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0年4月22日，20岁的美国女兵瓦妮莎•吉伦在胡德堡军事基地失踪。两个月后，人们发现了她遭到肢解的尸体。据美国司法部公布的刑事指控，杀害吉伦的是基地士兵罗宾逊。吉伦生前曾告诉家人和朋友，她被两个级别更高的士兵（包括罗宾逊）性骚扰，但由于害怕遭到报复，她从未正式向上级举报。2016年，美国有6083名军人举报了性侵事件。时任国防部副部长卡森称，遭遇性侵的实际人数还要更多。美国国防部建立了性侵数据库，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数据库故障频发，信息常常离奇丢失。内部人士多次呼吁改进数据库，但不断遭到高层阻挠。在五角大楼内，抵制军队性侵者与军队高层之间，一场看不见的战争仍在进行。
事件发生后，超过4000名女性、退伍军人及现役军人签署了一份针对国防部领导人和国会领导层的请愿书，呼吁国会对该基地进行调查，制定新的法律，并建立一个方便士兵报告性骚扰和暴力行为的独立机构。他们还表示将抵制入伍，直到体制内的强奸问题得到解决。
民众的呼声早在吉伦被杀害前就已开始，但问题至今仍未解决。这场“看不见”的战争虽然没有被遗忘，但似乎从未真正被领导层重视。
据官方统计，2016年美国有6083名军人举报了性侵事件，但时任国防部副部长布拉德·卡森称，性侵事件的实际数量要比这大得多。他认为，官僚主义阻碍了受害者的举报，且由于数据库系统存在缺陷，国防部和国会都无法全面了解犯罪和受害者的实时趋势。
“技术性屏蔽”：美军最高的行政机构拥有最差的数据系统
美国国防部的数据库（用于录入和管理关于军队性侵案件的信息）非常糟糕，曾在斯普林斯空军学院担任性侵应对协调员的比斯利对此深有体会。十年来，她每天都要花几个小时接触军队中的性侵受害者。她对这个数据录入系统的第一印象，是它并没有把受害者放在第一位。
比斯利说，除了工作界面简陋，这个数据录入系统反应十分缓慢，对案件的反映也不直观。例如，是否有多名受害者或多名罪犯，以及攻击的确切地点等一些重要信息在系统中没有位置可填。重要的是，系统还不纳入被家庭成员或亲密伙伴性侵的受害者（据统计，这类受害者占比高达18%）。而且，该数据库与其他数据库之间没有形成流通，是封闭的。
“最致命的是，系统经常自己就崩溃了。”比斯利说。有时仅仅因为离开去接电话，或与进入办公室的人交谈，录入系统的数据就全部丢失。“即使是正在输入时，数据也经常丢失。”比斯利说。
系统也很容易出现不准确的情况。此外，案件必须在发生后24小时内录入。由于系统的时间限制，许多受害者从未被正式记录在案。
比斯利说，一些受害者向她举报时仍处于醉酒或被麻醉状态，让他们在这种状态下签署法律表格是不道德的。
“而且，数据一旦进入系统，我们就无法通过军事司法系统对案件进行跟踪，这导致我们根本无法从头到尾地追踪犯罪调查。”比斯利说。
▎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
“ 这就好比你是一个警察局长，但人们不允许你知道你将负责的地区有哪些犯罪历史。”美国军事战略研究机构兰德公司的高级行为科学家莫拉尔说。
根据军队内部的调查，大约只有23%的性侵行为被录入数据库。且由于存在信息丢失问题，专家们也无法依靠官方数据库进行调查。
美国各军种的协调员与比斯利一样感到沮丧。许多人和她一样，已经开始自己制作电子表格来登记和追踪受害者。
“我们都明白，大多数性侵行为都并没有被记录在案。打开数据库，你会发现性侵案件少得可怜。”莫拉尔说。
2016年，时任国防部代理副部长卡森曾要求国防部数字服务局（DDS）的软件专家们创建一个新的、功能更强的数据库。DDS是美国国防部的一个新部门，由一群来自私营企业的数据分析师和软件工程师组成。
▎DDS总部设在五角大楼，并在佐治亚州奥古斯塔的陆军网络卓越中心和陆军网络司令部附近设有办事处，旨在充分利用驻地良好的技术资源及人才生态系统。为了便于管理，分设办事处的组织模式、运行机制、岗位设置与总部基本一致。
当时，DDS的四名工作人员与军事律师、发声的受害者、国会和奥巴马政府的关键人物共同举行了一次会议，并于一个月后发出一份初步报告。报告提到，当前内外部受众对国防部发布的性侵数据和报告的信任度非常低，改进数据库系统势在必行。
但是，时任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将这份初步报告弃之敝屣。
2016年4月底，卡特曾在一个表彰6名“年度性侵应对协调员”的仪式上启动了数据库改进项目。当时他还称，这个项目将帮助国防部更加精简、及时和准确地了解性侵数据。但是，之后他再也没有在公开场合提及这一项目。
据卡森说，卡特前任的国防部长查克·哈格尔每周都会与他的副手召开关于预防性侵的会议，但卡特没有举行此类会议。
国防部高层视而不见，DDS只能自己行动。他们很快就在内部开展了一个名为“加速发现”（Discovery Sprint）的研究项目，希望推进对美军内部性侵的调查。然而，卡特要求他们签署一份文件，允许他们与各部门官员协商，但不允许他们同白宫和司法部的专家接触。
卡森的妻子是一位性侵预防专家，也是美国国防部的高级律师。她说，她早已意识到她的领导们不会重视性侵事件。比斯利也曾坦言，领导层其实并不想对此多做研究。
“军官们认为，如果他们管理的地区有大量性侵行为，他们可能会被开除。”比斯利说。
随着时间的推移，性侵定罪率也不断下降，只有极少数的军队高层因其手下性侵被追究责任。此外，最近的一项军队调查显示，64%的性侵受害者和举报者面临被报复的风险。
2017年，在提交了一份检举报告后，比斯利被迫离职。根据监察长办公室的说法，她的上司确实篡改了性侵应对协调员提交的数据，以降低将向国会报告的数字。
美国国会最近表示，可能会在明年的国防预算中加入监管变化（特别是让性侵指控从军事系统中脱离），以加快解决这一问题。
国会还提出了“改进数据追溯系统”的建议。但早在五年前，DDS就已向卡特提出这一构想。一份DDS的内部规划文件显示，DDS成员们专注于“技术解决方案”和报告“真实的数据”。但这引来了卡特的多次警告，他指责DDS“严重越位”，“他们应该坚持解决数据收集系统的技术问题，而不是别的。”
DDS在后续提交给国会的报告中建议：“美国国防部长期以来一直试图掩盖军队性侵这一系统性问题，从部长办公室向下，整个国防部都必须消除任何隐藏或影响性侵举报的不正当动机，在性侵预防和应对方面，国会和国防部之间亟须对话。”
当然，这份报告未能成功发出。在DDS成员与卡特的幕僚长罗森巴赫会面后，这段话被强制删除了。
这些消失的报告被DDS团队的负责人林奇称为：“DDS唯一失败的项目”。
吉伦被杀事件发生后，美国陆军部长启动了调查。在公布的调查结果中，他将美军描述为一个“放任性侵和性骚扰的圈子”。
卡森认为，对美国军队来说，被曝性侵不完全是负面的。“这可以让我们有更好、更尖锐的干预措施。”
今年9月，美国国防部宣布制定一项新的举措来解决这一问题，但其中的一些内容要到2030年才会正式实施。来自两党的八名参议员对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这一进展迟缓的计划予以痛斥。他们写道：“在我们军队中服役的男人和女人，无法在一个不愿意或没有能力采取果断行动来解决这一痼疾的指挥系统中工作一天，更不用说再工作十年。”
“对于那些认为性侵数据不重要的人来说，这些数据可能毫无价值，甚至是其政治路上的绊脚石，但完善、准确的数据真的很重要，因为它们并不只是数字，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真实而无奈的故事。”比斯利说。
如今，美国军队内性侵的问题愈演愈烈。国防部内部的独立委员会不断要求改进数据库，但军队高层领导持续阻挠改进。
现在，卡森有了一个更大胆的想法：建立一个独立的办公室来收集有关性侵的数据。毋庸置疑，这一设想比修复数据库更进一步，也更前途未卜。
1.https://www.theguardian.com/us-news/2020/jul/14/vanessa-guillen-killing-sexual-violence-us-military
2.https://prospect.org/justice/burying-the-evidence-sexual-assault-military-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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