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自由秩序如何通往不自由之路

文章作者为本杰明·米勒，本文系其个人观点，与公众号立场无关，仅供读者思考。

译者：肖政煜

随着冷战的结束，以及自由主义最大的敌人——苏联的解体，美国作为仅存的超级大国至今仍致力于在全世界推行自由主义。美国所塑造的自由主义，其一个关键维度是全球主义的传播（全球化），这包括深化贸易关系和减少移民限制。

更详细地来说，实现全球化的自由贸易经济的重要目标是要对几个重点区域进行整合，这几个区域在冷战后仍被称为奉行反自由主义（威权复辟主义）：俄罗斯、中东等国家和地区。

这一战略是基于美国所强烈持有的后冷战思维，以及整个西方对于自由主义普世价值的深信不疑。而其自由主义机制，尤其是对民主政治的追求、自由贸易体系，以及其他所有能够代表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以及促进世界和平、安全以及繁荣的因素将不会止步于西方世界。

这一战略虽然在过去取得了一些重大的成功，它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意想不到的结果。这些结果不仅在宗主国造成了影响，更是对包括美国在内的整个西方造成了冲击。

本文主张，自由化战略的成功与失败都对西方反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威权主义的产生起到了促进作用，一些关键例子包括英国脱欧、欧洲极右翼政党的兴起，而其中最显著的便是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

目前大多数有关西方反自由主义兴起的解释主要涉及西方国内的一些因素，比如民众对经济倒退和文化冲突的不满，特别是那些生活在乡村，远离城市中心的白人工人阶级群体。

这些有关国内因素的解释确实很有道理，而本文的特点则是强调国际层面的一些因素如何影响国内政治，尤其是全球化战略无意中导致的西方反自由主义的兴起。

为此，本研究将验证本文的关键论点，即西方对世界，特别是对俄罗斯以及中东自由化的尝试，产生了一种飞反效应（Boomerang Effect），进而助长了西方反自由势力的崛起。

据此，本文将建立自由化战略所带来的结果和对于西方自由主义的挑战之间的因果关系。本文还主张，美国试图按照自己的想象去塑造世界无意中导致了西方面临的困难加剧，以及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挑战与日俱增。

本文还将验证一些关键的自由化战略，例如经济全球化，（以军事途径）渗透颠覆他国政权等手段将如何意想不到地通过社会经济或文化机制推动了西方反自由主义的崛起。本文还将讨论哪一种理论能够最正确地解释一些结果。

本文分为5个主要部分。第一部分展示了本文创新性论点的理论基础。第二部分关注美国在后冷战时代推动全球化和自由化的尝试，全球化指的是商品、服务、货币、商业实体（例如跨国公司）、人力、信息以及思想超越政治和地理边界的不间断传播的激增。“因此，全球化是在企业、消费者、社会群体、国家以及国际机构在经济、政治以及超越民族国家的文化领域内的相互作用以及推动下的一个广泛且全面的全球性事业。”

第三部分回顾了推动自由化战略的失败与成功。第四部分则分析自由化战略对西方的飞反效应，即自由化战略所付出的努力及带来的结果如何导致了西方反自由主义势力的兴起。

更详细地来说，第四部分将分析全球化在经济领域（尤其是中国）、移民和互联网领域的作用，以及国际组织与机制与日俱增的话语权，还有美国为推动民主所采取行动所带来的结果，尤其是它在9/11事件之后在阿富汗和伊拉克进行的政权颠覆，以及在利比亚的“阿拉伯之春”和在叙利亚发生的性质相同但烈度较低的革命中对叛军的支持。最后，本文将总结这些分析对自由主义秩序在文中提到的未来各领域的影响及启示。

为了给文章的新论点奠定理论基础，本文将使用肯尼斯·华尔兹的层次分析法，并进行一些重要补充。华尔兹的三个“意象”（人性、国家、国际体系）为本文分析美国在冷战后的自由化尝试及其结果提供了一项实用的方法。

本文的总体理论论点是，不同的理论可能解释不同的结果。因此，人们可以通过一系列理论来解释这个令人困惑的问题中的不同组成部分。

第三层“意象”——随着苏联解体和单极格局的建立，国际秩序中的权力分配变化导致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得以在全球的一些关键地区推行自由化战略。第二层“意象”，即国内政权更迭的本质，将解释美国为何试图将世界自由化，而不是传播除了民主自由理念外的其他意识形态，或者说防止其他意识形态的传播。

彼得·古勒维奇则另辟蹊径，为“意象”研究框架提供了新的角度：“反转的第二层意象”，即国际发展对国内政治的影响。 本文将进一步利用这一研究角度来解释全球自由化进程给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各国国内政治带来的意想不到的影响。

综上，本文新颖之处在于，强调了全球自由化给西方自由主义带来了飞反效应，并同时损害了国内的自由主义制度以及全球性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

若想理解冷战后自由化战略的动因及其导致的意外结果，我们需要理清3种国际政治理论的内在逻辑。首先是现实主义（Realism），现实主义中有关均势（Balance of power）的相关理论解释了美国为何能够改变包括强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在国际秩序中所扮演的角色。其次是自由主义（Liberalism），自由主义理论可以解释美国在全世界推行自由化的部分动机和目的。最后是民族主义（Nationalist Approach），特别是其以民粹主义（Populist Version）所展现出来的部分，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自由主义在一些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传播所带来的结果。

此处还有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即现实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的关联是什么。以一些学界顶尖的新现实主义者（neo-realist）为代表的现实主义者们承认民族主义和战争有着紧密的联系。

对于现实主义者来说，民族主义只不过是国家用来在一个竞争性环境中追求自身利益的工具。比如，国家会动员人民以抵御侵略者或者征服为名义发动战争。

然而，民族主义可以不仅仅成为国家的工具，也能够独立于国家之外甚至威胁到国家自身。例如分裂主义运动，以及其他不认同其“国家”或者收到国家压迫的民族和种族势力。除此之外，民族主义还可能导致国家领导人通过打破权力平衡的规制，采取一些可能损害到国家核心安全或经济利益的激进手段。

民粹主义者从各式各样的种族-民族认同理论中提炼了共同点，他们将国家的公民区分为正统和非正统，正统公民是国家的真正核心；至于那些非正统公民，这一群体包括移民和少数民族，他们被认为是全球自由主义精英的盟友，二者的“勾结“是对国家正统和传统价值的亵渎。

而本文将使用到的最具关联性的理论是这三种理论中的后两者，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而有关现实主义均势理论的角度，只需说明冷战后的单极格局为美国创造了一个没有制衡者的世界，并给予了美国高度的行动自由。

自由主义的全球化以推动民主市场经济化，强化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中的国际机制为其宗旨。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则以维持全球和平与繁荣，在广义的人权事务和个人政治经济领域践行基本民主价值为己任。

自由主义的世界政策是基于自由主义理念对全世界人民的吸引力，它描绘的民主蓝图中刻画了全世界人民对政治民主和经济自由的普遍渴望，并且存在一些机制以保障人们的这些基本权利，比如民主政治制度和自由市场经济。

因此，民主的忠实信徒们相信这些机制及其变种能够适应世界并在全球传播，特别是当冷战结束后美国主宰的单极格局崛起后，人们对民主的笃信愈加深厚。尽管世界上这些国家的历史、地理以及文化各不相同，人们仍然坚信，在美国灯塔般的民主理念的引领以及对民主化推行的全球实践下，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民主潮流是势不可挡的，而时间将会证明一切。

民主化的一个关键机制就是民主的政治制度，一个“自由民主”的政体的政府由它的人民选举产生，同时政府还受到独立的司法系统、法律、专业的公务员团队以及自由媒体的监督。各部分相辅相成，相互制约。其目的都是为了保障人权和公民权利。而且民主的传播是温和的，因为民主国家之间不会轻易发生冲突。

经济自由化是指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其在世界范围内的普及促进了经济的相互独立和全球化，而后两者也是温和的。最关键的是，国际机制的产生为全球通过合作和多边机制治理共同问题提供了更多选择。

虽然霸权国家的存在促进了二战后以及后冷战早期一些民主国际机制的建立，但正因为民主理念具有的普世吸引力，这些国际机制才得以超越霸权并长久运作。

民族主义作为归属感和身份认同的力量来源，同样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民族主义通过区分“我族”和“他族”，“我们”和“他们”，在目标人群中能够创造强大的情感纽带。在经济、政治、社会、人口、科技以及文化发生重大变化的时代尤为如此。

在21世纪，这些“重大变化”包括经济全球化和移民潮的激增；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带了的通信方式的革新；以及社会价值观的变化（例如：LGBT议题、女权主义、世俗化、世界主义）。民族主义经常被政治家在改革和转型时期所利用，特别是当改革和转型造成了下列三种特定的威胁：

(1)   “地位威胁”。当人口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的政治力量均势对比以及主流文化的变化，人们会认为这一变化会通过移民和文化构成对社会主流群体和传统价值观的挑战，甚至可能会感受到曾经由多数人主导的民族国家国际地位的衰落。受威胁的群体往往会因为担心失去其传统的政治和文化主导地位而被民族主义吸引。

(2)   “实体威胁”。恐怖主义、其他强国及暴力性的非国家行为体带来的安全威胁都可以算实体威胁。

(3)   经济上的不安全和不平等，以及受到威胁的多数人中少数群体缺乏上升机会与话语权，也会导致民族主义的民粹主义以及反全球化情绪的增多。

一般来说，民粹主义者将自己说成是站在人民的立场或者反对腐败的精英阶层。左翼民粹主义者也反对精英主义，但他们主要反经济精英而非文化精英，以求社会收入再分配以保障中低层收入阶级的利益。

民族主义的民粹主义则把矛头直指自由主义精英，后者在民粹主义者眼中往往会通过牺牲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来推行全球化和多边主义，并且背叛了国家的大多数人民（西方国家语境下一般指白人基督教徒）去支持少数群体和外来移民。

民族主义的民粹主义者还反对所谓的“深层国家”，包括司法部门、专业的官僚机构以及主流媒体。在他们眼中，这些机构不考虑国家多数群体的真正喜好与民意，即便民粹主义者赢得选举，民族主义议程也不会得到有效推进（民粹主义者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深层国家”可能会干涉选举，并使之倒向自由派）。

一些民粹主义者对处于超国家状态的民主实践表示担忧。他们有理由相信，民主最好在国家层面发挥作用，而不是在超国家层面。在他们看来，后者破坏了人民的选择。民粹主义者们的这些忧心忡忡的观点曾出现在英国脱欧辩论中。

民族主义的民粹主义政治家倾向于强调移民与恐怖主义之间的联系，以及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文化冲击和对他们所定义的国家正统价值观（传统家庭、教会、民族主义以及女性在政治和商业中的有限影响）的不断挑战。另一方面，正是由于他们关注女权运动和LGBT平权，这导致在一些北欧国家，社会进步人士反而成为了最敌视穆斯林移民的群体之一。

民族主义的关键目标是在国家（控制某一固定领土的行政单位）与国民之间建立一致性。据此，民族主义的目的就是使国家独立于外国统治，最好的情况便是使该民族拥有自己的民族国家。

之后即使实现了国家独立，民族主义也倾向于将国内的问题归咎于外国势力——无论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免受外国人左右”的愿望导致民族主义者对他们所认为的那些破坏民族自由和国家独立的多边主义以及国际机制持保守甚至公开敌对态度。

原则上来讲，我们必须区分“公民型/保守型”的民族主义和“种族型/排外型/部落型”的民族主义。公民型民族主义对其成员的认定标准是基于国家的公民身份，而种族型民族主义的标准则是基于一种原始的群体认证标准，最明显的就是基于种族的群体，但也有基于宗教归属、人种、语言以及部落的群体。

公民型民族主义接纳国家的所有公民，即使在实践上可能会产生某种程度的歧视和排外，但至少在原则上它对国家公民一视同仁，不考虑他们的出身。相比之下种族型民族主义的排外性要强得多。它只接纳原始群体的成员为国家唯一的正统成员，而其他群体都不完全属于真正的国家。

因此，除了对民族国家独立的追求之外，民族主义者还渴望将其国家之外被认定为本民族成员的人带回国内，同时尽量阻止在他们眼中不属于自身群体的人的内迁。本着这样的排外精神，他们似乎也不接纳国家的那些少数民族，因为他们不太认同少数民族是国家的“正统民族”，即便他们拥有公民和同胞的身份。

公民型民族主义和自由民族主义很相似，而种族型民族主义拥有非常深刻的反自由元素。种族型民族主义者也可以被称作民族主义的民粹主义者，尤其是考虑到他们最喜欢批评自由主义精英，后者被认为是喜欢做出世界性的承诺，而忽视了本国“真正的民族”，并且不顾人民的权利和福祉推动全球化的发展。

自由主义精英还被认为更关心少数民族和移民的福利，而不是国家的“正统人民”。这些自由主义精英包括主流媒体、司法机构、专业官僚、专家和学者们。

自由主义者坚持要让世界变得更自由。由于其展现出的快速的科技、经济以及政治变革，自由主义被认为是实现现代化的最佳选择，而且人类对于个体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的普遍追求增强了自由主义的软实力或吸引力。

同时，美国作为冷战后单机格局中的唯一霸权所拥有的硬实力使自由主义的进一步传播成为可能。最重要的是，只有自由主义才能促进全球合作，人类所面临的最重要和棘手的问题是全球性的，而全球合作则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

随着冷战的结束，国际自由主义对全球繁杂的事务领域有着某些预期展望。我将其中的一些列在了表1，并将它们与民族主义的相关观点，特别是民族主义的民粹主义版本进行比较。

冷战期间，美国的战略重心定位于与苏联的竞争上，并采取现实主义的策略。虽然美国在某些关键地区，例如日本和西德推行了民主，它同时会愿意为了战略利益而忽略某些盟友的威权属性。

因此，始于70年代的与中国的建交是对中国政府某些分歧的忽视。出于冷战思维，理查德·尼克松在1972年对中国领导人说：“将你我团聚在一起的是相互认同，国家的意识形态哲学并不重要。”

冷战的结束，以及最终苏联的解体，导致了美国的战略转向。全球发生的剧烈变化使得美国不得不更加认真考虑以前的两个主要对手——中国和俄罗斯及其他不稳定国家的威胁可能性。

因此，美国的基本战略从权力平衡（军备竞赛和同盟）与军备控制转向国内政治和经济相关的议题：民主化、全球化、经济交往、人道主义干涉。换句话说，美国现在试图对一些关键国家或者脆弱国家进行民主转型（融合）。这一战略变化既有意识形态上的因素，也有包含强烈的政治因素。

在这一转变中，（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推广思想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特别是对自由主义的普遍吸引力以及冷战结束后其全球传播必然性的信念。然而，美国并不仅仅是出于利他主义动机从现实主义战略向自由主义战略转变。

这一战略转向，尤其是对推动俄罗斯和中国国内政治改革的关注，似乎有利于美国的世界观及其世界秩序的概念——自由、资本主义、全球化和民主。美国认为这样的世界秩序不仅在经济上有利可图（加强自由贸易），而且对其国家安全也有好处，具体来说，是指民主国家不会对其他民主国家开战，而且国家间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也会降低冲突的可能性。

因此，根据自由主义的信念，即使权力平衡在未来某个时候发生变化，这些自由主义的国家也不会对美国构成安全威胁。

总体上，美国奉行两大自由化战略。第一是全球化，在20世纪90年代初单极化崛起后不久就开始了，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国的全球化。当时美国推动了促进思想、信息、人员、资金、货物和服务的跨境流动。

这导致了一个相互关联且边界感越来越模糊的世界，这些元素在边境的流通越来越便利。第二项战略侧重于促进民主，首先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和平方式（尽管也有有限的人道主义干预），然后作为对9/11袭击的回击，以武力介入改变政权，特别在大中东地区。

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通过和平手段，利用有限的政治和经济支持来促进民主，其中最重要的是对俄罗斯的和平演变。

叶利钦于1991年至1999年间担任俄罗斯总统，尽管他有许多缺点，但还是被克林顿政府认为是使俄罗斯民主化的最佳人选。美国政府为了帮助他将俄罗斯转变为一个自由市场制的民主国家，投入了大量资金，这包括提供专业技术指导以支持俄罗斯的经济改革计划，以及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直接援助和贷款，但此时美国对俄罗斯的经济援助仍是有限的。

为了促进俄罗斯的内部转型，美国政府还提供了外交支持并使其融入西方。因此，比尔·克林顿支持俄罗斯加入七国集团——西方工业化经济体的专属俱乐部，并更名为八国集团，尽管彼时俄罗斯的经济非常羸弱，腐败程度极高。

克林顿还为在原则上和言辞上都承诺过为俄罗斯的民主进程提供财政支持，但是无论从总体上还是从对经济改革的具体措施来看，援助都是相当有限的。

美国对俄罗斯经济改革的援助被列为了优先事项，美国在其中投入了大部分资金。在美国向俄罗斯提供的54.5亿美元的直接援助中，只有占其中2.3%的资金，即1.3亿美元用于与民主改革相关的项目。此外，相对于被视为实行民主先决条件的经济改革，美国并没有为如何在俄罗斯推进民主规划蓝图。

美国在90年代还对他国进行了有限的人道主义干涉（索马里、海地、波斯尼亚、科索沃）。直到9/11事件以后美国才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政权颠覆——在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利比亚最开始是有限人道主义干涉）。

更具体地来说，美国采取的整合战略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I. 促进目标国向市场经济模式靠拢，并鼓励其加入国际经济组织的经济战略。

II. 通过消灭反自由主义势力和人道主义干涉以稳定易发生冲突的国家。

III. 通过颠覆政权推动民主化，其手段包括和平演变（防御性自由主义）和武力演变（进攻性现实主义）。

IV. 强调大国应当共同面临那些比一般的领土争端和大国竞争等传统安全问题更有意义的全球性挑战，包括核扩散、大规模恐怖主义、气候变化、世界经济的正常运行、区域性稳定和大规模流行病。

自由化战略的主要针对目标是中国、俄罗斯和阿拉伯世界。下面讨论的两个案例对本文要得出的结论尤为重要。第一个是经济全球化框架下的中国，第二个是民主化进程下的中东地区。本文还将一起简要讨论俄罗斯作为专制国家中民族主义的修正主义兴起的关键案例，是如何与自由化预期目标背道而驰，最终未能成为自由民主国家。

如今到了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情况却看起来与冷战后美国和自由主义者最初的期望大相径庭。国际冲突和国家内部冲突在第二个十年激增。在国际层面上，政治观察家们注意到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势力与俄罗斯冲突的加剧，而东西方冲突的重点在于中美之间的冲突。

这些不断恶化的大国竞争不仅受到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还受到民主和威权对立的意识形态因素影响。近年来，中国的发展路线并未满足克林顿政府的期望。

俄罗斯也是如此。因此，观察家们指出，世界并没有变得更加和平与合作，而是单边主义和大国竞争不断加剧。

与此同时，美国在中东（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的军事干预以及西方所支持（针对叙利亚、也门）的“阿拉伯之春”也没有让中东地区建立起稳定繁荣的民主国家，反倒出现了各种失败和混乱的国家和政权。

不仅如此，民主国家内部也出现了撕裂，自由主义者和反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者围绕经济全球化、移民问题、民选官员的监督制衡、政党相关的“深层政府”议题的冲突与日俱增。

特别是近年来，民族主义的民粹主义阵营已经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这些现象同样发生在非西方的民主国家，巴西、印度、土耳其的选举结果就能证明这一点。

自由化战略如何影响民族主义的民粹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在西方的崛起？其中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民粹主义对自由主义精英的敌视以及尖刻的批评。民粹主义者认为这些精英们是全球主义者，并且或多或少地参与了“深层政府”的运转。

换句话说，精英们在他们看来只关心全球性的事业和议题，而不顾他们本国“正统”人民和民族的福祉。这些自由主义的精英们被认为是在以牺牲所谓“真正的人民”的经济和社会代价推动全球化。

全球化的三个关键要素是贸易、移民、跨国机构。互联网的发展和扩张也推动了全球化。但是，贸易的增长导致了经济焦虑，移民的增长导致了文化焦虑。西方政府对多边主义与日俱增的青睐导致了民族主义的反噬。

互联网则加剧了西方社会的日益分裂，包括民粹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之间的文化战争。全球化的四个重要组成部分都对美国和欧洲的非自由民粹主义崛起产生了重要影响。

而美国出于人道主义和推动民主化目的的武力干涉引起了许多美国人对自由化进程的反对。这些武装干涉在他们看来毫无性价比，且这些行为本身也反映了自由主义精英的无能和所谓的世界主义。

现在本文将依次简要地讨论一些关键点，将自由主义的预期与反自由主义、民粹主义、威权主义和/或民族主义的预期进行对比。

1. 深化的经济全球化：有利于所有人（自由主义预期）还是对失败者的经济剥削（民粹主义预期）？

自由主义者预期许多人都能从贸易增长和更普遍的经济全球化中受益。在发展中国家，新的工作机会将大量出现，使数百万人脱贫。同时，发达国家的消费者将受益于更便宜的消费品，而企业将获得新的投资机会。贸易也将使各国之间的关系相互渗透，联系更为紧密，国家关系也会因此更加和平。

自由主义在这一方面的一个重大成功就是使中国融入全球化经济，并使之参与了大量的国际机构。中国的经济成功至少有一部分可以归功于美国主导的将中国成功融入国际秩序的战略。

克林顿政府淡化了中美相关问题的冲突，转而关注与这个亚洲巨人的经济交往，并授予中国无期限的（而不是“可续期”）的最惠国待遇，使美国市场对中国商品敞开了大门。

这种通过贸易和投资进行的经济交往，在克林顿时期更广泛地成为美国对世界外交政策的基石，引领了经济全球化的深化。

克林顿政府的政策重点是将中国纳入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依据是中国能够从全球化和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获得巨大利益。用小布什政府的前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的话说，中国在巨大的经济红利面前将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

因此，美国在中国2001年加入全球贸易的主管机构——WTO时给予了巨大帮助。美国政府还欢迎中国加入其他国际组织，包括全球治理、区域安全（包括发展信任建立措施）。在2006年，华盛顿与中国建立了高级别经济对话，并在奥巴马总统的领导下达成了双边投资协定。

然而，这种将中国融入全球经济的成功对西方国家产生了不利的社会经济影响，如失业、工资水平停滞和日益严重的社会不平等。中国加入WTO后，它对美国的贸易顺差飙升，使美国工人和劳动者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根据美国经济政策研究估计，美中贸易的增长使美国损失了340万个就业岗位。学者奥托及其同事研究发现，进口增加导致失业率上升，劳动力参与率下降，以及容纳当地进口竞争行业的劳动力市场的工资下降。

他们认为，最近美国制造业就业率的总体下降，有四分之一是由中国导致的进口竞争造成的。尽管一些经济学家对这些结论提出了质疑，学者罗德里克的结论是，很显然一些人由于全球化而受到了损失，但政府没有通过再分配或其他政策来补偿这些损失。

这种结果为经济民粹主义和反自由民粹主义的崛起提供了肥沃的土壤。随着全球化变得更加普遍，政府失去了控制全球市场和保护受全球化剥削的人的能力。

虽然企业家和专业人士获益颇丰，但发达工业化经济体中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群却成为全球化的输家。在美国约有四分之三流失的工作岗位是在制造业，许多失去工作的人是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白人。

全球化的赢家与城市中的精英有关，而那些 “被抛弃”的人则与本地社区和特定的人口群体有更密切的联系，这些群体认为传统的价值观非常重要。这导致了全球化输赢双方的不平等加剧。

经济条件较差的人持有更为强烈的威权主义和民粹主义相关的价值观，他们在经济上可能感到更加不安。个人经济不稳定和对国家经济表现的负面看法影响了以对政党、政治家和议会不信任为代表的民粹主义态度。（下文将讨论以全球化移民的兴起而产生的文化不满为代表，且愈加突出的反自由主义价值观）。

2008年-2009年期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让工人们怨恨陡增，当银行家们得到了保护时，工人们却大量失业。这导致了金融危机的升级伴随着民粹主义的盛行。

更具体地说，民粹主义势力在常住人口下降的贫困地区尤为强大，部分原因是全球化导致的制造业向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的转移，以及因为无法与从这些国家进口的廉价商品竞争而关闭的工厂。

在2010年的一项调查中，58%的受访者认为，美国人的收入增长将因为来自中国等低工资水平国家的竞争变得更加缓慢。全球化还加速了技术变革，因为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推动了更高生产效率的追求，这反过来又导致许多工人失去工作，特别是制造业工人。

在美国，制造业工作岗位的流失了催生了一大批对自由主义贸易政策不满的人，例如1994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以及和中国的贸易关系，这是造成这些人不满因素的一个缩影。

2010年的一项调查发现，61%的未受过大学教育的美国白人认为，国际贸易的影响是负面的；只有34%的人认为它对美国经济有利。大萧条导致了870万个工作岗位的流失和高达10%的失业率，美国人因此对中美贸易更加怨恨。

这也导致了美国国内政治的极化，许多美国白人对移民和少数民族的愤恨与日俱增，他们认为这些人在逃税的同时占据了大量的政府福利。许多白人的这种怨恨促成了茶党运动（主张采取保守经济政策的右翼运动）的兴起，并最终导致反自由的民族主义者特朗普当选为美国总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路线对自由主义模式的吸引力构成了挑战。但毫无疑问的是，美国将中国纳入世界经济和国际组织（特别是世贸组织）的努力是中国经济成功的关键因素。

美国人对经济上的不满也与反对移民的呼声高涨有关，这反过来增加了对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政党的支持。反对移民的经济基础与对预期就业损失和超负荷的社会福利系统的担忧有关。但是，正如本文下一小节将展示，反对移民的态度也与身份文化问题以及安全问题有很大关系。

2. 移民和文化焦虑：维护白人基督教多数的主导地位（民粹主义预期）还是提高对身份多样性和多元化的宽容度（自由主义预期）？

全球化促进了移民水平的上升，特别是从欠发达国家（包括下文将讨论的来自失败国家的数百万移民）进入西方的移民。因此，美国在2017年接纳了4970万移民，而欧洲则接收了7400万。

据自由主义者预期，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人们会对接纳具有各种不同民族、宗教和种族身份的移民变得更为包容。除了这种情感包容之外，自由主义者还认为移民还能对东道国的经济做出重大贡献，并提高东道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竞争力，最重要的是，移民能够提高西方国家的生育率。

然而，近年来欧洲和美国的投票模式显示了移民人数增加带来的反自由主义效应，主要是由于来自非欧洲国家的移民所产生的文化和民族主义焦虑感。仇外心理、种族主义仇恨和伊斯兰恐惧症是投票给拥护反移民纲领政党的主要预测因素。

这一趋势加强了对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政党及其威权价值观的支持，因为他们的主要要求之一是严格限制内部移民。威权主义的价值观强调针对威胁的安全措施，以及对被认为是对内部群体构成威胁的外部群体的排斥。

无论是在美国还是欧洲，许多反对移民的人都将移民与全球恐怖主义联系在一起，特别是在9/11之后人们对伊斯兰恐怖主义的恐惧。学者诺里斯和英格哈特发现，反对移民与民粹主义和威权主义价值观的联系更紧密，而非对工作岗位流失和工资下降的工具性关注。

另一个重要发现是，与反自由主义/威权主义价值观最密切相关的是种族和民族差异，而不是移民本身，尽管同年龄段的人仍是坚持这种价值观的最强预测因素。

冷战后的全球化下的移民浪潮导致了欧洲和美国的人们，特别是其中的工人阶级害怕失去白人基督徒的多数主导地位。而对于来自不同文化，且在民族上、种族上、宗教上和/或文化上与本土民族主义者不同的的移民的恐惧更为深刻。

具体来说，迁入工人阶级聚居地区的贫穷移民受东道国同化往往比精英移民更慢。比如，来自伦敦市且拥有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位的巴基斯坦债券交易员从一开始就能适应英国的生活，而居住在布拉德福德的工人阶级或者农村叙利亚籍家庭就很难适应。

总的来说，欧洲民粹主义者特别反对穆斯林移民的内迁，而美国民粹主义者的反对对象除了穆斯林之外，还包括西班牙裔人。这些民粹主义者担心，在自由主义/全球主义精英的支持下，移民正在夺走他们的民族身份。

这种观点的一个极端版本是名为“大规模替代”的极右阴谋论的传播，该阴谋论认为西方国家的非白人和穆斯林移民是入侵者，是由阴险狡诈的自由主义精英带来的，目的是取代欧洲族裔人口。无论这种观点是对是错，人口结构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确实是由非欧洲国家的移民造成的，这也是民族主义/威权主义-民粹主义崛起的主要因素。

民粹主义者担心人口结构的变化会剥夺白人在政治和文化上的传统主导地位。并猜测这样的转变是由全球主义精英指示的，他们想取代西方社会的民族身份（白人基督徒）和传统的主导文化（基于传统家庭、教会和祖国的文化）。

对于这些民族主义民粹主义者来说，即使他们所谓的正统西方历史和文化充斥着对非白人群体（包括妇女和同性恋者）的歧视、排斥、种族主义和虐待行为，也仍是值得他们骄傲的。

这一论点的理论基础是，长期文化变革和冲突中的失败者的威胁感和不安全感使他们倾向于潜在的威权主义。

因此，英国投票支持脱欧，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反对欧盟关于欧盟内部人员自由流动规则，特别是反对来自东欧的移民，特别是波兰人和罗马尼亚人。

2015-2016年间，大量穆斯林移民涌入欧洲，加上穆斯林激进分子在这些年里进行的恐怖活动，对欧洲极右翼政党的崛起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这些政党的反移民议程吸引了大量选民，因为这些选民认为主流民族身份所受到的挑战越来越大，而且（穆斯林）移民与恐怖主义的联系越来越紧密。

一个戏剧性的案例是德国选择党（AFD）的崛起，它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第一个在德国联邦议院赢得席位的极右翼政党（上一个极右政党是纳粹党）。

3. 多边主义（自由主义预期）还是国家主权（民粹主义预期）？

全球化的第三个方面与全球主义相关。全球主义是指后冷战时代西方自由主义政府越来越倾向于加强国际机构的能力和设置多边主义议程，从该定义可以看出，全球主义至少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国家主权。

越来越多的西方选民认为这一全球主义趋势对国家主权构成了非法威胁，居住在大城市以外的人对此感受更为强烈，因为他们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更少。对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维持国家主权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他们对多边组织和全球主义的承诺感到厌倦和抵触，并对他们所谓的传统民族身份和文化表现象征忠贞不渝。在欧洲和美国，这些人主要是小城镇和农村地区的白人基督徒，他们指责精英们是全球主义者，他们更关心需由多边机构解决的全球性问题，更关心外国人（和少数民族）而不是农村居民。

这种反全球化情绪的一个重要表现是欧洲民族主义者及其支持者对欧盟官僚机构的批评越来越多，在民族主义者眼里，这些欧洲官僚没有回应大多数人对其经济和安全需求的诉求，尤其是边境管控方面。

更广泛地来看，民族主义者认为冷战后国际机构的发展是自由主义精英用以牺牲本国人民的需求来优先考虑其世界性承诺的一种手段。

4. 互联网的全球化：畅通无阻的信息会成为世界自由的催化剂（自由主义预期）还是威权领导人极化西方政治的有效手段（民粹主义预期）？

自由主义者认为，国家对信息流的控制有助于阻止反对民主的专制政权，生活在专制国家的人们因为无法自由获得信息而更加容易被操弄。这导致人们期望能够通过互联网使信息自由流动，来增强民主的力量，对抗独裁者。

然而现实却恰恰相反，强大的专制政权成功地控制了本国的信息流。此外，他们还能利用自由民主国家的开放性，操纵西方国家社交媒体上的信息交流，并加深那里的政治和社会极化。

这些干预在欧洲和美国的选举活动达到了高潮。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2016年英国的脱欧公投和美国总统选举，干预可能还存在于此后的其他西方选举中。

5. 促进了世界民主（自由主义预期）还是带来了失败国家和美国人民的失望？

美国许多在世界上推行自由主义的尝试已经失败，特别是在中国、俄罗斯和中东地区的行动。而美国在大中东地区的军事干预是一个特别巨大且富有戏剧性的失败。

美国的干涉加剧了中东及世界其他受影响地区局势的不稳定，而结果却导致目标国家比受干预前更加失败（2003年后的伊拉克和2011年后的利比亚），至少没有阻止它们进一步恶化为失败国家（1992年后的索马里和2001年后的阿富汗）。这些失败国家的主要表现为内战，宗派冲突以及政府机构失能。

美军在伊拉克的干预还导致了什叶派和逊尼派冲突的升级，以及伊朗对阿拉伯世界的渗透。

最重要的是，美国2003年在伊拉克（以及自2001年以来在阿富汗）强行推行民主的行为，以及后来在2011年对利比亚的人道主义干预（包括在较小程度上对叙利亚反政府武装的支持），对伊斯兰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兴起产生了实质性的积极影响，还导致大量穆斯林移民为了逃离失败国家的内战而涌入西方国家。

这些事件加强了穆斯林移民和恐怖主义之间的联系，也成为了文化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在欧洲和美国的崛起的重要源头。

此外，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颠覆政权的失败，不仅其自由主义的目标没有实现，还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生命和经济代价，导致自由主义精英因其无能而名誉扫地。

此外，在相当一部分美国公众看来，这些失败的行为实际上证明美国的自由主义精英们更关心他们的世界性关系和承诺，而不是照顾美国人的利益。而且这些自由主义精英的子女甚至基本不曾在军中服役过，这加深了美国人民对精英领导集团的幻灭感。

对美国公众来说，这种失败削弱了美国在维护二战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他们普遍认为，美国为维护这一秩序得不偿失。这种对美国领导的联盟、国际组织、移民和自由贸易等领域的国际承诺不满情绪的蔓延，极大地促进了特朗普领导的，以“美国优先”为代表的反自由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崛起。

在这一过程中，军事干预的失败也为民粹主义的崛起提供了燃料，因为军事干预消耗了大量人力和生命。此外，这些干预行动造成的巨大财政损失，也导致恐怖主义和移民数量在干预后上升。所有这些因素都为特朗普和欧洲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政党提供了强有力的武器弹药，使他们能够打出移民和恐怖主义牌。

自由主义战略对国际秩序中能力最弱的国家的干预无意中助长了西方民粹主义的崛起，影响了西方的国内政治和国际秩序的性质。

6. 崛起大国：融入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自由主义预期）还是构成对现有秩序的挑战（民粹主义预期）？

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并未见证西方民主制度的兴盛。相反，大国之间竞争日益激烈。随着2014年俄罗斯占领克里米亚，以及中美在地区问题方面的紧张局势加剧，过去几年中西方和俄罗斯之间对抗重新出现，美国和中国之间在贸易和技术层面的竞争不断加剧。

美国试图“按照自己的形象塑造世界”并采取不同手段干预中国和俄罗斯的内政，被后两者的领导人视为对他们构成 “政权颠覆”的威胁，因此某种程度上他们的举措可以认为是防御性的。

尤其是北约的东扩和西方对苏联的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这两个自由化战略的举措被俄罗斯民族主义者视为西方侵犯性的反俄行为，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普京被认可为俄罗斯的守护者，其权力得到合法化认可。

民族主义的兴起，再加上两国不断增长的实力，对他们近年来更为激进的政策产生了不可否认的影响，特别是他们提出的对有关“失去的固有领土”的实质性要求。其国内政治和群众动员支持在民族主义的兴起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这些国家中，民族主义有能力动员国内民意支持，并加强统治者的合法性。此外，民族主义还能够解释美国为何在这些国家推行民主失败，因为民族主义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公然拒绝外部势力试图在本国政治体系中进行政治改革的企图。

总之，民族主义，尤其是民族主义的民粹主义，对自由主义在一些关键领域的预期构成了重大挑战。具体而言，这些领域包括：经济全球化给西方带来的广泛利益；西方社会对移民的接纳和包容；对国际组织日益增长的作用和对其所产生的世界性成果的认可；互联网和信息传播的自由化效应。

实际上，这些自由主义的预期不仅没有实现，随着民族主义-威权主义的民粹主义在欧洲和美国的兴起，自由主义政策所带来的部分结果反而使西方变得没有那么民主自由了。

不仅如此，美国本身也越来越不愿意发挥其在二战后建立并在后冷战时代努力扩张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中的全球领导作用。这种不情愿的态度也严重削弱了自由主义秩序，尽管新一届的拜登政府正试图让美国恢复其全球领导作用。

这里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为何在21世纪构成的挑战比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90年代表现更为突出。根据本文提出的解释，答案与2001年发生的两个关键事件密切相关。

第一件事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这对西方国家的经济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特别是对其制造业和蓝领工人阶级。第二件事是9/11恐怖袭击，这导致了美国在大中东地区通过使用武力推行民主的尝试。

这些尝试的失败所带来的巨大代价及其后果，导致美国民众对自由主义的干预，以及美国的全球领导作用越来越失望。在这些干预行动之后，失败的国家、内战和极端伊斯兰教的出现也加速了难民和移民以及一些恐怖分子流向欧洲。移民潮和恐怖主义反过来又成为西方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崛起的主要因素。

根据以上分析，本文提出这些因素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未来的潜在影响如下：

国际贸易和经济全球化方面：鉴于其造成的较高的社会经济成本和混乱，尤其是与中国贸易导致的后果，国际秩序可能不会再像过去一般青睐自由贸易。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执政，美国都将尽可能地转移其供应链至本土，即使他们的策略不同。因此，在可预见的未来里，经济全球化不会像冷战后的前几十年那样持续扩张。

移民方面：虽然自由派政府将继续比民粹主义者对移民态度更为包容，但他们也会施加一些限制。这方面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自由主义者与民族主义民粹主义者的政治斗争加剧，他们需要打移民牌来动员选民。另外，多元文化主义也会有一些转变，即自由主义政府会越来越多地试图融合移民，并将他们同化到西方自由主义的价值体系中。

国际机制和国家主权的取舍方面：两者的天平将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以全球治理为代价，向民族国家主权倾斜。美国和中国之间日益激烈的竞争以及COVID-19的影响将加速这一趋势：国家角色在这一流行病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世界最先进的超国家机构欧盟的防疫也主要依靠成员国自身。尽管如此，国际合作仍将持续，甚至可能在对人类威胁不断上升的领域，如气候变化、大流行病和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得到加强。

互联网方面：西方民主国家对外部网络攻击会越来越警惕。以美国为首的国家将采取加强对这些攻击的防御能力和启动进攻性网络能力的应对措施，以形成一种威慑。至于西方社会因社交媒体加剧的国内两极分化，一个潜在的措施是加强对主要社交媒体平台的监管，特别是Facebook和Twitter，但鉴于这些平台所积累的巨大权力和资源，这一策略执行起来将具有相当大的难度。

促进民主和自由主义干涉方面：特朗普离任之后的美国和欧盟将继续对侵犯人权的行为保持敏感，并对侵犯人权者进行制裁。然而，公众对无休止的战争感到失望，这使得美国在可预见的未来不太可能诉诸武力强加民主于他国，甚至也不会采取更有限的人道主义干涉手段。

应对崛起大国方面：之前人们认为通过让中国、俄罗斯融入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机构，可能会缓和他们的外部和内部行为，然而现实正在发生转变。相反，西方国家越来越意识到，与威权国家保持一定程度的竞争是不可避免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主要期望是，有必要采取强硬的策略以限制中国（和俄罗斯）的行为，同时仍然在一些领域保持合作，特别是在上述对人类构成共同威胁的领域。

译者：肖政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