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是青岛的骄傲，50年一路狂奔，从江西路干到莫斯科

青岛，百年名城，建置于1891年，那年6月，清政府明发上谕在胶州湾设防架炮，“拟在胶州、烟台各海口添筑炮台等语，著照所请，行该衙门知道。钦此。   ”

其后几十年，青岛走过了被德日殖民的幽暗岁月。

建国至今，青岛不仅是旅游文化名城，还是远近闻名的“制造之都”，更是经济总量仅次于北京、天津的北方城市，海信、海尔、澳柯玛、青岛啤酒等知名品牌都诞生于此，看海信的彩电、买海尔的冰箱、用澳柯玛的冰柜，是青岛人从小到大的生活。

新世纪以来二十年，这些品牌从青岛走向了世界。

今天，东木褚老师想讲讲海信，一个国营小厂成长为电器巨头之前的故事。

1969年秋天，青岛市广西路24号，五七劳改工厂内，在这里接受改造的干部们收到上级通知，劳改厂将改名为“国营青岛无线电二厂”，生产收音机。

运动放缓的消息让这些“靠边站”的人很振奋，终于能干点儿事了。1970年1月，无线电二厂正式挂牌，厂房借用总工会的办公楼，派来的厂长是一位出身行伍、参加过抗战的老军人。

据“二厂”第50位员工戚务杰回忆，“一栋破败的三层小楼，我进去后发现，根本不像工厂，就是个手工作坊，职工由退伍军人和干部家属组成……

资金、技术、设备，啥都没有，任务只有一个：生产收音机，习惯冲锋的厂长一声令下，“革命加拼命，造出收音机！”

热情被点燃的职工用木板和课桌搭了一条“生产线”，一个组装过收音机的高中生被选为技术员，负责线路设计，干过木工的师傅则扛下了机壳制作的重任。众人齐心协力下，一款5管超外差晶体管收音机“开发”成功，起名“五七牌”。

几个月后，“五七牌”收音机改型升级为“红灯牌”，还通过了省里电子产品实验站的测试，性能达到了国家“四级收音机”的水平。

5月，首战告捷的二厂接到了更为重大的任务——试制黑白电视机。

在此之前，厂里的很多人甚至都没见过电视机长什么样，三个年轻人被选送到天津712厂学习电视技术，三人中的陈焕鑫在北京大学读书时见过电视机，那是外国友人送来的珍贵礼物。

这是山东省第二次对电视机发起“冲锋”，前一年从淄博、泰安、烟台派出的“主力部队”铩羽而归，谁都没能鼓捣出来。

在712厂，三个人分头突击，北大物理系毕业的陈焕鑫从外文资料入手，以理论攻入技术，擅长公关的崔仁杰和工人师傅打成一片，把流水线所有元件的功能、作用全部记下，司继贤负责调试组件。

一个月后，三个人组装出了山东省第一台14英寸黑白电子管电视机，陈焕鑫把这台编号“青岛21-1”的宝贝抱回了二厂，轰动全省。

那一年，天津712厂生产了1.8万台黑白电视机位列全国第一，第二是上海广播器材厂，1800台，第三是青岛无线电二厂，82台。

这个第三有点儿尴尬，更尴尬的是当年黑白电视机的质量，二厂老工程师钱仲毓说，“从天津带回零件组装的电视机太落后了，图像不清楚，有时候屏幕不亮，要拉上窗帘才能看清。”

对一穷二白的二厂来说，生产电视机确实太难了，他们能活下来，靠的是“红灯”牌收音机的升级改造，当时正值袖珍收音机退潮，台式收音机流行的时期，“红灯”牌的规模化生产让二厂有了第一次在市区招工的机会，68个初中毕业生应征进厂，总人数达到了102人。

在1970年代的青岛，有一台“红灯”牌收音机是很有面子的事，二厂当年曾收到过一个贫下中农寄来的邮包，里面是一台烧坏的收音机和一封信，信中写道，“不慎把机器烧坏，听不到党中央的声音，心里很着急，请帮忙修理。”

二厂很重视这封信，精心修复后寄还给那位农民，还收到了表扬信，厂长拿着信感慨地说，“农民攒钱买收音机不容易，我们的产品不能总有质量问题，别看表面上的合格率过了关，对这位农民兄弟可能就是天大的事。”

1972年1月，一个名叫李德珍的年轻姑娘来到二厂报到，这个毕业后就分配到北京的姑娘满脑子想的都是竖着大烟囱的大工厂，她走到二厂门口一看，扭头就去了青岛市仪表局哭诉，“我不去！那里太破了！”

仪表局的人劝她，“厂子是小了点儿，但是国营的有前途啊，你去那儿是工作的需要。”

李德珍是山东泰安人，1965年毕业于山东工业大学，随后被分配到北京的水电部中心实验所，参与了京津塘微波通信项目，她当年回到青岛是因为在海军服役的丈夫，“一家人总要在一起。”

就这样，李德珍成为了二厂的技术员，后来一步步成为质量科长，副厂长、厂长，前两年，她连放工具的箱子都没有，纸箱子钉个盖子当工具箱用。在天翻地覆的1976年，她被调入二厂12英寸晶体管黑白电视机试制组，二厂以及日后海信的命运车轮就此转动。

1977年，李德珍去广州参加全国第一届黑白电视评比，在展会最显眼的地方摆了一台二厂的电视，牌子上写着，“淘汰产品：青岛21-1”，那台电视机经过震动测试后，能掉的零件全都掉了，李德珍当时感觉无地自容，发誓要开发出新产品。

那年，二厂搞了20个革新项目，创造了月产7300台收音机的生产纪录，另外一个重大突破是，安装了三条9英寸电视机简易装配流水线，年产电视机2500台，有人用这台电视机观看了1978年世界杯的决赛，阿根廷对荷兰，“人就跟个火柴一样，根本看不清”。

此后不久，9英寸电视机停产，二厂开始攻坚12英寸，他们生产的31HD-1型12英寸黑白电视机通过了省重工局的鉴定，生产收音机起家的二厂被省、部批准正式定点生产电视机。

1979年7月，《关于建立青岛电视机总厂》的通知出炉，二厂变成了总厂，几十年后，一些老二厂人仍能背诵这份通知的全文，“为发展我市广播电视事业……由青岛无线电二厂、青岛市南纸盒厂、青岛电子器件厂、青岛起重工具厂等四个单位组成青岛电视机总厂……”

通知下发后，新厂房、新大楼和新宿舍同时破土动工。

9月，二厂的31HD-1型电视机获得全国第二届电视机质量评比的二等奖，TS-10收音机收获银质奖。年底时，一批高中毕业生进入工厂，二厂也以破千万的产值迈进了八十年代。

1982年，二厂从广西路24号搬到了江西路11号，开启了“总厂”时代，办公楼、装配楼、宿舍、食堂、锅炉房……十几年的积蓄因大兴土木耗尽，正当总厂人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一个更大的危机出现了，老百姓不再排队购买电视机了，黑白电视机滞销的现象在全国蔓延。

滞销的原因并不复杂，“厂子生产什么，大众就买什么的时代结束了，现在老百姓需要的是大屏幕、全频道、多功能的电视机”。

危难之际，依靠“送机下乡”的策略，总厂有惊无险地度过了滞销危机，还得到了媒体的赞扬，《大众日报》相关报道的标题是《农村市场大有可为》。

那年夏天，一个山东大学电子系的毕业生入职总厂，当时厂里有十多个大学生，他的到来并未引起什么大的反响，这个不爱说话，总是闷在电路中发呆的小伙子，叫周厚健，他的时代还尚未到来。

当时，引进国外彩电生产线的风潮从上海吹向全国，天津712厂引进了日本JVC，南京熊猫引进了松下，上海金星引进了日立，北京牡丹引进了松下。

由于规模不够，青岛电视总厂没能挤进第一批引进名单，等到1983年才获得许可，市里批了100万美元的额度，一场事关总厂以及未来海信成败的较量也随之拉开序幕。

草坪

熟悉技术的副厂长李德珍担任引进彩电小组的组长，她最先接触的是东芝和JVC，并就技术、设备和仪表向对方询价，但是这两家公司一直没有把生产线的价格报出来，谈判无果。

接下来，香港康力发来了介绍，“我集团占香港电子产品产值的三分之一，资本雄厚，技术上与东芝、松下合作。”康力的报价来得很快，包括彩色信号中心、生产线仪器、全自动焊机、各种工具及技术转让费，共计87.8万美元。

两家的谈判进展有序，康力的人还来青岛进行生产线总体布局设计，眼看就要到草拟合同的阶段，李德珍她们的考察发现了新的情况，“康力的技术不过关，买来的配件用不了。”

1984年春节刚过，首届青岛商品交易会召开，省外贸部门的人告诉李德珍，“松下有意合作。”技术员出身的李德珍知道，日本的电子工业领先世界，她马上安排和松下、康力同时谈判。

然而，松下500万美元的要价震动了总厂高层。

厂子内部也分裂为“松下派”和“康力派”，支持康力的人理由充分，“总厂职工刚过千人，年销售不足2500万，利润只有百万，积蓄都被买地盖楼耗光了，稍有闪失全厂员工都得要饭，放着只要90万美元就能搞到全套技术设备的康力不选，实在说不过去。”

当时还有一个难题是，青岛市只有审批100万美元外汇额的权限，省里的权限也不过300万以下，李德珍她们面对巨大的反对声音，差点儿就要选康力，如果真是如此，也就不会有今天的海信了。

举棋不定时，进京考察归来的引进小组副组长王希安跟李德珍说，“北京有人劝我，不要香港杂牌货。”这句话坚定了李德珍的决心，“我们的彩电技术本来就落后西方发达国家，如果再引进二流技术，振兴民族工业就无从谈起。”

决心下了，剩下的就是排除万难。在时任副省长刘鹏的支持下，青岛电视总厂拿到了300万美元的外汇额度，厂里的反对者依然没有放弃，高层里还有人放话，“这事没完，有算总账的时候！”

那段时间，李德珍的自行车脚蹬子被卸过，车胎也被放过气，丈夫担心她的安全。

“小心人家给你扔黑石头。”

“结果可能比扔石头更严重，有人说‘斗争’我。”

“能杀头？”

“杀不了，但能坐牢。”

“那咱们回去种田。”

“我去种田，咱们离婚。”

“我陪你种田。”

丈夫的支持让李德珍横下一条心，说服松下，完成引进。

引进谈判异常艰难，作为大厂，松下知道中国企业有求于他，始终不肯降低价格，还以各种问题刁难总厂。

松下创始人 松下幸之助

松下的人说，“生产线最早1985年试产，不能提前，因为你们的厂房、设备和仪表很难在1985年3月前准备好，我们也需要时间准备货源。”

李德珍以质问回应，“松下总说自己能力强、效率高，为什么不能在货源准备上体现你们的能力和效率，我代表青岛总厂向你们保证，如果我方不能在1984年10月把厂房改造搬迁及配套仪器准备好，一切损失我们自己承担。”

松下继续推诿，“中国港口的靠岸时间长，卸货慢。”

早有准备的李德珍已经和青岛港务局沟通好了，港务局表示全力支持，她立即跟日本人说，“我们保证按期靠岸、卸货。”

交货和试产的谈判进行到了第二天凌晨，百般挑剔的松下最后同意了1984年11月安装，12月试产的方案，引进小组的坚持让整个工程提前了四个月宝贵的时间。

谈判到了最后也是最难的一步——价格。

松下的人说，“我们日本人认为，买便宜货等于往马路上扔钱”，这句话说完，双方都拍了桌子，但还是僵持不下，松下的人开始收拾东西，引进小组不为所动，因为有人打探到了关键消息，“松下的大老板下过命令，和青岛的谈判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果然，目送日本人离去几个小时后，他们打来了电话，“再谈谈吧。”四轮的讨价还价后，青岛电视总厂以288万美元的价格与松下达成了协议。

1984年8月，青岛总厂派技术员去日本学习培训，初到日本，大家惊奇地看着路边的高楼大厦，有人兴奋地挥手还引来了出租车，吓得不敢随便动胳膊。

在松下研究院，总厂的技术员们看着分体空调和自动化生产线，感慨中日差距巨大，“泱泱大国，何以在电子工业上落后这么多？”

培训过程也让人感到屈辱，日本人在纸上画了一个显像管，然后问，“这是什么？” 我们的技术员气愤地回答，“如果连这个都不知道，那我还来培训什么？”

松下研究院楼前，有一大片草坪，培训期间，大家都喜欢在那里休息、散步，技术员高欣回忆，“要学的太多了，记不住东西的时候，就坐在草坪上歇歇，一定要把彩电技术带回去。”

在青岛的职工也在奋战，为了完成彩电设备安装的准备工作，一百多人通宵达旦在工厂加班。10月份，到青岛确认配套工程的日本人赞叹，“真没想到又快又好地完成了，了不起。”

日本的设备进厂前，周厚健等几个搞技术的年轻人向松下提出了一个要求，“给生产线产出的前一万台彩电贴上松下商标。”他们的想法是，“花了这么多钱不能引进人家淘汰的技术，如果松下同意，就说明技术没问题，如果他们不干，就说明引进的技术有水分。”

周厚健

一番交涉后，松下同意了这个意外的要求，还说，“青岛同行出的这道难题，我们之前还真没想到……”

其实，青岛总厂心里明白，日本人是不会给我们最新技术的，“松下提供的是二三线技术，能拿下他们尚未淘汰的彩电生产线，已经是青岛的胜利了。”

1984年12月26日，在中日双方的见证下，青岛电视总厂第一台14英寸彩电走下生产线，欢呼声、鞭炮声响彻现场。鼓掌时，李德珍感觉自己的手在抖，她身旁的王希安已是泣不成声，一年的忍辱负重都化作生产线上的机器轰鸣。

1980年代，老百姓对彩电的热情相当高，青岛电视机厂的员工每年都会发一张彩电票，光是这张票就能卖一千多块，当时社会上的热门话题是，“彩电应该先供应谁？”。

有人说，应该优先供应老山前线的军烈家属，《市场报》为此发了一篇报道，“在彩电新春展销会上，一位老山前线的军人家属说，‘结婚五年了，丈夫一直在前线，我想买台彩电，但没有门路，买不到。感谢这次展销会，给了我一张孔雀牌18英寸多功能彩电票，我要把这个消息写信告诉他。’”

“青岛”牌彩电让总厂追回了失去的时间。

1987年，在第一届全国电子百家企业的榜单中，前十几名由上海、北京、天津占据，地位看似不可动摇，总厂排名20，四川的长虹排名19，几年后，这两家企业掀起了改变行业的风暴。

1991年，把总厂带到彩电时代的李德珍离开了江西路11号，当年她是哭着要换工作的年轻姑娘，后来她是钻研技术的技术员，当上厂长后，她一直没忘广州之痛，曾召回7000台已经售出的电视机，全部重装变压器，就因为抽测实验时，有一台电视的变压器固定架掉了。

海信历史上有个0.01%=100%的等式，意思是“青岛”牌的返修率只有百分之零点几，在国际上属于先进水平，但是对于个体用户来说，他买的那台电视坏了，就是100%。

赴市里任职前，李德珍选择了痴心于技术的周厚健作为接班人，厂里元老功臣众多，很多人都不理解，有人问她，“是因为小周很听话吗？”

李德珍当时什么也没说，她的选择综合考虑了多种品质，“听话”绝对不在其中，她对小周的期望是，“在世界地图上点一个点儿。”

上任总厂厂长时，周厚健只有35岁，他生于1957年，在家里排行第八，上面有七个姐姐，祖父和父亲的资本家身份让他在少年时代沉默寡言，性格上继承了父亲的宽厚和母亲的刚强，他自称，“人事上刻薄，人情上豁达”。

周厚健插队返城那年，正赶上恢复高考，21岁的他以数理化全市第一，总分第三的成绩考入山东大学电子系，据说他在考试前做完了建国以来所有的高考题，这个习惯一直持续到1987年。

上任之初，周厚健办公室墙上挂的还是中国地图，世界范围内，电器领域的霸主是索尼、松下。

1991年11月，索尼推出了高清晰度电视，把现有图像质量提高了100%，与日本同行的差距让青岛总厂的工程师们打消了大哭一场的念头，“哭都没用。”

山东大学毕业的周厚健把35名中层干部送到母校进修，选了两个人送日本、美国各培训一年，还招了150个大学毕业生，有个技术工人去新加坡进修后，没有再回来。

邓小平南巡讲话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被确定为改革目标，全国五十多家定点电视企业亏损近七成，“昆仑”被“牡丹”兼并，引进松下画王的牡丹又遭“暗算”，市场残酷的淬炼，刚刚开始。

1994年8月，随着改革进程的推进，青岛电视总厂的名字成为历史，为了进军全国乃至世界，青岛电视总厂更名为青岛海信集团，在北京的集团成立大会上，索尼、松下、三洋和东芝都发来了贺电。

正当踌躇满志的海信准备大展拳脚时，一场横扫电视行业的风暴从四川绵阳刮向全国。

1996年3月，四川长虹董事长倪润峰宣布，为了振兴民族彩电行业，长虹全面降价8%-18%，并推出“红太阳”牌29英寸大屏幕彩电，技术、质量均向国际品牌看齐，价格比外国同类型产品便宜30%。

长虹的突然出手让所有人措手不及，“熊猫”老总陈祥兴说，“降价也不跟同行打个招呼，一点儿社会主义的人情味儿都没有！”

“西湖”老总陈焕新说，“没有像彩电行业这样的，一见面就打。”

周厚健心里清楚，长虹的库存量大，甩货是正确的做法，不过如此甩库存，确实厉害。7月，海信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用透明机箱展示家电产品，周厚建在会上宣布，“海信产品不降价，我们已经做到了质价相符，如大家所见，海信彩电比其他品牌同型号产品多12个零部件。”

直到开会前的最后几分钟，周厚健仍在和下属争论到底降不降价，最后得出了不降价海信也死不了的结论，这才下定决心，“不跟他。”

当年那场价格战后，长江以北的电视企业，只活了海信一家。

无数知名品牌或倒下或到了悬崖边上，包括天津的“北京”、“长城”、北京的“牡丹”、“昆仑”，山东的“泰山”、“双喜”，上海的“金星”、“飞跃”、“凯歌”，南京的“熊猫”、“青松”，苏州的“孔雀”，沈阳的“百花”，大连的“星海”，昆明的“红山茶”，广州的“乐华”等等。

一将功成万骨枯。

此后几年，家电行业的价格战此起彼伏，长虹、康佳、TCL你方唱罢我登场，海信也在1999年发起了降价攻势，把纯平彩电的价格降到了4998元，周厚健认为，“归根到底，技术能革了价格的命，只要成本能承受，就敢定价比别人低。”

2001年，全国共有70家彩电企业，100多条生产线，饱和年产量5000万台，但是国内市场只能消化2000万台，再加上外销的1000万台，剩下2000万台已是价格战也无法消化的库存。

海信、长虹、康佳、TCL、创维到了必须海外突围的时候，他们的对手将是索尼、松下、东芝、三洋、飞利浦，想跟这样的对手较量，就要有自己的芯片和模组。

周厚健想起了李德珍厂长的嘱托，“在世界地图上点一个点，这个愿望我没有实现，愿你们能做到。”

结语

2018年，海信成为俄罗斯世界杯的官方赞助商，是世界杯设立近百年以来的首个中国赞助商。

7月15日，决赛打响，法国对阵克罗地亚，无数球迷聚在海信激光大屏电视前观赛畅饮，遥想四十年前，中国球迷用二厂那台9英寸黑白电视观看决赛，“人像火柴一样”。

从江西路到莫斯科，海信走了50年。

这50年里，前三十年，创业艰辛，后二十年，逐鹿海外。

如果大家爱看，血钻将在日后推出海信的第二部，讲述海信向芯片、模组发起冲锋，同日韩、欧美电子产业豪强一较高下的故事。

END

本文作者：东木褚，血钻故事高级主笔

部分参考文献：

《海信史：十年再造的关键时刻》，迟宇宙 著，海南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