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猪泛滥称大王：在城里狂奔，在乡里横行

捕杀前应先进行野猪的种群数量调查

11月30日6时许，天才蒙蒙亮，徐平就听到狗在狂吠。他知道，准是野猪又下山了。当他带上猎犬，奔往田里时，野猪早已开溜。

水稻已经收割，但田里还是被拱得七零八落，连田埂都被毁坏，徐平啐了一口，“他妈的，明年又得重新修整”。

徐平所在的福建省邵武市的村落靠近山区，全镇拥有林地面积超过30万亩，森林覆盖率超过75%，是邵武野猪活动较多的地区。当地主要种植水稻、地瓜、笋等作物，这些都是野猪的最爱。 

它们有时成群结队，有时神出鬼没，这令村民们防不胜防。数月以来，从南方的福建、江西、浙江到中西部的四川、安徽、陕西、河南，再到寒冷的东北，有关野猪出没消息的轨迹几乎遍及大半个中国。 

眼下，这一缺少天敌、繁殖过快的物种，正频繁入侵人类生活区域，导致毁田伤人事件不断发生。徐平们与野猪的战争还在上演。 

人与野猪的冲突 

早前秋收时，野猪的破坏最为严重。村民们白天带着狗看守，晚上架上喇叭循环播放音乐，“提着胆子、睁着眼睛”赶野猪。 

为了加强巡逻，徐平还和邻居联合起来，轮流值守几家人的农田：早上天不亮就起床，晚上八点、十点、凌晨两点、三点等几个时间点需要出门查看。 

但稍不留神，一片庄稼就会遭遇毁灭性的破坏。徐平家四亩水稻，收割前几天，十几头野猪结队溜到田里，啃食了稻谷，还翻坏田地，“口粮少了，人力、肥料这些投入也白搭了”。 

不止徐平一家，当地几乎家家户户都被野猪 “拱过”——邻居的水稻刚插了秧，当天晚上就被啃光；养殖户的鸡舍多次遭偷袭，一次损失就是几十只；山脚地带改种了药材，常常被翻得根朝天；甚至在白天，野猪也会晃晃悠悠出现在附近的马路旁。 

村民的安全也遭到威胁。今年7月，徐平去忙农活，和一百米外的野猪撞了面。一只成年野猪带着几头小崽巡游，也许感受到了威胁，野猪不断发出叫声，吓得徐平赶紧爬上了树。他用柴刀不断敲击树干，直到10分钟后野猪离开视线，才赶紧跳下树跑回家里。 

3年前，徐平还曾被咬伤过。野猪进了村民的田，作为护农狩猎队成员，他带着猎枪和4条狗前去驱赶，却被逼到了山脚。第一枪没有打中要害，反而激怒了野猪，猝不及防，他被拱到了旁边一米多深的水沟里，手被咬伤，枪也被甩了出去。 

野猪十分聪明，看到徐平已经跑出一两百米，便卧在猎枪附近和他对峙。许久之后，徐平又缓缓绕到附近两米多高的山石上，用棍子挑过来猎枪，才将这头野猪毙命。 

徐平和村里邻居的遭遇，还在存在于四川、重庆、安徽、江西等各省的一些村落里。人民网领导留言板上，各地百姓的相关投诉长达数页，仅在8月的留言就超过20条。 

9月22日，地处秦巴山区的陇南文县曾有村民提到，近年来，农民所种的玉米、小麦、土豆，大部分被成群野猪破坏。为了保证收成，他们不得不提前收割玉米，甚至整夜不睡觉，拿着扩音喇叭驱赶，野猪依然“大面积地扫荡”。 

“深山老林农村，很大一部分是老人及中老年妇女，一年辛苦的劳作，不能收回多少庄稼……村民正常生活秩序没有保障。”这位村民的哭诉也被当地政府所证实。 

根据云南省禄丰市公布的一份消息，2020年，仅在一平浪镇就有142起野猪损毁作物的事件，这造成林农经济损失41万元。浙江省淳安县也曾公布消息，截至今年6月底，淳安县野猪致害农作物、经济林、竹林、林下经济等8520亩，直接经济损失达千余万元。 

“野猪成灾”背后 

在福建邵武的山区，野猪并非稀罕的物种。在徐平的记忆中，早在十几年前，当地就有野猪活动。只是这几年，野猪出没越来越频繁，也越来越明目张胆。 

国家林业局在2000年8月1日发布的《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中，野猪被列为三有保护动物，该名录旨在加强对我国国家和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以外的陆生野生动物资源的保护和管理。 

也是从那时起，人们开始对这个曾经濒临灭绝的物种敬而远之。徐平还记童年时村里长辈围捕野猪的场景，那个时候，野猪的天敌——豺狼、虎豹等野兽还会时常出没。 

然而，20年时间，野猪已经开始为患，它们甚至走过农村，走向城市。2020年10月，一头野猪冲进南京市一家位于商业街的奶茶店里；今年4月，一头野猪带着幼崽出现在华中科技大学校园内；11月，又有一头野猪在南京横穿马路时撞上过路车辆。 

对于野猪数量的增长，一些专家归结于“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群众对野生动物保护的意识不断提高”，在缺少天敌和食物充足的情况下，野猪的繁殖率和成活率大大提到，导致种群迅速增长。 

“但另一方面，其实也是生态失衡带来的问题”，东北林业大学野生动物与自然保护地学院副教授刘丙万分析，除了天敌减少，人的活动侵占了野猪的活动区域，导致野猪的活动范围缩小，进而影响人的生活。

“一般来说，野猪会对人类活动区域保持警惕，有些地方实际上可能并没有达到泛滥程度，但历史上它们的活动区域变成了农田，没有充足的食物，可能就会侵害农田”，刘丙万说。

作为农民猎人，徐平也给出了自己的分析：这些年来，当地人一直在为野猪让路。在退耕还林、封山育林等政策执行后，原来的耕地被改种了木苗，甚至荒废搁置，即便如此，野猪仍然一步步逼近，“晚上我们的狗在叫，野猪根本不怕。”

“野猪的活动范围大，今天在这个村，明天就到了另一个村。农作物比山上的野果来得容易，不管怎么弄，都会来毁坏。”徐平说，他们不得不和野猪斗智斗勇。

村民门想出了五花八门的奇招——放假人、放扩音喇叭，用遮阴网将田地围挡起来，等等。不过，即便绞尽脑汁，野猪依然在某个平常的夜晚造访。“起初这些方法还管事，用久了连野猪都知道是幌子”。

刘丙万解释，和人类一样，野猪也存在习惯化，重复的刺激对它们没有伤害，久而久之，猪也失去了恐惧感和警惕性。

枪来了，野猪跑了

人与野猪的冲突，已经上升到政府层面。

为了防控野猪泛滥致害，国家林草局对全国野猪等野生动物致害问题开展了摸底调查，决定在山西、四川、福建、江西、河北等14个省（区）开展防控野猪危害综合试点。

各地也出台了应对办法。陕西省将野猪禁猎期由原来的8个月缩短到2个月；安徽金寨、四川通江等地开始尝试建立护农狩猎队，通过人工狩猎等手段，把野猪的数量控制在合理水平。 

国家林草局野生动植物检测中心主任、东北林业大学教授张伟曾提到，猎捕是现阶段调控野猪种群最经济、有效的防控对策。 

事实上，早在十多年前，江西、福建等地林业部门就曾下发捕杀令，成立民间狩猎队，以此尽量减少人和野猪之间的矛盾。 

福建南平市某县林业局一名工作人员介绍，当地每个镇都有自己的捕猎队，同时，省局还鼓励下面成立专门的捕猎公司。一般而言，每年上级单位下发各地猎捕野猪的指标后，他们会根据各个村镇的森林面积、野猪危害情况等，细化每支捕猎队可捕杀的数量。 

根据南平市林业局官方公布的信息，2020年度，全市野猪猎捕数量在5100头，其中建瓯市1000头，延平区、邵武市、武夷山市等县（市、区）在400-600头。 

“一个镇的指标也就几十头，但基本完不成任务”，上述工作人员透露，除了枪支严格管理，捕猎员都是志愿者，没有财政补贴和收入，风险性也高，久而久之，也就失去了积极性。 

徐平是五六年前加入镇里的护农狩猎队的。当时，他经过了一系列严格的审核之后，才拿到了捕杀资格。 

按照当地要求，在捕猎之前，徐平需要到林业和公安部门申请捕猎证和持枪证，再到派出所领取枪支。然而，程序需要时间，但野猪从不等人。等徐平拿到枪支，野猪们早就逃之夭夭。 

徐平的狩猎队最多时有10人，因年龄、外出打工等原因，一些人逐渐退出。疫情发生后，还有人因为担心个人健康安全而离开，如今队里只剩下3人。 

建立完备的捕猎体系并不容易。绵阳市北川县是四川省内野猪致害防控试点之一，当地的猎捕队是今年9月成立的。过去2个月，副队长吕永奎和队员几乎走完了北川县野猪活动的区域，由于枪支、持枪证还在审批中，他们只能通过猎犬驱赶、捕杀野猪。 

人力有限，猎犬的能力更有限。不久前，吕永奎和队员解救被困的村民，放出去的猎犬很快与野猪撕咬起来，没过多久，头犬便被咬死。那只头犬是捕猎队花费4万元买的。 

“枪支审批、管理严格，但没有枪就没有办法”，吕永奎说，遇到严重的情况，他们只能请江油万宝捕猎救助中心的兄弟过来帮忙；还有一次，捕猎队驱赶野猪时，遇上附近的村民围观，还未劝离，野猪突然调转方向冲向人群，一名队员在搏斗中被咬伤了大腿。 

人与野猪冲突何解

“野猪泛滥”之下，如何防范野猪等侵犯人类生活、缓解两者之间的冲突，也是目前面临的新挑战。

“猴子为什么明目张胆抢人的东西，野猪是通过什么渠道被吸引到城市，这其实都和人的活动有关。”刘丙万提醒，保持健康良好的生态系统，首先要明确和坚守人与野生动物的边界，适当保持距离。

在他看来，野猪毁田伤人事件的上升，并不完全意味着野猪数量的增加。“通过捕猎等人工手段干预野猪的数量增长是有必要的，但首先应该进行野猪的种群数量调查，摸清家底，搞清到底是相对多还是绝对多”。 

世界动物保护协会科学家孙全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曾提到，一个地区野猪的数量是否过剩，不能简单地用是否与人类发生冲突为依据，而是要建立在对野猪种群参数的科学监测和评估的基础上，如密度、性别比例、年龄结构、出生率、死亡率等。 

“还要考虑其食物链上下其他物种和环境的保护。还要精确确定捕杀对象，要杀成年还是幼年野猪，是公的还是母的，这都需要考虑清楚。否则会破坏这一地区的生态平衡”，刘丙万补充说。

相对如何科学打野猪，村民们更在意的是：毁坏的庄稼怎么办？经费不足的捕猎队，如何开展工作？ 

目前，针对毁坏的庄稼，各地着手指定野生动物伤人救济补助政策。如，福建将野猪造成经济作物损失纳入了农业保险；山西、河北拟设立综合试点政策性保险经费；陕西将野生动物伤人医疗纳入居民合作医疗报销范围。

早在两三年前，徐平所在的村里就已开始实行野猪致害赔偿的政策。一旦庄稼被野猪祸害，村民可以提出经济补偿申请。不过，在徐平看来，每亩地三四百的补贴不过是杯水车薪，远远不及投入。

对于捕猎队经费不足的问题，江西省林业局曾发文要求各地积极建立护农狩猎奖补机制，如南昌湾里区每狩猎一头野猪政府给予狩猎队1000元补助，资溪县对狩猎野猪按照每斤15元的标准给予补助。 

安徽省金寨县的野猪猎捕方案中也提到，按照禁食野生动物要求，狩猎队猎获的野猪由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按照10元/斤标准进行收购。这些野猪将集中进行无害化处理。 

然而，各地经济水平有限，在野猪侵害治理上，政府在对农民受损、捕猎队员等进行补贴时，很难做到面面俱到。此外，还要警惕市场买卖带来更严重的后果。 

国家林草局在相关复文中提到，鉴于野猪属于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地方政府应承担野生动物致害补偿的主体责任。不过，该局也表示，将在修订《野生动物保护法》时，积极推动将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资金使用范围扩大到野猪等“三有”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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