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毛钱干倒一个政府，智利做错了什么？

当地时间12月19日，在智利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中，现年35岁的激进左翼候选人加夫列尔·博里奇获得55.87%的选票，击败右翼政党联盟“基督教社会阵线”候选人何塞·安东尼奥·卡斯特。博里奇也成为了智利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

一年多来，修宪公投、制宪会议选举，一直到上周的大选，智利激进左翼接连三次在选举中大胜，声势斐然。博里奇也堪称阿连德之后，智利最为进步的当选总统。

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

很多人应该还记得前几年智利“三毛钱引发的暴乱”。

2019年10月1日，智利圣地亚哥政府召开听证会，专家小组宣布在高峰时段将公交票价上调10比索（当时约折人民币1角），地铁票价则上调30比索。这些专家表示，是否涨价由一个指数决定，由于燃油、美元、人力成本等数据变化，指数上涨了，所以地铁涨价的决定是合理的。

而当记者问贫困人群如何应对这次涨价时，有政府官员建议人们提早起床，便可避开尖峰时刻、利用早上7点之前的较低票价……

从之后发生的一切可以看出，砖家和官员们确实像是生活在火星一般……

10月7日，一群中学生开始在地铁内展开逃票活动，既省钱又以这样的“行为艺术”手段向政府抗议。按理说这是一群半大小子很正常的叛逆心理，而且这种表达也不能说是毫无道理，但智利政府的官员却直接“加速”称之为“犯罪行为”，这一下子惹怒了更多孩子及其父母。

10月15日，市民与警察在圣地亚哥地铁内爆发激烈冲突。10月17日圣华金车站的旋转门和售票机被毁，四个车站在晚上关闭。

10月18日星期五，随着抗议活动在圣地亚哥市中心展开，局势严重升级，数百人被逮捕。而正当示威者与警察在街头对峙之时，总统塞巴斯蒂安·皮涅拉居然在全国最昂贵的披萨店给自己的孙子庆生。

事后皮涅拉竟然还发表讲话，将抗议民众定调为使用暴力与犯罪的“境外势力”和“敌人”，是查韦斯主义分子。而智利正在“与一个强大的敌人交战”。

由于政府如此定调，军警在纵容之下杀红了眼。根据调查，期间出现了数千件军警虐待民众的案子，检察系统收到1000多份的酷刑报告和70份关于性虐待的报告。警察也遭到抨击滥用金属子弹，对民众近距离射击而造成永久失明，这些都让执法部门的声望一落千丈，成为千夫所指。

10月25日，一百万人走上街头，有“西语国际歌”之称的“团结人民永不败”唱响在圣地亚哥上空，红旗飘扬，人山人海。

面对如此浩大的声势，智利军方首先改变了立场。国防总司令哈维尔·伊图里亚加·德尔坎波发表讲话称自己“非常满意”目前的局势，军方并不处于任何“交战状态”。

与此同时，国际上纷纷谴责智利警方的执法手段，智利政府的压力陡增。

顶不住的皮涅拉宣布取消交通费涨价，并且对内阁大换血，承诺进行改革。但局势并未得到平息。

最终，2019年11月15日，智利国会签署了举行全民公投重新订制宪法的协议。2020年10月25日，智利人以78.28%的票数支持重新立宪。而在2021年5月16日举行的制宪会议选举中，左翼以及自由派候选人赢得了超过2/3的绝大多数席位，右翼失去了对新宪法条款的否决权。

在同一天举行的圣地亚哥市长选举中，共产党人哈丝勒更是夺下市长宝座，震惊智利政坛。

延伸到上周末进行的总统大选，可以说，这三次选举左翼的大胜，都是2019年“反地铁涨价”示威的遗产。

当时这个事件，很多人可能觉得智利人为三毛钱怒发冲冠有点过于矫情，无风起浪。

宏观的情况似乎也支持这一判断。

了解智利经济状况的朋友可能知道，智利经济这几十年以来表现得都相当不错，看起来怎么也不像是民不聊生穷则思变的状况。

智利（蓝色）南美（橙色）人均GDP的平均值(1945-2003)

在过去40年里，智利的国内生产总值翻了4倍，从一个低收入国家发展为南美头号富国。

数据显示，人口只有1850万的智利，在2018年的GDP总量为3000亿美元，人均GDP超过1.6万美元，远远高于南美地区的另外五个大国：巴西、阿根廷、秘鲁、委内瑞拉、哥伦比亚， 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富国。

自2013年7月，智利被世界银行承认为一个“高收入经济体”，属于中等发达国家。

据世界银行最新数据，2018年智利人均消费支出为1万美元。2019年智利家庭食品类消费只占月均消费的5.4%。

甚至很多一线发达国家都搞不定的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智利似乎也有不俗的成绩。智利公路交通便利，以圣地亚哥为中心，全国公路贯通南北，总长约10万公里。其中泛美公路长达3600公里。据智利国家统计局统计，截至2018年底全国各种机动车总数538万辆。

智利铁路总长2140.4032公里，从中部首都大区至第八大区。2014至2018年全国客运量为2531.4762万人次，货运量2722.2566万吨。

全国共有325个机场，其中62座铺有混凝土跑道。国内航空公司5家。2019年航空客运量2600万人次，货运量40.1万吨。其中，国内航线年客运量1500万人次，货运量3.5万吨；国际航线客运量1100万人次，货运量36.6万吨。

智利电信市场也是近年来发展速度最快的一个新兴领域，网络已同三大国际光纤网络相连。截至2019年12月全国手机用户逾2918万，持有率为153%；移动互联网用户共1896万，普及率达到99%。

这完全是一副成功国家的模样啊！要知道，早在几十年前，弗里德曼就曾将智利的经济发展称为“智利奇迹”，虽然要考虑到智利经济部门的高官大部分是他老人家的学生，但是这样的增长速度，的确担得起一个奇迹之名啊。

这样的国家，怎么会掀起暴动？怎么会逼得老百姓造反呢？难道真是查韦斯主义者跨境作乱？因为嫉妒智利经济的成功，想把智利搞垮？

查韦斯表示，这锅我可不背，或者，你们来跟我当面对质？

委内瑞拉前总统查韦斯（1954-2013）

要问为何“奇迹之国”的老百姓不想继续生活在“奇迹”当中，得先抽丝剥茧，看看这奇迹到底是如何做到的？

1973年智利政变后不久，军事独裁者皮诺切特很快就收到了一份被称为El Ladrillo的秘密经济计划书（El Ladrillo 字面上的意思是“砖”），之所以被这样称呼是因为这份报告”厚得像砖一样”。

该计划早在1973年的五月，就已经由一些反对阿连德政府的经济学者悄悄准备完成，这些学者被当时的媒体称为“芝加哥男孩”，因为他们大多是芝加哥大学毕业的校友。El Ladrillo于1973年9月12日递交到了智利军政府的高级官员的手里，这份文件包含了日后智利新自由主义经济的核心政策。

新自由主义的本质在于对社会与经济生活进行全面私有化，为富人及大公司减税，并削弱社会福利体系与公共部门，它的政策是服务于国际跨国企业利益的。

智利经济增长的秘密就在这里，皮诺切特政府在芝加哥男孩们的建议下，几乎私有化了所有的国有企业部门，采矿、工厂、养老金、水、电、医疗、教育……他卖掉了智利能够卖掉的一切。

直至今日，在外资准入方面，智利都是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之一。外资企业在当地注册后，即可享受与本国企业同样待遇。甚至就连基础设施领域，都以特许经营的方式向外资开放。

据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的《2020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19年，智利吸收外资114.37亿美元，截至2019年底，吸收外资存量为2678.2亿美元。外资专注的领域包括采矿、服务业、电力、基础设施等方面，尤其在采矿和电力领域，外资已经占据了支配地位。

而对智利人民来说，最痛苦的私有化，莫过于养老金和水的私有化。

1980年，皮诺切特与他的养老金部长何塞·皮涅拉将智利的养老金系统私有化。这个养老金“智利模板”对当时很多国家的养老金体系设计产生了深远影响。简而言之，就是以完全积累式的个人账户制为政策核心，私人养老基金管理公司(简称AFPs)负责投资运营，政府立法并负责监管。

得益于高回报率及世界银行的赏识与力推，“智利模板”曾被包括玻利维亚、萨瓦尔多、墨西哥、哈萨克斯坦等33个国家仿效，其中9个国家几乎照搬了智利的养老金体系。

但智利人民的感知却是极为痛苦的。

根据规定，智利的雇员每月必须强制付出10%的薪资纳入AFPs账户中，雇主则无需另外向雇员提拨退休金；雇员自由选择AFPs，退休后养老金给付由账户积累资产转化为年金或按计划领取。

可见，皮诺切特的这套养老金系统的出发点，并不是保障民众的养老能力，而是将养老金系统变成了一个金融工具。

目前，智利国内共有6家AFPs竞逐退休金市场，总计30个退休金计划，股票、债券都可以是投资标的。通过管理公司提供的各种方案，汇入智利资本市场的养老金可投入银行、地产、矿产、铁路基建、医药、农林业等领域。

1992年，智利政府还给管理退休金的基金经理开放了30%可投资于海外市场的限额，让投资者有机会丰富投资组合，避免单一投入国家股市的系统性风险。

由于参与退休金制度的员工高达95%，智利国内养老金总额已近1700亿美元，相当于智利GDP的70%。加上66%的人选择积极型投资，2005年时，智利整体养老金的平均报酬率达到10.24%。

有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称智利的养老金系统是养老金制度中的“梅赛德斯·奔驰”，但实际上，它带给智利人的感受还不如老“拉达”轿车。

数据显示，AFPs目前平均每月发放给单个雇员的养老金还不到182美元(12万智利比索)，最高额度也仅为449美元。AFPs每月支付的养老金中，91%都低于236美元，相当于智利国内最低工资(379美元)的62%。这也是被多数智利民众诟病的所在。当每月提取的养老金还不及最低工资水平时，等待智利民众的就是退休生活质量的急剧下降，家庭的养老负担日趋沉重。

另一方面，智利军方和高级公务员在设计这一养老金系统时，似乎就知道它能发出的钱不多，于是他们为自己单独设计了一套养老金系统，独立于普通民众之外，尽管从民众缴纳的养老保险里拿钱，但这些人自己并不缴纳养老保险。

经合组织的数据显示，智利是发达国家中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内1%的人口掌握着超过35%的财富。在智利，或许只有3%的上层贵人能真正享受到AFPs的好处，但问题是，AFPs资金的真正来源正是普通雇员每月缴纳的10%的薪水。

而且，基金经理高收费的乱象也进一步使得回报率缩水，抬高了养老金运作的成本。数据显示，从1981到2013年，储蓄者净回报为实际投资收益的8.6%，但居高不下的手续费却让同一时期的储蓄者净回报率降至约3%。

按理说，抚养孤老是现代国家应该承担的责任之一，但是当这个责任被别有用心的人变成了赚钱的工具，变成了资本的鱼塘，那么它也就必然会偏离之前的目标。于是，在智利，养老变成了让老人老无所养……

看到这里，我们也该明白，为什么智利老百姓在2019年走上街头时，举着那句标语——“不是为了三毛钱，而是为了三十年！”

养老金的私有化让智利人绝望，而说到水，智利则更加辜负了它的人民。

2016年，数千圣地亚哥民众走上街头，要求废除将智利供水私有化的法律。近年来，驱动类似抗议活动的核心是沮丧的情绪，因为水的私有化使价格居高不下，但水务公司提供的服务却很差，而且对解决未来供应不足的担忧几乎没有任何作用。

智利于1981年开启了水私有化的进程，采用了基于市场的分配制度并减少了国家监督。

水资源私有化的第一步，就是城市水资源市政设施私有化，允许私人水务公司参与水的销售以及净水设施建设；其次就是从立法上支持私人水务公司，允许其对天然水资源及其周边土地和生物进行垄断经营。

1981年，智利颁布《水法典》，允许水权拍卖，还可以用来抵押或者担保。到1991年为止，智利中北部地区发生275笔水权交易，引领了一时风潮。

这种模式还成为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大力推动的新自由主义改革的象征。

这些改革从根本上改变了全球评估和管理水资源的方式。水不再仅仅是人类生存的必需品，已成为国际金融投机的对象。

如今，跨国公司 Aguas Andinas垄断了圣地亚哥的水市场，以整个南美洲最高的水价向该市720万居民中的600万人出售水。

智利学者乔纳森·巴顿说，在过去的15年里，智利曾多次尝试解决水问题，但他认为这些尝试没有产生任何影响。水务局本应负责水资源规划，但巴顿表示，它无法控制水资源，“只能将其赠送给私人投机者”。

毫无疑问，用水是一项基本人权，但智利的新自由主义模式将水变成了赚钱的资本来源，于是将利润置于了人类的生存需求之上。

加拿大社会活动家兼《蓝色金脉:世界水战争》作者Maude Barlow就曾经尖锐地评价拉美地区水资源私有化问题：“我了解拉丁美洲国家在为公共供水系统提供资金方面遇到了困难。但是他们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那就是允许这些公司进入他们的社区，允许这些私营企业仅仅为了赚钱来管理这些水资源。这将导致更多的贫困，更多的污染。这些私营水务公司不需要承担任何风险就可以获得所有利益。真正承担水资源私有化一系列风险和后果的是当地民众。”

智利是地中海气候国家，每当多雨季节来临，洪水淹没圣地亚哥的街道，这时就会有超过600万人无水可用……

这样的奇迹，怪不得智利人不想要。在这个奇迹之名下，智利人承担着高额的水价、电价，一遇到水患，却连干净的水都吃不上。工资收入的增长比不上生活成本的增加，养老金更无法覆盖退休后的需要。

在这个体系下，赚得盆满钵满的，只有跨国资本和商业巨头，以及那些为他们利益服务的官僚政客。智利人，怎么能不愤怒？

博里奇的当选，当然不是智利左翼抗争的结束。右翼势力的抵制，美国势力的干预，都可能是横亘在智利人民面前的阻碍。但是，经历过阿连德时代的智利人肯定明白，如果抗争失败，他们将会面临怎样的命运。

参考资料：

《卫报》：圣地亚哥私有化水的沉重代价

澎湃新闻：博里奇将成智利最年轻总统，他能改变该国的新自由主义模式吗？

三大洲：新自由主义在智利诞生，新自由主义也将在智利消亡

国际银行智利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