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高质量发展需要规则和文化的支撑

比世界500强更重要的是中小型高科技企业

《21世纪》：刘鹤副总理撰文指出，高质量发展和科技创新成为多重约束下求最优解的过程。你如何理解这一判断？

郑永年：早在几年前，数量扩张型经济时代就已过去了，尤其是我们现在空间资源、土地资源、人力资源有限，以前那种低附加值的经济已经很难持续。实际上，在粤港澳大湾区的一些城市，这种腾笼换鸟早就开始了。

现在一说到高质量，大家普遍会先想到世界500强、大企业、高科技等等概念，我认为高质量发展，尤其是要追求高附加值的情况下，技术含量很重要。

回顾中国经济发展的历程，例如粤港澳大湾区，从以前的劳动密集型到后来资本密集型，再到现在应该要转向技术密集型。那么发展技术密集型的经济，就不能只关注世界500强企业。

虽然引进世界500强企业确实很重要，也应该继续鼓励和支持，但更重要的是中小型高科技企业，这是我们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优势的途径。

以前我就呼吁要引入更多的西方国家的中小型企业，而且应该是技术型的中小企业，而不是贸易公司。中国现在鼓励发展的也是中小型高科技企业，新成立的北京证券交易所很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服务中小型的技术含量高的“专精特新”企业。

我们不仅要聚集一大批“专精特新”企业，还要引入欧美、日本等国的企业，在这里孵化它们。欧美的中小企业也面临垄断的问题，这对初创企业来说是个难题。那么，在实现技术创新的成果转化和落地这一环节，我们国家是非常具有优势的。

除了技术以外，我一直强调高质量发展要涉及到规则、标准，当前我们很多行业的特点就是大而不强、多且分散，如果企业、城市互相不关联就很难发展起来。因此我们要制定规则、标准，在此过程中政府应当起到很大作用，以及各类的商会、企业联合会等等。

要强调制定规则和标准的重要性

《21世纪》：刘鹤副总理还指出，由于世情国情发生深刻变化，科技创新对中国来说不仅是发展问题，更是生存问题。为什么这么说？

郑永年：我们现在面临核心技术“卡脖子”的问题，如果要解决“卡脖子”的问题，就要有大量投入。投入创新不是关起门来自己创新，而是要在开放状态下进行。

一方面，我们自己要创新，也要允许更多国外的企业到这里来创新，不能走苏联的老路。苏联就是关起门来自己创新，在前期阶段确实能取得一定成果，但是发展到后面，一不开放，二没有市场，那么即使有技术也转化不成劳动生产力。

在开放状态下创新，人才观念就要转变，不仅要将更多的中国人培养成为国际人才，也要能够培养其他国家的人才。例如美国，大部分人才其实都是从不同国家来的，而美国的科技企业之所以生机勃勃，就是因为这些人来自不同文化背景，能够产生不同的思路，这种不同所形成的化学反应，就是创新。

所以为什么国家总是强调“三化”呢？

首先，市场化不仅仅是说中国国内的市场，而且要包括国际市场；其次，既然要推进市场化，那么薪水、教育制度就会国际化。因此没有市场化就不会有国际化，市场化是国际化的基础。

同时，国际化指的也不仅仅是中国要走向世界，而且还要让国际人才走进中国。最后是法治化，也就是建立规则。在规则和标准方面，我们要一步步引领，要避免被别人牵着鼻子走。

所以，提高标准其实就是高质量发展，一方面是技术，另一方面是规则，即技能标准。同样一件在中国生产的衣服，按中国现在的技能标准生产可能售价1000元，那么按欧洲的技能标准可能就是5000元，这其中的附加值就是标准。我们在发展的早期必须依靠双手双脚的劳动，但是现在也要强调制定规则和标准的重要性。

《21世纪》：从“做技术”再到“做标准”，对于中国企业意味着什么？

郑永年：刚才谈到的鞋、服装等产品，其实中国的企业都能生产，硬件都没有问题。但是现在我们的企业规则意识还不强，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不够，在一些行业内存在企业之间的过度竞争。这些现象都是因为缺少规则。

能够生产高标准的产品对于企业而言是很幸福的，等于同等单位的产品获得了更多附加值，不见得会带来痛苦。之前中国互联网行业规则不完善的时候，平台与平台之间互相排斥，这才是给企业带来更大的困境。

再说到劳动标准。很多经济学家已经研究论证了，提高工人的工资水平有利于资本自身的发展，否则资本生产出来的产品由谁来消费呢？只有把工人培养成中产阶级，成为消费阶层，资本自身的发展才有希望。

因此，提高工人的工资不仅不会影响劳动生产，反而将促进劳动生产。西方国家此前之所以更早地进入发达阶段，就是把工人阶级转化成消费中产阶层了，那么现在西方国家内部为什么会出现一些政治乱象？就是因为中产阶级规模缩小了。

提升消费水平需要文化积淀

而不是资本炒作

《21世纪》：但可能许多企业还意识不到或者不重视这个问题。

郑永年：企业家之间也是有不同的。上世纪80年代刚经历改革开放的那代企业家，可能比较重视短期的利益，但是年轻一代的企业家就不大一样了，而且中国企业的股权制度也在发生变化。以前那些只追求企业短期利益最大化的观念是行不通的，实际上在阻碍企业的发展。

当前，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大概占30%左右。实际上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已开发得较为充分，富人群体甚至消费过度了，接下来推进高质量发展，如果要拉动消费，就必须提高占比达70%的中低收入群体收入。这也是为什么日本要施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就是要通过工资增长，促使工人阶级变成消费阶层，实现高质量经济发展。

这时候，产品的质量也要同步提升上去。我们可以看到，在欧美国家，中产群体在消费方面已经形成自己的文化品位了，也就是“文化中产”。我们国家目前实现的主要还是物质上的中产，消费阶层的文化品位还有待提高。

所以真正的高质量发展，既需要技术和规则，也需要有背后的文化支撑。没有文化基础，消费水平就难以提高，仅仅是食、住、行的消费规模是有限的。很多国际名牌产品的附加值很高，就是因为有文化概念的消费在里面，所以其实还是需要做品牌的建设。

《21世纪》：我们观察到近年“国潮”品牌兴起，非常受年轻一代消费群体的欢迎。你怎么看待这一现象？

郑永年：没有哪个企业、哪个国家不想做品牌，但品牌不是用流量方式做出来的，不是资本塑造一下，或者找一个明星代言一下就能做好的，这其中很多都是短期利益驱动。国际名牌并不是靠资本炒作出来的，而是通过文化的积淀、设计师的创作对品牌进行不断提升。所以个体文化水平的提升很重要，无论是消费者还是生产者。

例如元宇宙，现在很多资本在炒这个概念，但我们不要被这些表象所迷惑，元宇宙中最重要的也还是生活在其中的人。因此，回到品牌建设来看，资本炒作是一个层面，实现整体的老百姓文化水平的提升又是另一个层面，所以说“文化中产”非常重要。

《21世纪》：你所说的“物质中产”到“文化中产”，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

郑永年：教育体系是一部分，但家庭、社会甚至包括更广泛的人际关系，也是这种文化教育和提升的一部分。教育培训行业之所以要经历整顿，也是因为此前资本主导得太多了。英美国家就是过于以资本为主导，才会出现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我们要追求一个资本和社会发展的均衡状态，过于逐利就会导致马克思所说的把一切都商品化的现象，会出现很多负面效应，最后导致贫富差距越来越大。那么北欧、德国为规避这种问题，采取了社会市场（social market）模式，来调节资本逐利导致的负面效应。

《21世纪》：社会市场模式是怎么调节负面效应的？你如何评价中国迈向高质量发展对我们今天谈到的发展问题的回应？

郑永年：北欧和德国模式跟英美的一大区别就是，英美国家的社会经济过于让资本主导，尤其是金融资本主导，导致了经济金融化和虚拟化。但在德国，它始终坚持以制造业为主。按马克思主义理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政治），那么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就决定了这些国家的社会结构。

中国现在为什么要强调反垄断，要夯实实体经济基础，提出大力支持“专精特新”企业？因为这都是跟制造业息息相关的，只有这么做我们才不会走到经济过度金融化、过度虚拟化的阶段，而且即便经济的金融化程度很高，最终金融也是要为实体经济服务的。

所以，世界各国的发展不是一定要按照英美模式来走的，其实像德国或者其他国家的模式，也都是有一些借鉴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