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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是全球唯一器官交易合法国家。
在这里,穷人拿命换钱,富人花钱续命。
目前,全球绝大多数可移植的器官都来自脑死亡者生前的无偿捐献。
当然,这并不能满足数目众多患者的需求。大多数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都等不到做手术的那一天。
于是,有偿的、以活人为主力的器官交易便出现了。
在道德和舆论的约束下,绝大多数国家都禁止有偿器官交易。
但伊朗却是一个例外,它是全球唯一允许有偿器官交易的国家。
要知道,即便是器官交易猖獗的埃及、印度和巴基斯坦,在法律上也是禁止买卖器官的。
等待器官移植的病人
早在1988年,伊朗就曾颁布法令,允许患者在亲属之外的人群中寻找器官,实施移植。
而在以往,器官移植在穆斯林国家被看作是亲人之间才能发生的互助行为。
1997年,伊朗又通过了《有偿赠予法案》,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善的器官交易规则。
按照这套规则,一名急需器官移植的病人,在拿到医生开具的证明后,就可以等待器官匹配。
而捐献者一般通过伊朗政府运营的医疗组织找到需要器官的人。
只要体检合格,匹配合适,那么一场移植手术便会很快展开。
一场器官移植手术
伊朗政府会负责提供医院,并承担捐献者和患者的手术费用。
捐献者可以拿到政府出资的一笔补偿金以及未来一年的健康保险。比如,一颗肾脏的补偿金便是1200美元。
当然,捐献者也可以向患者索要一笔额外的酬劳,这个价格通常不会高于补偿金。
伊朗卫生部称:去年的1242次肾移植中,有420次器官来自活人捐献
可以看出,在这套规则中,伊朗政府扮演了重要角色。它发挥了监督者和中介的职能,对捐献者和患者的利益起到了保护作用。
这便是所谓的“伊朗模式”。
伊朗希望通过这种模式,缓解器官稀缺的现象,拯救更多患者的生命。
他们也希望通过合法的器官交易,将器官捐献这一领域牢牢控制在政府手中,从而杜绝非法器官交易给民众带来伤害。
正是在这种模式的作用下,伊朗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大大改善了器官紧缺的局面。
然而,随着经济恶化,如今“伊朗模式”遭受了严峻挑战。
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绕开政府,寻求私人交易。
这种不受伊朗政府监督的私人交易市场,正是“黑市”。
在德黑兰的街头巷尾,时常会出现一些贩卖器官的小广告。
他们会在广告上标注自己的血型、年龄和联系方式,然后等待买家联络。
教师出售肾脏的广告
比如,在这份街头广告上,捐献者自称是一位46岁、B型血的教师,并留下了电话。
他因为无力支付妻子患病的费用和房屋抵押贷款,打算以8000万土曼(约合1.2万元人民币)的价格卖掉自己的肾。
而像他这样的卖家,还有很多。
在黑市上,一个人除了脑袋和肌肉,从牙齿、角膜、内脏再到干细胞和皮肤,没有什么是不可以出卖的。
每个人的器官都可以按照身体状况而卖出价钱。
一份肝脏的价格大约是2.27万元人民币起步,眼角膜最低是2.43万元人民币。
而作为买卖数量最多的肾脏,这个价格往往会在3万至7.5万元人民币之间。
一份卖肾者名单,很多都是二三十岁的青年
实际上,上面那位1.2万元卖肾的教师,之所以价钱“相对便宜”,是因为他年龄偏大。
如果是身体健康而又年轻的捐赠者,他们的器官往往能卖出高价,因此不少捐献者都会添油加醋,吹嘘自己的体质很棒。
繁荣的器官交易催生了一批器官贩子,他们为捐赠者们在医院和各个街区寻找客源,从中赚差价牟利。
根据英国《每日邮报》的报道,伊朗的器官贩子靠这门生意能够月入1万到5万美元,着实是赚得盆满钵满。
每日邮报对器官贩子收入的报道
那么,是什么原因让这么多伊朗人愿意去黑市卖器官呢?
答案无非是贫穷。
选择卖掉器官的人,几乎都是面临负债、失业、养家困难的穷人。
相比伊朗政府提供的补偿金,黑市上卖掉器官能拿到更多钱。
尤其是在近年来,伊朗的经济状况非常糟糕,他们的日子要比以往更难过。
伊朗近几年的人均GDP
由于前几年的国际油价波动和国际制裁,伊朗的经济发展陷入了困境。而去年以来的新冠疫情,又让伊朗的经济雪上加霜。
伊朗的最低工资标准不到100美元,大多数伊朗工薪族的月收入仅在1000至2000元人民币之间。
伊朗还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其曾经的官方货币里亚尔(2020年5月开始逐步被新货币土曼代替)大幅度贬值。最严重的时候,1美元甚至能兑换25万里亚尔。
今年以来伊朗的通货膨胀率
虽然伊朗的工薪族们能拿到几千万甚至上亿的工资,个个都是“千万富翁”,但在物价飞涨的情况下,超市里的洋葱都要十多万。
更何况,伊朗近些年失业率的平均值在11%以上。
上黑市卖器官,是伊朗穷人无可奈何的抉择。
伊朗的器官交易合法化,一直饱受争议。
然而,伊朗官方尽管多次宣称要打击不受政府监督的器官黑市。但他们并没有放弃器官交易合法化的路线。
毕竟,合法化的器官交易的确能给患者带来充足的器官资源,挽救生命。
伊朗街头的器官交易广告
另一方面,也符合伊朗的道德观念。
作为一个什叶派穆斯林国家,伊朗的法律法规都和什叶派法学家(教士)的解释密切相关。
伊朗法学家们依据《古兰经》之中“拯救一个人的生命,等同拯救了所有人的生命”的说法,肯定了器官捐献。
他们还认定有偿的器官交易,也是拯救他人生命的善举。
而1997年《有偿赠予法案》的推动者,正是伊朗地位最高的教法学家,同时也是伊朗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
阿里·哈梅内伊,伊朗最高领袖
值得一提的是,那些在伊朗黑市购买器官的买家,不乏家境宽裕的富人。
因为按照伊朗政府监督的模式,即便是富人也必须按规矩排队,等待器官。而从黑市购买器官可以让他们节省时间。
当然,也有来自科威特、沙特这些海湾国家的人将目光投向了伊朗,他们的收入要比伊朗人高得多,完全可以支付买器官的钱。
这让与海湾国家关系一向不好的伊朗在2014年立法,禁止外国人移植伊朗人的器官。
然而,伊朗在拒绝向海湾富国的人移植器官的同时,却又在影响更贫穷的邻国阿富汗。
紧靠伊朗的阿富汗赫拉特,成为了又一个器官交易中心,而阿富汗人的器官,大多流入了伊朗。
作为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也有不少器官衰竭的患者需要器官移植。
截至2021年6月,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器官移植国和亚洲第一大器官捐献国。
但已经注册并同意死后器官捐献的志愿者只有340万人,并不能满足医疗需求。
即便如此,中国也不应该允许有偿器官交易。
有偿器官交易充满了剥削色彩,是对穷人健康权益的践踏。
器官交易的合法化,必然会导致一批穷人走上出卖器官的道路,也容易被不法分子利用,趁虚而入。
这正是伊朗器官交易合法化带来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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