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美政治生态的新变化

与基本趋势分析

▍引言

近年来，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领域发生一系列重大变化，世界发展的不确定性增多。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努力寻求对国际事务的更大话语权，世界政治经济的版图继续被改写。在上述背景下，拉美地区政治生态发生一系列重要变动。拉美的总体局势虽基本稳定，但稳中有忧，政治发展的不确定性增多；地区政治力量对比、政治生态和政治环境发生持续变化。虽然近期右翼力量进一步抬头，但左右翼共存与竞争仍是拉美政治发展的基本态势；左翼政府执政难度增大，但左翼力量积极寻求应对右翼“回潮”的新对策；古巴“革新”进程加速推进，将对地区政治格局产生重要影响。本文拟对近年来拉美政治生态的新变化和政治发展的基本趋势做初步研究，对这些变化所产生的政治和社会影响进行初步分析，为研判拉美政治格局的演变动向提供新素材。 

(2021年12月10日，中国同尼加拉瓜在天津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尼加拉瓜共和国关于恢复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

进入21世纪以来，拉美政治发展出现一系列重要变化。这些变化体现了拉美地区政治力量对比的变动，不仅改变了该地区的政治和社会生态，也关乎未来拉美政治的发展。 

最显著的变化之一是民主与稳定的趋势进一步稳固，但仍存在不确定性，特别是在2015年以后这种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大。在拉美历史上，民主制度与威权统治交替出现，呈现出独特的“钟摆效应”。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拉美国家开始军政府“还政于民”的“再民主化”进程，这一进程到90年代初基本完成，拉美由此进入历史上持续最长的一轮民主政治周期。在传统上深受威权政治之苦的各阶层大众对民主化巩固、民主体制完善以及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满怀憧憬。随着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转型，拉美国家民主制度框架渐趋完善，政党运行规则日益完备，政府体制和治理机制趋于改善，维护民主制度的共识进一步增强。即使在传统上一直动荡不定的某些安第斯地区国家，民主体制也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稳固。期间虽有少数拉美国家的军人萌发干政的企图，但在政治民主化渐趋稳固的环境下，这些偶发事件不仅不能像历史上那样在周边国家产生“传染效应”，而且遭到该地区国家的一致谴责，最终都在民主体制的框架内得到妥善解决。目前所有拉美国家都由民选的民主政府治理，民主与稳定的趋势已经难以逆转。

另一个最显著变化是拉美左翼的群体性崛起。从1999年查韦斯在委内瑞拉上台执政开始，一大批左翼政党在拉美地区陆续上台执政，其中最主要的是委内瑞拉、智利、巴西、阿根廷、乌拉圭、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和尼加拉瓜等国家。左翼执政国家的领土面积超过拉美总面积70%，人口约占拉美总人口54%。国内外学界将此轮拉美左翼执政周期称为“粉红色”潮流。一般说来，拉美左翼通常代表中下层的利益和诉求，主张变革现存政治社会秩序，重新分配社会权力和利益。左翼主张对经济进行一定程度干预；持有扩大政治参与范围和程度、推进大众政治的理念；倾向于公平优先于效率；在对外政策方面有不同程度的反美或“去美国化”倾向。在十几年的执政期内，拉美左翼执政党试图修正新自由主义的政策，执行亲中下阶层的社会政策，推动实施较激进的政治经济变革，谋求建立替代发展模式，解决根深蒂固的各种社会问题，力图推动国家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摆脱对外依附。拉美有些左翼执政党甚至提出“社会主义”和“替代资本主义”的激进主张和口号。 

近期，由经济衰退引发的一系列严重政治社会后果持续发酵，拉美地区的政治发展出现重要转折。由于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下跌，2003年以后出现的拉美经济增长“黄金十年”难以持续，经济增长步入下行通道，一些国家甚至陷入衰退和危机。2014年拉美经济仅增长1.1%，2015和2016年连续两年负增长（分别下降0.5%和1.1%），2017年仅增长1.3%。经济衰退的政治社会效应不断发酵，社会不满情绪不断积聚，政治社会稳定开始动摇，不确定性进一步凸显，引发并推动拉美地区政治生态和政治环境发生新变动。

近年来，拉美地区民主和平与稳定的趋势进一步稳固，个别国家偶发、局部或短期的不稳定难以改变整个地区政治发展的这一基本走势。然而拉美政治发展稳中有忧，不稳定和不确定的风险依然存在。 

（一）民主稳定的趋势不断稳固

1.政治体制有效运行，政治生活有序展开。拉美最近一轮的民主化进程启动至今已经40年。在拉美历史上最长的一轮民主周期内，拉美国家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基本确立起来，权力机构日益有效，立法和司法机构的地位和作用不断加强；民主体制机制渐趋完善，政党政治趋于成熟，多党竞争的规则牢固确立；政党制度、政府治理与民主制度的关联度进一步提升；政府制度不断成熟和完善，政府效率不断提高；权力制约机制日益显现，选举和政治生活的透明度都得到基本保障。拉美国家的政治生活有效展开，大选、政府更替及执政党更迭基本在宪法和民主体制框架下有序展开，因选举产生的争议和冲突越来越少。2017年后拉美进入新一轮大选周期，继厄瓜多尔、巴哈马、洪都拉斯、智利四国大选，以及阿根廷议会中期选举和委内瑞拉地方选举之后，2018年有哥斯达黎加、古巴、巴拉圭、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墨西哥、巴西、巴巴多斯、格林纳达、安提瓜和巴布达等十多个国家举行大选或总统选举。多数国家的选举紧张但有序展开，政府更替依法定程序进行，虽偶发意外，但未发生重大争议，选举结果得到广泛尊重，未引发严重社会动荡。2018年秘鲁总统库琴斯基因卷入腐败案宣布辞职，但政府实现顺利和平稳更迭。

2.地区局势总体稳定，有利于稳定的因素进一步增多。拉美地区的局势总体稳定，对稳定有负面影响的热点问题继续降温。世纪之交前后，拉美国家有许多热点冲突，严重危及相关国家和整个地区的和平稳定。当时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政治社会冲突激烈，多位总统不能完成预定任期，在大规模民众抗议中被迫提前下台。除哥伦比亚反政府游击队活动频繁外，秘鲁和墨西哥等国家也有游击队从事反政府的活动。秘鲁等国家因社区和民族矛盾引发的社会冲突频发，时常造成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近年来，这些所谓热点冲突都得到不同程度化解，有利于稳定的因素不断增强。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实现了历史上罕见的政治社会稳定，墨西哥和秘鲁等国的反政府游击队活动基本绝迹。特别是哥伦比亚的长期国内武装冲突得到根本性化解，和平进程取得不可逆成果。哥伦比亚反政府游击队“革命武装力量”（简称FARC）和“民族解放军”（简称ELN）等与政府交战50多年，共造成22万人死亡、数百万人流离失所，严重危及本国及地区和平稳定。经友好国家斡旋，哥政府与FARC经谈判签定和平协议。根据协议，FARC将转型为合法政党并在国会拥有席位（从协议生效至2026年，FARC在国会选举中可自动获得10个议席）。2017年9月FARC宣布成立“大众革命替代力量”党（仍简称FARC），并参加2018年3月国会选举。该党主席隆多尼奥计划参加2018年总统选举，后因心脏手术退出。哥政府和FARC签署和平协议的积极效应持续扩散，推动了政府与ELN的和谈进程。政府与ELN签署和平对话协议，决定定期举行和谈。ELN在2018年大选期间宣布单方面停火，释放和平善意。困扰该国数十年的武装冲突有望完全解决，其对地区稳定的威胁也随之减弱以至消失。

值得指出的是，委内瑞拉国内政治危机一度有所缓解，但近期又趋加剧。多年来委内瑞拉国内政治危机呈周期性高发状态。特别是反对派联盟2015年底赢得国会选举后，“府院之争”升级。2017年反对派发动长达数月的大规模反政府示威，引发多起暴力事件，造成100多人死亡。为化解危机，马杜罗总统宣布启动制宪大会，希望通过制定新宪法来消除反对派控制的议会权力，此举遭反对派反对和抵制。委2017年10月举行地方选举，执政党和反对派在全国23个州中各贏得18个州和5个州。地方选举后国内政治局势一度缓和，政府和反对派开展对话并取得一些进展，但2018年双方谈判破裂。为应对内外压力，委政府决定把应在2018年底举行的总统选举提前到5月举行，马杜罗在主要反对派抵制的情况下再次当选总统。马杜罗胜选后宣布将调整经济模式，国内政治秩序一度趋于平稳。2019年1月10日马杜罗宣誓就职，开始为期6年的新任期。此后委内瑞拉局势发生急剧变化。当月23日，反对派人士、国会主席瓜伊多自封临时总统，宣布马杜罗为“篡权者”，要求其下台。在美国和拉美右翼政府支持下，瓜伊多开展一系列针对马杜罗政府的活动。与此同时，美国强化对马杜罗政权的经济和金融制裁，最大限度地对其施加政治和外交压力，甚至进行公开的军事威胁。在此背景下，委国内冲突迅速升级，进而引发全面政治危机，发生政治变局的风险明显加大。 

(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

3.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处于可控状态。长期以来拉美国家社会矛盾突出，社会冲突频发。随着近期一些国家发生左右执政周期的轮替，一些中右翼执政党启动社会改革，旨在减轻左翼执政时期高福利政策给国家财政造成的沉重负担。与其他领域的改革相比，社会改革敏感度较高，关乎众多劳动者和中下层民众的切身利益，更容易引发争议和冲突。巴西、阿根廷、智利等国家都曾发生大规模抗议活动。罢工和社会抗议活动在许多国家成为“常态”，但这些抗议活动通常并不具有明显的政治色彩。例如在抗议活动频发的阿根廷，抗议活动多由工会组织发动，主要动机是抗议工资下降、拖欠工资和违反协议（44%），或者是反对裁员（25%）和抗议工作条件恶化（12%），抗议“政治改革”的活动只占少数（10%）。拉美国家的社会冲突虽处于频发多发状态，但这些“常态化”冲突基本处于可控状态，不足以从根本上损害整个地区的政治和社会稳定。 

（二）不稳定和不确定的风险

然而，拉美地区政治不稳定的隐患犹存，政治发展仍然存在不确定性，这突出地表现为以下方面。

1.依然存在的体制运转失灵风险危及政治和社会稳定。拉美国家体制运转失灵风险首先表现为体制化解危机的能力不足。拉美国家党派林立，各派政治力量虽观点不同，但在维护民主体制方面有共同诉求。然而，拉美国家政治体制化解危机的能力不足，致使一些国家政治危机频发，加剧了各种治理难题。“再民主化”进程启动40年之后，许多拉美国家体制中固有的脆弱性和缺陷依然没有消除，“形式民主”虽不断完善，但“民主质量”未得到根本性改善，未能在民主体制下实现人们梦寐以求的经济与社会良性发展。许多拉美国家的体制依然缺乏化解政治和社会难题的能力，致使体制性危机仍时常发生。近年来巴西、委内瑞拉、巴拉圭、厄瓜多尔、洪都拉斯、尼加拉瓜等国家发生的危机，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其体制存在失灵的风险。拉美国家体制运转失灵的风险还表现为制度能力差。拉美不少国家的制度和体制缺乏自我调节和自我修复的能力，国家的权力机构成为各政党和政治势力角逐和争权夺利的平台。在一些国家，各主要政党缺乏寻求共识的意愿和能力，在事关国家发展的关键和重大问题上相互掣肘甚至相互拆台；不少政党把本党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在关键时刻不惜对自己的政治盟友发动“软政变”。拉美国家多实行三权分立制度，总统和国会分别由不同的选举产生，行政机构和立法机构并不一定为同一政党所掌控。在政治运行过程中，立法和行政机构相互撕裂、公开对抗、相互拆台的场面屡见不鲜，形成所谓“分裂的政府”和“蹩脚鸭”政府。政府施政纲领因得不到由在野党控制的立法机构支持而夭折的情况时有发生，加大了不稳定的风险。

2.公众对制度和体制缺乏信任加大不稳定的隐患。拉美公众对制度和体制的不信任源于体制缺陷及制度能力的滞后，源于对执政者执政能力失望，源于对政治体制公平性不满以及对政治家的反感。而公众的这些不满或不信任有各种表现，特别表现为对制度的信任度下降，对政府和公共机构的业绩不满意，甚至由此引发对国家的发展前途无信心。拉美地区多家智库的调查研究显示，拉美公众对本国民主制度运行的不满意度达到60%，其中哥伦比亚（75%）和巴西（71%）的不满意度最高，阿根廷（68%）、秘鲁（62%）和墨西哥（59%）等国家也不低。拉美由此而成为全世界公众对制度最不满意的地区之一。

3.公众对公共政策的不满损害政治和社会稳定。公共政策引发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多发是拉美国家不稳定的重要源泉。在拉美地区，社会政策为弱势阶层提供一定程度的保护，一直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推动器。2014年以后经济形势的恶化使拉美国家政府的社会政策陷入困境。为保持财政平衡，部分拉美国家被迫将削减支出特别是社会支出作为重要调控手段，由此削弱了社会政策的能力。与此同时，经济环境恶化导致失业人口和非正规就业者迅速增加，收入水平下降。在上述双重因素的作用下，21世纪后拉美贫困人口持续下降的势头受到抑制，不仅减贫动力下降，而且脱贫人口重新返贫、中间阶层贫困化的风险增大。拉美国家的社会政策既不能有效化解贫富分化、社会环境恶化、暴力犯罪增多等历史难题，又不能化解改革过程中产生的民众利益受损等现实问题，反而使一些阶层已经获得的利益有得而复失的风险。社会政策失灵必然使民众对公共部门和公共政策信任度下降，不满情绪、不信任感、不安全感和不公平感增加。越来越多的民众通过抗议、示威等方式表达对政府和公共政策的不满，表达自己的利益和诉求。抗议和示威等活动频发必然会损害政治和社会稳定，甚至会在一定程度上干扰国家预定的发展进程。 

4.拉美国家政治发展仍存在一定程度不确定性。政治发展的不确定首先源于经济发展的不稳定。拉美经济结构不合理，对外依赖程度较大，易受外部因素冲击，经济增长呈现较强的周期性波动的特点。如前所述，2003-2013年拉美经济经历“黄金十年”，实现新一轮增长，其中2003-2008年拉美GDP年均增长4.8%，人均年增长3.4%。凭借强劲的经济增长，拉美国家成功抵御了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的冲击，2010年、2011年和2012年GDP分别增长5.9%、4.3%和3.1%，人均分别增长4.8%、3.1%和2.0%。2013年拉美经济增长2.6%。2014年拉美经济步入下行通道，2015和2016年连续两年负增长，2017年实现1.3%的低速增长。2017年底联合国拉美经委会预计，随着全球经济形势继续好转以及大宗商品价格回稳，2018年拉美经济有望增长2.2%，但增长前景有较大不确定性。此后，该机构连续下调拉美经济增长率，2018年8月下调至1.5%，10月下调至1.3%；12月再次下调至1.2%，其中委内瑞拉（-15%）、阿根廷（-2.6%）、尼加拉瓜（-4.1%）、多米尼克（-4.4%）、巴巴多斯（-0.5%）五国为负增长。拉美的经验表明，经济衰退、社会不满、政治动荡有明显的相关性。在经济衰退时期或出现衰退的国家（如近期的巴西、阿根廷、委内瑞拉），通常会出现一个“愤怒”的中间阶层，他们对社会的忧虑和不满情绪不断扩散，时常演化为大规模的社会抗议活动，引起社会动荡多发，执政环境恶化，加剧政治发展的不确定性或动荡的风险，损害政治社会稳定。 

（一） 政治生态和政治环境的变化

最近几年拉美政治生态和政治环境持续发生新变动。始于21世纪之初的左翼“粉红色”潮流继续褪色，政治舞台延续“左退右进”的态势，由右翼政党执政的国家明显增多。一些仍继续执政的拉美左翼政府面临的压力加大，不断调整政策和理念，执政方针趋于温和。 

1.“粉红色”周期继续衰退。由于经济下行和衰退的社会效应不断发酵，2015年以后拉美政治发展中暗潮涌动，各国政坛酝酿新变局，地区政治生态出现新变化，延续了十六七年的“粉红色”潮流大面积褪色。阿根廷、巴西、秘鲁等国家的左翼政党相继失去执政地位，对拉美左翼形成“巨大打击”。2015年11月阿根廷右翼“变革联盟”领袖毛里西奥·马克里当选总统，终结了该国左翼政党12年的连续执政；2016年8月巴西左翼总统迪尔玛·罗塞夫被右翼控制的国会弹劾下台，政坛“右转”。在2016年秘鲁总统选举中右翼政党占据绝对优势，选举完全成为两个新兴右翼政党表演的舞台。此外，在委内瑞拉2015年底举行的国会选举中，执政的左翼政党联盟自1999年以来首次失去对国家立法权的控制，反对派“民主团结联盟”获得2/3的绝对多数国会席位，给左翼政府继续执政造成强大阻力。在2017年厄瓜多尔总统选举中，右翼政党也险些实现翻盘，左翼执政党主权祖国联盟运动受到严重冲击。 

2.“左退右进”的效应持续发酵。2015年和2016年阿根廷、巴西左翼执政党相继下台的“传染效应”在其他国家迅速扩散，整个地区继续呈现出“左升右降”“左退右进”的态势。在2017年底的智利总统选举中，右翼“前进联盟”候选人塞巴斯蒂安·皮涅拉当选，2018年３月执政党更迭完成，中左翼政府被右翼政府取代。在哥伦比亚2018年总统选举中，右翼的民主中心党候选人杜克获胜，延续了自2002年起该国一直由右翼政党执政的局面。2018年４月红党候选人阿布多在巴拉圭大选中获胜，右翼在该国的执政地位进一步稳固。巴西右翼政党社会自由党异军突起，不仅该党候选人博索纳罗（在2018年总统选举中获胜，该党在议会中的议席也大幅增加（在众议院的议席从１席增至52席），一举成为众议院第二大政党，带动巴西政治生态继续“右转”。除阿根廷、巴西、秘鲁、智利等国右翼力量重新上位外，仍继续执政的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尼加拉瓜等国左翼执政党遭遇重大挫折，执政压力越来越大，需要应对的执政难题越来越多，长期执政的前景变得越来越不确定。目前左翼政党主要在一些拉美中小国家执政，即使被国际舆论普遍认为属于左翼的洛佩斯2018年7月在墨西哥赢得总统选举胜利，也很难从根本上改变拉美地区“左退右进”的政治生态。

(巴西总统博索纳罗)

拉美国家的右翼政治力量也有相对稳固的社会和政治基础，有自己的支持群体。一般说来，右翼通常代表中上社会阶层利益，主张维护既得利益，赞同温和社会改良，反对剧烈社会变革；倾向于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政策和精英治国的政治理念；主张效率优先于公平；有明显的亲美倾向或“美国化”偏好。越来越多的拉美右翼政府上台执政，不仅标志着该地区政治力量对比出现明显变化，也预示着该地区政治和社会环境将发生进一步的深刻变化。阿根廷、巴西、秘鲁右翼政府上台执政后，不仅进一步推动以市场为核心的经济改革，也对包括对外政策在内的前左翼政府的政策进行大幅度回调。在对外政策方面，这些政府积极向美国和欧洲靠拢，转变了对拉美激进左翼政府的态度，甚至积极参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委内瑞拉马杜罗政府的“围剿”，不断向委内瑞拉左翼政府施压。

3.“拉美21世纪社会主义”实践探索遭遇新挫折。与进入21世纪后左翼执政周期相伴随，拉美出现所谓“21世纪社会主义”的实践探索，并在短期内取得一些成效。随着国际经济危机影响持续发酵，拉美一些左翼执政国家的经济下行并陷入衰退，困难增多。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厄瓜多尔等国左翼执政党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难度加大。在这种形势下，围绕“拉美21世纪社会主义”的争论趋于激烈。一些左翼学者和左翼政党继续论证“拉美21世纪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与合理性，充分肯定其在政治和社会方面的成就。右翼学者和媒体则加大对其攻击和批判的力度，渲染“拉美左翼正在遭遇最黑暗的时刻”，“‘21世纪社会主义’在选举中失去影响”，并“在拉美沉没和退潮”；宣称“‘21世纪社会主义’是拉美最大的不幸和灾难”，强调“不应再犯‘21世纪社会主义’的错误”，断言“21世纪的社会主义”最终会滑入“军事独裁”。尽管对“拉美21世纪社会主义”有不同评价，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即持续近20年的拉美“21世纪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目前已陷入新困境。

4.仍在继续执政的左翼政党面临的执政难题明显增多。目前厄瓜多尔、委内瑞拉、尼加拉瓜等国左翼执政党的执政难度明显增加。（1）厄瓜多尔左翼执政党主权祖国联盟运动内部发生严重分裂。2017年莫莱诺总统执政后进行一系列政策调整，取得较好业绩，但执政党内矛盾加剧，形成两派，莫莱诺与前总统科雷亚的矛盾激化。2018年1月科雷亚宣布脱离2006年由他自己创建的“主权祖国联盟”党，另组“公民革命运动”，执政党正式分裂。科雷亚指责莫莱诺是“叛徒”，背叛“公民革命”。由于执政党发生分裂，现总统莫莱诺有可能会偏离既定的左翼路线。（2）委内瑞拉左翼执政党面临新难题。自1999年起委左翼执政党已经连续执政20年，执政期间实施一系列惠民政策，中下层民众得到切实利益。然而，执政的统一社会主义党未能有效解决国家面临的一系列经济、政治和社会难题，国家经济频于崩溃，社会政策难以持续，党的社会和群众基础不断削弱。越来越多的委内瑞拉人对国家经济状况不满，对政府执政业绩不满，执政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受到严重损害。在外部压力增加和国内局势不断恶化的双重压力下，执政党内部分化的风险加大，其持政前景堪忧。（3）尼加拉瓜左翼执政党的执政难度增加。因对执政党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的社会政策不满，2018年尼加拉瓜出现小型示威游行，随即演变成长时间的全国性抗议，并逐渐发展成旨在推翻奥尔特加政府的政治运动，抗议者公开提出奥尔特加下台的要求。大规模反政府抗议活动造成数百人死亡，上千人受伤。尼加拉瓜这场危机是由各社会阶层对执政党业绩不满而引发的，是社会矛盾激化的缩影，加大了尼左翼政府执政难度。

5.拉美左翼政府继续调整政策和理念。在十多年的执政周期内，拉美左翼执政党积极推进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但也暴露出执政经验欠缺和执政能力不足等缺陷。一些左翼执政党理论建设严重缺失，执政理念存在偏差，发展战略和政策出现失误，在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逐渐积累了众多难以解决的难题。有些左翼执政党忽视自身组织建设，致使党内任人唯亲和腐败现象蔓延；有的执政党或联盟内部出现分裂，导致政治社会影响力下降，甚至丧失执政地位。有些左翼执政党虽仍继续执政，但未能有效解决民众的诸多利益诉求，面临民众不满情绪上升的巨大压力，遭遇“执政疲劳症”。为维护和稳固执政基础，拉美左翼执政党纷纷调整执政理念和政策，实行更加温和与实用主义的执政方针。例如，厄瓜多尔左翼政府主动调整执政方针，主张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特别鼓励私营部门积极参与经济建设。玻利维亚左翼政府的政策也趋于温和化，在处理与私人企业的关系问题上，显示出强烈实用主义倾向。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2018年5月再度当选后宣布了未来６年的执政纲领，政策激进程度似乎也有所收敛。 

（二）政治生态变化的影响

近年拉美政治生态的变化造成一系列严重后果，其中之一是加剧了拉美国家间的矛盾，进而对地区稳定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随着近年巴西、阿根廷、秘鲁、智利执政党更迭，这些国家的右翼执政党对其前任左翼政府的政策作出重要调整，与委内瑞拉等左翼执政国家在发展理念、发展道路等方面出现分歧和摩擦。

围绕委内瑞拉国内政治危机，拉美国家出现分歧，甚至发生严重对抗。早在2016年12月，“南方共同市场”四个创始国（阿根廷、巴西、巴拉圭和乌拉圭）就以“委内瑞拉未按期履行有关贸易、司法和人权方面的协议”为由，中止委内瑞拉的成员国资格。2017年委内瑞拉进行制宪大会选举并成立制宪大会后，古巴、玻利维亚、尼加拉瓜、萨尔瓦多等左翼执政的国家支持委政府，对选举结果表示祝贺；而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秘鲁等国家拒绝承认委选举结果，表示将拒绝承认委制宪大会及其通过的法律。为回应外部压力，委内瑞拉宣布2018年提前举行总统选举，这进一步加剧了拉美国家间的分歧。由10多个国家组成的“玻利瓦尔美洲联盟”（ALBA）支持委提前大选，重申对马杜罗政府的支持。而“利马集团”的10多个国家则质疑马杜罗政府，反对委提前举行选举，断言委“不可能举行民主、透明、可信的总统选举”。在拉美右翼力量支持下，2018年第八届美洲峰会东道主秘鲁收回对马杜罗总统的参会邀请。2018年5月20日，委内瑞拉政府不顾国内主要反对派、美国及部分拉美国家反对，如期举行总统选举，马杜罗再次当选。部分拉美国家和美国不承认选举的合法性，美国还加大对委制裁力度，力图促使马杜罗政权垮台。拉美国家在委内瑞拉问题上选边站队，严重危及地区团结，损害脆弱的一体化进程。而美国等西方国家推波助澜，进一步加剧拉美国家在相关问题上的分歧，不利于拉美地区的政治稳定。

在政治生态发生变化的背景下，南美国家联盟遭遇新危机，给地区稳定造成新冲击。该联盟成立于2008年，涵盖12个南美国家，是拉美地区最主要的区域合作组织。联盟成立后提出创立共同货币、推出统一护照等主张，试图以欧盟为样板推进区域一体化。然而随着地区政治生态的变化，联盟成员国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难以取得共识。自2017年1月联盟秘书长、哥伦比亚前总统桑佩尔任期届满后，就一直没能选出继任者，联盟基本处于瘫痪状态。2018年4月哥伦比亚、阿根廷、巴西、智利、巴拉圭和秘鲁宣布暂停与联盟的合作，同年8月哥伦比亚宣布退出联盟，2019年3月厄瓜多尔宣布正式退出联盟，其他一些国家也有跟进退出的迹象。一些国际观察家认为该联盟的政治基础已不复存在。如果联盟解体，不仅会对拉美国家团结合作产生负面影响，也不利于地区和平稳定。 

玻利瓦尔美洲联盟（ALBA）也因拉美政治生态的变化以及成员国间分歧而出现分裂迹象。2018年8月23日厄瓜多尔宣布，因对委内瑞拉政府在解决难民问题上缺乏政治意愿感到失望退出ALBA。ALBA是已故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和己故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2004年倡议成立的，由古巴、委内瑞拉、玻利维亚等十多个左翼执政国家组成，厄瓜多尔2009年加入联盟。厄退出表明该联盟出现分裂迹象，拉美左翼执政党之间的团结受到严重削弱。 

拉美地区近期出现“左退右进”的势头，政治气候出现“右转”倾向，但左翼政治力量的影响仍不可小觑。从整体上看，拉美地区的左翼和右翼实力基本相当，差距并不悬殊。左右共存和相互竞争仍是该地区政治发展的基本趋势。 

左翼政党在一些拉美国家的执政地位依然牢固，左翼执政周期尚未完全终结。截至2019年初，左翼政党仍在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尼加拉瓜、萨尔瓦多执政，多数左翼执政党的执政地位尚相对稳固。阿根廷等国家的左翼政党虽暂时丧失执政地位，但仍是议会和地方政府中最具影响力的力量，在国家决策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巴西的劳工党虽在2018年总统选举中失利，但仍是众议院第一大党（有56个席位，比执政的社会自由党多４席），仍有再度执政的实力和可能性。在2018年7月墨西哥大选中，左翼的国家复兴运动党不仅赢得总统选举，还成为国会第一大党（在500个众议院席位中占255席，在参议院128个参议院席位中占59席），极大地提升了拉美地区左翼力量的士气。 

从力量对比上看，拉美地区左右翼力量仍大体相当。如前所述，在智利、哥伦比亚等国家近期举行的总统选举中，右翼虽占得先机，但优势并不明显，都是在第二轮角逐中才分出胜负。而在哥斯达黎加和墨西哥的总统选举中，左翼力量则拔得头筹，右翼落败。从整体上看，拉美地区左翼和右翼的实力差距不明显，在大选中谁胜谁败都算正常，且任何一方都无必胜的把握；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都有与对方抗衡的能力和实力。左右共存、相互竞争仍是地区政治发展的基本格局。

更为重要的是，面对右翼实力上升和“回潮”，拉美左翼政党并未失去信心，而是做出积极回应，特别是利用世界社会论坛、圣保罗论坛和ALBA等重要国际和地区平台，为重新积聚力量做思想和组织准备。（1）利用世界社会论坛等活动正面回应右翼“回潮”。拉美左翼政党倡导的第16届世界社会论坛于2018年３月在巴西萨尔瓦多市进行，主题是“抵抗、创造、变革”。该论坛最初由巴西劳工党等建议创建，首届论坛2001年在巴西阿莱格里港举行。由于巴西和拉美政局的急剧变化，最近几年论坛处境艰难。第16届论坛的目的是回应拉美政治现实，重振社会论坛；来自世界各大洲共6万人参加论坛的1300场活动。（2）通过圣保罗论坛等平台凝聚力量。圣保罗论坛1990年成立，是拉美左翼政党和组织的重要协商机制和经验交流平台。2018年7月第24届圣保罗论坛在古巴首都哈瓦那举办，主要目的是制定抑制和应对拉美右翼力量的战略和行动。出席会议的有拉美地区主要左翼执政党领导人，包括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萨尔瓦多总统塞伦、古巴共产党第二书记本图拉、巴西劳工党主席霍夫曼、巴西前总统罗塞夫、洪都拉斯前总统塞拉亚，圣文森特总理，以及来自拉美、亚洲、欧洲、非洲地区的左翼政党、组织和运动的400多名代表。与会者强调，拉美左翼政党和进步运动应加强团结，统一思想，捍卫已取得的成就，应对帝国主义和右派的进攻。会议声援委内瑞拉、尼加拉瓜、玻利维亚左翼政府，声援和支持处于困境中的委内瑞拉等拉美左翼执政党，庆祝洛佩斯在墨西哥大选中获胜，要求释放巴西前总统卢拉。（3）加强玻利瓦尔美洲联盟机制的作用。如前所述，ALBA的宗旨是以南美解放者玻利瓦尔的一体化思想为指导，加强地区政治经济合作，反对美国对拉美地区的控制。2018年3月ALBA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召开会议，声援委内瑞拉并纪念查韦斯逝世5周年。委总统马杜罗、时任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劳尔、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尼加拉瓜总统奥尔特加等12个成员国的元首或代表与会；会议支持5月委内瑞拉的总统选举，反对拉美右翼政府阻挠马杜罗参加第八届美洲峰会。同年12月14日，在古巴首都哈瓦那召开ALBA第16次首脑会议，古共第一书记劳尔，国务委员会主席卡内尔、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尼加拉瓜总统奥尔特加，以及多米尼克、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总理与会。峰会通过的最后声明强调促进拉美的团结和一体化，反对门罗主义在拉美“复辟”，反对干涉主义，声援委内瑞拉和尼加拉瓜左翼政府，要求取消对古巴的封锁等等。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古巴的社会主义“更新”出现新动向，将对拉美政治格局和政治力量对比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古巴是西半球第一个、也是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拉美地区左翼力量的重要精神领袖和大本营，对拉美左翼力量具有重要的引领性、塑造力和影响力。2011年古巴共产党“六大”提出“更新”社会主义模式，主张在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和社会所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其他所有制形式。2016年古共“七大”提出古巴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模式的理论，以及国家中期发展计划、目标、重点和战略方向。经过数年“更新”进程，古巴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及古共执政方略都已发生重要变化。2018年4月卡内尔当选为国务委员会主席兼部长会议主席，古巴正式开始领导班子新老交替。2018年7月第九届古巴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一致通过新的《古巴共和国宪法草案》。新宪法草案在一些原则性条款上保持了原宪法的精神，如强调古巴社会主义制度的不可更改性，古巴共产党是社会和国家最高领导力量；确定古巴是法治、独立、主权、统一、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与此同时，新宪法草案对国家政治经济体制作出新规定。在政治体制方面，提出设立总统、副总统和总理职位；明确国家领导人任期制。在经济体制方面，强调全民所有制占主导地位，肯定私有制、混合所有制、合作所有制等所有制的存在，承认市场作用，肯定外资在发展经济中的作用。古巴全国人大根据征集到的建议和意见，对宪法草案进行修改，12月份通过了修改后的宪法草案，2019年２月新宪法草案由全民公决通过，新宪法文本将由古巴全国人大于2019年4月正式颁布。根据古巴的历史传统和现实，以及卡内尔本人近期的一系列言论可以断定，古巴新的领导集体将不会脱离卡斯特罗和劳尔领导制定的古共纲领、基本方针和基本路线；但将在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加强法治国家建设、加强集体领导、完善党内政治生活、推进模式更新、加大所有制改革、发挥市场作用、完善经济结构、改善民生、吸引外资、开展对外经济合作等方面采取一些更加具体的政策和措施。鉴于古巴在拉美地缘政治中的特殊性，以及它对该地区左翼力量一贯的重要塑造力和影响力，古巴的“更新”进程将对拉美政治格局的发展方向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

当前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领域发生一系列重大变化，增加了世界发展的不确定，世界政治经济的版图继续被改写。在此背景下，拉美地区的政治生态、政治环境和政治形势也持续地出现一系列新的重要变动，出现一些新的发展趋势。从总体上说，当前拉美地区和平稳定的趋势基本稳固，主要国家局势大体稳定，有利于稳定的因素增多，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有效运行，政治生活和政党竞争有序展开，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处于可控状态。然而拉美地区政治发展稳中有忧，各种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依然存在。一些国家制度能力差、政治体制化解危机的能力不足、公众对公共政策不满、经济发展不稳定，以及拉美国家间矛盾等因素的存在，都在一定程度上危及与损害政治和社会稳定。拉美地区的政治生态和政治环境已经并将继续发生新的变动，持续近二十年的左翼“粉红色”潮流继续褪色，“21世纪社会主义”实践探索遭遇新挫折，“左退右进”效应持续发酵，右翼政府增多，仍在继续执政的左翼政党面临的执政压力增加，执政难题增多。然而拉美地区左右共存、相互竞争的总体格局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右翼力量虽有所提升，但左翼政治力量的影响依然不可小觑，仍具有与右翼抗衡的实力和能力。在新的政治环境下，拉美左翼政府和左翼政党积极寻求应对右翼“回潮”的新对策，为重新积聚力量做思想和组织准备。古巴社会主义“更新”进程加快，将对拉美政治格局和政治力量对比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