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华人凭什么富可敌国？

电影《摘金奇缘》（Crazy Rich Asians）讲述了美国华人在东南亚华人家庭，由被鄙视转为被接纳的过程。电影颠覆了观众的传统认知：最发达国家的美国人，竟反被第三世界鄙视。

电影原著作者关凯文曾在作品中阐述了他心目中亚洲人的等级：印尼华人置于顶端，新加坡人其次，美国华裔处下游。电影人物也按作者的认知设置，杨氏（Young Family）正是住在新加坡的印尼华人富豪，印尼华人这个久被遗忘的群体，也被推上舞台焦点。

按照现在的国家经济水平，将印尼人的地位置于美国人之上似乎是不可理喻的。今天中国人移民的首选仍然是美英加澳等西方发达国家，印尼根本不在考虑内，作者却偏偏将印尼华人置于等级最顶端，是否脱离实际呢？

在马来西亚马六甲，我询问了当地人对这部电影中“华人等级”的看法，被采访的华人大哥对人物安排格外认可。

“印尼华人，他们真的很有钱、很有钱、很有钱！”大哥连用三个“很有钱”描述，“比什么美国、英国、澳洲那些富得多，那些国家根本不算什么。当然，也比我们这些大马人有钱啦。他们太富了，是中国以外，全世界最富的华人。”

我意识到，包括我在内的很多国人过去对印尼、西方、华人等概念的认知，都存在偏差和误解。电影中Young Family超乎想象的奢华生活，引起了我的疑问：为何最富有的华人，来自印尼这个相对落后的东南亚国家？中国人又为啥选择移民印尼，去印尼有前途吗？

为搞清这个问题，这一期就简单讲讲，印尼华人是如何发家致富的。

“个人只要不懈奋斗，就能获得更好生活”，1776年以来的“美国梦”蔓延全世界，成为当今许多人坚信不疑的成功秘笈，将成功归因于努力、上进等个人因素。人们普遍认为印尼华人富裕是因为勤奋、聪明，这尽管有理，却过分夸大了个人因素而忽视了更庞大的客观条件，比如：时间。有时，来得早，就是致富的秘密。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早鸟效应就是先到先得，先来者总比晚到者更早融入当地、摸索规则和建立秩序。华人到达印尼的时间可追溯到一千多年前。唐朝时，华人就沿着海上丝绸之路前往印尼群岛，一些唐人留在了当地。宋元时期，南宋皇室南逃，部分流亡爪哇，蒙元军队入侵爪哇时，又一批华人到达。

印尼华人主要成型于明朝，比美国华人早四百多年。

明朝及以前到达爪哇的华人与土著通婚，产生土生华人（Peranakan），即岜岜娘惹，他们兼具中国宗教信仰和土著生活习惯，已进入爪哇主流社会。

在荷兰殖民时期，荷属东印度华人受荷兰语教育，成为白人管理当地土著的中间人，被封甲必丹或贵族（Sia），是地位仅次于白人的中上层群体。

19世纪中期，清末时期，前来荷属东印度的中国破产农民被称新客（Totok），是社会底层的苦力。

北美最早的华人是于1820年前后来开矿和修铁路的苦力，美国华人的初始阶段相当于印尼华人的新客阶段。印尼已积累几个世纪的土生华人和甲必丹阶级，这在北美华人社会是不存在的。当美国华人以廉价劳动力为起点在异国谋生时，印尼华人已通过几百年的积累进入上层社会，成为经济上的统治阶级。

电影《摘金奇缘》中，女主角瑞秋虽生在发达的美国，但作为20世纪80、90年代中国大陆移民第二代，从小在贫困中长大。而杨氏家族虽起源于落后的印尼，却已通过几代人的积累，成为名副其实的“老钱”（old money）。

尽管印尼是中低收入国家，远远无法与西方发达国家媲美，但印尼华人却是中国海外移民中经济上最“成功”的。依照“人往高处走”的移民逻辑，向已成型的现成发达国家移居，是大部分人笃信的稳妥致富办法。但这种稳妥保守，也是另一种桎梏，真正的机会也许就在落后地区，印尼华人致富的一大原因，就在于移民地的落后性。

学者萨义德·胡赛因·阿拉塔斯（Syed Hussien Alatas）在《懒惰的本地人》中认为，东南亚的马来人、爪哇人和菲律宾土著生性懒惰，给勤奋聪明的外来人以可趁之机。

华人来到印尼群岛时，这里仍是待开发的处女地。华人比荷兰人来得更早，只要勤奋努力，很容易就掌握当地经济，那些在中国穷苦落魄的人，在这里却成为了精英。而西方移民社会，虽整体经济富裕，但已被白人开发殆尽，作为外来者的华人无羹可分，只能处于被动从属的局外人地位。即使是受过很多教育的高素质华人，也只能徘徊于边缘。印尼华人就好比鸡头，西方发达国家的华人则好比凤尾。

印尼华人在印尼掌握极大的经济话语权，这是西方国家华人难以企及的。

与西方社会中作为客体的华人不同，印尼华人擅长和西方殖民者打交道，充当了白人在印尼的统治工具。荷属东印度时代，荷兰人看中华人精明勤奋又熟悉当地社会的特点，加以利用，催生甲必丹阶级（Kapitan Cina），进入甲必丹阶级的华人统称为Cabang Atas，马来语意为“最高层”，包括少校（Majoor de Chinezen） 、上校（Kapitein de Chinezen）、上尉（Luitenant der Chinezen）三个层级。

加入荷兰白人统治阶级的华人，掌握一言九鼎的大权。1619年被册封甲必丹的苏鸣岗（Souw Beng Kong）除了获得封地和世袭贵族（Sia）称号外，还参与了荷兰人抓捕爪哇奴隶的贸易活动，是仅次于荷兰人的统治者。

甲必丹阶级高度西化，是东印度群岛的种植园主，生活水平超过中国。耳熟能详的代表人物非印尼华人黄蕙兰（Oei Hui-lan）莫属，她是民国外交家顾维钧妻子，也是印尼糖王黄仲涵之女。黄蕙兰是印尼娘惹，甲必丹出身，在三宝珑接受荷兰语教育。顾维钧参加巴黎和会时，黄蕙兰已是欧洲资深名媛，并很快以家族财富，助力初出茅庐的顾维钧当选中国国务总理，足以显示印尼华人富可敌国的巨大影响力。

印尼华人还与印尼土著交好，充当土著政权的左膀右臂。印尼独立后，华人成为印尼新政权的经济掌门人，尤以苏哈托时期最甚。

今天大多数印尼华人富豪，都是在苏哈托时期发家的。以军事政变上台的苏哈托急需通过发展经济来制造政权合法性，便扶植华人财团作为其金主和经济依托。

富可敌国的华人财团开始涌现，包括首富林绍良及其林氏集团（Salim Group）、李文正（Mochtar Riady）及其力宝集团（Lippo Group）等，都是苏哈托嫡系。1998年苏哈托垮台，印尼华人也受到巨大冲击。

《摘金奇缘》讲的是印尼华人家庭，那为何Young Family会住在新加坡呢？电影中的杨氏家族成员还散居中国上海、深圳、台北、香港、美国、英国等地，四海为家，这与印尼华人的世界性迁徙有关。

印尼华人这个概念，不仅指定居在印尼的华人，还包括从印尼出发、离散在全世界的华人。明朝开始，华人从中国来到东印度群岛谋生，是第一次移民；20世纪中叶起再由印尼向全球再次迁徙，是第二次移民。

第一次移民阶段，华人南下印尼群岛，依族群抱团，地理上也各有各的地盘。

印尼华人的第二次移民，主要因为印尼境内的三次政治动荡：1949年印尼独立，土生华人因曾充当荷兰殖民者的经济助手，为了自保离开印尼；1965年九三零事件，印尼陆军策划针对华人的攻击，引起大规模华人离境潮；1998年苏哈托政权垮台，华人因掌握印尼经济命脉引发土著不满，引起暴乱，华人再次外迁。21世纪后，印尼政局逐步稳定，政府废除针对华人的法律歧视，华人近年才陆续重返。

印尼华人已离散至世界各地。新加坡一度是印尼华人资本家的大本营，《摘金奇缘》里杨氏就是这个类型；马来西亚与印尼华人关系源远流长，大马华人许多也是印尼华人。

澳大利亚是印尼华人的第二大聚集地；中国香港作为国际都市也吸引了不少印尼华人企业家来开拓对华贸易；在美国，南加州尤为受到印尼华人青睐；荷兰作为印尼群岛曾经的殖民宗主国，是受荷兰语教育的不少土生华人的聚居地。

近年来，印尼华人普遍看好中国发展前景，不少家庭让子女去中国受教育。

印尼华人已是名副其实的东方犹太人，由中国下印尼，再从印尼向全球离散，一个印尼华人家族出于分散风险和发财致富的目的，其成员往往分散于世界各地，就像《摘金奇缘》里的杨氏一样。虽有巨大的内部差异，却也打断骨头连着筋，保持着相当的组织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