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地主，骑到莫迪脸上了！

什么是土地贵族问题？

当前，抗议组织“联合农民阵线”(SKM)的诉求主要有：撤销对抗议者的起诉和逮捕令；立法确保最低保证收购价格(MSP)；不得以治理空气污染的名义追究焚烧秸秆农民的责任；撤销《电力法》修正案；给在抗议中身亡的700多名农民立纪念碑，并进行赔偿；将拉基穆布尔—喀里血案涉案内阁部长撤职，等等。

该组织还要求必须以书面的、法律的形式加以确保。

如同其他所有历史事件一样，农民抗议演变成今天的态势，存在一系列偶然性因素。但本轮抗议爆发的根本性因素，在于印度当下政治经济结构中存在的“土地贵族”问题。

所谓“土地贵族”，可以被定义为控制土地相关权利，且其控制权得到南亚次大陆上各种政权认可的利益集团。土地贵族一般并不能在现代产权意义上完全占有土地，通常仅是占有土地权利。

这一阶层的定型，是在莫卧儿帝国皇帝阿克巴统治时期(1556-1605年)。阿克巴综合参考了之前德里苏丹国与苏尔王朝的田赋税收政策，通过赋予土地权利所有人官方认可的权利和丈量国土的方式，扩张了莫卧儿帝国的税基，为帝国的兴盛奠定了坚实基础。

莫卧儿税制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把土地改造为能产出货币税收的税源。这与莫卧儿军制的专业化雇佣兵制度相结合，意在实现军事征服和财政扩源的良性循环。

莫卧儿税制最关键的环节，是确立了一个居于农村社会和帝国之间的“土地贵族”中间人阶层柴明达尔(Zamindar)，即认可地方豪族对于土地的相关权利，介入地方豪族继嗣纠纷、争议仲裁，以武力惩罚不服从的家族。通过柴明达尔，莫卧儿帝国逐渐建立起了对印度农村基层的统治。

英属印度延续莫卧儿税制

莫卧儿税制的确立，是英国发动对印度的殖民征服的重要背景之一。因为农村社会被转化为能够榨取税收的税源，使得殖民统治变得有利可图。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很大程度上继承了莫卧儿时代的土地制度，并且充分反映了印度土地制度的多样性。

除了柴明达尔制，在奥德、拉杰普特纳等地区的塔鲁克达尔制(Taluqdar)，在德什和高康达等地的德希穆克制(Deshmukh)，在马德拉斯等地的莱特瓦尔制(Ryotwari)等。

很难说到底是特定的群体先占有了土地权利，再得到印度国家的认可，还是说印度国家推动形成了一个占有土地权利的利益集团。实际上，这可以被视为两个相互的进程。

比如，马哈拉施特拉邦一带的马拉地(Maratha)种姓的来源相当复杂，包括昆比(Kunbi)等首陀罗低种姓，以及归化印度教社会的部落民等。马拉地人的特点是：以各种方式占据了德什高原一带的土地权利，并且曾得到封建政权的认可和册封。

在印度的社会背景下，这样一个拥有政治经济特权的阶层逐渐开始追求共同的宗教阶序，甚至主张共同的父系祖先，形成了一个新的种姓“马拉地”。马拉地人的情况在印度并不稀奇，像帕迪达尔、库米、布米哈尔等种姓的形成都与之相似。

还有一些种姓是先控制了土地权利，后得到印度国家的册封。在这种类型中，父系氏族和部落组织往往是这些种姓最有力的武器。

例如，拉杰普特人(Rajputs)就能动员六代以内父系家族成员集体行动（被称为“兄弟会”），在需要的时候还能动员更大范围的父系部落。而本轮农民抗议的主角——贾特人也属于此列，其最主要的动员工具即为血缘与地缘合一的贾特宗族(Khap)，每一个贾特宗族包括约84个村落的地理范围。

无论是以怎样的方式，这一系列群体最显著特征就是占据了土地权利，其也被人类学家斯里尼瓦斯命名为“主导种姓”(dominant caste)，即本文所指的土地贵族。

这个阶层从其各自所属领地拥有的权利存在很大差异，与当地情况有关，多是非货币的农牧林业产品和手工业产品，或者是劳役。而其对印度国家最主要的义务之一，就是交纳货币形式的税收。

随着英国的殖民统治，印度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这一阶层也成为了印度非资本主义成分与资本主义成分间的中介，将从印度农村榨取的剩余价值，源源不断地输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内。

而土地贵族也是印度在英属时期统治制度的重要环节。正是因为土地贵族阶层的“封建性”，使得印度社会无法在现代意义上组织起来，殖民者得以对其分而治之。

殖民者通过土地贵族阶层获得剩余价值，并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出售，进而聚集了大量殖民利益，使其能够保持对印度农民的力量优势。可以说，这种统治逻辑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地位尴尬的土地贵族

长期以来，土地贵族无疑是印度统治联盟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随着印度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这个阶层日益面临着“阶级滑落”的风险。

首先，这个阶层的落后性日益凸显，特别是一些土地贵族集团强大的种姓、氏族和教权组织成为了落后社会制度的维护者，严重束缚了劳动力和土地等生产要素的流动。

其次，农业在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日益降低，农业部门所处的地位越来越不利，导致土地贵族从占有土地权利中获得的利益不断缩水。

据印度政府最新公布的数据，2018-2019财年印度农民工资性收入已经占到了其总收入的40%，2015-2016财年至2018-2019财年之间，印度农民的真实收入增长率仅为1.7%。

再次，近代以来印度国家政权的扩张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不断侵蚀了土地贵族的动员能力。然而与之相矛盾的是，土地贵族依然掌握着可观、且越来越多的政治权力。

如同在本轮农民抗议所体现出来的，一些土地贵族集团仍有着强大的动员能力。这使得许多社会弱势群体选择依附于他们，寄望其能够代表自身利益，与国家谈判，争夺公共政策制定权。在如今，这是令人难以理解的事儿。但在印度，却很平常。

印度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上的孱弱，以及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社会原子化效应，使得土地贵族集团代表弱势群体、提供公共服务、协调社会矛盾、促成集体行动的功能更加凸显。

自上世纪60年代末，土地贵族在印度碎片化的政治进程中攥取到了越来越多的权力。1991年，印度经济自由化改革以来，政府提供福利能力的退化，也抬升了土地贵族集团的政治地位。当下遍布印度的地方政党背后，往往是特定的土地贵族集团。

一个落后性凸显、经济地位不断被削弱、自身组织性不断遭到侵蚀的利益集团，却占据着道义和国家荣誉的制高点，承担着代表弱势群体，协调社会矛盾、促成集体行动的职能，并掌握着越来越多的政治权力。

这些矛盾，在印度土地贵族上形成了鲜明对比。随着印度政治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又该把土地贵族放到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这不仅仅是莫迪政府，也是今后印度执政者必须面对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