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整个苏维埃为敌：日本为何要出兵西伯利亚？

作者：周渝

本文转载自：国家人文历史（ID:gjrwls）

本文摘编自《国家人文历史》2021年9月下，原标题为《总体战思潮崛起，“大陆政策”抬头日本出兵西伯利亚：后一战时代的侵略野心》，有删节

1912年7月30日，日本明治天皇睦仁因尿毒症去世，对日本历史影响巨大的明治时代随之终结。

皇太子嘉仁继位，改元大正。在日本，大正时代被誉为人文思潮盛行、民主风气浓厚的时代。然而对于刚经历辛亥革命、走出帝制的中国而言，大正时代的日本，对华蚕食侵略的基本国策不仅没有本质上的改变，而且从理论构架到具体实施，较明治时代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世界大战的巨大冲击

为何日本进入大正时代后，在对华政策方面，尤其是对东北地区领土野心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变本加厉了？

主要有两方面原因，其一是明治时代的遗留问题，日俄战争后，日俄重新划分东北势力，中国成为这场战争的最大受害国。其二是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战争导致世界格局巨变，也对日本产生极大影响。

1914年10月，日德青岛之战期间，日本士兵站在一门部分伪装的野战炮旁边。这是在一战期间，日本首次与德国正面交锋，日本在此役中获胜，占领青岛

随着欧洲战争白热化，日本军部对战事关注程度也与日俱增。1915年9月11日，日本陆军根据“陆乙第12号”军令，成立了以临时军事调查为目的的调查委员会，委员长由长州藩出身的菅野尚一担任。同年12月27日，陆军省内开设调查委员事务所，次日发布“陆训第31号”，明确规定委员之设置目的主要在于对欧洲战事的调查研究，“以资国军之改善”。与此同时，日本海军也设立海军军事调查会，目的也是对欧洲战事进行研究。当然，对后来时局影响较大的还是陆军的临时军事调查委员。

陆军临时军事调查委员人选则是在各官署、学校中选择。值得注意的是，这批专任委员（共68人）除了为首的3名少将外，主要由大尉（25人）和少佐（21人）这两个级别为中心的军官组成，而当时正处于该级别的军官，又以陆军士官学校第16期学生为主。无论是被称为昭和军阀鼻祖的“三羽乌”冈村宁次、永田铁山、小畑敏四郎，还是后来九一八事变主谋者——二战甲级战犯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等，都是陆士16期生。

在日本迅速军国主义化、走向法西斯道路的过程中，陆士16期生充当了重要推手。

从1917年下半年开始，日本陆军的演讲开始越来越频繁地提到一个词——国家总动员。以陆士16期生为主的青年军官意识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展远远超过了他们的预想，从最初着重于军事对抗的阵地战演变为集武力战、思想战、政略战、经济战为一体的国家总体战。他们通过总结欧洲战争的种种教训得出结论，未来战争形态一定会向总体战之方向发展，而日本必须适应这种新时代战争的变化。

“信义”画皮下的野心

为了达成总体战构想的必要条件，以掠夺中国东北资源为主的“大陆政策”在日本再度抬头。当时对“大陆政策”最为热衷者，非日本陆军参谋本部莫属。一战期间，担任陆军参谋次长的田中义一便是其中典型代表。

1913年10月4日，田中以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成员的身份受命赴欧洲考察，11月22日由东京出发，至中国大连时染病，只得在当地休养。在此期间，田中写下题为“滞满有感”的意见书，其中包括了促使满蒙五线和“满铁”一体化等扩大日本在满洲权益的政策意见。此后田中一直积极倡导以奉天（沈阳）为中心的“大陆政策”，希望在“满铁”主导下同意经营朝鲜铁路和中国地区铁路。他在《满洲善后私案》中明确指出“须谨记大陆发展乃我民族生存之第一要义”，对于朝鲜、中国资源掠夺之野心跃然纸上。一战期间，日本通过逼迫袁世凯政府签署“二十一条”，扩大其在满蒙地区权益后，又于1917年7月28日，根据第九十号敕令，将朝鲜铁路的经营在形式上转让给“满铁”，使得田中提出的朝鲜、满蒙铁路一体化之构想得以实现。

担任陆军大臣时期的田中义一。一战期间，田中义一担任陆军参谋次长，1918年9月入阁任陆军大臣。他是以掠夺中国东北资源为主的“大陆政策”的支持者，同时也是日本出兵西伯利亚计划的积极推动者

田中的铁路政策是其“大陆政策”重要一环，因为铁路在这一地区经济、军事方面都有着杠杆之作用，所以控制铁路权也是日本实现以奉天为中心将“满蒙地区”殖民地化的第一步。不过鉴于当时列强互相争夺在华利益的影响，日本纵有野心，也不敢过于激进。这一阶段，日本主要通过与中国军阀勾结，缔结不平等条约，步步为营地扩大其在东北地区权益。对外方面，包括田中在内的日本陆军都倾向于通过《日俄协定》以及强化与英、法、俄等协约国的关系来确保其在华利益。在一战期间发生的另一个鼎革之变却对日本对外政策产生重大影响，让其野心迅速膨胀，露出狰狞爪牙。这个大事件就是1917年11月7日俄国爆发的十月革命。

1917年11月7日，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爆发，布尔什维克党人一举夺取政权，随后退出协约国阵营。随着沙俄帝国的瓦解，远东地区各势力的平衡关系出现了新的变化。

不过，一战仍在继续。在这场众所周知的非正义战争中，日本利用了一个与英、美、法等列强利益绑定的“正当理由”来实现其侵略中国东北的野心。田中义一为出兵西伯利亚找到的最合理的理由是“防止德国、奥匈帝国势力东扩”，作为协约国成员之一的日本应该“承担起协约诸国的信义”。其实，出兵西伯利亚最真实的目的，田中义一本人在《田中参谋次长关于西伯利亚的意见案》（大正七年，即1918）中写得明明白白，即“借此机会提出建立一个关系到我国存亡、包含中国在内的自治国”。

当然，在弱国无外交的时代，欧洲列强出于自身利害关系，也必然不会在乎中国主权是否会遭到侵犯。1917年12月26日，英国政府就正式向日本提出了共同出兵西伯利亚的建议。日本也乐于借助欧战中列强的矛盾，将其扩大对中国东北地区的控制这一阴谋正当化。日本陆军的出兵计划制定得十分迅速，理由也看似名正言顺，但有一个重要因素却让日本军政高层不得不对出兵慎重考虑——在一战中崛起的美国是否会赞同日本的出兵方案？

国际博弈中实现出兵

针对出兵西伯利亚问题，日本陆军制定了多个方案，最理想的是由日本单独出兵的同时，劝诱诸国认可日本独立进行的军事行动，如此一来日本就可以掌握武装干涉的主导权。

出兵西伯利亚的方案从出台到实施，除了外部因素影响，在国内也几经波折，但有一点可以确定，无论军政哪一方势力，对出兵与否、出兵多少的意见，都是基于对欧美列强干涉的顾忌。但侵略中国东北地区，以此作为日本资源地的出发点，各方势力却惊人的一致。例如明治元老、被称为“日本陆军之父”的山县有朋，他在1918年3月15日发表的《时局意见》中明确表态：“如敌国（指苏维埃政权）入侵中国边境，特别是满蒙之地，就有可能威胁到我帝国的安宁与利益，为了我国之存亡，又为了保障东亚之治安，我国不应有片刻沉默，应立即奋起扫荡，此时并非顾忌协约诸国意图之时。”山县有朋甚至认为，一旦出兵，就不得不抱与整个苏维埃政权为敌的觉悟。

对华方面，参谋次长田中义一于1918年初与北洋政府驻日公使章宗祥商谈中日军事行动问题，目的在于逼迫中国与其缔结同盟，建立以日本占绝对优势的所谓“联合”。当年5月16日和19日，中日两国政府代表先后在北京签订了《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和《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协定内容满足了日本在出兵西伯利亚以及作战时，能够获得来自中国北洋政府的军事援助。此外，协定还明确规定“从满洲北部、蒙古东部及远东俄领方面到西伯利亚东部”，日军保持对中国军队的指挥权。正是通过这个协定，日本政府获得了中国东三省北部地区的派兵权和驻军权，也为其军事入侵内蒙古东部及西伯利亚东部做好铺垫。北洋政府签订的这个协议，也让日本在国际上获得了出兵西伯利亚的借口。

一切准备就绪之时，日本最担心的美国干涉出兵方案的情况终于还是发生了。1918年7月8日，美国政府正式提出了“限定出兵”的提案。美国这个提案的内容是，各国出兵西伯利亚，其目的在于支援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出兵地区限定为海参崴，美国、日本兵力均为7000人，出兵目的达成后，各国应立刻退兵。

1918年8月，日本军队在俄国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登陆后，与美国军队一起对该地进行共同占领

这个消息对于日本而言不好也不坏，至少美国没有直接导致出兵计划夭折，而且在“限定出兵”条件下，美国与日本是完全对等之关系。日本军部普遍认为，只要先达成出兵目的，就有操作扩大出兵的空间，进而将“限定出兵”变为“非限定出兵”。但两国发表的达成目的后即退兵之宣言，无疑也给日本戴上了一个紧箍。在此之后，日本就出兵西伯利亚问题进入下一阶段的议题，即如何打破美国的“限定出兵”。这时，就连一向谨慎的寺内内阁态度也发生转变，7月12日，寺内内阁在承认出兵提议的同时，认为单向海参崴地区出兵远远不够，有必要将出兵范围延长至西伯利亚地区。至于日本陆军方面则更为激进，他们始终坚持不仅要打破“限定出兵”，而且要实现一直以来构想的“自主出兵”，掌握武装干涉绝对的主导权。

7月25日，美国国务卿罗伯特·兰辛与日本驻美大使石井菊次郎进行会谈，再次强调日本应彻底遵守“限定出兵”。此前日本搞的一系列小动作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美国政府也对日本“非限定出兵”表达了强烈不满。在美方压力下，日方提出将兵力提升至1万人至1.2万人，如果有必要出兵西伯利亚时，需与美国再次协议的折中方案。在这个基础上，两国政府互相妥协。随后，日本政府于8月2日发布出兵宣言，8月12日，日本陆军率先在海参崴登陆，美军随后也于8月19日抵达目的地。

1918年，日本出兵海参崴期间，日军浦盐派遣军与美国占领军将领合影。图中合影者有美军少将格雷夫斯（前排左三），日军浦盐派遣军司令大谷喜久藏（前排左四）、参谋长比由光卫（前排左五）、稻垣三郎（前排左一）等人

虽然日本成功实现出兵，但对于参谋本部计划通过出兵达到控制中国东北、实现“大陆政策”的构想而言，这种“限定出兵”远远不够。日本军方的另一步谋略，就是以之前与北洋政府签订的《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为借口，初步计划出兵中国东北北部以及西伯利亚东部地区。参谋本部于8月9日下令，驻扎于南满铁路沿线的第7师团出动响应，于8月13日正式宣布出兵满洲里。

殖民阴谋受挫

日本陆军欲图占领西伯利亚东部之目的，在参谋本部留下的记录中写得很明白，首先是要促使列国承认日本在远东俄领土上的优先权。其次，日本欲图在西伯利亚东部以及与之接壤的中国东北领土上“切实扶植帝国势力”。第三，控制这些地区后，“拥立能够执行帝国意志的坚实的统治机关，使其成为有力的缓冲地带”。

对近代史稍有了解的人都不难发现，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在一战后期这一系列计划的套路非常熟练，与后来发动九一八事变后炮制伪满政权，后又意图扶持伪蒙德王政权的思路如出一辙。可以预见，如果这次日本“非限定出兵”之意图顺利达成，这些傀儡政权极可能会提前十多年出现。不巧的是，当时无论是日本国内政局，还是国际形势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导致日本试图通过出兵将中国东北地区完全纳入自己支配下的阴谋再度挫败。

事实上，美国出兵海参崴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制衡日本在该地区继续扩张。而日本陆军在东北以及西伯利亚东部展开的军事行动很快引发了美国的怀疑，美方态度的变化又直接影响到日本国内主张对美让步的政友会势力对寺内内阁发起攻击，加上受“米骚动”的影响，寺内内阁被迫于9月29日集体辞职，由原敬主导的政友会内阁上台。不过这次组阁对于“大陆政策”以及出兵西伯利亚的积极策动者、陆军参谋次长田中义一而言，却是身份的飞跃。在山县有朋的推荐下，田中义一成功入阁担任陆军大臣。

但就在田中入阁仅一个月后，世界局势也变了。1918年11月，持续4年多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的胜利宣告结束。战争结束对日本的出兵计划是十分不利的。首先，德国及奥匈帝国的战败，让日本原先抛出的所谓履行对协约国信义，防止德、奥势力东进等堂而皇之的理由全部失效。西伯利亚局势的变化以及原敬内阁对美妥协的政治路线，也在一定程度上压制了陆军参谋本部更为激进的出兵计划。进入1919年后，田中义一开始感到焦头烂额，他一边着手于计划出兵西伯利亚的军事行动，一边也吸取教训，开始进行军队近代化的改革工作。

1920年1月19日，美国忽然决定从西伯利亚撤军，这无疑也给主张大规模出兵的日本参谋本部沉重一击。一战期间，日本与美国共同出兵时皆发表宣言，出兵目的是为援助捷克军团，达到目的后应退兵。此时美国履行诺言退兵，无疑是将不想退兵反而一度想增兵的日本架在火炉上烤，国际上对日本的批判也越来越激烈，这些因素都导致本就主张对美让步的原敬内阁之政策也开始朝着撤军方向推进。

十月革命后，红军与白俄军之间爆发激烈内战，日本出兵西伯利亚进行武装干涉，企图乘机扩大其在东亚利益。图为在西伯利亚地区的日军向红军的阵地发起进攻

除了美国撤军的影响，新生的苏俄逐渐站稳脚跟，红军多次击退干涉军之侵略，粉碎了高尔察克白卫军的进攻，在内战中逐渐控制局面。随着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列强态度也纷纷变化，这无疑让出兵最多、阴谋最多的日本陷入困境。1920年3月后，远东地区的列强干涉军先后撤出，只有最顽固的日本拒绝撤军。与此同时，日军还对当地的游击队采取血腥镇压，想将占领区变成自己的殖民地。而日军占领期间，军纪极差，对当地民众奸淫掳掠无恶不作，也引发极大反弹。1920年4月到5月间，日苏两军就先后在海参崴爆发了两次军事冲突。俄罗斯尼克拉耶夫斯克港日本领事馆遭袭击，被杀的日本人多达700余名。此事在日本国内掀起舆论狂潮，在野党也借此攻击田中等人的出兵政策，并认为陆军对此次事件负有主要责任。

1918年，时任日本陆军参谋次长的田中义一（左）与陆军大臣大岛健一（中）、参谋总长上原勇作（右）合影。田中就任陆军大臣后，上原自成派系，与田中激烈对抗

国际形势的变化与国内舆论的双重压力下，让积极准备向西伯利亚增兵的日本陆军陷入困境。另一方面，军部也内卷严重，田中义一和参谋总长上原勇作矛盾不断升级，原敬内阁的大藏大臣高桥是清甚至向原敬首相提出建议，索性将不断搞事的参谋本部废止。这一建议自然不会被采纳，但鉴于形势对日本陆军越来越不利，陆军元老山县有朋也发声了，他认为目前日本出兵姿态已经遭到各国反感，呼吁日本当从长远考虑，应完全撤兵。在一系列因素的影响下，原敬内阁于6月1日正式决定从哈巴罗夫斯克撤兵；6月28日从贝加尔撤兵；9月10日从哈府撤兵。尽管撤军行动持续了几年，但日本企图依靠出兵西伯利亚，掌握武装干涉的主导权，进而完全控制中国东北地区的计划在此时已宣告破产。

1922年9月，一支日本军队正在从西伯利亚撤离。从1920年起，列强纷纷从西伯利亚撤军，导致日本出兵西伯利亚扩大远东权益的野心受挫

1925年以后，法西斯思潮在日本民间兴起，针对政要的暗杀事件层出不穷。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国内思潮暗流涌动，随着自原敬内阁以来日本政府的协调性外交政策式微，甚至被定性为“软弱外交”，日本注定会向着法西斯化的道路狂奔。诡谲风云中，更为激进、也更具有侵略性的昭和军阀集团将登上历史舞台。

END

作

者丨周渝

本文摘编自《国家人文历史》2021年9月下，原标题为《总体战思潮崛起，“大陆政策”抬头日本出兵西伯利亚：后一战时代的侵略野心》，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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