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生育：残酷的淘汰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当前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3。这个数据低于正常的“人口更替”水平2.1，低于“高度敏感警戒线”1.5；低于世界平均总和生育率2.41，低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平均水平1.90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1.60，甚至低于长期被讨论的日本1.34。按照人口学的说法，中国与日本一样掉入了“低生育率陷阱”。

国家统计局近期公布的《中国统计年鉴2021》显示，2020年人口自然增长率（出生率-死亡率）为1.45‰，创下历史最低值。根据一些地方公布的上半年人口出生数据推算，今年全国人口很有可能出现负增长。

虽然低生育是一个老话题，但最近，“中国总和生育率低于日本”、“人口负增长”，这两个信息多少还是激发了人们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低生育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现象？低生育背后有哪些不合理的因素？公共政策与资源如何配置才是合理的？

本文从公平竞争的逻辑探讨低生育现象及其公共政策。

本文逻辑

一、低生育：残酷的竞争

二、低生育：不公的淘汰

三、低生育：应然的世界

低生育：残酷的竞争

人们常说：“高房价是最好的避孕药”。这句话潜台词是：高房价提前把“孩子”淘汰了。它揭示了低生育一个残酷的逻辑：人类自我淘汰的结果。

二战以来，全球人口在经历一个婴儿潮后，出生率开始持续下滑。多数发达国家和越来越多新兴国家都已经进入了低生育阶段。低生育，是人类自我淘汰的结果。这种残酷的现实，有合理的成分，也有不合理的因素（这是重点，第二部分论述）。

第一，更高质量的生命替代了更多数量的潜在生命。

在工业文明之前，人类的代际更替周期短，人均寿命不过30-40岁，同时死亡率极高。人们不得不提早结婚、多生育来降低高死亡率和代际更替的风险。进入近代文明之后，粮食产量的增加、医疗技术的进步和稳定和平的环境，大大降低了人口的死亡率，同时延长了人类的平均寿命，如今全球人口平均寿命超过70岁，部分国家达到了80多岁。如此，人类的代际更替周期也拉长，生命质量提高，有效工作时间也增加，人们开始主动地推迟结婚年龄，降低生育数量，延长工作年龄。

当然，最开始人们并未完全反应过来，一些国家在二战后“突然”进入和平、稳定、物质丰富的时代，生育惯性依然还在，出现了婴儿潮。但是，只需要一代人的时间，人们就会主动降低生育率，用更高质量的生命替代更多数量的潜在生命。

任何一个进入近代文明的国家，家庭人口规模都会下降。据统计，1947年，我国的家庭平均人口数有5.4人，如今家庭平均人口只有2.62人。

第二，更高效用的生命替代了更多数量的潜在生命。

这是一种机会成本的解释。生育并不是必需品，并不是不可替代的。现代人除了睡觉和生孩子，还有更多有价值的事情。他们追求更高效用的生命，更精彩的人生，从而替代了生育这一事务。上述两点并不是本文关注的重点，第三点才是。

第三，更高智力的生命淘汰了更多数量的潜在生命。

二战以后，尤其是70年代以来，技术迭代和经济全球化加速，知识群体（工程师、技术工人、律师、会计师、设计师、管理人才等）崛起，他们展现了强大的竞争力。这种竞争压力直接降低了生育率——“少生优育”替代“多生多养”。

最近几十年，越来越多人意识到教育投入可以提高孩子的竞争力，带来更高的投资回报率。在美国，从80年代开始，美国家庭的教育密集程度明显上升。最近30年热衷于鸡娃的美国父母，恰恰是在六七十年代享受了快乐与宽容童年的一群人。为什么会有这种转变？

两项数据可以给出答案：在美国，受过大学教育的劳动者工资与仅受过高中教育的劳动者工资之比从80年代的1.5提升到现在的2。另一个数据是，自1990年以来，美国的蓝领工人消失了2000多万人，他们多数经历了失业、转业，收入长期停滞。

知识经济加剧了市场竞争，明显拉低了美国的人口出生率。美国人口出生率从七十年开始下滑，近些年下降速度明显加快。2020年美国只有360万名新生儿出生，创下了1979年以来的新低。

从全球范围来看，竞争压力越大的国家，如日德英法美，生育率普遍偏低；反过来，竞争压力小的非洲国家，生育率更高。假如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各国之间的劳动力相互流动、相互竞争，那么非洲国家的生育率也会下降，他们也会更加注重教育投入而不是多生育。根据联合国人口基金会（UNFPA）发布的《选择的力量：生育权及人口转型》报告，肯尼亚为东非地区生育率最低的国家，平均每个家庭有3.65个孩子。其中，农村地区生育率略高，平均4.5；而城市地区平均只有2.8。报告指出，农村地区生育率偏高主要由于对家庭型经济的依赖，但随着正规教育及现代经济中创造财富的渠道增加，这种依赖性正在降低。

这里提供一个有趣的信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最近的一项调查发现，美国大学生正在将课业外包给肯尼亚人。在脸书上找一个肯尼亚枪手并不难，在“仅限肯尼亚作者”的私人讨论组内，有超过10万名成员，每天有300多的跟帖。这群肯尼亚青年多数接受过高等教育，他们熟悉美国大学的教学纲领和前沿理论模型，为美国大学生论文写作提供一条龙服务，每月可以获得数千美元的报酬。而另一项数据显示，2018年，肯尼亚青年的整体失业率高达55%。这无疑是灰色版的“知识改变命运”。

这种竞争压力同样明显地降低了中国的人口出生率。强大的竞争压力，尤其是知识经济的竞争压力，大大提高了生育与教育的成本。生育可能会降低女性的职业竞争力，至少在工作上带来一定的压力。同时，养育孩子需要付出巨大的教育成本——时间与金钱。

城市的竞争烈度明显大于农村，这导致城市家庭的生育意愿低于农村家庭。城市中产意识到，如果多生育但教育跟不上，孩子以后在城市竞争中被淘汰的概率大增；干脆自己提前把“他”淘汰——不生。

当经济衰退，收入预期下降，但教育成本和竞争压力没有明显下降，生育率都会明显下降。在疫情期间，竞争压力增加和收入预期降低，一些城市家庭降低生育意愿，尤其是30岁以内的年轻夫妇推迟了生育。

在中国，生育与教育成本的提高，进而推高了结婚的预期成本。尤其是当教育与房地产捆绑后，生育与教育的成本明显提前转嫁到结婚上。“想生孩子，前提是我得有个老婆”，这是一部分单身人士的无奈。2020年，中国结婚登记人数共计814.33万对，较2019年减少了113万对。这也是2003年以来的新低，仅为最高峰2013年1346.93万对的60%。另一个数据是，中国超过7700万成年人处于独居状态，单身成年人的比例近些年明显上升。

当一些人的婚姻权、生育权在激烈的竞争中落后时、被淘汰时，抑或是主动地放弃、做出预期边际收益最大化的选择，这多少有些让人感到沮丧。伦理学很难接受将人定义为“人力资源”的观点，但是人立足这个世界，基本前提是个人通过创造有效的供给来竞争有限的资源。在劳动力市场中，劳动力的有效供给并不是人的数量与时间，而是人的创造。在知识经济时代，效率型增长替代了数量型增长，智力创造替代了“人口红利”。微观上看就是，每个家庭减少生育数量，增加单孩的教育投入，以维持家庭与孩子的竞争力。如今，生孩子更像是一种昂贵的投资品，多数家庭只能有限投资。

高职业压力、高房价、高教育投入、大规模普及机器生产与人工智能抑制了生育，其实质是残酷的竞争提前淘汰了那些潜在的生命——更具竞争力的生命，更高智力的生命，更高质量的生命，与机器与人工智能相比更具竞争力的生命，赢得了竞争。自工业时代以来，越来越多工作被机器所替代，未来也是如此。科学家、工程师、音乐创作人、篮球运动员、百米赛跑运动员、医生、心理专家、经济学家等更可能成为激烈竞争的胜者与剩者，生育抉择只是将这一残酷的淘汰前置到腹中。

低生育：不公的淘汰

当我们意识到，低生育是残酷淘汰的结果，那么竞争的公平性就变得无比重要了。被不公平的规则淘汰、剥夺了生育权，这是一种令人难以接受的失败。与低生育产生的焦虑与恐惧相比，生育权的竞争公平问题引发的困惑与不满更加突出。

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生育权的公平性：公共用品是否分配不公导致生育权被淘汰，公共政策扭曲了市场价格提高了生育成本导致生育权被淘汰。

比如，在六七十年代，美国掀起了平权运动，民主党政府对少数裔实施补偿性政策，要求美国学校给黑人提供专门的录取名额。在1978年巴克案中，最高法院认为，对黑人学生实行定额制违宪。此后，这种不合理的福利制度逐渐被高校废除。但是，在奥巴马政府以及如今的拜登政府时期，民主党深蓝州的学校依然存在大量的黑人专属名额。民主党的铁盘弗吉尼亚州，学校教职人员发展为民主党的坚实后盾，他们试图更改美国历史，追求学校里教师、学生在种族分布上数量平衡，甚至在筛选中给以差别性对待。这其实构成了对白人的反向歧视。在这次州长改选中，共和党的政治素人格伦·杨金承诺禁止所谓的“批判种族理论”，获得了当地多数中年白人女性的支持，一举击败了民主党的老政客麦考利夫，成为新一届州长。

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公共教育资源的公平性，这直接影响着家庭的教育成本。公共教育资源在种族、城乡、民族之间分配不均衡、不公平，这导致生育成本的差异和生育权的不公平竞争，促使一些种族、区域的人口出生率更低或者教育程度更高。

2010年，美国纯白人比例是63.7%，黑人是12.6%。根据美国人口普查部门的估算，到了2050年，纯白人比例将下降到46.6%，黑人的比例上升到14.4%。当然，白人比例下降、黑人比例上升是多因素造成的，我们关注的是教育公共政策的种族歧视对生育率的影响。在美国“一人一票”的政治制度下，不同种族的人口数量增加或减少，对公共决策影响巨大。在这方面，黑人、少数裔与民主党存在优势，白人与共和党更为被动。

在中国，教育公共资源的分配问题同样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在当前“双减”政策背景下，我们需要重点解决的是教育资源的不平衡问题。假如消灭市场这个教育追赶的渠道，名校的优势会更加明显，接下来的重点是投入大量的财政提高其它公立学校的教育水平，做到公共教育资源的公平分配。

教育成本是影响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公共教育的投入不足会增加家庭的教育成本，进而抑制生育意愿，同时也会降低教育权的公平性和孩子的成材率。

如果将教育权与私人用品（房产）挂钩，那么公共资源会抬高房价，同时增加教育成本和住房成本，对生育的抑制是双重的。“高房价是避孕药”，这句话不仅说明了房价对生育抑制，更体现了扭曲的房价对生育、教育和居住资源的竞争，出现了不公平的淘汰。

这就是我们关注的第二个重点：公共政策扭曲了市场价格提高了生育成本导致生育权被淘汰。生育与教育的成本，本质上是一种市场价格，不公平政策抬高与扭曲这一价格，都会影响生育数量和教育质量。

我们从房价追溯到货币政策。不论是美国还是中国，货币政策对房价与家庭财富的影响都非常大。在法币制度中，铸币权是一项公权力，货币政策是一项公共政策，谁更靠近这一公权力谁就更有可能获利。事实上，从2008年金融危机开始，货币超发极大地膨胀了房地产及金融资产。反过来，房地产通胀与物价上涨削弱了劳动者、普通家庭的真实购买力与实际财富。这项公共政策引发的贫富扩大化，削弱了普通城市家庭在生育权和教育权上的竞争力——抑制了生育的同时降低了现有孩子的教育水平。

自由市场是一个分权系统，如果公共政策扭曲了供需、价格与分配，那么这个系统容易崩溃。在大萧条时期，不公平的制度引发了贫富悬殊，普通家庭有效需求不足，导致市场悬崖，价格深度衰退。同样，如果公共政策不公平和错误的政策干预，抑制了普通家庭的生育需求，导致人口悬崖，生育与教育价格深度衰退后，生育“购买力”才可能触底回升。这是“人口大萧条”。

如今，多数人都明白，公共资源分配不公和公共政策扭曲市场价格，会引发家庭的贫富悬殊，但这两项不公平的进一步恶果是，一些家庭的人口被提前淘汰，一些家庭的人口获得卓越的教育与竞争力。推演到这里，为了捍卫每一个家庭公平的生育权和教育权，多数人都会反对公共资源的不公平分配以及公共政策对市场价格的错误干预。反过来说，解决生育问题的根本之策是公平分配公共资源，以及降低公共政策对价格的干预。

确认生命权的人人平等（身份平等），是近代社会一切政治与经济文明的前提。但是，生命权脱胎于生育权，父母拥有平等的生育权是平等生命权的条件。当然，这并不是支持结果平等，不是说每个家庭的生育数量都必须一样，而是说，每个家庭的生育权不应该受到不公平政策的抑制——这本质上也是在捍卫生命权。

低生育：应然的世界

假如实施人人平等的公共教育政策，同时促进个人与个人之间、家庭与家庭之间自由竞争，这是不是一个更好的世界？

这当然是一个更好的世界，这是一种人身平等和自由竞争的公共制度。多数经济学家（实证经济学）认可这种“实然”状态是一个更自由、更有效率的世界。但是，规范经济学不以为然，他们认为“应然”的世界才是更好的世界。实际上，公共制度只确保人身平等和自由竞争是不够的，还必须追求机会公平。

一个没有公共教育资源的国家和一个公共教育资源公平分配的国家，这两国家各自都在教育权上做到了人身平等，但是结果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没有公共教育资源的国家对穷人家庭是不利的，这种看似公平的制度会抑制穷人家庭的生育和教育水平。反过来，一个公共教育资源公平分配的国家维持了更加公平的生育权和教育权。其中的差距就是机会平等。

弗里德曼在《自由选择》第五章中详细地论述了人身平等、机会平等与结果平等。弗里德曼认为，当解决了人身平等——法律面前、公共政策面前人人平等后，就有了更高的诉求，那就是机会平等。

他是这么论述的：实实在在的机会均等——即所谓“同等”——是不可能的。一个孩子天生就是瞎子，而另一个则视力完好；一个孩子的父母从小就对他的幸福特别关心，提供良好的文化学习和智力发展的条件，而另一个孩子的父母则生活放荡，对孩子放任不管。显然，他们并不是生下来就享有同等的机会。而且，也无法使他们的机会同等。

弗里德曼认为：“机会均等只不过是更具体地说明人身平等和在法律面前平等的含义”。自由市场的机会公平更多体现在市场准入的公平上，即不存在歧视，但这是人身平等具体化。但是，机会均等并不是人身平等的具体化，而是通过公共制度缩小人与人之间的两项差距：天赋的差距和家庭出生的差距（家庭财富、教育等）。尽管这很难实现，尤其是天赋的差异，但正因如此才需要公共制度的介入。

机会均等是自由市场和公平社会的必要前提，政府需要在公共资源上，尤其是公共教育上，降低天赋的差距，尤其是家庭出生的差异。弗里德曼也承认：大、中、小学“免费”教育的扩大，也反映了这一目标（机会均等），尽管他认为这样做并不完美。

如果公共教育资源的投入不足，父母的财富基本上决定了孩子的教育资源和教育水平。家庭贫富悬殊将导致孩子智识水平和竞争起点的差距。这对富裕家庭的孩子是有利的，但对贫穷家庭的孩子来说是不公平的——他没有办法选择出生。如果削弱公共教育的投入，表面上做到了人身公平，但破坏了机会公平。如此，自由市场所谓的公平竞争存在先天的缺陷——拼爹。

从七十年代开始，知识经济崛起，教育投入的回报率提升，家庭财富的差距以及对教育的投入差距，扩大了机会不平等，而修复这一不平等的唯一手段就是加大公共教育资源。最近半个世纪，全球主要国家大量投入公共教育，通过确保基础教育的公平性来尽量维持机会的均等。

事实上，公平的充分的公共教育，可以降低中低收入家庭的教育成本，促进他们在生育权、教育权的竞争上更加公平。当然，促进机会平等的公共资源不仅仅是教育，住房、医疗、就业等方面的家庭差距对机会平等的影响同样很大。所以，在住房、医疗、就业等方面的公共投入，也在促进机会的公平。

但是，这里容易出现两个问题：一是福利主义；二是对高收入家庭的不公平。这是经济学中非常难解决的问题，那就是公共用品的分配难题——缺乏价格机制。在没有价格机制的环境中，民主的分配方式与自由的竞争存在冲突。

这里的核心问题是制度的内生性，即制度是在自由市场中内生的，而不是一个破坏市场竞争的外生变量。我们看，公共制度是如何产生的？

我们之所以让渡部分私权、自由与资源，去建设公共制度和公共用品，是为了支持一个主持正义的理性主体（如国家），避免个人被掠夺、被垄断与被剥削。现代国家的存在，更像是一个保险市场，公民按照预期收益最大化的原则，通过纳税“投保”，通过参与公共制度建设来“承保”，确保自己在被掠夺时、被侵犯时、破产时、失业时、遭遇生命与财产风险时，能够获得一份保障。移民相当于更换了保险公司，购买了另一份保险合约。所以，国家合约或者集体合约，是一种经济合约。

公共选择学派将集体行动视为一种市场，公共决策视为一种市场行为。公共制度的诞生，不应该是少数人的“建构”，而是多数人的“交易”。制度是自由市场中所有个体契约的“最大公约数”——一致同意原则，这是制度内生性的有效解释。教育、医疗、住房与生育等公共用品，投入多少合适，投入多少才能维持机会公平，完全由多数人（包括高收入家庭）的“交易”决定。

在现实世界中，自由市场并不是资源分配的唯一方式（还存在掠夺、垄断、计划等方式），但它是最有效率的方式。正因如此，制度的使命是激励和约束人类使用自由竞争的方式去获取资源。公平与正义的制度是自由市场的一部分，它促进了自由交易和经济效率。

所以，有效的公共政策，不仅提供公平的公共教育资源，还必须提供充分的公共教育资源，以平衡不同家庭在机会上的不平等。事实上，更公平、更充分的公共教育资源，可以促进机会公平，进而促进经济效率。从自然的角度来说，这是市场效率的源泉。

最后，低生育，本身不是问题，问题的关键是低生育背后存在哪些不合理、不公平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