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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必武看起来是笑口常开的老好人，
其实是革命大佬的祖师爷。
自从革命年代起，党内就称董必武为“董老”，之所以要加个“老”字，除了董必武的年纪老以外，更重要的原因是资格老。
早在清朝光绪年间，董必武便在废除科举的前两年，一举考中秀才，成为清朝正儿八经的读书人。
现在的人说起秀才，总要称之为酸秀才，其实在科举盛行的年代，学子考中秀才以后，就有了免税、见官不跪等特权，在基层社会的地位非常高。
真要关公战秦琼的话，现在考进部委省厅的985博士公务员，才能有以前秀才的社会地位。
但是刚考中秀才不久，董必武到武昌报考中学堂，想学一些新鲜的知识，结果因为向府台衙门里看了一眼，就被卫兵抓起来打了一顿。
此后8年，董必武和大部分士人一样，读了很多书，也教了很多学生，日子清苦而平淡。
武昌起义的时候，董必武正在黄州教书。这地方离武昌不远，当他听到省城出事，马上扔下书本跑到武昌，报名参加起义。
而在湖南，恰同学少年的毛泽东，也热血沸腾的参加了起义。
虽然都是参加辛亥革命，但毛泽东是在部队当兵，董必武则是在军政府做秘书，属于清流文职工作，不用冒着生命危险上战场，前途也更明朗。
所以到1912年初，仅仅参加革命数月的董必武，不仅加入同盟会，成为同盟会湖北支部的评议员，还被湖北省军政府任命为财务司总务科科长。
无数人因看不清国家走向而迷茫，无数人因改朝换代而破家，27岁的董必武却能抓住机遇，打开仕途的大门，而且职位不低。
其中肯定有“报国救民”的热血和信仰，但董必武在乱世来临时刻，表现出来的判断力、工作能力、职场情商，放在任何时代都是一流水平。
那年因“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流亡日本，积极组织队伍参加革命的董必武，也被迫东渡日本留学。
孙中山认为革命失败的根源，在于缺乏强力组织，于是痛定思痛之下，决定在日本成立中华革命党，参加革命党的同志，要宣誓向孙中山个人效忠。
这种江湖帮派的做法，大部分同盟会员都很反感，以至于中华革命党成立的时候，成员只有数百人，完全承担不起领导革命的任务。
他觉得同盟会和国民党的最大毛病，就在于山头林立自由散漫，现在孙中山以个人为核心，组成最大的革命山头，其实是民国初年的最优解了。
也就是说，董必武宣誓效忠的不是孙中山个人，而是孙中山革命路线，以及挽救革命的方法。
“先生指示中国的出路，惟有实行三民主义的革命，特别鼓励我们在失败后，不要灰心短气，要再接再厉的努力干。革命不是侥幸可以成功的，只要我们在失败中得到教训，改正错误，胜利的前途是有把握的。”
可以说，在没有接触马克思主义的年代，董必武就有了实事求是的理念。
1919年，董必武在鄂西靖国军司令部做秘书，以为可以给革命做一些工作。
但靖国军毕竟是军阀部队，驻扎在川鄂边界的唐克明，为了争夺地盘扩充实力，和川军旅长方化南勾结起来，趁总司令蔡济民放松警惕的机会，指挥部队袭击了总司令部，并且枪杀蔡济民。
此时的董必武在四川筹粮，听说总司令无缘无故的死了，感觉不对劲，便回到司令部调查蔡济民的死因。
不调查不要紧，董必武一调查才发现，蔡总司令竟然死于谋杀。
董必武大怒，这不是革命部队么，怎么能内部火并呢，而且枪杀总司令？太特么黑暗了，这样的部队能革什么命？
周围的同事们也说，这是惊天大案，你去上海向孙中山先生汇报吧。
他向孙中山说了事情的经过，以及和同事们调查的结论，想让孙中山出手严惩军阀，以后严格管理部队。
但是孙中山刚被西南军阀抛弃，护法运动遭遇失败，自己做为领袖都惶惶如丧家之犬，和汉末刘备似的，有一腔革命热血，却没有完成革命的实力。
“非常同情你们的遭遇，并且向蔡济民表示深切的慰问，但是没有办法，你回去努力工作吧。”
以前觉得困难是暂时的，只要改正错误前途就是光明的，但是经过数年革命，董必武算是明白了，孙中山的革命方法就是最大的错误，要想有光明的前途，必须改正。
也就是在滞留上海期间，董必武认识了大批革命者，他们互相交流思想谈论革命，并且在五四运动前后，读到大量马克思主义的书籍。
孙中山的革命基本失败，无政府主义的空想色彩太浓，唯独马克思主义有远大的目标，还有实现目标的操作方法，而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已经成功了。
至此，董必武改正以前的“错误”，走上共产主义革命的道路，而且他认定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终生都没有动摇过。
董必武和詹大悲等人认为，必须从两件事着手，一是办报纸宣传理论，二是办学校培养干部，这也是初代共产党员的共同选择。
8月份回到武汉之后，由于资金不足，宣传理论的报纸没有办起来。董必武和陈潭秋等人商量，那就办学校吧，只要借两间房子，解决教师的吃饭问题，学校也就办起来了。
他们办了私立武汉中学，董必武做为创始人之一，必须给学校捐款，便去当铺抵押了唯一的皮袄，换来一笔办学经费。
1920年，以前在上海认识的李汉俊，给董必武来信说，上海已经成立共产主义小组，你们在武汉也成立一个吧？
于是武汉共产主义研究小组成立了，成员有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等等。
再过一年，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开会，武汉推举董必武和陈潭秋为代表，到上海参加了一场简单的会议。
这场会议简单到没人记得开会日期，几十年后仔细回忆，只知道是炎热的七月。
而参加会议的代表们也不知道，只有湖北代表董必武和湖南代表毛泽东，能在28年后登上天安门城楼。
后来董必武回忆往事，挥笔写下八个字——作始也简，将毕也巨。
党的“一大”以后，董必武和陈潭秋等同志们，回去成立了中共武汉工作委员会，随后不久，又改组成武汉区执行委员会，董必武出任执行委员。
所以在革命年代的“文斗”阶段，董必武就是是湖北党组织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至于工作么，和其他地方的同志差不多，基本都是以讲课传播理论、深入工厂组织罢工为主，但是除了这些基本工作，董必武和其他地方同志的区别在于，他做了另外一些事情。
选定革命方向之后，董必武觉得，中国革命一定要大多数人参加，才有成功的可能，那么中国的大多数人，便是农民。
于是在1923年，董必武选拔了大批青年党团员，成立工作组派到黄安，让他们创办平民学校和师范学堂，在黄安传播革命理论，并且动员黄安的各阶层起来斗争。
第二年，董必武又选拔了大批青年党团员，成立麻城工作组，派他们到麻城传播理论动员群众。
黄安和麻城，看到这两个地方，大家都知道意味着什么了吧。
而在派出工作组的同时，董必武根据党组织“开展农民运动”的决议，分派党员到各县成立农民协会，到1926年北伐以前，湖北农民协会已经有7.2万会员。
随后北伐军的扫荡，湖北的农民协会猛烈发展，1927年6月就有了250万会员。
那年毛泽东回湖南考察，写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说湖南农民协会有200万会员，能直接指挥群众1000万。
按照这个数字来看，湖北和湖南的农民协会，论规模相差无几。
也就是说，在动员农民的工作上，董必武和毛泽东是差不多的，俩人在全国农民运动中并驾齐驱。
正是有了这样的农民基础，董必武才能在北伐军进入湖北的时候，组织革命力量袭扰军阀部队，配合叶挺独立团攻克贺胜桥和汀泗桥。
我们现在说起北伐战争，往往只说冲锋在前的叶挺独立团，其实叶挺独立团的辉煌胜利，起码有三分之一是董必武的功劳。
而在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以后，董必武和毛泽东商议决定，从农民运动讲习所里，抽调300名学生，武装起来奔赴麻城，平定了麻城追随蒋介石的反革命暴动。
为了加强湖北的革命力量，董必武建议湖北省委，组建脱产的农民自卫军，武装保卫湖北的革命成果。
尤其是黄安和麻城的农民自卫军，董必武非常重视，亲自在武汉购买枪支弹药，然后命令同志们送到黄安和麻城。
11月份，黄安和麻城的农民自卫军起义，潘忠汝是总指挥，戴克敏是党代表。这个戴克敏，就是数年前董必武发展的党员。
这次起义，后来称为“黄麻起义”，鄂豫皖根据地便是由此而来，红四方面军和刘邓大军也由此而来。
可以说，张国焘和徐向前指挥的红四方面军、刘伯承和邓小平指挥的第二野战军，其源头就是董必武。
你以为董必武是笑口常开的老好人，其实董必武是革命大佬的祖师爷。
董必武虽然资格老能力强，但董必武和毛泽东不同的地方是，毛泽东能动员湖南的农民运动，也能走上一线领导湖南农民，董必武更擅长做幕后工作。
大革命时期，董必武分派党员到各地工作，本质上就是统筹协调的幕后工作。
到了抗战爆发以后，曾经在农民运动中并驾齐驱的毛泽东，已经走上一线领导岗位，领导全党的革命工作。
而董必武则先后在长江局和南方局，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搞统战，做的依然是幕后工作。
因为统战工作要和党外人士密切来往，那么统战只是这种工作的一面，另一面便是四处安排间谍收发情报。
在礼堂、广场和会议上，董必武和党外人士觥筹交错，互相问好交流感情。而在笑眯眯的和善外表之下，一件件情报经董必武传到延安，一个个暗桩被董必武安插到重要岗位。
前些年罗援将军透露，南方的统战和情报工作，都是周恩来领导负责的，但具体的执行者，就是同在南方工作的董必武。
那些广为人知的暗线如熊向晖、郭汝瑰、沈安娜、韩练成，更是董必武亲自联系的。
比如熊向晖到胡宗南部工作前，专门去了一趟八路军办事处，准备听一下组织的安排。董必武便和熊向晖说：“不要找党，不要暴露政治面目，要和天津萝卜一样白皮红心。”
总而言之，安心在胡宗南身边工作，有什么事情直接联系。
后来国共作战的时候，熊向晖利用职务之便，把胡宗南的作战计划、部队番号、装备成色等绝密情报，统统传递到延安。
沈安娜原本想去延安，觉得国统区太恶心了，求董必武不要让自己在国统区了，去延安做什么都行。
但是董必武和沈安娜谈话的时候，和她说去延安就打上标签了，再也不能到国民党工作，你要以大局为重。
沈安娜无奈，只能听董必武的安排，到国民党中央党部机要处工作，此后蒋介石主持的重要会议，沈安娜都在现场做速记。
这种会议上，沈安娜可以听到国民党高层的动向，每次发现对党组织有用的情报，就默默记在心里，会后通过特殊渠道传出去。
早在抗日时期，周恩来和韩练成便确定了同志关系，在国军内部安插了一个暗桩。
到了抗战胜利以后，韩练成做到第46军的军长，在海南驻防一段时间，便被国府派到山东作战。
韩练成问周恩来，我在山东的任务是什么？周恩来告诉他，你立即到上海找董老请示。
意思就是，我不负责具体工作，一切行动听董必武的安排。
韩练成到上海找到董必武，董必武和他深谈之后，决定让韩练成以国军将领的身份，在战场上配合解放军作战，同时通知华东解放军联络韩练成。
“莱芜战役”开始以后，韩练成先是向解放军提供国军的作战情报，然后利用军长的职务之便，主动贻误国军的战机，导致国军被解放军包围。
随后又趁机离开部队，临走前让资历最浅的师长代理职务，刻意造成军队内部的人事纠纷。
于是国军第46军被解放军消灭，指挥官李仙洲被俘虏，走上通往功德林的光明道路。
而韩练成也很快到解放区，出任第一野战军副参谋长，成为新中国的开国中将。
他知道自己的资格老，也知道自己的能力强，但董必武更明白，自己不是能挑大梁的人。
别说和毛泽东一样统领全局了，周恩来那种全面部署具体工作的，董必武都不愿也不能做。
按照中国传统，董必武的定位应该是“能臣干吏”，也就是在强大领袖的领导之下，负责一条战线或者一个地方的工作。
但董必武从来不倚老卖老，也不仗着地位高就指点江山，更没有争权夺利的事情，而是党组织让做什么就做什么，在每个岗位都尽力做到最好。
要是生在古代，这种人品能力都出类拔萃的官员，可以得到“文正”的谥号，而在近代革命年代，董必武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1956年，已经70岁的董必武向中央申请退休，说自己年纪太大了，不适合再担任实际领导工作的职务，让年富力强的同志接班吧。
他说的实际领导职务，就是最高法院院长、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
毛泽东考虑再三，觉得新中国成立初期，到处都缺人，尤其缺有能力的领导干部，虽然董必武同志年纪大，但不能退休。
直到3年后的第二届全国人大，毛泽东才同意给董必武换稍微轻松的工作，不至于给他太大的压力，于是提议董必武和宋庆龄做国家副主席。
董必武说着年纪大了做不动了，真的不负责实际工作以后，其实也闲不住。
此后多年，董必武要么走访工厂做一些指导工作，要么研究沼气的开发利用，要么号召全国人民植树造林。
用他自己的话说，要演好一场戏，只有主角配角，没有跑龙套的就演不成。主角要认真演，配角和跑龙套的也要认真演。
主角是有限的，不可能每个人都来做主角，毛泽东那种伟人数千年才出一个，主角注定是他的。
能真正认识自己，做一颗围绕在太阳周围的星辰，有一份光就发一份热，尽职尽责做好自己的事，才是大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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