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办们吃饱，旧中国跌倒！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讲过：

“资本来到世间，每个毛孔都充满了血和其它肮脏的东西。”

我们在上中学时，都学过黑奴贸易，这种罪恶的贸易使非洲失去上亿人口，但只有五分之一到达了美洲，大部分死在了路上。

可是在1833年，当英国议会终于通过了一项在英国本土彻底废除奴隶制的法令时，谁也想不到，第一个跳出来反对的，不是蓄奴者，而是非洲酋长。

因为这些奴隶，大部分是被一些非洲酋长卖出去的。毕竟抓奴隶不是打猎，白人少，黑人多，一对一的抓捕效率很低，手里有枪又不能随便开枪射杀，受伤或者死了这买卖就黄了。

所以西方殖民者开始鼓动非洲酋长们自己抓战俘当奴隶，把他们卖给等候在海边的欧洲船长，一个可以换到20到30英镑。若没有非洲酋长们的参与，不可能有整船整船的非洲人被运到美洲的奴隶种植园。

在这些酋长看来，废除奴隶贸易，就是断了自己的财路。

对此，著名的废奴主义领袖威廉·威尔伯福斯一针见血地评论道：“利益能给人们的眼睛蒙上一层厚厚的膜，即便双目失明也不过如此。”

没错，利益蒙蔽了这些非洲酋长的眼睛，让他们沦为了背靠殖民者、靠出卖同胞获利的群体。

这种群体在中国有个非常形象的称呼：买办。

01.

1801年，32岁的伍秉鉴接手了怡和行的业务，其后成为广州十三行的领头人——总商。

他可能没有意识到，就是在他手上，开创了中国第一个属于买办的时代。

所谓十三行，本来是清政府设立的与外商进行贸易往来的专属机构，怎么会沦落为买办呢？

这还要从十三行的定位说起。1757年，乾隆皇帝南巡时，赫然发现江浙一带的海面上，外国商船络绎不绝，而且大多带有火炮。外国武装力量一声不吭跑到中国来了？这让乾隆皇帝很没面子。

回到京城的乾隆马上下了一道旨意，关闭闽、浙、江三处海关，仅保留粤海关一处对洋商开放，而且明确：官府不得与洋人直接交往，有关涉及外商的一切事宜交由广州的“十三行”办理。

外国商人贩运货物来华，不能自行买卖，也不能深入内地市场，只能卖给十三行。中国商人卖丝绸和瓷器，也不能直接找外国人交易，必须通过行商经办，所纳各税款也由行商经手。

自此，十三行成了唯一可以同洋人打交道的中介机构。

可是很快，这个中介机构变质了。

为了获取利益，这些中介已经跳出了中介的层次，直接变成了中间商：“遇洋船来, 十三行必遣一人上船视货议价, 乃偕委员开舱起货, 待货售罄, 洋商购办土货回国, 亦为之居间购入。而此一人者, 当时即名之买办, 意谓代外人买办物件者。”

在帮洋人采买过程中，十三行拥有了上下其手的机会，也体会到了居间获利的诱惑，从此十三行变得和洋人利益一体，获取了大量利润。

十三行的总商伍秉鉴上任后，很快把自己的商业天赋发挥到了极致，他能讲一口不太标准的英语，而且对数字非常敏感，只靠心算就能算出期票利息，兑付时分毫不差。

与以往的十三行只做贸易生意不同，伍秉鉴还非常善于投资，在19世纪初期就对美国进行铁路投资、证券交易并涉足保险业务等领域，并挣了海量收益。在鸦片战争前，在中国还是闭关锁国的时代，伍秉鉴已经成了世界级富豪，不但在国内拥有地产房产，茶山，店铺和巨款，还成了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最大债权人。东印度公司有时资金周转不灵，也要向伍家借贷。

伍秉鉴在做生意的过程中，还收养了一个美国义子约翰·福布斯，在回到美国时，伍秉鉴专门给了他50万银元，福布斯利用这笔钱修好了横跨北美大陆的铁路，一跃成为美国豪门，而他的后代，还出过前国务卿约翰·福布斯·克里这样的大人物。

到了1834年，伍秉鉴财产达2600万银元，相当于今天的50亿美元，十三行的财富之旅也到达了顶峰。

但是很快，时代变了。

英国人开始大肆对华输入鸦片，黑色的鸦片，果然很快扭转了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逆差。伍秉鉴一开始对鸦片比较警惕，但后来，印度的近代糖业得到发展，印度阿萨姆大茶园也开始输出茶叶，糖和茶叶不再是中国的专利品，伍秉鉴熟悉的国际贸易格局已开始改变，利润大大下降的伍秉鉴终于抵御不住鸦片的诱惑，开始涉足其中。

伍秉鉴掌握着鸦片销售渠道以及中国商品货源，在他的穿针引线下，沿海各省走私商人、海关官吏家人、个别水师巡船结成了走私鸦片的利益共同体，外国商人在港外下锚，然后走私犯的快蟹船就靠上来，将鸦片运走，这样既能保证鸦片走私控制在自己手中，又不至于被朝廷抓住痛脚。

此外，伍秉鉴自己参与鸦片贸易也非常深，《黄金圈住地》一书曾披露，帕金斯洋行1819-1827年的账本中有一个账本名为“帕金斯洋行与浩官（伍秉鉴）的鸦片账目”，证明伍秉鉴早就与帕金斯洋行联合投资参与了鸦片贸易。”

但这套把戏骗得了别人，骗不了林则徐，林则徐到了广州后，马上就传讯伍秉鉴之子伍崇曜等十三行商人，让他们让洋人交出鸦片，并声称要将一二中国商人正法。

伍崇曜表示愿“以家资报效”，宁可行贿也不愿交出鸦片，让林则徐大为恼怒，说出了那句震耳欲聋的话：“本大臣不要钱，要你的脑袋尔！”

看林则徐不好对付，伍秉鉴就去找鸦片贩私下商议，建议缴烟千箱以蒙混过关，保证以后由十三行行商照价赔偿。

三天后，伍秉鉴派伍崇曜带着外国鸦片贩拼凑的1037箱鸦片送到官府。林则徐看穿他们蒙混过关的伎俩，对伍崇曜加以严斥。二月初九，伍崇曜被革去职衔，逮捕入狱。随后又予以释放，并令其督促外商缴出全部鸦片。

但伍秉鉴阳奉阴违，在林则徐封锁商馆对外国商人断绝粮、水供应时，还专门派人给洋人送去食物与用水。后来伍崇曜与义律商定缴烟数时，私许同行商把烟价偿还给外国鸦片贩。

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鸦片战争爆发，中国战败，而伍秉鉴立即与投降派串通，成了与外国侵略者谈判的主要牵线人，经过伍崇曜与义律谈判，最终签订了《广州停战协定》，伍崇曜也被清政府任命为了“洋务委员”。

然而伍秉鉴没想到的是，他帮外国朋友赢得了战争，却因此结束了属于十三行的买办时代。

鸦片战争之后，根据《南京条约》，中国被迫开放了五口通商，十三行的外贸专营也由此终结，日渐衰落。

旧的买办衰落了，新的买办崛起了。

五口通商初期，新开口岸对如何外贸两眼一抹黑，内地来的商人“与各夷语言不通，气味各别”，因而“向不与夷商对手交易”；对外商而言，他们在中国语言不通，信息不灵，中国复杂的货币和度量衡制度也使他们头痛。

因此，外商不得不依靠一批特殊的中国人，才能顺利地同中国商人做生意，这也就促使了新的买办阶层崛起。

新的买办和十三行相比，性质已经完全不同，如果说十三行和洋人的关系是狼狈为奸的合作关系的话，那新的买办已经成了依附于洋人的走狗，成为洋人在中国从事经济侵略活动的代理人。

很快，买办这个职业的好处被很多人认识到，并投身其中，买办队伍迅速壮大，遍布洋行、商行、航运、保险、银行、工矿等企业，到了20世纪初，买办的总人数可能已经超过了10万人。50多年的时间，买办们共赚了高达4. 9 亿两白银，比庚子赔款还要多。

同时，买办阶层也在迅速政治化，清朝官僚也希望和买办搞好关系，不论是举借外债筹措军饷，还是请求洋兵镇压太平天国革命，都是依靠买办。买办为了巩固自身的地位，也都出钱捐官，身兼官商，集买办与官僚于一体。其中尤为突出的是唐廷枢、徐润、郑观应、席正甫四人，他们被并称为晚清“四大买办”。

而这些从商的买办，哪能比得上从政的买办？中国当时最大的买办集团，就是李鸿章集团，堪称中国最大的设备买办，军火买办，外交买办。

我们知道，李鸿章因搞洋务而闻名，但其实在洋务派中，也是有路线分歧的，就像贸工技和技工贸之争一样。

一开始，洋务派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打着“振兴国力”的口号，着重招揽了一大批诸如徐寿、徐建寅、华蘅芳这样的爱国工程师，确实创办了几个现代工厂，一时间涉足了军火、航运、炼钢等生意，让大清似乎一下子跨入了现代化国家。

但是，中国科技底层薄弱，兴办产业困难重重，这时洋务派两大领袖的分歧就开始了，左宗棠和张之洞坚持产业自主，而李鸿章则直接找了一群熟悉外语的人，去和外国人对接，辛苦研发生产哪有买现成的香？

而且，采购过程中还大有油水可捞，李鸿章的专用买办盛宣怀，直接在洋商的开价上加个数字，然后直接找清政府报销。仅克虏伯一家公司，回扣最高时都达到了50%。这个差价，大部分都被李鸿章拿走了。

▲盛宣怀

所以当时有这么一句话：宰相（李鸿章）合肥天下瘦。

没过多久，徐寿、华蘅芳等能工巧匠纷纷离去，一个造机器的工厂，负责研发的工程师没有几个，负责采购的人倒多得很。随着洋务运动如火如荼的发展，李鸿章和他手下买办们的家产自然是越来越多，可清军士兵使用的武器却是越来越烂。

1890年李鸿章购买了奥地利的曼利夏步枪与英国的新利步枪，然后找外国工程师和外国工人，搞出了个贴牌产品快利步枪，但是这枪既不“快”也不“利”，威力小精度差不说，还动不动就炸膛，士兵们都不愿使用。

而和他同时期的张之洞，也搞了汉阳造步枪，制造成功以后，从袁世凯的新军到武昌起义，从北洋军阀到抗日战争都在使用，1944年才停产。但这引起了李鸿章的嫉恨，开始给张之洞使绊子。

比如，张之洞的主要成绩汉阳钢铁厂一直到清王朝灭亡都没能正常投产，过去给出的解释是技术路线和选择的铁矿石与煤矿不配套。但通过后人翻阅技术资料，赫然发现是李鸿章指使盛宣怀的关系优先把高品位的铁矿石和焦煤卖给日本人，而将劣质矿石供应汉阳，导致长期不能投产。

甚至，为了保证外国钢铁的垄断，买办集团异口同声说汉阳所出钢铁质量严重不过关，绝不可用，而事实上，一些清末汉阳制造的钢轨一直使用到二十一世纪。

更让人惋惜的是北洋水师，当时，北洋水师25艘战舰，10艘是从德国买的，12艘是从英国买的，这些军舰造价相当于清政府的全年收入，其中十分之一都被李鸿章装进了腰包。

所以，李鸿章很清楚自己的北洋水师到底是什么成色，“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

这也许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李鸿章在与日本的战争中总是缩手缩脚，甚至还纵容亲属通敌。

比如李鸿章外甥张士珩在天津采买军械时，用偷盗抵换的方式倒卖库里的武器，把海军的炮弹都卖给了日军，赚了几十万两银子。

而甲午战争的导火索高升号被击沉，也和李鸿章脱不开关系，按照日本间谍头目石川伍一的说法，“叫日本打高升船官兵的信，是中堂衙里送出来的”。

不管这些事是不是李鸿章指使的，但起码说明，李家这个买办集团，已经和洋人有着分割不开的利益联系，哪怕出卖自己的国家，也要保证洋人的利益。

有这些买办集团把控朝局，中国怎么能打赢对外战争？怎么能捍卫自己的利益？1883年，法国入侵越南，张之洞指挥抵抗了1个月，取得了镇南关大捷，可李鸿章却力主跟法国人求和，让中国“不败而败”。

还有1865年，新疆发生叛乱，沙俄和英国趁机侵占中国领土。李鸿章却上了个折子：“徒然收数千里旷地，增加千百万开支，实在得不偿失。依臣看，新疆不复，与肢体之元气无伤，收回伊犁，更是不如不收回为好。”

要不是左宗棠抬着棺材收复新疆，如今我们哪来的大盘鸡吃？哪来的便宜天然气用？

02.

1911年，清朝灭亡了，但买办还在。

在民国时期，买办集团从影响朝政，变成了直接执政。

在北洋军阀时期，中国已经形成了江浙、华南、北方三个买办财团，买办的主业变成了金融，通过资助各派军阀，让西方获得了中国矿山的开采权、税收权以及海关关税等看得见摸得着的收益权。

所以各路军阀，本质上也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代理人，同样属于买办集团。为了获取更多利益，他们满世界借钱买枪，毫不吝啬地将主权和未来税收抵押给了洋人们。

国民党本来想依靠苏联改变这一切，但随着孙中山的逝世，蒋介石被英美财阀和中国的江浙财团收买，他发动“4.12”政变，又苦追宋美龄，其实就是投靠英美财团的投名状，最终形成了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大官僚买办阶级。

至此，买办集团彻底把控了中国的政权，也使买办在中国权力结构中达到最顶峰。

买办没有祖国，所以对建设国家没有兴趣，对民族工业的兴趣远远低于对国内的掠夺，对买办而言，任何长期投入都不如短期见效的买卖好，所以买办控制下的中国没有任何重工业的发展。

在买办的统治下，买办集团秉承“造不如买”的原则，和欧美国家厂商签订代理合约，在中国各地倾销其进口商品同时又大肆廉价搜罗中国的各种原料，开辟出口业务。于是原料去，成品来，业务大增，赚了不少银子。

如果说高科技产业中国生产不了还可以理解，但就连纸张、棉毛制品、香料、饮料等，买办都要从西方进口，所以买办们的业务越熟练，赚的贸易回扣越多，就意味着越多的外国商品涌入国内，国内民族工商业受冲击就越严重，破产就越厉害。

洋火、洋油、洋钉、洋伞、洋布、洋车、洋枪、洋炮，从吃穿用度到到飞机大炮，中国几乎全产业都被外国企业把持。

▲连火柴都要进口

1913年的时候，中国还能产4.3万吨的粗钢，自从买办政权帮助外资瓜分几大铁厂后，到了1930年，中国钢产量就只有1.5万吨了。

在买办的把持下，民国的工业水平退化到了连腐朽的清朝都不如，而且科技创新也被扼杀在了摇篮里。

1944年底，化学家樊庆笙研制出了第一批5万单位／瓶的青霉素。战乱中的中国一举成为世界上率先批量生产青霉素的几个国家之一，在那个战争年代，1克青霉素比1克黄金还要赚钱。

可是，如此利国利民的大事却没有得到国民政府的重视，财政部长宋子文甚至嘲讽到：“外国进口的盘尼西林（青霉素）都用不完，中国何必要自己生产呢？”宋子文无非是怕国产青霉素大批生产了，会影响自己的代理进口青霉素生意罢了。

买办的危害在抗日战争时期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在抗战初期，面对日军的空中优势，蒋介石决定大力建设空军，但买飞机这个任务，却落到了航空委员会的秘书长宋美龄头上。

于是，宋美龄这位买办家族出身，对空军一窍不通的“第一夫人”，一手粉碎了中国人的航空救国梦。

在买飞机一事上，买办家族内斗严重，宋子文倾向于美国，主张向美国购买飞机、聘请美国教官；孔祥熙却倾向于意大利，意大利的飞机虽然不如美国，而且和日本穿一条裤子，但架不住回扣高，至于买回来的飞机能不能作战，谁在乎呢？

▲意大利布雷达Ba.27型战机

1年就坠毁5架，造成4名飞行员死亡

同时，为了募集买飞机的钱，国民政府发行了多次每期为500万元的航空奖券储蓄，此外还有举办“献机祝寿”、“一县一机”、“义演献机” 等活动。这些钱款集合起来，是非常庞大的一个数字。按照国民政府募捐和民众捐款的数额，如果全部购买飞机的话，总数起码在上千架。

▲捐款买飞机收据

可是1937年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空军的作战飞机仅有不到300架，因战斗惨烈、飞机得不到补充，中国空军几个月就拼光了。

国人极度愤怒，纷纷询问巨额空军军费哪去了？周至柔也非常恼火，到庐山去找蒋介石，在庐山上宋美龄对周至柔发表了一番神论：“国货质量远远不如洋货，而国际上科技发展迅速，各国制造的飞机更新、淘汰快，买这也不是买那也不是，倒不如把钱存到银行，到时候想买就买。”

可战争一旦爆发，哪有给你买飞机、运飞机的时间和机会呢？况且，这笔钱，是被存在了宋美龄自己在美国的一个账户中。

后来，宋美龄夸耀自己收养了2万名战争孤儿，还四处慰问伤兵，亲自给他们换药，意思是自己很有爱心。

结果遭到记者反怼：“要是你不贪污买飞机的钱，全国能少几十万孤儿，几十万伤兵”。

此事最后怎么样了呢？蒋介石的板子高高举起，最后轻轻落下，连个替罪羔羊也没找，他自己就是买办，还能制裁同为买办的妻子不成？

国家的买办高层都这样，底层的买办就更无法无天了。

1942年，日本人占领缅甸，切断滇缅公路，美国开辟“驼峰航线”，冒险飞越喜马拉雅山脉，向中国西南地区运送援助物资。

就是在如此危急存亡之秋，买办们竟然做起了走私、倒卖外援物资的勾当。

在当时昆明、成都的黑市上，大批“美国货”被买办们炒到了天价。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正面战场上的抗日军队因为缺衣少粮不断溃败，广大百姓挣扎在死亡线上。一句话，前方吃紧、后方紧吃。

买办把这个国家糟蹋成这个样子，不灭亡才叫怪了。

03.

从伍秉鉴到李鸿章，从盛宣怀再到四大家族，近二百年的历史证明，一旦买办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则必有投降政治和民族沦亡，这就是我们无法容忍买办的原因所在。

对买办来说，掌握核心技术确实没啥必要，反正从洋人那里买来卖给你赚钱就成了。至于民族工业发展不发展，关键技术卡不卡脖子，都不是他们考虑的事儿。

就算国家被搞垮了，洋人来了，买办们照样能当上维持会会长。

所以，买办不是普通商人，而是一头怪兽，是为了利益绝不顾忌本体的毒瘤怪蛋。

对于他们的德性，毛主席在50年前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了：

“他们懂得什么是资本主义吗？最多是倒退回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去了。资本主义是靠侵略和掠夺别的国家的财富而积累资本资产的，而他们敢于侵略谁呀，不被侵略就阿弥陀佛了，他们只能是联合帝国主义国家，剥削和压迫本民族广大的人民百姓，或者贱卖自己国家的资源以满足自己那贪得无厌的私利。”

所以，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买办都是中华民族最大的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