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帝，终于害死了他弟弟

淮南王刘长

刘长是汉高帝刘邦的第七个儿子。刘长还未出生，他的母亲赵姬就被卷进一起谋反案被关进监狱，刘长就出生在狱中。赵姬生产后不久就含恨自杀了，刘邦让吕后抚养孩子长大，并分封他为淮南王。

吕后执政时期，刘长因为与吕后的特殊关系，没有遭到加害。刘长成年以后，力大无穷，能扛起铜鼎。汉文帝即位后，刘长成了他唯一在世的兄弟。

刘长经常仗着与文帝的亲厚关系，横行不法，入朝觐见文帝时，骄横无礼，与皇帝一起打猎，同乘一辆车，还称呼文帝为“大哥”。而文帝经常赦免刘长的种种过失。

刘长怨恨吕后的宠臣审食其当年没有营救他母亲，于是亲手捶杀了审食其。按照汉朝法律，杀害列侯是重罪，而刘长却振振有词，一一列举审食其罪过。文帝仍然没有治他的罪。

自此以后，刘长便更加骄横不法，礼仪规格比同天子，甚至连薄太后、太子、朝臣都没有一个不怕他。大臣袁盎向文帝进谏道：“诸侯王过于骄纵，必生祸患。”但文帝不听。

春秋时期，郑庄公不断纵容他的弟弟共叔段违背礼法、不断扩张势力。有大臣劝谏郑庄公约束共叔段，郑庄公说：“多行不义必自毙。”意思是，等共叔段闹出大的乱子来，就有了借口和机会一举收拾他。而汉文帝对淮南王的纵容，与郑庄公可谓如出一辙。

后来，刘长又在淮南国干出了很多出格的事，比如：驱逐朝廷派遣的官员，自行任命官员，自行颁布法律，擅自处死犯人等等。汉文帝甚至都没有亲自下诏申斥他，而是让舅舅薄昭给刘长写了一封信，规劝他改恶从善。

如果汉文帝真爱他的弟弟，一定会严厉制止他继续犯错，而文帝却表面上加以规劝，实际上继续纵容他，等待他迈出危险的一步。就在薄昭给予淮南王书信后不久，一件谋反案东窗事发了……

文帝六年（前174年），丞相、御史大夫、宗正、廷尉等大臣上奏：淮南王刘长派人勾结棘蒲侯柴武的儿子柴奇，企图用辇车40辆，在谷口谋反。在奏疏中，大臣们连篇累牍地罗列刘长平时的各种不法行为，却对谋反事件本身一笔带过。

奏疏中提到的“辇车”，是一种人力车，主要用于在崎岖的道路上给军队运送辎重。某些崎岖的道路马车无法通行，就只能靠这种人力车来运输。

谷口是指西汉的谷口县，位于今天的陕西省淳化县以南，泾阳县西北，这里是关中平原的北部边缘。谷口县北面有一座东西走向的高峻山脉——九嵕[zōng]山。泾水在九嵕山中刻出了一道峡谷，流进关中平原。所谓的谷口，实际上是指九嵕山泾水河谷的的谷口。

从长安出发，途径谷口，进入泾水河谷，再沿着河谷溯流而上，就可以到达西汉皇室一座最重要的避暑行宫——甘泉宫，其位于今天淳化县境内的甘泉山上。

所以谷口谋反的真相，可能是趁汉文帝前往甘泉宫，或者从甘泉宫回长安的途中，用40辆辇车堵塞崎岖的峡谷山路，再趁机袭击皇帝车驾。

棘蒲侯柴武

耐人寻味的，对于这桩谋反大案的另一个主谋——棘蒲侯柴武之子柴奇，奏疏中只提到他的名字而已，按照汉朝的律法，参与谋反者都应判处死刑。在《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中，也明确记载柴奇因谋反伏诛。

但柴武似乎并没有受到此案的牵连。《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中记载，柴武死于文帝后元元年（前163年），也就是说，柴武在谷口谋反案后活了十余年才逝世。而且更奇怪的是，柴武还能一直保有棘蒲侯的爵位，直到柴武逝世，才因为他们家参与过谋反，不让他的后代继承列侯爵位。

虽然说汉文帝废除了连坐，但是儿子谋反伏诛，父亲还能继续在朝廷享有列侯爵位，纵观历代史册也十分罕见。这只能说明一点，汉文帝不想牵连或者不能牵连柴武。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汉文帝在处理整个案件，总体而言带有明显的倾向性，谋反案的两大主谋——刘长、柴奇所遭受的处罚轻重不一。淮南王刘长不但本人获罪，而且他的属官、亲信被一网打尽，全部处死；而柴奇这一方除了本人伏诛，连他父亲的爵位都没有受到丝毫影响。

汉文帝之所以这么做，可能有两种原因。其一，汉文帝只想扳倒骄横不法的刘长，铲除不服中央法令的淮南国，只要达到这一目的就行了，不必牵连旁人。其二，柴武的背后有着十分复杂的势力，如果要彻查，势必牵一发而动全身，打击面过宽不好收场，会影响朝政稳定，因此只杀掉与此案有直接牵连的柴奇，达到敲山震虎的目的就行了。

那么，柴武在当时有着怎样特殊的地位，令汉文帝不敢轻易动他呢？

史书中记载，无论是在楚汉之争，还是西汉建国后，柴武都战功赫赫。后来，柴武担任过大将军，诛吕政变后，曾与周勃、陈平等人一起拥立代王刘恒为汉文帝。

由此可见，在文帝初年，柴武是仅次于周勃、陈平、灌婴的军功集团头目。等到陈平、灌婴去世，周勃获罪失势，柴武成为了军功集团地位最高的领袖。

汉文帝上台以后，为了巩固自身的权力基础，不断削弱、打压军功集团，很多没有实际官职的军功集团都被赶出京师，回到自己的封地去，成了没有权势只剩待遇的富家翁。

另一方面，不断遭到汉文帝打击的军功集团不会坐以待毙，甘当俎上鱼肉。因此，谷口阴谋很有可能是军功集团针对汉文帝的一次未遂的反击。柴奇的背后是柴武，而柴武的背后，很有可能是整个军功集团。

根据《史记》的记载，柴奇谋反之事被朝廷发觉，有关部门追查治罪，牵连上淮南王刘长，因此朝廷征召淮南王来京。

这透露了两大信息：首先，谷口谋反案事发时，刘长远在淮南国。按照汉朝制度，诸侯王一年中大部分时代待在自己封国内，只在岁首时入朝觐见一次。其次，柴武之子柴奇才是谋反案的具体执行者，事发之后，司法部门审问柴奇，追问同谋，这才牵连上淮南王。

预谋袭击汉文帝的地点选在关中谷口县，如果由远在淮南国的刘长来遥控指挥，自然很不方便。所以案件的真正主谋应当是近在长安的柴奇和他背后的势力，也就是以柴武为首的军功集团。

永远的污点

当时，刘长在淮南国势力很大，掌握了生杀大权，也极有可能控制了国内的军队。一般来讲，除了每年入朝一次，朝廷一般不会单独征召诸侯王入京，除非要处置他。如果刘长真的与柴武等人勾结谋反，那么朝廷派人来征召，刘长为什么不怀疑东窗事发，从而乘势反叛？而是乖乖地跟着朝廷官员来到长安束手就擒。

高帝时代的多次诸侯王反叛，多次都是因为朝廷征召而引发的——诸侯王本身心中有鬼，担心一去不复返，索性反叛。如果刘长真的与柴奇等人有勾连，以他的个性，一定不会束手就擒。这也就证明，谷口谋反案，刘长可能根本不知情。

那么，这件谋反案是怎样牵连上刘长的呢？假设军功集团行刺汉文帝成功，势必要想到下一步计划，那就是立谁为皇帝的问题。立太子刘启难免秋后算账，最好是像之前诛吕政变一样，另立一位诸侯王为皇帝。而刘长是刘邦唯一在世儿子，显然是最合适的人选。所以，整个谋反计划第一步是搞掉汉文帝，第二步是拥立刘长为帝。

那么，军功集团究竟有多少人参与了此案呢？如果涉案人员仅仅是柴武、柴奇父子的话，汉文帝会毫不犹豫将二人处死，毕竟他连周勃都敢动。

但事实上，文帝只动了柴奇，没有动柴武。这就正好说明，涉案者不仅仅是柴氏父子，军功集团很多人都牵涉其中；如果动了柴武，就势必会牵连一大批功臣。这样的话，打击面过宽，不好收场。因为这一事件的性质过于严重，凡是涉案人员按照律法全部要处死，而军功集团虽然遭受打压，势力仍然十分庞大。

即便汉文帝要进一步打击军功集团，也不会一网打尽，因为激则生变。他的惯用方式是用文火慢炖，不断分化瓦解，逐个消灭。

所以，当柴奇将整个计划和盘供出后，令汉文帝感兴趣的是，淮南王刘长被牵连在其中。他一直在寻找机会，能够用一件谋反案把他那个骄横不法的弟弟刘长牵连进去，进而把淮南国的势力一举铲除。而柴奇的口供正提供一个绝好的机会。

从刘长的生平事迹来看，他应该是一个头脑简单、行事鲁莽的年轻人，仗着兄长的恩宠和纵容，一再触犯礼法。这样一个人，应当不会处心积虑刺杀兄长，取而代之。他既没有这样的野心，也没有这样的头脑。

虽然朝臣们建议将刘长斩首，但文帝迫于舆论，只将他发配蜀地。可是，刘长性情刚烈，在半路上绝食而死，给文帝留下了一个杀弟弟的恶名。虽然文帝尽力善后，却让天下人看清了他的伪善和冷血。后来，百姓们编了一首歌谣来讽刺他：“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

原本汉文帝铲除淮南国后，将其封地收归中央直辖。可是，文帝受到这首歌谣的影响，为了堵住天下人悠悠之口，将原淮南国一分为三，封给刘长的三个儿子，这三个对皇室怀恨在心的诸侯王，给国家带来了不小的隐患。

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长子刘安，与鲁莽的父亲不同，刘安喜欢读书，善于收买人心，并笼络了一批学者为他著书立说，在舆论上对朝廷构成重大威胁。刘安有一个聪明而又有口才的女儿刘陵，刘安给予她金钱，让她在长安结交权贵，刺探朝廷内部的情报。到汉武帝时，刘安同样因谋反案事发自杀身亡。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

2.班固《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