加咄咄逼人。

四、领土争端：源于大片故土被强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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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迫签约：鸦片战争后，大清帝国的国势日渐衰弱，西方列强纷纷加入掠夺者的行列，扩张欲望极强的沙俄当然不会袖手旁观。因地缘关系，沙俄将主要目标锁定在东北，为此还专门成立了“黑龙江问题特别委员会”，负责策划和实施对中国黑龙江流域的侵略行动。在第二次鸦片中，英法联军于1857年12月攻占广州。得知这一消息后，沙俄认为有机可乘，决定以武力为后盾，逼迫清政府谈判改变中俄东段边界。此时，第二次鸦片战争形势对清政府极为不利，俄罗斯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乘机率军直逼黑龙江流域的中国瑷珲城下。1858年5月20日，英法联军攻占大沽炮台，天津告急，北京震动，世界关注。22日，穆拉维约夫在2艘炮舰护送下来到瑷珲城，与黑龙江将军奕山会晤、谈判。穆拉维约夫要求沿黑龙江、乌苏里江划定两国边界，奕山引尼布楚条约加以拒绝，双方激烈争论，毫无结果。散会前，穆拉维约夫将俄方拟定的“条约草案”交给奕山，限第二天答复。这个草案的实质，就是要撕毁《尼布楚条约》，强占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的整个外东北地区。第二次谈判时，清政府代表爱绅泰仍然拒绝俄方的无理要求，并将“条约草案”退还给俄方代表彼罗夫斯基。由于谈判毫无结果，穆拉维约夫急不可耐，再次亲自出马，提出条约的最后文本，发出最后通牒，强迫奕山签字。当晚，俄罗斯兵船鸣枪放炮，对大清官员进行恫吓。在武力威胁面前，贪生怕死的奕山终于屈服，被迫于28日与穆拉维约夫签订了《瑷珲城和约》。条约的核心内容仅3条：一是割让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给俄罗斯；二是乌苏里江以东的中国领土由中俄共管；三是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准许清国和俄国船只航行，即由中国内河变成两国界河。

侵略公式：按照清王朝当局事先给与奕山的命令，奕山根本无权与俄罗斯签订条约。因此，清政府不仅没有批准《瑷珲条约》，还在事后对奕山等人予以处分。《瑷珲条约》虽然没有效力，但却导致了既成事实：沙俄依据这一无效条约，很快强占了黑龙江以北地区。因此，两国在1860年订立的《中俄北京条约》中，清政府被迫接受了《瑷珲条约》的条款。《瑷珲条约》使中国的领土和主权蒙受重大损害，而俄罗斯从中获得大片领土、黑龙江和乌苏里江航行权以及太平洋出海口。正如恩格斯说的，俄罗斯“不费一枪一弹就从中国夺取了一块大小等于法德两国面积的领土和一条同多瑙河一样长的河流”。在俄罗斯，得知《瑷珲条约》签订及内容的消息后，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极为兴奋，特地将瑷珲对岸的海兰泡改名为“报喜城”（即布拉戈维申斯克），以示庆祝；并特别嘉奖以强盗行径迫使清廷官员签约的穆拉维约夫，晋封其为阿穆尔（即黑龙江）斯基伯爵。沙皇还将穆拉维约夫的行径概括为一个侵略公式：必须以实际占领的办法，来支持俄罗斯外交上的要求，即“先强行占领、再谈判确认”。《瑷珲条约》开了一个非常恶劣的先例。这以后，沙俄多次沿用这个侵略公式，强占了中国乌苏里江以东和西北地区的大片领土。

纵火打劫：1858年5月20日，英法联军攻陷天津大沽炮台，直逼天津和北京。情急之下，清政府指派桂良等人与英法议和。沙俄代表普提雅廷借机以“调停人”的身份，软硬兼施，迫使清政府与英、法、美、俄4国分别签订了包括赔款、通商特权、领事裁判权等内容的《天津条约》。但天津条约远没有满足列强的胃口，尤其是沙俄。作为“调停人”的俄罗斯表面上中立，暗地里竭力怂恿英法联军北上进攻北京。1860年10月，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火烧圆明园，并扬言要炮轰紫禁城。奉命谈判的恭亲王奕䜣求和心切，病急乱投医，卑躬屈膝地请求沙俄驻华公使伊格那季耶夫出面调停。伊格那季耶夫以“劝说、调停”英、法两国为要挟，逼迫清政府接受其提出的种种苛刻条件。被逼无奈之下，1860年（咸丰10年）10月24日、10月25日和11月14日，清政府分别与英、法、俄三国签订了《北京条约》。与英、法两个侵略者签订的《北京条约》中，涉及土地割让的只有《中英北京条约》，即割让九龙半岛47平方公里土地给英国。而沙俄从《中俄北京条约》及其关联条约中，共割走了约1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作为“调停人”的沙俄已经不是乘火打劫，完全是借机纵火打劫，其获得的利益比英、法两个侵略者要高出数万倍。中国在近代签订过很多丧权辱国的条约，其中《中俄北京条约》是失去领土最多的不平等条约。

国土沦丧：在《中俄北京条约》中，涉及领土的条款主要有3条：一是清王朝确认《瑷珲城和约》，割让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的6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二是把乌苏里江以东4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正式割让给俄罗斯；三是规定了西部边界的划定原则（第2条），为沙俄侵占大清王朝的西北领土制造了“条约依据”。以《尼布楚条约》划定的国界为基准，沙俄通过《中俄北京条约》，共强占了外东北超过1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从此在东北地区，即以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为中俄国界。后来的珍宝岛之战，就发生在乌苏里江中的一个无人小岛上。不仅这些，依据《中俄北京条约》第2条，双方于1864年签订了《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及其三个子约，沙俄强行割占了西北地区约44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此后，1881年，沙俄逼迫清政府签订《伊犁条约》，割走了7万多平方公里土地；通过《伊犁条约》的勘界议定书，强占了3万多平方公里土地；1898年，沙俄出兵帕米尔高原，又强占了2万多平方公里土地。上述4项合计，沙俄一共从大清王朝的西北地区强割了56万多平方公里土地。整个晚清时期，沙俄仅从大清帝国的东部和西部，就夺占了超过15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至于沙俄从中部夺走的唐努乌梁海等地，因为外蒙已经独立出去，再去统计已经没有意义，也没什么兴趣了。需要说明的是，依据上述条约所划定的国界，都没有最终勘定。这为后来的边界争端埋下了伏笔。

五、黄俄罗斯计划：因列强相斗争夭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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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俄难：沙俄在东进过程中，对待土著居民极其野蛮，大肆屠杀，其血腥程度甚于蒙古人西侵。在入侵东北期间，尤其在强占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土地的过程中，野蛮屠杀当地居民。这其中以江东六十四屯惨案最为典型，与邻近的海兰泡惨案并称为“庚子俄难”。江东六十四屯位于黑龙江以北的外东北地区，依据《瑷珲条约》割给了沙俄。但《瑷珲条约》规定：“黑龙江左岸（即北岸），由精奇里河以南至豁尔莫勒津屯，原住之满洲人等，照旧准其各在所住屯中永远居住，仍著满洲大臣官员管理，俄罗斯人等和好，不得侵犯。”条约中所规定的区域，就包括江东六十四屯，其居民享有永久居留权，并由清政府官员负责管理。之后的《中俄北京条约》又重申了这一规定。1860年以后，沙俄开始向新占的东北地区大量移民。这些新移民在沙俄军队的纵容下，抢占原居民的土地，致使双方矛盾日益激化。1900年7月，沙俄当局派出军队，对江东六十四屯的2万多中国居民进行了地毯式搜捕，沿村放火，枪杀居民，将大量屯民驱赶、集中至大屋中放火烧死，最后将未及逃走的屯民不分男女老幼，全部驱入江中淹死。整个过程极其野蛮、血腥，凄惨之情无法形容，一幅人间地狱景象。一个俄军士兵事后说：“杀人的一方，完全灭绝人性，他们不是魔鬼，便是畜性。在人世间竟能看到如此惨景，简直就是一场恶梦。”列宁在评论这一惨案时也说：“他们杀人放火，把村庄烧光，把老百姓驱入黑龙江中活活淹死，枪杀和刺死手无寸铁的居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沙皇政府在中国的政策是一种犯罪的政策。”究竟有多少华人被杀，已无法考证，华人从此在江东六十四屯绝迹。

持续渗透：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在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中，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提出了一项鲸吞中国北方领土的计划，意图把中国东北、甚至长城以北纳入俄罗斯版图，即所谓的“黄俄罗斯计划”。沙俄通过《中俄北京条约》强占清王朝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的土地之后，下一个目标就是吞并更加富饶的东北了。对此，沙俄采取的最重要的步骤，就是修建从莫斯科到海参崴的西伯利亚大铁路。这条铁路基本上沿着沙俄东进路线，全长达9300公里，经过的都是高寒地区，工程难度和耗费都非常大，但对沙俄控制和进一步侵略远东具有重要战略意义。1891年，西伯利亚大铁路开始动工修建。与此同时，日本自明治维新后，有一个“大陆政策”，其扩张目标也指向中国东北。1894年，日本开始实施“大陆政策”，发动甲午战争，清王朝惨败，被迫将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对沙俄来说，台湾和澎湖列岛与其不甚相干，但割让辽东半岛就直接冲撞了“黄俄罗斯计划”。于是，沙俄联合德国和法国，迫使日本把辽东还给了清政府，即所谓的“三国干涉还辽”。1896年，沙俄以“干涉还辽”有功并藉口“共同防日”需要，诱迫清政府签订了《御敌相互援助条约》，即中俄密约，允许俄国在黑龙江、吉林修建通往海参崴的铁路，即中东铁路。1898年，又诱使清政府签订《旅大租地条约》，允许俄国修建从哈尔滨到旅顺、大连的中东铁路支线，即中长铁路。沙俄通过修建铁路，持续加大对东北的渗透和控制，为后续入侵东北创造了条件。

入侵东北：沙俄在修建中长、中东铁路的过程中以及建成之后，以保护路权为由，在铁路沿线驻扎军队。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大清帝国风雨飘摇。当年7月，沙俄认为大举入侵东北的时机已到，即借口“帮助清政府建立秩序”，开始其蓄谋已久的入侵计划。沙皇尼古拉二世调动18万大军，并亲自担任进攻中国东北的俄军总司令，兵分七路（包括参加八国联军那一路）挺进东北地区，至当年10月即占领东北全境。1902年4月，在清政府的交涉和列强的干预下，沙俄与清政府签订了《交收东三省条约》，条约在保证沙俄在华利益、尤其是在东北诸多特权的前提下，规定俄军在18个月内分3期从东北撤军。然而，俄罗斯仅第一期从东北撤出少量军队、做做样子之后，便不再撤军，并对清政府的多次撤军照会不予理睬，强占东北的企图十分明显。1902年10月，沙俄政府的四部大臣在雅尔达开会，确定了“将来满洲必须并入俄罗斯或隶属于俄罗斯”的方针。沙皇随即下令停止从东北撤军，公开撕毁已签订的条约。同时，西方列强为了自身在华利益，不愿意看到的沙俄独占中国东北，也联合采取干预行动。在清廷的交涉和列强的干涉之下，1903年4月，沙俄向清政府提出了撤军的7项条件，包括铁路沿线驻军、列强势力不得进入满洲、俄国参与北满行政管理等。这些条件与不撤军没有多大区别，清政府根本无法满足，其实质就是要继续霸占东北。

日俄战争：日本在列强中属于“后起之秀”，对1895年沙俄牵头“干涉还辽”一直耿耿于怀：《马关条约》签订当天，俄国即率先发难，其外交大臣罗拔诺夫立即联络德国和法国驻俄公使，并说：“俄国政府决定，立即以友谊方式，直接向日本政府提出不要永久占领中国本土的请求。我们的计划是，如果日本不接受此项友谊的忠告，俄国正考虑三国对日本在海上采取共同军事行动，切断日军在中国大陆与本土间的一切交通”。三国公使就此事向日本外务省送达备忘录时，还在现场发表讲话，再次向日本发出了战争威胁。日本权衡再三，不得不接受“三国政府之友谊的忠告，决定放弃辽东半岛之永久占领”。此事日本一直倍感屈辱，卧薪尝胆，欲报一箭之仇。沙俄占据东北，一方面是再次冲撞了日本的“大陆政策”，一方面也给了日本报仇雪恨的机会。1904年，日本暗中联络清政府，在大清帝国的土地上发动了日俄战争，并以巨大的伤亡代价，艰难地战胜了沙俄军队，遏制了沙俄在东北的侵略势头。当然，日本发动日俄战争并不是“学雷锋”，而是其“大陆政策”的既定计划。因为一旦沙俄占据东北，其“大陆政策”就将夭折。在日俄战争中，清政府表面上以双方“均系友邦”为由，宣布局外中立，实际上是暗中支持日本发动战争的。这之后，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及俄国国内爆发革命，“黄俄罗斯计划”才功亏一篑，最终夭折。现在分析，以沙俄及其继承者的秉性，如果不是日俄战争，而任其一直占据并经营下去，东北很有可能不复为中国所有。可是，随着沙俄势力的退出，东北又被日本逐渐占据。近代积贫积弱的中国，令人无比伤痛。 

六、时敌时友：从中东路事件到对日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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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路事件：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通电服从南京国民政府，中华民国在形成上实现统一。东北易帜不久，年轻气盛的张学良误判形势，以为当时正面临饥荒且孤立无援的苏联软弱可欺，自信东北军实力远强于苏联远东红军，加之受南京政府表面全力支持、实则借刀杀人的蒙蔽，冒天下之大不韪，决定以武力强行收回当时为苏联所掌控的中东铁路管理权。1929年5月27日，张学良派军警搜查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逮捕正在开会的30多名苏方人员，包括苏联驻哈尔滨领事和中东铁路苏方领导人。7月10日，他下令强行接管中东路，解除苏方人员职务，逮捕苏方职员200余人，并将中东铁路管理局正副局长等60余名苏联人驱逐出境。此即历史上的中东路事件。此举激怒了斯大林，苏联政府7月18日宣布与中华民国断交并决定采取“必要的军事行动”。8月6日，苏联成立特别远东集团军，由名将布柳赫尔为总指挥（曾化名加伦，北伐时期担任国民革命军军事总顾问），调集4个步兵、骑兵师和部分海军备战，前线兵力超过4万人。对此，张学良针锋相对，组建抗俄军司令部，动员东北军6万余人参战。10月12日，苏军越过边界发动进攻，表面强大的东北军遭到惨败。战至11月底，苏军进占海拉尔、满洲里、富锦等地，张学良被迫求和，同意恢复苏联战前在中东铁路的所有权力等条件后，苏军停止了进攻。整个中东路事件，东北军伤亡被俘近2万人，付出惨重代价，却一无所获。而苏军仅损失1000余人。本想大出风头的张少帅，一出手就将自己的无能暴露在世人面前。

丛林法则：中东路事件解决后，苏联陆续从中国领土上撤回军队，但却占据着黑龙江与乌苏里江交汇处的黑瞎子岛，以及额尔古纳河上的阿巴该图洲渚，一直不肯撤军。这是沙俄（苏联）最后侵占的中国领土，直到今天也没有全部拿回来。顺便说一下：中东路事件把东北军外强中干的“底裤”彻底扒了下来，为2年后的“9.18”事变埋下了伏笔。这是后话。纵观历史上的国家关系，无不基于丛林法则，弱肉强食。在实力和强权面前，道义是非常苍白的，也是非常无力的。因此，评论中俄（苏）之间的关系，也应该基于利益，而不是道德评判。从中国的角度看，被割走了大片土地，受到了极大伤害，后人肯定会耿耿于怀，并铭刻于心。而从俄国的角度看，开拓了大片土地，为子孙创造了广阔的生存空间，后人必定会倍感自豪，也心存感激。在领土问题上不存在谁对谁错的问题，在中国历史上就有秦征百越、汉开西南夷、唐征高句丽等等。世界上所有民族国家，对其历史上开疆拓土的先辈，无论贤主还是暴君，也无论英雄还是流氓，后人都会纪念和诵扬。对比咸丰年间的大清帝国全图和今天的中国地图，晚清确实失去了大量土地，令后人痛惜。但从另一个角度，大清王朝也为中华民族开拓了广阔的疆土。就汉民族而言，其有效统治范围基本在长城以南，至清朝才真正打破了“汉胡”的长城界限，同时也进一步促进了民族融合。中国今天有这样广阔的疆域，大清王朝功不可没。对此，我们也应给予客观公正地评价。

帮助建党：俄国十月革命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基于生存等因素考虑，大力输出革命，帮助孙中山建立黄浦军校，援助国民党政府北伐。很快，双方因不可调和的矛盾，在1927年翻脸。之后，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是时敌时友或非敌非友。“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俄国1917年十月革命的成功，对当时正苦苦探求救国救民道路的中国先进分子以极大的鼓舞，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共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1920年4月，俄共西伯利亚局派维经斯基一行来华，先后在北京、上海会见了李大钊和陈独秀，商谈、指导在中国建党问题。1920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组建党的发起组，随后北京、武汉、长沙等地也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6月，共产国际（由俄共及苏共所控制）派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到上海，建议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并提供经费支持。在上海发起组的联络、筹备下，1921年7月23–31日先在上海、后移至嘉兴，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列席了会议，实际是对会议进行指导。可以说，中共是在俄共或共产国际的指导、帮助下成立的，并成为共产国际下属的一个支部，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听从其指挥和号令，也接受其经费支持。应当说，中共成立之初基本上不具备独立性的。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遵义会议。

政治靠山：客观地说，中共是在俄共或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帮助下建立的。没有这些指导和帮助，中共在早期是很难有所作为的。但另一方面，由于其严重脱离实际的瞎指挥，也导致中国革命遭受了巨大损失。长征开始后，中央与共产国际一度失去了联系。遵义会议以后，中共开始摆脱共产国际对具体事务的干预，不再言听计从。长征以后，虽然苏联的直接支持和干预均大为减少，但始终对中国革命的进程发挥着重大影响。当时中共还比较弱小，也有意识地借助苏联的影响力，为自身的发展壮大谋取更有利的条件。例如红军与东北军在陕北相互合作、国共合作抗日、抗战期间回击反共高潮以及抢占东北等重大事件中，无不是借助苏联的影响力，以实现自己的目的。应该说，从长征结束到新中国建立，苏联的直接援助虽然很少，但始终是政治上的靠山。在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上，为劝说苏联出兵对日作战，美、英答应苏联以下五项条件：维持外蒙现状，库页岛南部及邻近岛屿和千岛群岛交还苏联，大连商港国际化，苏联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中苏共同经营中东铁路和中长铁路。除维持外蒙古现状外，后四项都是沙俄在日俄战争中失去的权益。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动用150多万军队于次日凌晨越过边界进军东北。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苏军随即占领东北全境和库页岛及千岛群岛，报了40年前日俄战争的一箭之仇。沙俄在日俄战争中失去的利益，苏联“连本带利”一并收回。在所有利益均得到满足之后，苏联红军从1946年5月开始，陆续从除旅顺口以外的东北地区全部撤离。

七、中苏关系：从同志、盟友到反目成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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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交锋：新中国成立后，中苏关系经历了从不信任、盟友、论战、直至反目成仇这样一个曲折的过程。1949年12月6日，新中国成立才2个月，主席放下建国之初的千头万绪，出访苏联，足见新中国何等重视对苏关系。主席此次出访苏联，名义上是给斯大林祝寿，实质目的是要“废旧约、签新约”，即废除国民党政府与苏联签署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同时签署新的同盟条约。但条约问题一经提出，苏方和斯大林大为意外和愤怒，认为中方提出的收回东北主权的草案“不能接受”。苏联的根本想法，是要维持雅尔塔协定所确立的国际体系，保持苏联在远东地区的既得利益。因此，最初的会晤中，中方在条约问题上就碰了钉子。苏联采取冷处理和拖延战术，使主席倍受冷落，与刚到莫斯科时的“隆重接待”形成鲜明对比。对此，主席强硬坚持，抱着“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态度。在此期间，密切关注主席访苏的美国政府为了拉拢中国，分化中苏关系，公开宣布“美国的防御圈不包括台湾，无意于使用武力干预中国内政，也不会卷入中国内战”等等。这使苏联和斯大林意识到，如果不接受中国的条件，中苏同盟就无法建立，苏联在东方阵营的盟主地位就将动摇。经过长达2个多月的交锋，苏联不得不做出实质性地让步，同意放弃依据雅尔塔协定从中国东北所获得的全部权益。1950年2月14日，两国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主席此次访苏，达到了“废旧约、签新约”等全部目的。但斯大林对此却非常不爽。

博弈朝鲜半岛：自沙俄时代开始，苏俄数百年来对中国东北孜孜以求。但新中国刚一建国，就迫使苏联吐出对日作战所取得的东北权益。斯大林本就不相信“山沟沟里的马克思主义”，担心中国会不会成为另一个南斯拉夫。在东北主权上的交锋之后，斯大林对新中国更加不信任。苏联远东地区地广人稀，尤其是没有不冻港。上述权益交还给中国后，苏联在远东的战略优势就大打折扣。为了维持这种战略优势，苏联支持或纵容北朝鲜发动了朝鲜战争。因为朝鲜战争无论胜败，其结果均对苏联有利：北朝鲜胜，苏联即可控制整个朝鲜半岛，以替代在东北失去的战略利益；北朝鲜败（这只有美军参战才有此可能），则美军将兵临鸭绿江畔，刚刚成立的新中国必将无力对抗，只得求助于老大哥。苏联即可名正言顺地帮助中国“保护”东北，归还东北权益也就无从谈起。朝鲜战争爆发后，苏联缺席安理会会议，放弃行使否决权，实质是为美国干涉朝鲜战争开绿灯。其目的非常明显：让北朝鲜在战争中失败。这样，苏联即可援引《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名正言顺地将新中国置于苏联的“保护”之下，同时维持其在远东的战略优势。但出乎斯大林的预料，新中国做出了“抗美援朝”这一重大决策并且取得最终胜利，破了斯大林设的这个“局”，保住了东北的权益，彰显了新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的决心和能力。同时，新中国勇于承担国际义务的精神和行动，也使斯大林改变了对新中国的不信任态度，中国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所争得的东北权益，开始从纸面上落到实地。

无私援助：自抗美援朝开始至珍宝岛战斗爆发，中苏关系先后经历了十年蜜月期和十年论战。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中苏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领域，真正结成了全面的同盟关系，苏联在经济和军事等领域向中国提供了大规模的援助。尤其是赫鲁晓夫上台后，出于多方因素考虑，进一步加大了对新中国的经济和军事援助。1953-1957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援建了156个大型工业项目（最终落实150项）。这些项目实际完成投资近200亿元。这在当时是一个天文数字，因为中国1953年的GDP刚过1000亿元。当时中国工业人才严重缺乏，苏联派遣大批科学家、工程师、技术人员来华指导，不仅保证了项目建设，还为新中国培养了一大批工业人才。苏联还免费提供了大量的技术援助，尤其是原子弹、导弹等军工技术和设备，大大缩短了“两弹一星”的发展进程。中国借助苏联的项目援助和大量低息贷款，迅速建立了比较完备工业体系，奠定了工业化基础。其价值是难以估量的，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空前绝后的。如果没有苏联的大规模援助，新中国不可能在这么短时间内，迅速从一个农业国走上工业化道路。可供对比的，是与新中国基本同时建国、当时工业基础还略强的印度，至今工业基础仍然十分薄弱，仍然没有建成完整的工业体系。虽说苏联的对华援助，也是基于其国家利益考虑，但其援助是实实在在的，规模也十分巨大，说是无私援助并不为过。对此，我们也没有必要选择性忘记。

十年论战：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中苏两党关系开始发生逆转，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一些分歧和矛盾日益激化，从内部争论发展到公开论战，进而把意识形态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中苏关系的转折点发生在1958 年，起因是苏联向中国提出建立联合舰队和长波无线电台等要求。中国认为这一要求不仅有损中国主权，而且是企图以军事合作之名行控制中国之实。此后，双方的论争持续激化，1960年7月16日，苏联正式照会中国，限期召回在华的全部苏联专家，销毁技术图纸，撕毁双方几乎所有经济合作合同。在1962年的中印战争中，苏联又偏袒印度，双方由同盟关系逐渐演变成敌对关系。基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苏共一直以老子党、苏联一直以老大哥自居，习惯于对社会主义阵营内的其他党、其他国家发号施令。加之两国、两党历史上的恩恩怨怨，不可避免地交织在论战之中，致使双方现实中的矛盾和分歧更加难以调和，难以理性对话。正如中苏论战的当事人之一邓小平在1989年会见戈尔巴乔夫时所说的：“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中苏论战，表面上是意识形态领域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统之争，实质是国与国之间控制与反控制之争，是国家战略层面的利益冲突。这种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通过论战方式表达出来，使分歧和矛盾日益激化，最终从盟友变成敌人。

八、世界格局：中国单挑两大阵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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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境孤立：自冷战开始，东西方阵营对峙，实质是美、苏在全球争夺霸权。基于“社会主义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苏联在二战后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加之美国从1962年开始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潭，到20世纪60年代下半叶，苏联在军事领域及全球争霸中开始占据上风。但由于美苏都建立了庞大的核武器库，形成了所谓“核恐怖平衡”，双方都意识到一时间谁也吃不了谁，遂试图缓和冲突和对立。1965年8月5日，美英苏三国签订了《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旨在限制后起国家发展核武器的权力，其针对中国的意图十分明显。美国政府当时最为棘手的是越南问题，希望苏联向北越施压。苏联对此也积极回应，并撇开中国，斡旋和推动了1967年5月的美越巴黎秘密会谈。在全球重大事务上，两霸“共治世界”的意图开始显现。中国当时在国际上的处境十分孤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封锁，与苏联等东方国家关系也持续恶化。中国的朋友，主要就是陆续从西方殖民地独立出来的亚非拉小国。也就是说，中国当时是在单挑世界两大阵营。如果美苏“共治世界”的意图成为现实，中国的处境会更加孤立和困难。如何打破两霸围堵这一战略困局，争取更为有利的国际环境，成为中国当时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透过现象看本质，中国高层认识到：美苏“共治世界”只是暂时的，相互扼制才是其既定的和长期的战略，表面的“共治”掩盖不了其争夺世界霸权的实质。

突破困局：认清了本质，也就有了破解之道。当时对中国而言，苏联是最大、最直接的威胁，也是最凶狠的对手。在1956年匈牙利事件、1968年布拉格之春等事件中，苏联派出军队直接干涉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兄弟国家。勃列日涅夫还公开宣扬“有限主权论”，为武装干涉其他兄弟国家制造理论根据，其大国沙文主义嘴脸显露无疑，也为中国敲响了警钟。自抗美援朝战争以后，美国对加入东方阵营的新中国一直充满敌意，处处围堵。但自1962年直接介入越南战争后，美国经济上几被拖累，国内反战运动风起云涌，军事上也处于下风，在与苏联的争霸中已经显露疲态。美国急于扭转这一颓势，却明显处于一种矛盾心理：既希望苏联帮助其从越南脱身，又很清楚苏联不可能真心帮忙。可以佐证的是1967年5月开始的美越巴黎会谈，持续数年，毫无进展。因此，中国可以利用美苏争霸这一本质矛盾，打破其“共治世界”的图谋，进而从困局中寻求突围。实际上，当时美国已有联合中国的意愿，中国也有意借助美国的力量。但中美相互敌视长达20年，双方虽有共同利益，却严重缺乏互信，也无法直接表达和沟通。为突破困局，中国决定在持续多年的中苏边境问题上做文章，一方面表明中国维护领土完整的决心，消除苏方在争议地区无休止的挑衅和既成事实的强占企图，进而促进边界问题的彻底解决；一方面通过宣示一种决绝的态度，向全世界、尤其是向西方国家发出明确的信号。

边界冲突：前文说过，沙俄通过《中俄北京条约》强占了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大片中国领土，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从此成为中俄（苏）东部界河，但具体边界并没有勘定。从沙俄时代到1949-1959年的中苏关系蜜月期，两国4300多公里的东部边界相安无事。由于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中岛屿的归属没有界定，世代居住在江边的边民依时令上岛渔猎采摘，这种状况一直延续了下来。随着中苏两党论战扩大到国家关系领域，苏联终止经济合作，撤走专家，平静的边界也开始紧张起来。按国际惯例，两国界河上的岛屿，通常以主航道中心线划分岛屿归属，例如乌苏里江上的珍宝岛（因状如元宝而得名，苏联称为达曼斯基岛）和七里沁岛等众多岛屿，明显在主航道中心线的中方一侧。但苏联根本不管这一套，仍然沿用沙俄“先强行占领、再谈判确认”的侵略公式，无论这些岛屿在主航道中心线的那一侧，他们都派人去实际控制，然后就认为“不存在争议”。苏军边防部队从1960年开始，对上岛的中国边民先是驱赶，进而破坏中国边民的渔采器具，殴打上岛的中国边民，行为极其粗暴和野蛮。苏军的行为必然招致中国边民的反抗，双方的冲突即由此爆发，并持续不断，每年都有数千起，且有逐步升级之势。为解决边界争端，中国提议通过谈判解决边界争端。

边界谈判：在中国政府的倡议下，1964年2-8月，中苏两国在北京举行第一次边界谈判。谈判期间，苏方一直不承认存在不平等条约，不承认有边界争端，极力回避“边界谈判”的提法，称之为“核定边界线的苏中协商”，对谈判明显缺乏诚意。因而前几轮会谈毫无进展。中方为推动谈判，建议双方交换并对照按各自理解标出的边界线地图，以便找出具体的争议地区。在第五次全体会议上，双方交换了标有各自主张的边界线地图。经过对照，双方东段边界存在争议的地区涉及岛屿600多个，面积1300多平方公里。双方随即组成专家工作小组，具体研究、讨论东段边界的这些争议地区。双方的专家基于国际惯例和专业判断，遵循主航道中心线划界原则，对600多个争议岛屿的归属全部进行了划分，确认其中的400多个属于中国（包括珍宝岛和七里沁岛），其他属于苏联。双方专家唯一争执不下的，是位于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交汇处、在1929年中东路事件中被苏联占据的黑瞎子岛。到6月底，除黑瞎子岛以外，双方代表团已就包括黑龙江、乌苏里江在内的东段4300多公里长的边界线走向达成一致，工作小组已经形成协议。苏方代表团向苏共中央报告，建议将有分歧的黑瞎子岛地段“挂起来”，双方先草签已达成一致的工作小组协议。此时，苏联方面却节外生枝：1964年6月8日，苏共中央发出党内文件，责成其相关部委临时修改涉及中俄边界历史和地图的历史教科书，删除一切不利于苏方的提法和表述。

意外中断：此时，双方的边界谈判已经取得重要成果，工作小组协议已经接近完成。苏联此时采取的行动表明，苏方对达成边界协议明显缺乏诚意。中方对此大为不满。7月10日，日本社会党访华团拜会主席，在谈到苏联占据日本北方四岛问题时，主席说：沙俄一百多年以前，把贝加尔湖以东，包括伯力、海参崴、堪察加半岛都划过去了，那个帐是算不清的，我们还没跟他们算这个帐。这个谈话并没有触及具体的边界问题，其目的可能是希望给苏方施加些压力，推一推正在进行的边界谈判，并无他意。但从中也可以体会到中国人普遍存在的大量故土被占的怨恨情绪，即使是伟人也不例外。日本报纸刊很快登了主席的这个讲话。苏共中央立即以此为借口，指示苏方边界谈判代表团不得签订协议，致使谈判中止。9月底，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专门返回莫斯科，劝说赫鲁晓夫同意签署两国东段边界工作小组协议，却无功而返。其实，中国当时是准备签订工作小组协议的，如果苏联高层接受契尔沃年科的建议，后来的珍宝岛一仗就打不起来了。只是历史没有如果一说。实际上，在中苏论战进入高潮的背景下，实在不是解决边界问题的良好时机。尤其是苏联方面，当时无意全面、彻底地解决中苏边界问题。可能的原因是：由于争议地区均被苏联实际控制，拖而不决对苏联更为有利。当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后，当时苏共内部处于一种不稳定状态，根本无暇顾及边界事务，双方自此再未提及恢复边界谈判问题。

九、面对挑衅：中国适时展开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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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小岛：乌苏里江上的珍宝岛和七里沁岛等岛屿，均在主航道中心线以西，按国际惯例应属中国。但当时，这些岛屿为苏联所实际控制，在岛上不定期巡逻，并野蛮驱赶上岛采摘的中国边民。尤其严重的是，苏军在1968年1月出动数辆装甲车，对七里沁岛（在珍宝岛下游20公里处）上的中国边民实施野蛮冲撞，导致5人死亡， 45人重伤，制造了一起严重的流血事件。1964年中苏边境谈判时，苏方专家也确认这些岛屿属于中国，并准备交予中国的，后因谈判中断而作罢。此时，中国一方面需要对苏军制造流血事件进行回击；一方面正好利用这些本应属于中国的岛屿做一篇大“文章”。七里沁岛流血事件后，中方开始派民兵和边防部队登上这些岛屿巡逻，以回击苏军驱赶、殴打中国边民等挑衅行动，同时也借以打破其“先强行占领、再谈判确认”的侵略公式。由此，中苏双方巡逻队在岛上的冲突不可避免，从相互对骂、推搡、殴打发展到持棒武斗。期间，双方还专门选派武艺高强的特种兵上岛比拼“功夫”，有时互殴时间长达1-2个小时。日积月累，最终在一个0.74平方公里的无人小岛上，爆发了一场震惊世界的边境战斗。

准备反击：七里沁岛流血事件发生后，中央军委电示沈阳、北京等有关军区，要求加强中苏边界东段的边防警戒部署，有重点、有计划地打击苏军的挑衅，力争做到“不斗则已，斗则必胜”。此时，中国最高层对边界冲突的态度开始转变，由一味忍让转向准备回击，要求边防部队选择合适的时机，对苏方的挑衅进行反击。1968年3月12日，中国边防部队的一支小分队在23军营长冷鹏飞的指挥下，潜上七里沁岛，准备伏击苏军巡逻队，以报复苏方制造的流血事件。但由于苏军突然停止在七里沁岛的巡逻，致使伏击行动落空。到1969年1月25日，黑龙江省军区针对苏联在边界地区愈演愈烈的挑衅行动，提出了珍宝岛地区反干涉方案。得到军委批准后，沈阳军区派遣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肖全夫率领工作组进驻前沿，现地指导战备工作。同时命令由合江军分区担负反击任务，成立了饶河前进指挥所，由合江军分区副参谋长曹建华任指挥。反击作战的各项准备工作随即展开，计划参战的是合江军分区边防部队。但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事态扩大，还从23、46军抽调部分部队，并从其他各军抽调侦察连队，作为后续力量投入备战。与此同时，苏联也在为珍宝岛附近地区的军事冲突做准备，增加了当地的边防军人数，并将远东军区第135摩托化步兵师调到附近地区，包括1个摩步团、1个炮兵团、1个坦克营和1个火箭炮营。可以说，中苏双方都在为一场预料会发生的战斗做准备，但主动权在中国手上。

初次战斗：早在1968年11月，苏联远东军区给伊曼边防总队队长列昂诺夫上校就下达过口头命令：如果发生武装挑衅，那就还击。这实际上是给前线军官一个开放的动武命令。对中国而言，反击当时世界第一的军事强国，是需要极大的胆略和勇气的。中方最初选定的反击地点是七里沁岛。因为苏军在岛上曾制造过严重的流血事件，在此岛反击更有道义上的正当性。但由于七里沁岛地形不利于部队运动，反击地点最终选择在珍宝岛。反击时间之所以选择在3月，是因为当时乌苏里江仍然封冻，便于参战人员上岛，同时气候已经过了最恶劣和最寒冷的时期。1969年3月1日，按照预定方案，中方反击部队开始集结。晚8时左右，曹建华率一个小组上岛潜伏，就近指挥次日可能发生的战斗。3月2日上午8时40分，约30名中国边防军人分成两个小组，在边防站站长孙玉国的带领下，登上珍宝岛巡逻。苏方观察站发现后，即从邻近的两个边防站抽调40多人，由斯特列利尼科夫上尉带领，乘坐装甲运兵车和汽车赶来。苏军上岛后，立即分成三个小组，一个从正面、另外两个从侧翼，呈包围态势接近中方巡逻队。双方正面人员接触后，和往常一样，开始口角、推搡到扭打；与以往不一样的，是这次突然响起了枪声，随即爆发了激烈的枪战。这次战斗，是中方有准备的一次遭遇战，苏方被打死31人，但中方也付出17人牺牲的代价。取得胜利后，中方参战部队撤出了珍宝岛。苏方随即派出支援部队上岛，后又撤走。由于苏军吃了大亏，以俄国人的秉性，是不会就此善罢干休的。

准备再打：第一次战斗后，双方都指责对方先开的枪。由于双方最初正面接触的人员全部阵亡，到底是谁先开的第一枪已无法考证。当时的情况是：双方都有不打第一枪的命令，又都做好了打的准备，“第一枪”最大的可能是双方士兵在推搡、扭打过程中发生的枪支走火。而枪声就是命令！只要枪一响，战斗立即就会爆发。实际上，在双方都准备动武的气氛下，考证谁先开的第一枪本身就没有多大意义。从双方的准备情况及战斗结果看，也不排除中方先开枪的可能性，至少是第一声枪响之后动作更快。但对付挑衅者，即便是先开枪也完全正当。也就是说，在应属于中国的领土上，苏方挑衅在前，中方反击在后，是完全正当的自卫反击。3月2日战斗后，双方都调兵遣将，准备大打。苏方将远东军区第135摩步师投入战场，中方也调73师217团1营等正规部队参战。由于战斗规模升级，沈阳军区全面接管了饶河前进指挥所，但仍由曹建华担任珍宝岛作战总指挥，由冷鹏飞营长负责岛上的阵地指挥。为了对付苏军当时最先进的T-62坦克，中方在3月14日晚间派人上岛，布置了三个反坦克雷场。3月15日凌晨4时，苏军6辆装甲运兵车开到江边，运载30多名士兵进入珍宝岛东北部的树林里潜伏下来。让苏方意想不到的是，中方在4个小时之前完成布雷后，留下一个班潜伏在岛上，苏军的潜伏行动被看得一清二楚，并迅速报告到指挥所。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双方不约而同地准备在3月15日大干一场。可以说，中方布置雷场和先敌潜伏，成为这场战斗取胜的关键因素。

十、战场内外：胆量与勇气的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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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战斗：3月15日8时许，中方巡逻队上岛巡逻，当看到对岸苏军开始行动时，便与往常一样折回。眼看中方巡逻队即将离开，苏军潜伏分队当即开火。中方巡逻队迅速隐蔽，引诱苏军进攻。对岸的苏军立即派出3辆装甲车引导20多人的步兵分队，沿江面向中方巡逻队所在位置发起攻击。苏军进攻分队在行进过程中，恰好把侧翼暴露给了中方潜伏分队。中方潜伏分队突然开火，后方炮群随即也对苏军潜伏阵地和沿江面进攻的苏军进行打击。苏军潜伏分队阵地被炮火覆盖，进攻分队在没有依托的江面上无处躲藏。在付出重大伤亡后，苏军进攻分队和潜伏分队的残余人员匆匆撤回对岸。9时40分，苏军重新调整部署，在炮火准备后，发动了第二次进攻，正面由3辆坦克、3辆装甲车引导步兵冲击，另派4辆坦克和2辆装甲车从侧面迂回，试图合围岛上的中方军队。苏军迂回分队的坦克被中方引入雷区，打头的T-62坦克触雷，履带被炸断，行进在最后的2辆装甲车被中方火箭弹击毁。其余3辆坦克见势不妙，顶开被毁的装甲车从原路退回，正面进攻也随即停止。在这次战斗中，冷鹏飞营长负伤，改由孙玉国接替指挥。下午1时30分，苏军在侦察校射飞机的指引下，使用远程火炮和当时最先进的“冰雹”式火箭炮，对珍宝岛和中方5、6公里的纵深地区进行大规模炮击，持续时间长达2小时。紧接着，苏军坦克、装甲车24辆，引导100多名步兵，向岛上发起第三次进攻，试图凭借兵力优势将中方军队从岛上挤走。

有限冲突：下午3时30分，中方远程炮兵突然加入战斗，对江面和岛上敌人进行压制射击，并打击对岸的苏军纵深。颇为意外的是，中方炮火居然击中了苏军指挥所，其战场总指挥、边防总队队长列昂诺夫上校重伤身亡。与此同时，岛上的中方全体指战员顽强抗击，苏军第三次进攻又被击退。3月15日是整个珍宝岛战斗期间最激烈的一天，激战近9个小时，双方的一线指挥员1死1伤。此战之后，双方没再动用地面部队交战，转而争夺那辆被炸断履带的T-62坦克。苏军采取多次行动，试图夺回或炸毁坦克，均被中方瓦解。中方多次抢夺行动也未成功。在抢夺过程中，双方进行了多轮炮战，直至附近的冰层被炮火炸开，坦克沉入江底。后来，中方派潜水员在夜间下水，在坦克尾部拴上钢绳，几经反复，终于在4月2日把坦克拖上岸。这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T-62坦克被作为战利品，现陈列在北京革命军事博物馆。应当说，双方拉开架式在珍宝岛打一仗，并不是为了夺岛或守岛，目的是在战场之外。从3月2日开战，到3月17日基本停火，战斗只进行了半个月时间，战场被控制在珍宝岛上，冲突规模也被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没有扩大和恶化。由于3月2日的战斗容易被外界理解为一场意外冲突或偶然事件，影响不够大，达不到“边界文章”所期望的目的。于是，中方利用苏军急于报复的心态，于3月15日又打了一场规模较大的、硬碰硬的战斗。目的达到后，战斗随即停了下来。

剑拔弩张：可以说，这场边界战斗，打与不打、什么时候打或停、在什么地方打、打的范围和规模等，都在中方掌控之中，主动权始终掌握在中国手上。东方阵营中两个最大、且都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从口水战发展到战争，全世界都极为震惊。珍宝岛事件发生后，双方在舆论上、军事上都采取了一系列的行动。在舆论上，苏联指责中国“侵略”，并声称：沙皇政府虽然崩溃了，但俄罗斯国家的边界不应该毁灭，沙皇政府从未同中国政府签订过任何不平等条约，长城是中国“北部疆界的标志”，中国西部边界不应“超出甘肃省和四川省”。这个论调，与沙皇的“黄俄罗斯计划”如出一辙。在军事上，苏联向边境地区调兵遣将，陆续增派了40多万兵力，使边界地区总兵力达到114万人，包括33个战略导弹基地、64个陆军师、3400余架飞机等，并不断进行以中国为“假想敌”的军事演习，炫耀武力，进行战争恫吓。对此，中国针锋相对，一方面要求苏联停止一切挑衅和武力威胁，建议双方避免边界冲突，通过谈判全面解决边界问题；一方面抓紧军事应对准备，向北部边境增调大批军队，表达出决不屈服的坚定决心。双方在边界地区剑拔弩张，一场大战有一触即发之势。

核打击阴影：珍宝岛冲突爆发后，苏联领导层反应十分强烈。以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元帅等为首的军方强硬派，主张“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准备动用部署在远东地区几百万当量的中程核导弹，对中国的军事、政治等重要目标实施“外科手术式核打击”。一时间，核战争阴云密布。有一个故事广为流传：说是当时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奉命秘密约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就核打击中国一事试探美国的态度。尼克松政府紧急研究后，立即向苏联表明反对态度，声称“如果中国遭到核打击，美国将对苏联进行核打击”，从而制止了苏联的核冒险。言之凿凿，有鼻子有眼，但只是故事而已，当不得真。实际上，当时的气氛确实非常紧张，核打击之所以没有发生，主要原因有二：第一，中国也是有核国家，拥有核反击能力，这是苏联不得不考虑的最重要因素。当年9月，中国就进行了2次“临战测试”性质的核试验。这里不得不说：中国当年勒紧腰带发展“两弹一星”，其意义有多么重大！第二，每个国家都有鹰派和鸽派之分，在中苏冲突、尤其是在核打击问题上，在苏联领导层内部，最终还是理性占了上风。少数鹰派军人放风“外科手术式核打击”，其实质是一种威吓，麦克阿瑟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也曾有过类似的叫嚷。所以，根本不存在美国“制止了苏联的核冒险”一说。但苏联的核威胁是现实存在的，双方的冲突会不会继续升级、进而产生实质性的核威胁？在当时的情势下还真是的无法排除的。况且，新中国历来强调有备无患、宁可备而不用，有备方能止战。所以，中国自珍宝岛冲突后，即在全国开展应对核战争的各项准备，“深挖洞、广积粮”，全国上下“要准备打仗”，全军进入临战状态。当时的气氛之紧张，经历过那个时期的人都知道。

十二、战斗结局：小仗改变了大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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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场谈判：珍宝岛战斗后，双方在军事对峙的同时，也在谋求通过外交手段化解危机。苏联内部的有识之士也认为：冲突和对立会把中国推向西方，不符合苏联的战略利益。同时，中国在珍宝岛战斗及之后所表现出来的态度和决心，也使苏联领导层意识到，沙俄时代惯用的“先强行占领、再谈判确认”的侵略公式，对新中国已经行不通了。因此，苏联也设法通过外交渠道，意欲缓和紧张局势。1969年9月上旬，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利用赴越南参加吊唁胡志明之机，向同在越南的中国党政代表团提出，希望在回国途中绕道北京，同中国总理举行会谈。接到这一信息后，中央经反复考虑，同意了这一要求。9月11日，周恩来总理在首都机场同柯西金主席进行了3个多小时的会谈。双方就缓和紧张关系达成了以下谅解：举行两国副外长级的边界谈判；以现有条约为基础解决边界问题；为保证谈判在不受任何威胁的情况下进行，首先达成一项关于维持边界现状、防止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的协议。此次会谈最重要的成果，是双方剑拔弩张的气氛终于平静了下来，边界局势也随之稳定下来。珍宝岛战斗后，苏军停止了上岛巡逻，中国当年8月在岛上修建了营房，派驻1至4名官兵常年驻守，珍宝岛逐渐平静下来。但由于这期间的两国关系尖锐对立，双方1969年10月开始的第二次边界谈判，断断续续进行了15轮会谈，争吵了近10年，连实质问题都没有触及，当然不会没有任何成果了。

伤亡情况：珍宝岛两次战斗的规模都不大，3月2日的战斗是连级规模，3月15日的战斗是营级规模。但不得不说，两次战斗都是世界顶级陆军硬碰硬的较量。两次战斗，双方投入的兵力基本相当，但苏方在一线动用了大量T-62坦克和装甲车，中方则主要是用火箭弹和无后座力炮等轻武器反击。苏军的装备水平远高于中方，但中国军队的战术水平要略胜一筹。至于双方的伤亡情况，目前很难找到准确的数据。在两次战斗中，苏军公布的伤亡人数为152人，中方公布的伤亡人数为92人。战斗伤亡人数上，中方略少于苏方。整个珍宝岛冲突期间，中方战斗之外还伤亡了39人，其中抢夺T-62坦克过程伤亡36人，战后事故伤亡3人。苏军3次有组织的进攻均被击退，战斗伤亡人数也多于中方，世界“第一军事强国”感觉大失面子。当年8月13日，苏军在新疆塔城的铁列克提地区出动直升机、坦克、装甲车以及步兵300余人，偷袭中国一支边防巡逻分队。由于猝不及防和众寡悬殊，中方巡逻队38名官兵全部牺牲。强大的苏军以这种极不光彩的方式，总算是找回了一些“面子”。一句题外话：新中国建立之后，到珍宝岛之战，中国陆军与美、苏、英、法等世界最强国家陆军都进行过较量。

战斗胜负：战斗结束之后，双方都宣布获得了胜利。这也是世界上边界冲突的惯例：边界战斗结束后，只要双方部队退回到战斗发起前的位置，双方通常都宣布已方获胜。但中方以同等规模的军队和明显落后的装备，勇斗世界第一军事强国并略占上风，尤其是3月15日战斗，双方都动用了正规军参战，中方三次打退苏军的主动进攻，无疑是取得了胜利。从战斗本身来看，中国军队只能说是小胜或惨胜，但迫使苏军退出了珍宝岛，迫使苏联停止了边界挑衅并同意边界谈判，打破了苏联对争议岛屿“既成事实”的占领企图。前文说过，珍宝岛之战不是为了夺岛或守岛，而是有更高的战略目的：是通过这场边界冲突，力图突破被两大阵营围堵的战略困局。在上世纪70年代之前，中国不是不想对外开放，而是西方国家对中国围堵。中苏关系恶化后，苏联及一些东欧国家也开始围堵中国。中国当时在国际上处境非常孤立。而珍宝岛战斗之后，这种围堵和困局被成功打破，中美关系破冰、中国重返联合国、对外开放等，尤其是与西方国家的关系迅速改善。实际上，新中国的改革开放，改革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而开放主要是向西方国家开放，是以中美关系解冻为标志，早在1971年就开始了：自那时起，中国就陆续从西方国家和日本大规模引进成套设备和技术，兴建了一批大型工业项目。

格局大变：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也是解决政治问题的重要手段。珍宝岛之战不同于一般的边界冲突，并非偶然发生，而是两国历史恩怨与现实利益相互交织以及大国博弈背景下，一次深谋远虑并充分准备的重大事件。与1962年对印自卫反击战不同，那场战争纯属边界争端所引发，战争的目的也是为了领土。而珍宝岛之战表面上是领土争夺，实质上是通过战争解决重大政治问题，其背后是国家宏大和长远的战略利益。面积仅0.74平方公里、无人居住的珍宝岛，恰好在合适的时机成为一个合适的载体。珍宝岛之战的规模不大、持续时间也不长，却推动世界政治格局发生了一系列的重大变化，中国从两霸围堵中成功突围，美、苏、中大三角关系开始形成，中国开始成为美苏之外的第三极。可以说，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对外战争中，珍宝岛之战对中国和世界政治格局的影响仅次于抗美援朝战争，远大于之前的中印战争和之后中越战争，尽管这两场战争的规模要大的多。总之，珍宝岛之战改变了中国的未来走向，推动了世界地缘政治力量的重新分化组合。此后世界上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都是此战所引发的蝴蝶效应。毫不夸张地说，此战是“小仗改变了大格局”，其巨大影响，在未来几年、几十年逐渐显现。

十三、边界勘定：物转星移几度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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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远影响：珍宝岛之战虽小，却影响深远，其推动世界格局发生的重大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中国与苏联这个东方阵营的“老大哥”彻底决裂，直接导致了东方阵营的分裂，中国从此摆脱了“阵营”的束缚。其次，此战成为新中国外交政策的转折点，从此在处理国际事务中，不再以意识形态排队，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开始真正体现。第三，此战成为中美关系的转折点，出于共同对付苏联的需要，美国在战后即主动向中国发出缓和关系的信号，中国对此也积极做出回应，最终促成了1971年7月的基辛格秘密访华和1972年2月的尼克松访华。当时，两国表面上仍然敌对，实质上相互联手，形成一种非常特殊的盟友关系。第四，全球地缘政治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由于中国的“出走”，东方阵营的力量受到极大削弱，苏联的威信也急剧下降，一些东欧国家开始离心离德。苏联为了维护东方阵营的“团结”，不得不担负更多的责任，国力逐渐被消耗。可以说，珍宝岛之战是苏联由盛转衰的一个重要因素或节点。美国在中国或多或少的帮助下，从越战泥潭中“体面”地脱身，国力逐渐恢复，在全球争霸中开始占据上风。中国则成功打破了长达20年的西方封锁，开启了对外开放（实质是对西方开放）的历史进程，逐渐融入全球政治经济体系，综合国力和全球影响力开始持续上升。

中苏缓和：珍宝岛之战后，中苏关系势成水火，在边界以及政治、外交、军事等各个领域都紧张对峙。直到1985年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后，两国关系才开始缓和。此时的苏联，已经今非昔比。1989年5月，戈尔巴乔夫访华，宣布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这是自1959年赫鲁晓夫访华以来，事隔30年之后，苏联最高领导人第一次访问中国。经过30年论战和对峙，双方均已物是人非，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入第10个年头，而苏联因深陷阿富汗战争泥潭、党内国内纷争、东方阵营内部矛盾激化以及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挤压等因素，国力被急剧消耗，已经摇摇欲坠。戈尔巴乔夫访华2年后，1991年12月25日，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曾经无比强大的苏联宣告解体，从此分裂为15个国家，其主体部分由俄罗斯继承。但此时的俄罗斯与沙皇时代的俄罗斯，其领土范围已经大不相同，加之外蒙独立，此时的中俄边界基本上只存在于东部了：原来的中苏西部边界变成了中国与俄罗斯（58公里）、塔吉克斯坦（414公里）、吉尔吉斯斯坦（858公里）和哈萨克斯坦（1533公里）之间的边界。

 再次谈判：1986年7月28日，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发表长篇讲话，意图缓和对华关系，其中提到解决中苏边界问题，宣称要按照国际惯例划分双方的东段边界线走向，并希望“不久的将来，中苏边界成为和平友好的边界”。中国对此予以积极回应，同意恢复边界谈判。1987年2月，中苏开始第三次边界谈判。这次谈判，基本引用了双方1964年第一次边界谈判的成果，以当年的工作小组协议为蓝本，遵循国际惯例。因此，谈判进行的比较顺利。经过5轮谈判，双方对两国东段边界，除黑瞎子岛和阿巴该图洲渚两个地块外，其余4300多公里边界线走向均达成一致。黑瞎子岛和阿巴该图洲渚是1929年中东路事件期间被苏联占领的，情况相对复杂，与1964年的边界谈判一样，双方暂时将其搁置。1991年5月16日，双方在莫斯科签署了《关于中苏国界东段的协定》。这里特别需要说明的是：珍宝岛和七里沁岛等位于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众多岛屿均划归中国。双方在协定的第3条约定，继续谈判解决遗留两个地块的边界走向问题。此后，双方对遗留的黑瞎子岛和阿巴该图洲渚两个地块继续进行谈判。这时，中国的谈判对手虽然还是那帮人，但其代表的国家已经不是苏联，而是俄罗斯了。

边界勘定：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双方1991年签订的《关于中苏国界东段的协定》内容，基本上就是1964年的边界谈判成果，而且同样把黑瞎子岛等地暂时搁置。历史似乎开了一个很大的玩笑。2004年10月14日，中俄双方签订《关于中俄国界东段的补充协定》，确定了黑瞎子岛和阿巴该图洲渚的边界划分：黑瞎子岛的一半、阿巴该图洲渚的五分之三划归中国，双方东段边界至此全部划定。中苏1987年2月开始进行第三次边界谈判时，谈判内容也包括边界西段。但西段边界的谈判尚未结束，苏联就解体了。这样，从1992年开始，在中苏西段边界谈判成果的基础上，中国分别与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4国进行西段边界谈判， 在1994-2002年先后达成协议并划定了西段边界。2008年10月14日，中国和俄罗斯在黑瞎子岛上举行界碑揭牌仪式，标志着两国4374公里边界线全部完成勘定。2011年9月20日，中国与塔吉克斯坦在帕米尔高原第75号界桩处举行新定国界线交接仪式，标志着中国西段边界全部完成勘定。自17世纪沙俄东进以来，双方长达300多年、历经几朝数代的领土争端，至此算是彻底解决了。

物转星移：珍宝岛之战已经过去50多年。经过50年的风风雨雨，国际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苏联1991年底解体后，作为承继主体的俄罗斯，经历了10多年的动荡，虽然没有大乱，但经济严重下滑，国力大为削弱，由“两超”之一沦为二流国家，除了苏联遗留下来的庞大核武器库及军事工业之外，已经没有什么可称道的东西了。美国在与苏联的对抗中大获全胜，开始独霸全球。中国则借助于改革开放，工作重心逐步转向经济建设，综合国力持续上升，现已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当年的美苏中、今天的美俄中大三角关系，仍然是世界竞争格局中最重要的力量。回顾过去50年的三方关系演变：美苏由全球争霸，演变为今天的美国围堵俄罗斯；中美因共同抗苏而联手，因经济互补而融合，但目前，两国之间这些共同的战略利益已经或正在消失，美国对华关系定位也在逐步变化，从战略盟友、合作伙伴、竞争对手到今天的遏制对象；中苏（俄）因控制与反控制而从盟友走向敌对，又因共同对抗美国霸权而相互联手。大三角关系似乎走过了一个轮回。与1969年时相比，物转星移，三国的综合国力此消自红长，均今非昔比。在国际关系中，没有永远的敌人，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未来三国关系如何演变，仍然受国家利益和全球格局所驱使。

结束语：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美国以其科技、经济和军事优势，仍将保持全球独霸地位；俄罗斯正从苏联解体的阴影逐步恢复，但外有强敌环伺、内有种种矛盾，其复兴之路存在相当的不确定性；中国会继续崛起之路，但面临的国际环境比过去50年要更加复杂，未来的道路可能会更加曲折艰难。在大三角关系中，扼制中俄将是美国长期和既定的政策，扼制的重点肯定是处于国力上升期的中国。因此，在可预见的将来，中俄联手以应对美国霸权将是一种常态。但中俄两国基于历史因素和现实利益，也不大可能结成类似中苏上世纪50年代的那种全面同盟关系。无论如何，做好自己的事，使中国真正强大赶来，才是正道，才能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中从容应对。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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