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农民的这个难题，毛主席火冒三丈

毛主席不是一个爱发火的人，但是在1965年6月26日这天，他却火冒三丈。

那天，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在中央办公厅的安排下，前往中南海向毛主席汇报卫生工作，在汇报完卫生部一般性工作后，钱信忠讲到了全国医务人员的分布情况：

全国现有140多万名卫生技术人员，其中70%在大城市，20%在县城，只有10%在农村；高级医务人员80%在城市；医疗经费的使用农村只占25%，城市则占去了75%。

毛主席听到这组数字后脸色立刻就沉了下来，他站起身厉声说道：

“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15%工作，而且这15%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院，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现在医院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符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是为了城市。”

“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主席的怒火并非毫无来由。

01.

旧中国的农村缺医少药，农民只能小病硬挺、大病等死，1949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仅35岁，新生儿死亡率高达20%，传染病、寄生虫病等疾病肆虐，营养不良，瘟疫横行。

▲旧中国麻风病人的惨状

与此相对应的是极度落后的医疗卫生条件，每千人仅拥有医疗床位0.15张、卫生技术人员0.93人、医生0.67人、护士（师）0.06人。

新中国成立后，尽管政府十分重视农村医疗卫生问题，但毕竟受过正规培训的医生凤毛麟角，稍有些医学知识的农村医生水平又普遍较低，根本无法满足广大农村的需要。

于是，农村中那些巫医神汉就有了市场，而传统的接生婆使用落后的接生方式不但使许多农村妇女产后落下病根，更是直接导致了婴儿的高死亡率。

为此，政府曾探索通过发展中医来解决农民看病难的问题，1958年，毛泽东就曾作出批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整理，提高。”

但是，中医的培养周期太长，而且学成的中医又大多留在城里医院工作，广大农村缺医少药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于是政府转而通过医疗下乡来解决农民的治病难题，1965年之前各地陆续出台了许多方案，要求各级医院临时组建医疗队下乡为农民巡诊治病，仅1965年4月初，全国各地就有1500个医疗队，18600名医务人员下到农村。

但医疗队下乡毕竟是临时的，一来医疗队人数有限，每次下乡去不了几个地方，二来医疗队下乡只能轻装，带不齐器械，也配不齐专科人员，下乡巡诊只能说是聊胜于无。

由于医疗队长期下乡，不但各级医院日常工作被打乱，农村还要费脑筋安排医疗队的食宿，而且滋生了形式主义，农民看病难的问题仍然存在。

正是因为这个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主席才发了那通火。

在那次发火一个多月后，毛主席再次召见钱信忠等人，重点谈了改善农村医疗条件的问题，并提出了在农村培训不脱产的卫生员的总构想。

毛主席说：“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书……高小毕业生学三年就够了，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医生与巫医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

尽管这只是当时毛主席的一个基本构想，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清晰的模式，但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一大批农村养得起的医生在农村给农民看病。

由于主席是在6月26日发的火，所以后来卫生部研究如何贯彻主席指示的方法时，就把毛主席关于农村医疗改革的有关指示统称为“六二六”指示。

在这种情况下，各地开始迅速执行“六二六”指示，虽然做法、模式甚至医生名称都不一样，但不管怎样，普及农村医疗卫生的工作在全国迅速展开了。

在全国各县普遍建立人民医院的基础上，国家开始大力扶持有条件的公社建立卫生院，同时卫生部也着手对农村有点文化的青年组织医学培训。

02.

1953年从苏州医专毕业的黄钰祥，在60年代初和妻子张蔼平相继被分配到了上海川沙县江镇公社卫生院工作。

当时的那里条件极差，就是一幢租的民房，连高压蒸汽消毒用的高压锅都没有，针筒这些最基本的医疗器械只能煮沸消毒，按说这都是不合格的。

即便如此，黄钰祥仍然想尽各种办法经常下乡为农民治病，深得农民的喜爱，在“六二六”指示发出后，他开始积极参与江镇公社培养当地乡村卫生员的工作，就成了第一批农村医学速成培训班学员的老师。

江镇公社的医学速成培训班是从1965年夏天开始办的，学期四个月，学的是一般的医学常识以及对常见病的简单治疗方法，学员学成后，回公社当卫生员。

在第一批学员中，有一个叫王桂珍的姑娘，由于学习认真刻苦，她很快就初步掌握了医学知识。

▲学习中的王桂珍（右）

结业后，她被安排在江镇公社当卫生员，跟别人不一样，王桂珍并没有选择坐在卫生院等农民上门，而是背起药箱走上田间地头为农民们治病。

刚开始，农民们并不相信这个只学了四个月医的丫头片子能治病，但王桂珍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她要给牙痛病人针灸，病人怕痛不敢让她扎，她就先给自己扎。

随着王桂珍治好的病人越来越多，她便开始在当地农村有了口碑，她和同伴们在村边一块坡地上种了 100 多种中草药，在村里专门建了土药房，用各种土洋结合的办法，让身边的老百姓花小钱也能治病。

由于当地农民种水稻都是赤脚下田，于是他们就亲切地把经常在看病之余参加劳动的王桂珍叫做“赤脚医生”。

黄钰祥和王桂珍设身处地为农民服务的做法，深受当地农户的欢迎，也得到了当地党政部门的肯定。

1968年，上海市派记者去江镇调查采访黄钰祥和王桂珍的事迹，采访中记者们敏锐地意识到黄、王二人的做法是非常切合 “六二六”指示精神的。

于是，记者们便对二人事迹进行了深入发掘，把这次采访形成了一份语言活泼的调查报告，报告题目为《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首次把当地农民对二人“赤脚医生”的称呼推向全国。

当年夏天，这篇调查报告在上海《文汇报》的重要版面发表后，9月出版的《红旗》杂志第3期和9月14日出版的《人民日报》也进行了全文转载。

这篇先后在 3 个重头报刊上发表的文章，把农村半医半农的卫生员称为“赤脚医生”的叫法，着实让人耳目一新，而这也引起了毛主席的关注。

毛主席在仔细阅读《人民日报》上的这篇文章后批示 ：“赤脚医生就是好。”于是，随着这个 “最高指示”的迅速下达，“赤脚医生”就成了半农半医的乡村医生的特定称谓。

▲1969年，“赤脚医生”在广东高州游行

与此同时，赤脚医生的模式在全国各地迅速推广开来，各地在县里有人民医院、公社有卫生院的基础上，又在大队一级设立了由赤脚医生组成的卫生室。

自此，农村三级医疗体系正式形成。

03.

当时，赤脚医生的主要来源有三个：

一是医学世家出身的；二是高中毕业并且略懂医术病理的；三是一些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

由于当时正赶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这些下到农村的初、高中生自然就成了“半农半医”的赤脚医生主体，这就促使了赤脚医生队伍在短期内迅速形成。

▲在延安插队成为赤脚医生的

北京知青孙立哲

赤脚医生上岗前都要在五七工农兵学校、卫校、各区卫生院等不同地方经过为期几个月的培训学习，课程设置也是因地制宜，村里祠堂、田间地角、病人家里都是他们的课堂。

他们的学习内容非常丰富，解剖、内科、外科、妇科、儿科、中医、草药、针灸都要学，教员是他们请来的县人民医院和公社卫生院的医生。

那时学习条件很艰苦，一没资料、二没器械，老师在上面讲，学员在下面记，晚上回家再点煤油灯复习，后来条件好点了，老师就用蜡纸刻字，把讲课内容用油墨印出来发给学员。

草药知识是赤脚医生重中之重的必修课，不但在课堂上老师经常带他们到山上现场教学，课下他们一有空就请教老中医、老药农、土郎中学习中草药知识。

赤脚医生们以坚强毅力，克服重重困难，在很短的培训时间里熟记各种草药名称、形状、功效，并学会了针灸，学习一结束，他们马上就回到大队为社员看病。

当时农村的药品很匮乏，赤脚医生们的药箱里，除了一般的止疼、消炎针剂，只剩下红汞、碘酒、阿司匹林了，于是“红汞碘酒阿司匹林”就成了当时赤脚医生的别名。

在缺药的情况下，“治疗靠银针，药物山里寻”就成了赤脚医生的看家本领，他们时常利用空闲时间翻山越岭到深山老林挖草药，再带回来制成土药。

与此同时，他们还发动群众一起采，在全民动员式的采药运动中，即便是普通群众也懂了什么草药治什么毛病。

除此之外，赤脚医生还肩负着当地的卫生防疫保健工作，在传染病肆虐的情况下，为村民免费注射麻疹疫苗、小儿麻痹疫苗、卡介疫苗。

由于这些赤脚医生本来就是农民，家在农村，背起药箱出诊治病，卷起裤腿下地干活，挣的是生产队的工分，可以随叫随到，所以农民不但能养得起，还能用得动、留得住。

这样的话，农民但凡有个头疼脑热，就再也不用去几十里以外的公社或县城医治了，哪怕是劳动中受的一般创伤都能够得到及时治疗。

在长期的实践中，赤脚医生们还有了专长，有的擅长推拿正骨，有的对小儿腹泻有研究，有的对妇科有一技之长，有的对中暑能手到病除。

通过赤脚医生们以“一根银针，一把草药”对各种常见病、多发病的早期诊断治疗，使一些急病、大病在发病之初就得到干预阻绝，大大缓解了农民“小病扛，大病拖，重病等着见阎王”的无奈现状。

04.

随着赤脚医生队伍的日渐壮大，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也建立起来了，这是湖北省一个名叫覃祥官的赤脚医生发明的。

1933年出生的覃祥官只念过3年私塾，1965年4月，在中医进修班学成归来后，担任公社卫生院医生。

在切身感受到农民无钱治病的痛苦后，他辞去了卫生院的“铁饭碗”，到杜家村大队卫生室当了一个拿工分的赤脚医生。

▲与乡亲们一起学习的覃祥官（左一）

他深入各生产队调查摸底，借鉴把农民组织起来办信用社摆脱高利贷的经验，就想通过办合作医疗来解决农民看病贵的问题。

经过反复斟酌，他向大队提交了《关于乐园公社杜家村大队试行农民合作看病的草案》，在得到大队和公社的肯定和支持后，覃祥官的草案变成了现实。

1966年8月10日，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村合作医疗试点“乐园公社杜家村卫生室”，在鄂西长阳土家山寨一栋普通的土家吊脚楼里挂牌了。

从此，农民每人每年交1元钱的合作医疗费，村里再从集体公益金中每人平均提取5角钱作为合作医疗基金。除个别老痼疾病要常年吃药的以外，群众每次看病只交5分钱的挂号费，吃药就不要钱了。

同时，在覃祥官的带动下，村卫生室和村民小组以 “三土”（土医、土药、土药房）、“四自”（自种、自采、自制、自用）为特点，自己动手种植、采集、制作中草药，用来给当地农民治病。

▲采摘中草药的赤脚医生

他们还主动到农民中调查病人情况，尽量做到有病早治、无病早防，出钱不多，治疗便利，小病不出队，大病不出社，深受农民的拥护。

很快，覃祥官的事迹就火出了圈。

就在毛主席作出“赤脚医生就是好”的批示不久，中共湖北省委便适时地把一份反映乐园公社合作医疗情况的调查报告送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

经过调查核实和讨论研究后，1968年11月30日，中央有关部门专门给毛主席写了一个报告，毛主席看了报告后，非常高兴，连声称赞合作医疗制度好，并且当即在报告上写下了 4个字 ：“此件照办。”

《人民日报》随即对此进行报道，并配发编者按说，“合作医疗制度是件新事物”，覃祥官是位“白求恩式的好医生”。

不久，全国各地5万多位代表，踏上崎岖的山路步行40多公里，先后来到杜家村参观学习，然后，全国各地在大队一级设立赤脚医生的基础上，开始建立起了合作医疗制度。

一个中国亿万农民的最大福利制度就这样建立起来了。

1969 年，以黄钰祥为主编写的《“赤脚医生”培训教材（供南方地区使用）》出版。次年，上海中医学院、浙江中医学院等集体编著的《“赤脚医生”手册》由“上海出版革命组”出版。

这两本书以医治农民常见病为中心，清晰明了、简单易行、实用性强，不仅成为赤脚医生学习的必备教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甚至将其译成 50 多种文字，在全世界发行。

尤其是《“赤脚医生”手册》，在当时的发行量仅次于《毛主席语录》，不仅全国的医生人手一册用来参考，许多普通百姓也纷纷买来对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小病患进行自我诊断和治疗。

而在50多年后的今天，《“赤脚医生”手册》更是与《军地两用人才之友》、《民兵军事训练手册》一起成为火爆全网的三大硬核穿越神书。

05.

1975年，一部由美国斯坦福大学几位学者拍摄的52分钟的纪录片《中国农村的“赤脚医生”》横空出世，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反响。

这部纪录片真实地记录了当时中国赤脚医生就地取材、土法炮制针对农村常见病的药物和使用小小银针治大病的情形。

也正是这部片子，把中国的赤脚医生推向了世界，推动了全球的“中国赤脚医生热”。

1976年9月初，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区委员会第27届会议和世界卫生组织太平洋区基层卫生保健工作会议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召开。

黄钰祥和覃祥官作为中国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的代表人物出席了会议，他们分别就怎样培养赤脚医生和怎样开展合作医疗问题进行发言。

▲与外国同行交谈的黄钰祥和覃祥官

一般来说，个人发言只有10分钟，时间一到，执行主席锤子一敲，就必须停止发言，而那天覃祥官却用半天时间作了题为《中国农村基层卫生工作》的报告，令全体出席会议者们赞叹中国创造了人间奇迹。

覃祥官大会发言的这天，是1976年9月9日，正当他在国际讲坛上展现中国赤脚医生风采的时候，倡导赤脚医生运动的毛泽东在北京与世长辞。

时代的变化既轰轰烈烈，又悄无声息。

到1980年，中国约有90％的生产大队（行政村）实行了合作医疗，形成了集预防、医疗、保健功能于一身的县、乡、村三级卫生服务网络。

通过这个医疗服务网络，中国成为第三世界中第一个彻底消灭天花和小儿麻痹症的国家，并且在降低婴儿死亡率上超过了其他发展中国家，同时极大提高了全民人均寿命。

这也被世界卫生组织赞誉“在落后国家的经济水平上达到了先进国家的卫生水平”，取得了“低收入发展中国家举世无双的成就”。

然而，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推广，农业经营单位缩小到了家庭的规模，工分计酬方式再也不存在了，赤脚医生体制遭受了沉重打击。

生产关系的剧烈变化使得中国从1950年代以来依靠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发展起来的集体经济纷纷解体，而且随着知青返城，更是加速了赤脚医生队伍的瓦解。

1985年初，卫生部作出停止使用“赤脚医生”这一称呼的决定，原来的“赤脚医生”要进行考核，合格的将被认定为乡村医生，取得从医资格后可以继续行医。

1985年1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不再使用“赤脚医生”名称，巩固发展乡村医生队伍》一文。

由于没能及时采取系统化的措施，没有适时地增加投入，一些农村基层卫生组织只能走向市场化、商业化，这也给卫生工作带来严重后果。

随着农村公共卫生、预防保健工作削弱，一些已被控制和消灭的传染病、地方病，如肝炎、肺结核、血吸虫病等开始死灰复燃。

由于医疗资源分布失衡，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平性降低，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拉大，农村人口的健康状况改善缓慢，农村婴儿死亡率在90年代中期是城市的2.9倍。

同时，农民看病贵、看病难的矛盾加剧，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问题开始凸显，1998年调查显示农村的因病致贫率达到21.61%，贫困地区甚至达到50%以上。

世界卫生组织向中国发出警告：在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对191个成员国的卫生总体绩效评估排序中，中国位列第144位；在对成员国卫生筹资与分配公平性的评估中，中国居倒数第4。

从发展中国家医疗卫生的样板到被世界卫生组织警告，相隔仅仅二十年。

06.

乾坤苍茫正风尘，力挽狂澜正要人。

2002年10月，国务院召开全国农村卫生工作会议，会后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名义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明确提出各级政府要积极引导农民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从2003年起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开始在全国部分县（市）试点，到2010年逐步实现基本覆盖全国农村居民。

截至2020年底，全国50.9万个行政村共设60.9万个村卫生室，村卫生室人员达144.2万人。

赤脚医生与大队合作医疗中好的经验，正在被中央推行的“新农合”所吸收，成为惠民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医疗卫生问题正在逐步得到解决。

在没有现代化的医疗设备、极度缺乏医疗人员的年代，使亿万国人奇迹般地获得了最基本的医疗保障的，除了51万正规医生外，就是146万不脱产的生产大队赤脚医生、236万生产队卫生员和63万农村接生员。

回望过去，现在的乡村医生，仿佛正走在曾经赤脚医生的路上，沿着他们的脚步，是传承，也是进步。

千家万户留脚印，药箱伴着泥土香。那个在乡间背着药箱的背影是消失了，但他们光着脚、肩背急救箱、风雨无阻访病送医的身影，已经成为20世纪中国最温暖的社会记忆。

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其扼于风雪；为自由开路者，不可使其困于荆棘。

当潮水退去时，只希望人们能依然记得潮水中曾经的弄潮儿，记住他们曾经激流勇进时的一往无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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