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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6月，主管国防科研的聂荣臻元帅，秘密向中央提交了关于开展研制我国弹道导弹核潜艇的报告。两天后，这份报告重新回到了聂帅的桌头。上边有着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彭德怀的签名。
第二个月，海军舰船修造部和一机部船舶工业管理局就联合成立了核潜艇总体设计组。
中国的核潜艇之路，开始了。
8月，中国军事科学技术代表团访问苏联。代表团一到莫斯科，苏方就表示，核潜艇，不在此次交谈范围之内。一个月后，赫鲁晓夫又发电给周恩来表示，苏联同意向中国海军建设给予新的援助，并邀请中国代表团10月赴苏具体商谈。
这看起来，给中国核潜艇研制之路，开了个好头。
10月，中方派出了34人的专家代表团。其中有一半，都是与核潜艇相关的技术骨干。造船组、动力组、武器组、无线电技术组。结果，准备充足的代表团，又被苏联人“耍了一次”。飞机落地后，苏联代表再次对核潜艇技术闭口不谈。
支支吾吾的背后，苏联有着自己的考量。一天晚上，时任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要求紧急约见毛泽东，表示自己有重要的事情汇报。晚上10点，尤金当面向毛泽东转达了苏联同中国建立一支共同核潜艇舰队的建议。
按照苏联的方法，联合舰队可以驻扎在中国，因为苏联条件不好，核潜艇不能充分发挥作用，而中国的条件好，海岸线长。
毛泽东当时问了一个问题：是我们办，你们帮助？还是只能合办，不能合办你们就不能帮助，就是你们强迫我们合办？
随后，赫鲁晓夫访华时，当面解释和商讨建立联合舰队一事，又遭到了毛泽东的拒绝。当得知计划无望后，赫鲁晓夫还“提醒”中国，核潜艇技术复杂，花钱太多，劝中国不要搞。
提供一点技术，就要控制，就要租借权，苏联人的说辞，也让中国明白，中国的核潜艇，只能靠自己。
对此，毛泽东表示，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但没过多久，中苏交恶，面对苏联专家全部撤走的情况，核潜艇研制工作，必须给原子弹让路。有关部门决定，核潜艇研制项目整体下马，只保留了一个由40多人组成的核动力研制室。
远未下水，就遇风浪。谁也没有想到，这一等，就是4年。彭士禄，就是其中一位。
彭士禄是我国农民运动先驱领袖彭湃之子，在他不到五岁时，他的父母就相继牺牲，他自己也被国民党反动派列为追捕的对象。彭士禄的童年，是在入狱和逃难中度过的。1940年，党组织营救出在狱中的彭士禄，被将他送往延安学习，彭士禄的生活，才得以安稳下来。
1951年，26岁的彭士禄通过考试，前往苏联留学，学习化工机械专业。五年后，拿到优秀化工工程师证书的彭士禄，正准备回国。一天，他接到电话，正在苏联访问的陈赓大将要见他。
陈赓的来意很简单，当时，新中国要选一批优秀留学生，在苏联学习原子能专业。已经小有所成的彭士禄听到这一消息后，当即表示愿意转行。他当时只对陈赓说了一句，“只要是祖国需要，我当然愿意”。
就这样，原本打算归国的彭士禄，又被派往莫斯科动力学院核动力装置专业进修深造。当新中国计划研制核潜艇时，彭士禄立即回国，准备投身于此。可没想到，属于他的舞台，还未到来。
当项目被整体拿掉后，彭士禄带着40多位刚刚毕业的大学生，继续研究着核动力装置，当时，彭士禄给自己和身旁的人定下一个规矩，“脑袋尖、屁股圆”——脑袋尖钻进去，屁股圆坐得住。
彭士禄没有让研究因资金的中断而停止，他们核算了我国自主核动力装置的100多个静态和动态主参数，为核潜艇的研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64年10月，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得知这一消息的聂帅，第一时间打了一份报告，要求重启核潜艇项目。
半年后，几百人从全国各地赶赴西南，开始了中国第一座潜艇核动力反应堆试验基地的建设。彭士禄，同样在其中。
1968年4月，基地建成。就在人们以为中国核潜艇的出现只是时间问题时，新的危机，又来临了。
03
1968年8月20日，一架苏联民用客机以出现机械故障为由，请求降落在布拉格国际机场。当飞机降落后，数十名苏军特种部队突然从机舱冲出，控制了整座机场。随后，搭载着坦克以及大量苏军的巨型运输机在布拉格机场降落，苏军很快就控制了布拉格。
与此同时，50多万名华约士兵从四面八方越过边境界，捷克，很快就很占领。这时，苏共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提出所谓“有限主权论”，即苏联有权决定社会主义阵营中，其他成员的命运。
这对于中国来说，并不是什么好消息。当时，中苏交恶，局势已经十分紧张。当然，中国不是捷克，自然更加受到“重视”——苏联国防部第一副部长扎哈罗夫公开表示，苏联的战略火箭部队已经做好了准备，随时可以对中国发起打击。
在“深挖洞”的同时，一个问题摆在了台面上：一旦苏联先发制人，中国的核力量，能否在第一轮打击中存活下来。
在这样的情形下，核潜艇，成为了这场生存竞赛中的唯一胜负手。新中国的命运，几乎全部压在了这一项目的研发工作人员身上。
但当时，别说研制核潜艇，就连核潜艇长什么样子，都没人见过。研究人员唯一的参照，是两张模糊不清的国外核潜艇的照片。
后来，有人从香港带回一个美国生产的核潜艇模型，尽管是玩具，但研究人员就是拿着它，和自己构思的东西作比对，一步步地向前推进工作。
当时，研究基地还有一群木匠，这些木匠也打造出一个核潜艇的模型，负责设计艇体的科研人员，就是先在这个模型上改动，再由施工单位做具体修改。
尽管彭士禄已经在夜以继日的工作，中国核潜艇的研制工作已经足够快了，但时间，并不等人。
1969年8月28日，美国《华盛顿明星报》在醒目位置刊登出一则消息，题目是《苏联欲对中国做外科手术核打击》，文中提到，苏联将会对中国的酒泉、西昌导弹发射基地，罗布泊核试验基地，以及北京、长春、鞍山等重要工业城市进行核打击。
按照研究流程，核动力装置在装艇之前，必须在陆地上建造一个1:1的动力装置做测试，只有在地面上实现满功率运转，证明没有问题，才能安装到艇上。
消息发出半年后，1970年4月，彭士禄领导建造的核潜艇核动力装置陆上模式堆建成。一个月后，反应堆开始试车。行百里者半九十，到了这最后一步，谁都担心，当时，反应堆上有9个刹车系统，一旦发生故障，就会立即减弱功率。
一方面是日益焦灼的局势，另一方面是害怕功亏一篑，双重压力下，反应堆迟迟没能满功率运转。
一天，反应堆突然发生震动，正当工作人员准备降低功率时，满脸倦容的彭士禄出现，不仅要求不降低功率，反而要提升功率。面对众人的劝阻，彭士禄手一挥，出了事情，我负全责。
十分钟后，反应堆非但没有出现故障，反而超出满功率20%运转。那天，是1970年8月30日的18时30分，新中国第一艘核潜艇的心脏，终于开始跳动。
时候有人问彭士禄，为何胆子那么大，敢下那样的决定。彭士禄表示，都算过了。有些演算，在那四年冷板凳中，彭士禄带着一帮年轻人，做过无数次了。
三个月后，1970年12月24日，我国第一艘核潜艇成功下水，新中国成了继美国、英国、法国、苏联之后，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
大国重器，自此铸成。
全球拥有最多国民人口的国家，从此有了自保和自卫反击的能力，不再受到来自境外的威胁。
而他们最怕的就是，我们不再怕他们。
尾声
核潜艇，和一般的战略武器有很大的区别。不同于我们常规认识的歼-20、东风、轰-20，核潜艇要一直藏着，才有威慑。
这种特质，和研究它的那些人，一模一样。
1982年12月，海曼·里科弗访华，在见到中国核潜艇工程办公室主任陈右铭时，里科弗将其称为“中国核潜艇之父”——里科弗这么喊很正常，他是美国核潜艇工程办公室主任，这么些年，他一直被称作“美国核潜艇之父”。
但陈右铭拒绝了这个称呼。因为，他的身后，有一群人。
他们其中，有北海舰队某部官兵。他们承担了核潜艇研制过程中最危险的实验——深潜实验，实验之前，他们都已经做好了，用生命为新中国获取关于核潜艇第一组数据的准备。
他们其中，有彭士禄。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隐姓埋名数十年，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中国的核事业。
他们其中，有黄旭华。不久前，作为“共和国勋章”的获得者的他决定，将1100万元的个人奖金全部捐出，用于激励更多优秀科研人才。
……
正是有他们，才为新中国，筑起了一道巍然不倒的长城。
后来的日子，并不需要再去冒着那么大的风险去拼、去赌。事实上，随着我国核事业的发展，核保险，也正在为我国核能发展保驾护航。
眼瞅着中国核开发越来越好，没找到什么攻击漏洞的美国，只能在极力渲染所谓的“威胁论”。
在开头提到的那份报告里，刚刚举行完全球规模最大核战略演习的美国，却花了192页的篇幅，渲染“中国威胁”。
其中提到，到2027年，中国可能拥有700枚可交付使用的核弹头，三年后这一数字将达到至少1000枚。
中国有多少核弹头，是中国自己的事情。我们当然要有猎枪，毕竟，敌人还在，并且满怀恶意。
在写这篇文章时，我翻看了一本美国人写的，名叫《中国未来核潜艇力量》的书。
书中有一句话，大概是说中国海军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在成长，已经成为了美国海军的威胁。这段话，翻译的不是很准确，读起来很别扭。
但当我搜完这群人的故事，我突然明白，这句话其实我很熟悉：
中国人，总是被他们之中最勇敢的人保护得很好。
而这样的事，在美国从未发生过，未来也不可能发生。因此，他们害怕。
参考资料：
纪录片《国之大器》
“大揭秘” ：《新中国核潜艇诞生记》
“长江军势”：《中国“核潜艇之父”的传奇人生》
杨连新，《见证中国核潜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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