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广州，新故事

开放包容的广州

在那些年轻的新区、新建筑里

流淌过千年岁月的岭南文化换一个样貌

仍然鲜活。而城市中最终留下来的

不仅是建筑，还有鲜活的生活

以及它承载的传统和文化

广州永庆坊特色文化商业步行街区。图/视觉中国

老广州，新故事

本刊记者/李静

发于2021.12.6总第1023期《中国新闻周刊》

“今嘢，饮佐茶未啊？”

清晨，阳光刚爬上恩宁路街边的外墙，路两旁老屋中走出的老街坊彼此问候。还没开门的铜艺店已经开始了“叮当”声，不远处的永庆坊内依稀传来粤剧吊嗓的咿咿呀呀，腊味店老板把烧鹅“哐”地扔上案板，各种声音混杂一起，交织出活色生香的老广州西关市井生活。

而只需走出200米，在地铁黄沙站坐上一号线，向东行驶不过20多分钟，从体育西路站出来，就是流光溢彩、摩天楼鳞次栉比的天河体育中心，与广州的新地标——“小蛮腰”隔江相望。

旧时的广州，曾有“西关小姐，东山少爷”的俗语，体面气派的东山、古典雍容的西关，这短短八个字，道尽老广州的百年沧桑和风云变幻。这座唐宋时期即确立了传统城市基本格局的千年商都，西部传统文化积淀于明清时期，东部现代文化崛起于近现代，城市东西部气质迥异，形成了特有的城市文化现象。在老城、古村落的修葺改造中，广州也越来越摸索出一套重振老城街区活力、延续城市文脉的活化更新的独特“微改造”模式。

2019年4月，广州的城市更新新政《广州市深入推进城市更新工作实施细则》出台，要求旧村微改造注重历史文化和自然生态保护。2021年7月，广州市政府又在《广州市城市更新条例（征求意见稿）》中明确，城市更新行动中严格控制大规模拆除，“微改造”兼顾文化传承与产业更新。

作为社会文明的标志，城市是人之行为的塑造结果，反过来，又塑造人的行为。自唐代初年起就担当外贸重镇的广州，作为一扇中国从未关上的门户，酝酿出开放、包容且务实的独特岭南文化，它无所不在地改造这座古都，也浸润于千年的城市变迁中。

“微改造”活化城市记忆

86岁的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黄天骥是地道的老广州，1935年出生时，他居住的那条如今被誉为“广州最美老街”的恩宁路才建成4年。儿时的记忆中，宝源路、永庆坊离自己家不过几百米，住着很多同学和亲戚，他每天踩着麻石路，穿行于这些街巷，从这个门进去，七拐八拐，又从另一个门出来，瞬间穿越到另一条小巷。临街的建筑不管是住宅还是商用，通常都是骑楼，连成一片，下雨也不需要带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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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庆坊内的一家铜铺。图/视觉中国

1952年考上中山大学，黄天骥离开自幼生长的西关。但只要有空，他总会回来转转。几个月前，他刚刚又专门前往西关，只为看看已经成为网红区的永庆坊。布满潮流店、咖啡馆和熙攘人群的街区，当然已经不是他记忆中太婆婆、婆婆居住的小巷，但他又感觉熟悉。黄天骥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不是学建筑的，并不特别清楚“微改造”的具体技术，他只是觉得，那些街区仿佛童年的伙伴，换个样貌又出现在面前，灵魂并没有变，“我一看到‘他’，小时候见过的形象，就重现出来。”

也许，这就是2018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州荔湾区永庆坊考察调研时所说的，“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

就在几年前，“微改造”还是一个新词。竖梁社创始人、永庆坊主创设计师宋刚在2015年刚接手永庆坊项目时，整个片区很多建筑已倒塌，人去楼空，野草丛生，下水系统糟糕，电线乱七八糟，社区脏乱破旧。那时，广州已经提出在老城区做减量规划，保护旧的街区肌理和传统骑楼街，但如何探索出一套旧城更新的新路径，尚无太多经验可循。

既然不能“大拆大建”，宋刚最终为永庆坊保留了最初的规划设计，老街形制、岭南建筑民居空间肌理不变，强化整体风貌特色，让“旧”和“新”有机结合。整体改造设计以修缮提升为主，而不是“保留”或“修复”的一刀切处理，他希望项目成为有城市生活，有充实业态的街区，而不是一味复古的空壳。

这样一来，对设计和施工的考验极大。在设计上，一户一策，每栋房子单独出图纸，根据不同情况谨慎地甄别，进行对应性的改造，保持街区整体上的延续感。施工也需要反复商讨，例如立面的修复，最终采用了清水砖墙砌筑的方法，并将原立面小心地保留下来，这必须边拆除边加固，有些地方甚至要一块块拆砖才能保证原有立面完好。街区里不为人注意的历史细节，如雕花、铁艺栏杆、木窗、趟栊门等，设计团队也在踏勘过程中一一拍照记录，要求尽可能修复原貌。

老城的边缘化本质上是城市生态的问题，不解决城市生活内容的困境还是于事无补，所以永庆坊改造不仅是变美变好，还要考虑商业方面的运营。宋刚和团队早期对所有建筑进行评估时，就已经推演了每栋建筑适合的业态，进行布局。例如进深较深、靠里安静的就做办公，靠外、可达性强的就做商业，商业建筑的立面尽量把窗开大，做系列橱窗去吸引人群。

要满足众多的设计需要并非设计团队最头大的事情，永庆坊改造最大的难点，在于要改造的单位只有70％～80％为公产，其他为私产。宋刚和团队不但要设计方案，还需要进行大量协调、劝说。甚至常有街坊大爷、大妈来指挥他：“哎，你这样设计不行，应该……”他记得，永庆坊一期需要出改造方案的房屋一共80栋，有些建筑由于情况复杂反复修改图纸，甚至会改上数十版。“确实磨人，图纸不断变更，施工过程反复纠结调整。”宋刚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如今，永庆坊作为广州旧城改造的标杆项目，已成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街区。2021年10月，广州永庆坊保护活化项目，获得建筑领域大奖——中国建筑学会建筑设计奖。“微改造”一词也从这里出发，为广州乃至全国旧城中心区的更新活化提供了另外一种方式。

航拍永庆坊历史街区。图/视觉中国

宋刚坦言，当年接下这个项目时，对所谓“微改造”的认知深度远不及当下，对街区整体功能定位也还模糊，尚未有准确的把握，更没有想到最终项目会被提升到这样一个高度。但也正因如此，无先例可循的摸索和“无知者无畏”的率真使团队作出很多极具创造性的开发，他们一方面对有历史价值的旧房子修复、还原、加固，尽可能忠实地还原历史面貌；另一方面也去粗存精，大胆引入现代业态需要的通透、开放、灵活、创意的元素。例如街区中央的共享中庭，宋刚将竹筒屋结合的位置彻底打开，引入新鲜空气和阳光，这是对共享办公群落的量身定制设计。

新与旧的碰撞，曾引来业内专业人士的尖锐批评，认为新的理念破坏了古城原有的岭南味道。但广州的民众很快接受了改造后的永庆坊，永庆坊也因此焕发了生命力。根据最初定位，永庆坊建成后引入办公、配套公寓、教育等产业。但经过五年的发展，它的商户越来越多元化，咖啡店、剧场、文创小店纷纷聚集到这里。无论什么时候来永庆坊，都随处可见个性打扮的“文艺青年”，周末的夜晚更是人群络绎不绝。

最难能可贵的，是在最后改造完的园区里，商业、文化活动应接不暇的同时，又无缝衔接着舍不得搬走的老街坊的日常生活。在年轻人排队拍照的网红咖啡馆、日式饰品店旁边甚至楼上，就是露台晒着背心、衬裤的老住户，再拐个弯，还有坐在家门口修鞋、修家具的老匠人，不为赚什么钱，只因在老街住了一辈子又有点手艺，不想闲着，也服务街坊邻里。

文艺青年们寻找角度自拍，半掩门内正看电视的老人对咫尺外的热闹充耳不闻。不同的世界交织在一起，商业的喧哗与市井生活的安闲，彼此包容、共生，这也使得永庆坊绝无人造布景或符号之感，而是散发真实的人情味与烟火气。这看似奇特却和谐的城市空间，似乎只有在广州才会显现，也只有在这里，才毫不违和。

广州北京路及展出的历史遗迹。摄影/姬东

千年商都的革新求变

向水而生、因水而兴的广州，曾是一座河道如巷的水城，直到上世纪70年代，广州人仍习惯把穿城而过的珠江称为“海”。

古时的广州土著为“越”，广州建城之始，似乎为明人欧大任《百越先贤志》中记载的春秋时代的“南武城”。那时的越人耕耘树艺，渔海樵山，春秋战国中原征伐不已时，广州凭借五岭屏障依然河清海晏，越民不仅身体强壮且讲究生活质量，在广州龙洞飞鹅岭一带，曾考古发现四千多年前装饰用的玉环。

随着秦始皇扫灭六国，公元前221年，秦派50万大军南下。在作战人数和作战经验上，百越军队远不及秦国大军，但断发文身的越人与秦军鏖战十年，使秦人迟迟踏不入百越之地。后秦军主将赵佗和辑百越，团结越人首领，才逐渐得到了当地拥戴。岭南纳入了秦朝版图后，来自中原的汉人源源不断迁入当地，风俗文化南北融合。这些生猛骁勇的越人与谋求改变命运、举家南迁的汉人在深层意识中具有共通之处，他们会通碰撞出了岭南文化中最深层的基因——革新求变。

三元里抗英、黄花岗起义、广州起义……近现代的广州，又是中国革命的策源地。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城市文化研究所副所长柳立子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在中国大的主流文化中，也许岭南文化不是那么凸显，但每当中国在发展中遇到瓶颈，于关键的历史节点上，岭南文化或者说以广州为核心的广东人，就表现出他们强烈的探索精神和执行力，从近现代历史中的关键事件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改革开放，都是如此。

革新求变中，孕育着强大的开放与融合能力，这与广州自古以来的商港地位密切相关，也影响了广州的整个城市空间风貌。两汉至六朝，广州的商业尤其是海外贸易，已颇为活跃，对外贸易交往，从东南亚扩展至印度、斯里兰卡和阿拉伯半岛。唐代开始，广州更进一步成为全国主要进出口口岸和世界著名的贸易港口城市，唐王朝在广州设置了外贸管理官员市舶使，这是中国最早的外贸官员。如今黄埔至庙头一带是当年海外商船停泊的天然外港，城内珠江白鹅潭，则是中外商船停泊交易的深水内港，繁华热闹，称盛一时。

《旧唐书》记载，光公元770年一年，就有四千多艘海船进出广州港。对外贸易的繁盛，使海外商人云集唐代广州，其数量多至十余万，不少人定居于广州，称为住唐蕃人。广州政府划出城西（今光塔路）一带，以河为界，专给住唐蕃人居住，称为“蕃坊”。

宋朝之后，广州将西边的“蕃坊”与东部老城合并，且多次扩建，直至明朝嘉靖四十二年（1563），广州城进行最后一次大规模扩建，城址东起今越秀路，西到今人民路，南达当时濒临珠江的今万福路、太康路，北跨越秀山。至此，广州城的规模最后定型。清代二百多年直至新中国成立前，广州城的面积和规模始终保持原状。

自古以来的口岸优势直到清朝的“一口通商”，使广州始终处于接受外来文化的前沿地带，岭南文化中兼容并包的吸纳精神逐渐体现在城市空间建设和规划中。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建筑，就是骑楼。这种典型的外廊式建筑物，渊源最早可上溯到约2500年前的希腊“帕特农神庙”，后由英国殖民者带进印度等南亚、东南亚国家，上世纪20年代，往来各地的广州华侨将这种南洋的西方异质建筑文化带回广州。

粤派骑楼尽管是舶来品，却因地制宜地进行了改良，广州人把门廊扩大串通成沿街廊道，廊道上面是居家住宅，下面一边向街敞开，另一边是店面橱窗，走在廊道下就可一眼看到店家的商品。外观也融入了中国传统建筑元素，比如墙体多为中式清水砖材料，其中最具中式建筑特色的，是西关大屋的独特标识——满洲窗——实木窗框嵌镶黄绿相间或彩绘的一块块细小玻璃，顶部的山花挑檐也做成中国特色的柔和拱形顶。广州人不留痕迹地把西方建筑与传统结合起来，最终自成一体。

广州市部分知名地标。

在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黄天骥眼中，骑楼就是广州千年商都和岭南文化多元兼容之特性的最生动注释。就像广东传统小吃及第粥：“什么东西都放下去，那就好吃了。粥里面鸡杂、牛杂、鱼片，杂就是交融。不同的营养，不同的味道。”可以说，骑楼是广州人在继承与创新上的务实态度和学习智慧的物化，他们既不割裂传统，又不死守传统，从不用单一的标准去看待事物。这种开放而又理性务实的文化精神，始终伴随着广州的经济社会变革。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是骑楼兴建的高峰期，黄天骥还记得，小时候听家里的老人讲，政府鼓励兴盖骑楼。那时，走到中山四路“新以泰”店门口，一眼望过去，骑楼密密麻麻。在骑楼底下，孩童们弹棋、拍公仔纸、跳橡皮筋，成人“叹茶”乘凉、开铺做生意，翻风落雨时，人们都站在骑楼下避雨……那是老一辈“老广”们鲜活的生活与记忆。

翻开一张老广州地图，在老城区约15平方公里的范围里，曾密密麻麻分布着59条骑楼街路段，总长达40多公里，骑楼成了老广州城市街景最显著的特色。

也在这一时期，广州城市发展重心渐渐东移。20世纪初，广九铁路动工，受过西方教育的设计、修建者聚集在东湖附近，他们喝咖啡、打网球，现代城市生活方式逐渐在城市东部留下印记。随后，美国人在东山修建了第一座教堂，归国华侨、教授、医生、洋行买办、高级从政人员、实业家等开明人士慢慢在周围聚集，他们在原属东山的新河浦路和龟岗大马路一带买地起房子，修建了众多西洋别墅，例如陈公馆、白云楼，广州东部开始形成现代城市特征。同时由于城西商业密集，遍布与市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商场、邮电大楼等建筑，当机场、医院、大学这些需要大片地皮的现代城市产物出现时，也自然选择了东部。

《商都往事：广州城市历史研究笔记》作者、广州市规划协会会长潘安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从民国时代起，广州东部无论从生活情调、城市生态还是城市性格、功能，都越来越明显地体现出现代都市特征，逐渐与西关地区形成不一样的城市气质。

位于广州上下九步行街的老字号陶陶居。摄影/肖雄

岭南文化包容开放的叙事逻辑

岭南文化的兼容，不仅体现在对外，同样体现在对内，它浸润着一种世俗化的宽容。与其他文化相比，岭南文化更加市井，但这种市井并非庸俗，而是因为较少受到约束，而更加随意、自由，城市更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发展，老百姓也更关注自己的生活。

这使得广州成为中国较早出现城市公共空间的城市。1884年，张之洞在广州实学馆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国最早的博物馆。戊戌变法前，梁启超和其他改良派一起建立了“万木草堂书藏”，开启了广州近代图书馆事业的重要尝试。

直达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前，广州仍然保留一套自我叙事逻辑，新建了一些小尺度的轻松活泼的现代主义建筑，整个城市风貌并无大变。

真正的变化在改革开放之后，三千年未有的现代化大潮中，广州也如同中国绝大多数城市一样，没有躲过机器轰鸣和高歌猛进。

例如民国期间兴建有南洋花园别墅的东山梅花村，本被列入保护范围，要求对核心区的二十几栋小洋楼原样保护，但最终迫于开发压力，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梅花村被拆得只剩一座陈济棠公馆。

广州上世纪末旧城改造所走过的弯路，其实也是国内众多历史文化名城的缩影。“由于整个社会对现代化片面的理解，很多人都认为高楼林立、车水马龙、高架桥和大广场才是城市繁荣的形象。改革开放前期，虽然我们的经济快速发展，但是官员和老百姓的价值观和审美还停留在贫困时代。”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长李晓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事实上，大马路是给车走的，小街巷才是给人用的。”

粤剧《白蛇传·情》。摄影/姬东

任何人都难以跳出自己所处的时代。回想那段历史，曾在2003年至2007年担任广州市城市规划局局长的潘安对《中国新闻周刊》感慨：“那个时代有那个时代的难处，在很多失败的教训中，我们终于明白了要怎样建设自己的城市。当然，站在今天回头去看，我们常想，如果当时能够再高瞻远瞩一些该多好。”

广州旧城改造对历史文化的破坏在2000年前后有所遏制，城市重新确立“拉开格局，建设新区，保护名城”的发展战略。2003年起，清华大学和广东省规划院的规划师对广州市展开全面的调研，对广州两千年文脉所在的历史城区进行地毯式调查，并对光复南路等历史街区进行仔细测绘，为全面保护规划取得详细资料，划定了历史城区的范围，作为此后广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重点和核心，并对古城轮廓、建筑高度都提出保护办法。

2019年1月，广州首个针对骑楼街保护的法规《广州市骑楼街保护利用规划》出台时，摸清过广州骑楼“家底”——传统骑楼街总长度26.5公里。与上世纪30年代总长达40多公里相比，尽管骑楼损失了相当多，但也仍然保留了一半以上。

那些不愿离开故土的老住户，未在城市建设时被强制搬离，很多古村落得以部分保留，也使城市具有了相当大的纠错能力，“即便是因外部环境的影响，发展轨迹有所偏离，它也能够在外力减弱后，很快地回到自己的轨道上。”广州市城市规划局前局长潘安说。

广式生活的力量

走在广州街巷，总是很容易找到城市生长的痕迹。老式竹筒屋并排而立，鱼鳞状瓦片里有岭南传统民居的韵律，简易平房、商铺乃至幼儿园、学校围绕着它们，互相夹杂，再往外走，又是一个个新起的商住小区，与内环高架纵横交错。

“城市肌理混杂”，这是永庆坊主创设计师宋刚眼中的广州。他用天津作为对照：同为历史风貌丰富的大城市，天津整体秩序性强，显示出强大的规划性。相比之下，广州市民文化发达，经济活跃，城市建设的自发性、天然性十分显著，更注重个人自身的需求和感受，而不是规矩和意义。

这与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长李晓江对广州的印象不谋而合，曾多次参与广州城市发展规划的他对广州最突出的感受就是，“广州就按自己的生活理念生存着”。生猛和淡定务实这两种看似对立的特质，却神奇地统一在广州人的精神层面上。

市民文化发达，也帮助广州在城市治理中逐渐摸索出了道路。2006年年底，恩宁路连片危破房改造作为广州“中调”（东进、西联、南拓、北优的中心城区发展指导方针）的首个旧城改造项目启动，由于当时各界对历史文化保护的认识还存在分歧，规划方案始终未能确定。

2007年11月，建于1932年、地处恩宁路与宝华路交界处的金声电影院因“消防未达标”无钱整改而歇业。之后几经波折，在拆与不拆的争议声中，金声电影院仍然于2010年3月被全部拆除，仅余牌楼。对很多老西关人而言，金声电影院绝不仅仅是一座电影院，是由华侨集资建设的骑楼建筑，更承载着好几代人的欢乐时光。

人们在广州荔枝湾区的老字号餐饮店广州酒家喝早茶。摄影/肖雄

2011年6月，恩宁路改造规划在广州市规委会上全票通过，摒弃基本全拆思路，提出将通过保护骑楼、复建河涌等多种方式，实现对旧城区历史文化的保护。此时，广州也提出要在老城区做减量规划，不再大拆大建。2015年3月，广州市城市更新局正式挂牌成立，将“三旧”（旧城镇、旧厂房、旧村庄）改造和统筹城乡人居环境改善的职责一并纳入，在国内属首例。宋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有了永庆坊的“微改造”试验，并最终获得成功。

2016年，广州启动老旧小区改造，绣花功夫的“微改造”全面铺开，永庆坊模式被复制推广。根据广州市的统计，全市共有2831个老旧小区，总建筑面积约7000万平方米。截至2020年5月底，广州已累计完工老旧小区“微改造”项目323个，惠及4万户家庭、150万人，3094万平方米老建筑改头换面。广州统计局的民调显示，81.5％的受访市民认为老旧小区“微改造”提升了生活品质。

“落雨大，水浸街”曾是广州街头代代相传的童谣，老村老街经过翻新改造，在整个市政、绿化、交通、消防都得到提升。从西关大屋中走出的黄天骥说，“老房子是要整治的，不但更安全，整个街区看上去都干净整齐，连路面也变得平整。”修缮后的民居更加易于保留，它们不会再因“破旧”、“危房”之类的理由被拆掉，而正是这些民居，身上流淌着鲜活的历史血液，取景框一般锁住身后古旧长巷里的散淡风景人事，再变为土壤，滋养城市中年轻的活力。

如今黄天骥居住在与西关气质迥然的中山大学附近，但他觉得骑楼并没有远离自己，尤其是近几年，他注意到新起的写字楼、商业中心，很多使用一楼大堂开放的格局，且与周边的商业打通，“这不还是骑楼吗？我们岭南的风格没有变啊。”

从2019年开始，广州开始打造风雨连廊，这些廊道无缝连通了地铁站、公交车站和附近的住宅小区、写字楼。下地铁站出来，即可沿着色彩斑斓的风雨连廊步行回家，一路免遭日晒风雨。在黄天骥眼中，这同样是“骑楼”，是岭南人的内在精神——“想出创新的方法，既要经商也方便大家生活，满足人的需要”。

开放包容的广州，既古老，又现代；既岭南，也国际。在那些年轻的新区、新建筑里，流淌过千年岁月的岭南文化换一个样貌，仍然鲜活。而城市中最终留下来的不仅是建筑，还有鲜活的生活，以及它承载的传统和文化。

在2020年9月份印发的《广州市深化城市更新工作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工作方案》中，明确了广州城市改造的五个原则，即“人民城市为人民、高质量发展、生态保护优先、传承保护历史文化、依法依规”；而其城市改造的目标，除了“村村通地铁”外，还要“村村学位足、村村大师作，”传承历史文脉，保持和延续历史文化名城的传统格局和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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