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乒乓外交”背后有生命危险，和你讲述50年前的不易

11月22日，在美国休斯顿举行的“纪念美中乒乓外交50周年”晚宴上，国际乒联宣布了一次新的“乒乓外交”成果。

中国乒乓球协会和美国乒乓球协会联合组队，参加于此地开始的世乒赛混合双打比赛。

早在4月，当时在北京的首钢园就举行过这样的一次纪念仪式，90多岁的基辛格博士还视频连线，对此进行了回顾和祝贺。

作为当年推动中美和解、地缘政治板块再次划分的前奏，乒乓外交所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

不过在世界上，关于“乒乓外交”这个词的覆盖面，比我们国内的说法要更宽泛一些。

1991年千叶世乒赛、朝鲜半岛组成统一队击败中国女队团体夺冠，也被认为是国际乒乓外交的一项成果，缓和了半岛的局势。

2018年世乒赛团体赛女团8进4比赛前，原本要对阵的韩国和朝鲜突然临时放弃比赛，组成联合队进入下一轮比赛，也被认为是乒乓外交的一个分支。

甚至中国乒乓球协会这几年在世乒赛和韩国协会组队，让许昕带着梁夏银拿混双冠军，给韩国乒乓球协会打气，找赞助商；2017年德国杜塞尔多夫世乒赛，送马龙和波尔搭档打男双，都是乒乓外交的一部分。

这一次的中美组队，被认为是中国乒乓球传统的延续。

但是这些乒乓外交，都不能和1971年庄则栋和美国选手科恩之间交流这一事件所造成的影响相提并论。

很多人认为那只是中美华沙会谈、罗马尼亚通道以及通过巴基斯坦联络、最终促进基辛格秘密访华的前奏曲。

是一件偶然事件。

是殊不知，庄则栋等中国代表团选手能够去成日本参赛本身，就是一件大事，背后有着中国领导人和当时对华友好人士的不懈努力。

庄则栋

“外事任务”和大外宣

中国的体育，在1980年参加美国普莱西德湖冬奥会之前，主要的工作是两个分支。

其一是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振奋国民精神。其二是对外展示新中国的精神风貌，在国际上和盘踞台湾岛，阻碍中国统一的“反动势力”进行斗争。

体育战线和外交战线是紧密相连的。

也正是因为如此，新中国的体育领导人，从贺龙元帅到王猛中将、伍绍祖中将等，都是军队系统出身。

这是时代的需要，也是当时国情如此。

因此，说乒乓外交，必须说到当时的国际和国内背景。

国内当时的情况是1966年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很多正常活动遭受了冲击。

在1965年世乒赛上获得7个项目中的5项冠军后，中国就没有再次派队参加国际比赛。

虽然我们遭受的孤立，不如当下朝鲜这样极端，但是政治对体育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1965年之后，中国乒乓球队已经停止正常训练4年之久。

“后经周恩来示意和支持，1969年夏天国家乒乓球集训队逐步恢复训练，但是长期不参加比赛，只是偶尔开展‘体育表演’。此后一两年间，每逢节庆或较重要活动即做‘汇报表演’，并渐成惯例。”

1970年，日本爱知县的名古屋市获得了第二年世乒赛的举办权。日本的乒乓球界和体育界人士为了请到世界最强的中国乒乓球队参赛，做了很多的工作，也遭受了很多的磨难。

被拆除前的爱知县体育馆举行相扑比赛

1970年9月末，曾经代表日本获得过12块世乒赛金牌的日本乒协常务理事荻村伊智朗（后来在中国支持下，担任国际乒联主席），作为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代表团的一员，访问了中国，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接见。

访华的荻村伊智朗提出了乒乓外交的概念，只不过，这个乒乓外交并非后来人们说的中美乒乓外交，而只是希望借助乒乓球的交流，进一步促进中日民间的交往。

当时的中国和日本并没有外交关系，日本的政府敌视新中国，在联合国以及亚洲所谓集体安全上，都对中国进行围困和打压。

只是一些经济界和民间友好人士，看到中国的作用，在和中国做生意，并且推进一些交流活动。

荻村伊智朗回到日本后，与促成在名古屋家乡办世乒赛的日本乒乓球协会会长、亚洲乒乓球联合会主席、爱知工业大学校长后藤钾二进行了联络，让后者心中有了底气。

后藤钾二和与中国关系相当密切的友华人士——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常务理事西园寺公一进行商讨后，做出了一个决断。

那就是支持中国乒乓球协会代替中国台湾的蒋方势力在亚洲的代表权。

1971年1月，后藤和日本乒乓球协会理事森武、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事务局局长村冈久平一起，经香港来到中国，面见了周恩来总理。

这次访华，让当时的中国政府内部讨论后，出于争取日本友好人士的愿望，决定让乒乓球队“接外事任务”（庄则栋语）。

这最终促成中国队在时隔6年后，重返国际乒乓球界，参加日本名古屋世乒赛。

参加名古屋世乒赛的中国队

当年2月7日，在新加坡，后藤钾二于亚洲乒乓球联合会会议上，提出了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乒乓球协会为新会员，排除原来代表蒋方的所谓“中国乒乓球协会”的动议。

韩国和马来西亚等协会对此表示了反对，后藤钾二随即辞职，日本乒乓球协会退出了亚洲乒乓联盟，导致该协会解体。

第二年的5月7日，中国和日本一起，在北京成立了新的亚洲乒乓球联盟（1972年5月7日）。

所以，中国和日本乒乓球协会现在这种在比赛中竞争，场下友好相助的相爱相杀关系，是由来已久的，双方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积淀。

去年出现疫情后，日本乒乓球协会能够出面邀请中国乒乓球队去日本训练；伊藤美诚到中国来参赛，中国派选手帮助训练、刘国梁指导发球等等，都证明了双方的友谊。

刘国梁与伊藤美诚

这样的关系，并不是日本一些别有用心的媒体夸大水谷隼在社交媒体上说“某国球迷”如何如何，可以动摇的。

当然，后藤钾二的这些做法，在日本国内遭受了猛烈的抨击。

亲台湾的日本议员、以日本体育协会会长石井光次郎为代表的右翼势力大造舆论；当时的日本政府文部省甚至对日本乒乓球协会进行了分配金的追讨索赔。

后藤钾二在第二年的1972年1月22日，也就是亚洲乒乓球联盟成立前4个月因为心肌梗塞去世，他的女婿后藤淳成为了新联盟的首任主席。

后来徐寅生带队去日本访问的时候，还专门去名古屋的后藤墓进行了扫墓活动，纪念这位对中国乒乓外交做出了贡献的日本友人。

宣传队和戒严安保

体育让政治走开，是一句很时髦的口号。

但任何体育项目都不可能孤立于政治存在。

只不过，利用好体育和政治之间的互动，可以促进和平与友谊。而政治如果对体育进行了污染和侵蚀，则会带来灾难。

作为并非职业体育，而是得到国家资助的运动员来说，参加国际比赛，代表着一个国家的对外风貌。

类似日本运动员富田尚弥在2014年仁川亚运会偷相机；日本国家篮球队永吉佑也、桥本拓哉、佐藤卓磨和今村佳太在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身穿正式代表团运动服嫖娼；美国著名选手罗切特在巴西奥运会报假案说自己遭劫等。都会令该国的国际奥委会和体育精神蒙受损失。

上个世纪，中国国家体育总局参加奥运会前，都会给运动员下发一个学习小册子，里面有关于我国的政治经济政策等等，以备外国记者询问回答。

甚至乒乓外交后，当时的国家体委（现体育总局前身）还提出过，让每名参加国家队的运动员都掌握一门外语，送运动员去二外进修的想法。

尽管当时组建了乒乓球代表队，去参加名古屋世乒赛，可现实依旧严峻。

名古屋世乒赛开幕式

国内左的思潮依旧泛滥，而国际上也并不太平。

2012年9月，中国青年女子足球队在日本参加U20世界杯的比赛，就曾经在琦玉遭受了日本右翼势力开车逼停大巴的严重事件。

21世纪都会如此，更何况1971年中日之间没有外交关系的时代。

日本国内右翼势力对中国的敌视十分严重，在日的台湾特务也都可能对选手的安全造成威胁。

所以，3月底中国乒乓球队抵达名古屋后，后藤指示组委会给中国队单独安排了一个酒店，和其他参赛选手并不住在一起，还提供了安保人员。

中国代表团坐的大巴车也不相同，是从近铁巴士公司单独征调的，司机也十分可靠。

爱知县体育馆

比赛日，爱知县体育馆周边进行了戒严，进行了高规格的安保工作。

但这样的保护下，还是出现了科恩这个“异类”。

一个人的一小步

格伦-L-科恩（Glenn L. Cowan）1952年8月25日出生于美国纽约的新罗谢尔，他的父亲是一名电视主管，后来全家搬到了加利福尼亚的贝莱尔。

1964年，12岁的科恩显示出了乒乓球天赋，3年后他在美国公开赛拿到了17岁以下青年组的冠军，2年后，他还赢得了美国公开赛。

和庄则栋相比，他在世界乒乓球界属于一个无名的存在。

访华期间在中国街头的科恩 来源：香港大学图书馆

在那个时代的中国人看来，只有19岁的嬉皮士科恩还是个没长大的孩子，他梳着大长发，有点颓废和流里流气。

对于4月4日到底发生了什么，国际媒体的记述其实比较混乱。

比如日文维基百科说，美国选手科恩是想乘车去比赛地爱知体育馆的时候，误上了中国大巴的。

西班牙语维基百科甚至表示，科恩是先和中国选手梁戈亮打了15分钟训练赛后（没有任何人提到过这一点），错过了美国队的车。

“乒乓外交”引发了全世界媒体的关注

但是，为什么本来就住在不同的酒店，美国选手科恩却能误上中国队的大巴车这一点，很令人费解。

实际上，当时中国队和美国队都在另外一个训练馆进行训练。

科恩因为自己的事情耽搁，没有赶上美国队的大巴车，他需要赶到比赛会场去。

结果日本工作人员给他指了在现场剩下的、唯一一辆还会去比赛馆的大巴车，也就是中国代表团的专属用车。

科恩就这么冒冒失失地冲了上来。

那个时代，中国人被美国舆论宣传成僵化的洪水猛兽，比今日的塔利班还要糟糕。

而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形象则是有着大鼻子，在全世界欺压良善的代表。

所以，当科恩出现在中国大巴车上时，跟随中国代表团一起去日本的随队领队和有保卫义务的干事，紧张得大眼瞪小眼，不知道说什么好。

以名古屋世乒赛前2个月，1971年2月2日出版的《人民日报》为例——

该报的头版头条是《印度支那人民决心粉碎美帝新的冒险》、二条是《揭露美帝准备在老挝进行的战争“升级”》。

里面的二版三版还有《日本人民加强团结反对美帝和日本军国主义》、《巴西共产党赞扬印度支那人民抗美救国战争的辉煌胜利》、《德共“马列”“先锋”登报揭露 尼克松叫嚷和平是假扩大战争是真》。

《厄瓜多尔人民愤怒声讨美国强盗》、《菲律宾万余群众举行盛大聚会示威，纪念反美大示威一周年》、《土耳其伊兹密尔学生举行大规模示威抗议美国军舰窜进伊兹密尔港》。

除了学习政策等内容，基本上一半以上都是声讨美帝国主义野心狼。

在文革中，里通外国是非常严重的指责，没有接到指示的情况下“乱说乱动，违反外事纪律”，很容易在回国后被打倒批臭，从而给个人和家庭造成影响。

1969年12月3日，在华沙波兰文化宫餐厅举行的南斯拉夫时装博览会上，当时美国驻波兰大使沃尔特-斯托塞尔直接追逐中国驻华沙临时代办雷阳，希望重启华沙谈判时，没有接到国内指示的雷阳吓得赶紧离场钻进了汽车里。

后来周恩来总理在接见基辛格时幽默地说：“你如果想让我们的外交官得心脏病，就在社交公开场合追他们，并建议举行认真会谈就行了。”（注1）

周恩来总理接见基辛格

所以，面对这样一个美国人怎么办？没人敢站出来负责。

在大巴车上，多次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的世界冠军庄则栋站了起来，通过翻译对科恩表示了欢迎，并和他聊天，缓和了车内的气氛。

随后，庄则栋从自己的包里拿出了一件西湖风景的刺绣画（有说是黄山风景、美国方面报道说是丝绸围巾）送给了科恩。

通过华沙会谈和罗马尼亚的传话，当时中美之间已经开始在水面下酝酿缓和。

但是这些外交上的巨大变动，还远没有传达下来。就是在中央层面，也仅有少数人知道。

所以，庄则栋当时能够从自己对体育精神层面的理解上，做出这样的姿态，是很不容易的。

在自己的回忆录和多次接受采访时，庄则栋表示，自己是深刻领会了周恩来总理“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原则指示，才这样做的。

庄则栋

这也算是一个“活学活用”的典型案例吧。

就这样，当摄影记者们围着备受关注的中国代表团从大巴车上下来的时候，里面还出现了美国选手科恩的身影。

想象一下大虫罗德曼去朝鲜访问、或者塔利班组建了个棒球队访问美国，这肯定都会成为一件体育赛事中有趣的场外新闻。

中国代表团访问日本参赛本身已经够震撼的了，更何况是中美之间的接触。

在此之前，美国敌视新中国的政策是根深蒂固的。非美调查，会将那些同情或者为新中国说一两句好话的人，投入监狱，导致他们丢掉工作，排除在主流生活之外，丧失在美国的生活能力。

曾经为美国国务院做了很多工作的老中国通谢伟思等人都难逃毒手，更别说普通人了。

所以科恩举着庄则栋给他的礼物照相这件事，绝对是不能忽视的场外大新闻。

据科恩回忆说，他当时身上没有任何可以回赠的礼物，后来他找（买）了一件T恤送给了庄则栋。

但是这件T恤的纹样又是众说纷纭，有人说是美国和平队的T恤，上面有和平的字样、以及美国乒乓代表团的徽章。

也有记述说，那件回赠的T恤是英国组合披头士的简易纪念版，上面写着1970年刚刚发行的一首新歌“Let it Be”（顺其自然）。

被历史所重视

那个时代没有互联网，也没有这么多外语人才。不像现在，外国新闻上网5分钟就有人翻译成中文发在微博，被国内知晓。

国内知道外国新闻的方法只有通过新华社或者用短波收音机“收听敌台”。

现代人可以随便订阅翻看新华社出版的报纸《参考消息》。

而在80年代之前的一些时段，《参考消息》是有一定级别的人才能看的内容。

很多地方需要把看过的《参考消息》按照时间和日期整理好，再交还有关部门。跟机密文件一样，丢一张《参考消息》报都是泄密的重大事件。

新华社的参考消息编辑部除了给一般密级人员编撰《参考消息》之外，还会编辑大小参考和大清样等密级更高的内容，供国家领导人阅读，了解外部情况。

这类内容，在世界各国的领导人那里也多会有，美国总统拿到的，叫做国家简报。

如果说，庄则栋和科恩的这个交流就此停留在日本，那么也就成为了一个体育交流事件的花絮。

庄则栋访美

但正是因为外电对这次偶遇的热烈反应，通过新华社的大清样反馈，让当时的国家领导人敏锐地抓住了历史的脉搏。

小人物的交流，就此成为了推动历史车轮的助力。

当时，中国其实计划在名古屋世乒赛后，邀请国际上一些球队访华，到北京打友谊赛。

而是否也借此邀请美国队，当时体委和外交部之间是有争议的。最后是最高层拍板，将美国队也放进了邀请行列。

1971年庄则栋在比赛中

1971年4月7日上午10时半，美国乒乓球队的副领队拉福德-哈里森接到了中国乒乓代表团负责人宋中的正式邀请。

哈里森这边也是政治挂帅，连忙回到皇冠酒店房间给东京的美国驻日大使馆打电话，“中国人邀请我们去了，我们去不去？”

美国驻日大使迈耶是个滑头，他将球踢给了华盛顿，打电话回国务院。

这时候的华盛顿DC还是午夜，美国当时的国务卿罗杰斯不敢怠慢，署上自己的意见就送去了白宫，给美国时任总统尼克松。

1972年参观十三陵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和国务卿罗杰斯

这个事件的进程还有个前提，那就是尼克松政府在名古屋世乒赛开始前2周的3月15日，刚刚废除了一项规定——取消对于使用美国护照去中国旅游的一切限制。

所以中国对美国乒乓球队的邀请，发在了关键点上。

尼克松为此连夜召开了总统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特别会议，进行了讨论。（注2）

时任副总统阿格纽是个大右派，当然也是没什么存在感的家伙，被排除在决策层之外，也不知道中美正在接触。

所以他反对放运动员访问中国，但是他的意见被否定了。

尼克松访华

事后这位美国副总统还找了9个记者去自己房间大放厥词，让希望和中国缓和的尼克松暴跳如雷……

“中国人打出来的‘乒’这一声，每个人都听到了。”这是《时代》杂志的评述。

所以美国也就回应了“乓”。

4月10日，9名美国乒乓球选手、4名美国乒乓球协会的官员和2名本来跟着去东京玩耍的球员家属，以及最后一刻才拿到签证的3名美国记者，登上了从日本到香港的飞机。

他们通过罗湖桥入关。

在新中国成立前，只有美国黑豹党的一些成员访问过中国，此外毛主席还接待过受麦卡锡主义迫害，不得不离开美国在欧洲居住的老朋友斯诺。

美国乒乓球代表团，是1949年10月1日之后，首个正式在美国官方同意下访华的民间交流团。

1971年4月14日，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待了来访的美国乒乓球队。

访问中国的美国乒乓球队和周总理合影

他说：“你们为中美两国人民的关系揭开了新的篇章，我相信我们友谊的这个开端必将受到两国大多数人民的支持。”

周恩来谈话后几个小时，白宫宣布放松美国对中国实行了21年的禁运，对愿意访问美国的中国人可以加快发给签证，放宽货币管制以使中国能用美元支付进口货物，准许美国各石油公司对进出中国的船只和飞机出售燃料以及准许挂外国旗的美国船只，停靠中国港口。

从中国人的乒到美国回应的乓，然后是叮叮当当，坚冰就这样开始融化。

当然，到访中国的乒乓球队里，肯定没有那个脑袋不太灵光的福瑞斯特-甘佛（电影《阿甘正传》的主人公）。

电影《阿甘正传》中，主角参与“乒乓外交”

回到美国后，尼克松接见了美国乒乓球队，并向一同到访了中国的美国乒乓球协会主席格雷厄姆-斯廷霍文表示，他会对中国乒乓球队访美给与支持。

3个月后的7月9日，基辛格在巴基斯坦对外宣布得了德里疟疾病倒，然后悄然飞赴中国北京，开始了改变世界的进程。

今日的乒乓外交，肯定不能和50年前的那场背后有外交巨擘的互动，相提并论。

随着中国社会的进步和世界的变化，今日的体育已经不会再向50年前那样，背负诸多的场外责任。

但是外交就是把我们的朋友变得多起来，让敌人变得少起来的过程。

而体育本身有交流和增进友谊的作用。

通过体育来获取和平的功效，不会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