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为中国挖的“气候陷阱”，用的还是500年前伎俩！

作者 | 冯玉铭  马 潇

事实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政治决策层借由气候议题打压中国已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从1992年里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通过至今，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与中国等广大发展中国家在气候治理责任、气候变化应对方法甚至气候变化叙事等问题上的分歧持续不断。

他们通过国际气候治理为素材所表达出来的对中国的敌视与抹黑，大多源自于对科学事实的蓄意错误解读，以及对国际气候治理框架下气候公平公正原则的无视。

西方国家对中国在气候治理方面的批评通常来自于主流媒体和社交媒体等一般信息传播平台。

比如，在COP26期间，但凡涉及到国际气候治理话题，西方媒体几乎无一例外地提到，中国是目前最大的碳排放国，暗示中国应对气候变化负有更多责任。

然而，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报告，有气候科学研究证实，历史累积碳排放很大程度上与气候变暖真正相关（大约1万亿吨排放的碳可以带来0.8℃到2.5℃的升温）。从工业革命算起至2020年，美国0.46万亿吨的累积碳排放和欧盟0.35万亿吨的累积碳排放量均远超过中国的0.2万亿吨。

此外，西方媒体和政客普遍不愿触及与碳排放相关的人均指标，不论是当前人均碳排放量还是历史累积人均碳排放量。

以2018年世界银行的数据为例，中国的人均碳排放量为7.41吨，远远低于美国的15.2吨。至于另外一套表明中国经济逐渐脱离碳排放的程度的指标，即中国单位GDP碳排放强度，则几乎从没有被西方媒体报道过。

随着社交媒体和气候变化集体运动在西方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西方对气候话语权的操控呈现出更加丰富的形式，积极地渗透和动员一些气候环境类非政府组织（NGO）和气候意见领袖来隐晦地传达他们的利益诉求，成为西方政客和媒体的惯用手段。

据《环球时报》记者观察，在中国和西方社会同时存在着一些活跃的气候环境类NGO组织，他们大多数发源于西方发达国家。

这些NGO组织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主要提供数据可视化和信息咨询业务的科学类NGO，如牛津大学我们数据化的世界（Our World in Data）、美国世界资源研究所（World Resource Institute）等。这类NGO的特点是精英学术人士参与较多，面向的是专业人士、媒体从业者和政策制定者。

另外一类NGO如世界自然基金会（WWF）、中外对话（China Dialogue Trust）等则偏重于保护自然环境、传递可持续发展理念、促进各方对话交流。此类NGO的特点是涵盖大量面向普通民众的内容，持续表达鲜明的观点以引导民意。

在实际营运过程中，上述两个类别的NGO界限并不十分明显。相当数量的气候类NGO既提供专业气候领域的信息服务，也积极传递自身的气候和环境观，如德国的气候分析（Climate Analytics）、德国新气候研究院（New Climate Institute）以及英国能源研究机构碳简讯（Carbon Brief）等。

上述NGO大多数是在最近十年内迅速成立并发展起来的，已经在西方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甚至有部分NGO已经进入中国，开展气候科普和公共信息服务方面的业务，产生积极的社会影响。

然而，源自西方的气候类NGO被发现发表了许多有瑕疵甚至有偏见的内容。虽然《巴黎协定》明确提及缔约方将遵守“共同但有别”的原则进行国际气候治理。但是，由气候分析（Climate Analytics）和新气候研究院（New Climate Institute）所制作的旗下产品Climate Action Tracker，创造出一套非常笼统的算法，将中国的减排政策和路线图放到同西方发达国家一样的标尺下去评测。经过该产品的“客观分析”，中国的减排计划获得的评价是“严重不足”。

而面对曾经退出过《巴黎协定》和《京都议定书》、有着严重不负责任和空头支票记录的美国，得到的却是“不足”的评价。

其实，这套算法只关注某一个国家口头上说了什么，而忽视考察该国对其承诺的履行能力和信用记录，可靠性可想而知。BBC就是利用Climate Action Tracker的结论对中国进行施压性报道的常客。

更令人担忧的是，某些气候类NGO的在华活动甚至可能涉嫌触犯中国的法律。

比如，目前部分在华的气候类NGO会组织一些所谓的学术会议，并邀请中国的一线气候政策研究人员和科学家与会。

一位科学界人士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上述活动包含的一个重要目的其实是为西方国家探听中国在气候、海洋和空间等领域的对外谈判策略。

很多在这些NGO工作的中国雇员在记录这些会议内容的过程中，完全不清楚他们可能参与了针对中国国家安全和利益的间谍活动。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某气候类NGO，其位于美国的金主向台湾一个反华立场鲜明的某国际关系研究中心持续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支持。

与此同时，专注于提供科学数据和咨询信息的气候类NGO也需要谨慎对待。以我们的数据化世界（Our World in Data）为例，为了表明其发布的数据质量十分优异，该NGO在其网站首页列出了该组织的数据产品每年被西方主流媒体和顶级期刊上的学术论文援引的记录。

《环球时报》记者查看该记录后发现，绝大多数引用该组织数据的是西方主流媒体，其中确实有不少跟气候变化的主题有关。

而少量使用数据的科研论文又大多聚焦在新冠病毒这一研究议题上，气候类数据几乎没有被气候科学家引用过。

随后，记者又详细考察了该组织的历史累积碳排放这一数据产品，发现其统计的截至2017年的全球历史累积碳排放量为1.5万亿吨二氧化碳。而“碳简讯”（Carbon Brief）所发布的数据里，这一数字大致为2.5万亿吨左右。

前后差距巨大的数据很可能是基于不同的计算方法，比如说是否包含了航运和土地变迁所带来的二氧化碳排放。

然而，这类极其重要的方法描述信息被放在了非常不显眼的位置，令人难以觉察。

气候专业人士习惯于使用权威学术机构、观测中心和同行评审论文发布的数据作为研究数据来源，但是非气候专业人士往往不具备对这类专业原数据的获取和分析能力。

因此，像“我们的数据化世界”这类对数据有着良好的高效整合能力和丰富的可视化工具的平台，很容易吸引没有气候专业背景的人士，并形成用户黏性。但如上文所示，对这些数据不假思索地引用可能导致错误结论的产生。

除了充分利用气候类NGO来维护西方在气候领域的话语权和现实利益，西方媒体和政客也在有意地引导活跃的气候运动民间人士围堵中国。

由于政治制度及历史文化的不同，中国民众对西方民间的气候运动关注较少。利用民间对话力量的不足，西方一些政客和媒体把民间气候运动领袖打造成敢于对抗政府权威的勇士，并通过舆论引导将这类人物与一些挑战中国法律和主权的犯罪分子强行推到一个阵营里。

由于西方气候运动领袖的影响力较大，通过上述方式，西方政治势力间接地将中国国内的犯罪分子打造成了气候民间运动的同盟军，从而进一步为他们的违法行为攫取西方民众的同情和支持。

著名的瑞典“环保少女”格丽塔·桑伯格2020年曾在社交媒体上多次跟与气候变化议题毫不相关的乱港分子黄之锋互动。今年5月，桑伯格在推特上关于中国碳排放量的评论招来了大量海外中国网民的批评。

具有西方媒体特征的气候咨询网站“碳简讯”随即发文，以十分地道的西方主流媒体笔法，将桑伯格描绘成一个受到中国国家媒体及中国网民有组织的集体围攻的受害者。

其实，“碳简讯”本身就是由前英国《卫报》的气候栏目编辑里欧·希克曼（Leo Hickman）所创建，其自身就带有西方主流媒体的新闻属性。

在那之后，桑伯格很长时间几乎不再触碰与中国相关的议题。但德国《图片报》却又发文谴责桑伯格对中国“默不作声”。

这一操作手法中，西方媒体总是竭力把气候运动民间人士的批判引向中国，而自己则去充当“中立”的引述者和观察者。

从目前来看，西方某些政治势力将气候议题作为一种武器不断攻击中国的力度越来越大，手段也越来越丰富和隐蔽。

事实上，由于气候科学本身的复杂性以及气候变化对社会影响之深刻，普通民众对于气候议题不易产生直观的理解和体验，这就使得气候信息经由政客、媒体和NGO的手，存在很大的二次加工的空间。

因此从利益角度出发，以美国为大国家尽可能多出力，而自己少出力。这需要从舆论出发，对气候科学原理和气候公正进行错误的解读来对内形成凝聚力，对外瓦解非西方国家的谈判议价能力。

“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没有兴趣听那些拥有多套房产、游艇和私人飞机的富有的白人大谈特谈为什么自己的国民需要忍受贫穷，仅仅是为了转向使用可再生能源。”美国《康涅狄格镜报》称，由于气候变化议程中的某些政治力量，大型金融机构需要为气候变化相关项目进行筹款。

从这个角度来看，COP26一定程度上是成功的，因为它构建了一个框架，让富有的白人钱包更加充实，代价则由亚洲人、非洲人以及美国和欧洲的中产阶级承担。石油、天然气和煤炭价格的飙升，正迫使穷人和中产阶级为汽油支付更多费用。

报道称，在文艺复兴时期，想要过上奢侈生活的高智商人群大都选择成为神职人员，并试图让普通人相信，如果把大量金钱上交给神职人员，他们会与上帝交谈并帮助普通人进入天堂。

而今天，同样的高智商人群成为了一群官僚、科学家和对冲基金所有者，他们正在说服普通人，如果普通人能够为可再生能源买单，并支付高额税收，他们将缓解气候变化，并保护全人类免受自然灾害的影响。

在缺乏基本科学原理和人类公平公正理念支持的情况下，这只不过是500年后同一个骗局的更新版本罢了。

《时代》周刊表示，虽然美国人选出了一位致力于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总统，但其大部分议程都受到国内政治因素的阻碍。发达国家若要赢得发展中国家的信任，可能需要做出更广泛的努力才行。

来源：环球时报 | 冯玉铭 马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