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30周年：亡党亡国之真相，并非西方说的那样

文 | 李慎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主任

今年是苏共亡党、苏联解体30周年，对这一重大历史现象进行深入剖析、汲取深刻教训，对加强我们党的先进性建设乃至全人类解放事业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然而长期以来，学界各种观点杂陈纷争。“经济没有搞好说”“斯大林模式僵化说”“军备竞赛拖垮说”“外部因素决定说”等等，各种不同的研究观点试图向世人解读苏联解体的原因。但其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我们能从中吸取什么历史教训？

库叔整理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主任李慎明对于相关问题的思考，以飨读者。

文 | 李慎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主任

编辑 | 丁贵梓 瞭望智库

本文为瞭望智库原创文章，部分内容授权整理自《居安思危：苏共亡党二十年的思考》（李慎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1月出版），如需转载请在文前注明来源瞭望智库（zhczyj）及作者信息，否则将严格追究法律责任。

1991年12月25日晚7时，戈尔巴乔夫签署了辞去苏联总统的命令，然后在办公室面对苏联几家电视台的直播镜头，向全国发表辞职讲话。就在戈尔巴乔夫发表电视讲话的时候，克里姆林宫总统府圆屋顶上的苏联国旗悄然落下，标志着苏联从世界政治地图上的消失。

苏联解体后，乌克兰基辅一军事学校的士兵将列宁纪念馆中的戈尔巴乔夫肖像摘下。图｜新华社发

苏联和苏共如大山般地倒塌了，其根本原因在哪里？

正如以上所述，各种观点杂陈纷争。随着国内外学术界对苏联剧变研究的不断深入，“乌托邦说”“病态早产说”“经济没有搞好说”“军备竞赛说”“民族矛盾说”等等逐渐在我国媒体上消退。但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斯大林模式”即“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说”的观点，却仍有相当的影响。

“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研究”课题组经过认真分析、研究探讨，大家逐渐达成共识：

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斯大林模式”即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而在于从赫鲁晓夫集团到戈尔巴乔夫集团逐渐脱离、背离乃至最终背叛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所致。

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分为基本经济政治制度与具体管理体制机制，不能不加分析地把它们都笼统称为苏联社会主义或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加以全盘肯定或否定。

2006年2月23日，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举行民众游行，庆祝祖国保卫者日。图｜新华社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与具体管理体制机制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又有着根本性的界限，属于不同概念范畴。

基本经济政治制度是管方向的、定性的，是解决“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这是一个国家的国体；而具体管理体制机制是在方向确定后实现这一方向的具体办法，是解决“如何为、怎么为”的问题，这是一个国家的政体，二者不能混为一谈。

列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俄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成功地进行了十月革命，并建立了一整套符合俄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说到底，坚持并不断完善这些基本经济政治制度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确保人民当家作主，并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渐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最终实现一切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真正的苏联共产党人，对列宁开创建立的苏联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应该也只能是坚持、巩固和不断完善、发展。同时，对这个基本经济政治制度所体现的具体形式，即运行体制，则应以国情的不断变化和不断出现的新情况及时进行调整改革。

列宁和斯大林时期，苏联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以及体现这些基本经济政治制度并不断变化着的具体管理体制机制，基本上是符合苏联国情的。

这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根本原因。

由于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何进行建设还没有经验，加上斯大林某些理论观点和个人作风等种种原因，苏维埃政权的具体体制、运行机制也存在一些问题。

比如，二战结束和战后恢复重建任务完成后，没有及时对20世纪30年代建立的权力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进行改革，社会主义民主发扬不够，法制不健全，甚至出现个人迷信现象。

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与苏联解体、苏共垮台有一定的历史联系，但这决不是其根本原因和结果必然，更不是直接原因。

我们决不能从随着形势发展变化需要对苏联具体管理体制机制的改革中，得出对列宁开创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全盘否定的结论；更不能将具体管理体制机制中存在的问题不加分析地归结为基本制度的问题，否定苏联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甚至得出“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在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的结论。

苏联社会主义体制经过了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等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各个阶段的体制变化和差异也极大。把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归咎于苏联社会主义或斯大林体制的观点，也是很值得商榷的。

斯大林时期，苏联共产党所建立的权力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机制虽有一些弊端，但总体上是符合苏联20世纪30至40年代所面临的世情和国情的，适应了当时被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包围的情势和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体现了共产党对国家人民的正确领导，使得苏联取得了工业化、卫国战争和战后重建等伟大胜利，并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但随着二战胜利和战后恢复重建任务的完成，这个体制总体上就无法进一步适应20世纪50年代以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要求，其弊端也就日益显现，这就需要对其及时进行调整或改革。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学习借鉴苏联政治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就采取了科学分析的态度，并开始对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其中包括经济政治体制的探索。

而苏联在战后重建任务基本完成后，却没有及时对其权力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机制进行改革。笔者个人认为，斯大林本人有认识不足之责任，同时也有晚年多病、体力不支这一重要的原因。

赫鲁晓夫领导集团上台后，试图对此进行改革，不可否认，他们也曾做过一些有益的尝试。问题在于，随着条件的变化，赫鲁晓夫领导集团没有及时和正确地领导改革，反而将改革的基本方向逐渐演变成对苏联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的否定。这就为日后苏联解体、苏共垮台这大山般的倒塌开掘了第一锄，也可称之为关键性的第一锄。

在戈尔巴乔夫时期，苏共领导集团打着改革的招牌，本质上改旗易帜，全面背叛马克思主义，实质上走上了资本主义的不归之路，最终葬送了社会主义。

如果无视从赫鲁晓夫以来，特别是戈尔巴乔夫的苏共领导集团所犯的错误，而将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归结为斯大林时期建立的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体制，这是不符合实际的，也是在历史上根本站不住脚的。

马克思主义始终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社会生产关系各个方面的总和则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从事生产的人是生产力中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

2005年5月9日，参加过卫国战争的乌克兰老战士举着斯大林的画像参加在基辅举行的游行。图｜新华社

当然，人的因素不仅直接体现在生产力的范畴，还相应地体现在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和与上层建筑相适应的社会意识等范畴中的方方面面。体制机制则是社会上层建筑的有机组成部分，靠人来确立和完善，也要靠人来遵循或变革。

所以，从根本上说，人决定体制机制，这就是邓小平晚年所说的“关键在人”的道理。

当然，一定的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会反作用于一定的生产力与经济基础。这种反作用关系体现在人与体制机制的关系上，就是体制机制在一定条件下反作用于生产力（其中包括人）。这种反作用，在一定条件下可能起决定性的作用。这也就是邓小平所说的“组织制度、工作制度”的重要性。

笔者认为，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所说的：“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这一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结论，其实质是在包括正确总结1991年底苏共垮台、苏联解体这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重大历史事件的基础上做出的。

这一结论也完全适用于剖析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其党内问题也是各种各样，体制机制仅是其中之一，并且仅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民主集中制这一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在党内和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具体运作方式和具体表现形式。

一定的体制形成后当然会影响和制约人的活动，但根本问题还在于：确立和贯彻一定的体制机制要靠一定的理论来指导，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行动，有了错误的理论指导便一定造成错误的行动。能进行理性和理论的抽象思维，则是人区别于自然界中的其他物种（包括动物）的根本区别，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特殊表现。

从这一点上讲，我们又找到了人决定体制机制的具体的表现形式。

赫鲁晓夫

因此，我们认为，苏共最终的垮台，其根本的原因，并不在于体制机制，而在于苏共自赫鲁晓夫领导集团始逐渐脱离、背离特别是戈尔巴乔夫等人最终背叛马克思主义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苏联解体、苏共亡党的过程中，作为领导集团的代表人物——从赫鲁晓夫特别是到戈尔巴乔夫等人难逃干系。

苏联在列宁和斯大林时期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以及其中包括不断与时俱进的具体管理体制机制，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苏联的实践。实践证明，这一制度是符合苏联实际的，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但西方一些学者和政治家却把这一制度谥之为与希特勒法西斯并列的、“最残暴最不人道的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他们不仅把列宁、斯大林时期的社会主义制度，而且把世界上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都称之为所谓“最残暴、最不人道的斯大林模式”。

他们在分析苏联解体、苏共垮台的根本原因时，对自赫鲁晓夫领导集团始直到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的脱离、背离乃至最终背叛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导致国家混乱、民族分裂的严重错误不置一词，却把这一罪过移花接木地安放在列宁和斯大林身上。

1998年，戈尔巴乔夫在总结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时，就明确归结为“在于所选择的那个‘模式’……这是布尔什维克还在斯大林之前就犯下的一个主要错误。”还值得注意的是，戈尔巴乔夫不仅明确地使用了“模式”这个提法，而且也明确地把矛头指向“斯大林之前”即列宁时期的苏联社会主义制度。

这就为我们判断他们所说的斯大林模式实质上决不仅是否定斯大林本身，而是要从根本上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又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佐证。

值得指出的是，在戈尔巴乔夫之前，苏联从未采用“斯大林模式”这一提法，在1987年才开始出现“社会主义模式”这种说法。

【注：英国学者休·塞顿-沃森较早（1953年）使用了“斯大林模式”一词。使用“模式”一词来说明社会主义是西方的习惯用语。】

可以说，“斯大林模式”早在提出之时，便被加上“极权、暴政”等罪名，甚至被等同于“法西斯制度”，实质上已被巧妙地纳入西方企图消灭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整体战略之中。因此，我们不赞成“斯大林模式”这一提法，因为这一不小心就极容易落入西方话语体系的陷阱。

“苏共垮台、苏联解体根本原因在于‘斯大林模式’”的观点，主张追究所谓僵化的社会主义体制机制（实质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的责任，却不主张追究从赫鲁晓夫直到戈尔巴乔夫的个人责任，但在追究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责任的同时，又往往要追究斯大林的个人责任。

新经济政策的实施过程，是列宁对社会主义不断进行探索和重新认识的过程。他依据新的实践不断检验、纠正已有的理论，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论观点，对社会主义有了崭新的理解。

苏联在当时是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但工农生产比例失衡，农业商品率很低，富农破坏粮食采购，工业化过程中城市和工人人数增加……种种形势迫切要求苏联农业实现集体化。

苏联农业集体化是由列宁首先提出的。1927年12月联共（布）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做出的实现农业集体化的决议，决不是斯大林未经政治局讨论而做出的个人指令。在联共（布）十五大上，是莫洛托夫作的关于集体化问题的报告。

1930年后集体农庄运动进入了“全盘集体化”阶段。这一重大决策也是联共（布）领导集体决定的。

1930年1月5日，联共（布）中央集体通过了《关于集体化的速度和国家帮助集体农庄建设的办法》的决议。但决议还在刚刚贯彻时，集体农庄运动的政策即遭到一些人其中包括原先不赞成集体化的人的歪曲。

苏联农业政策上的失误，加上有的人的歪曲和群众的误解，大量牲畜被宰杀、劳动力人口逃亡，从而造成生产力的破坏。1930年2月底，苏共中央即采取多项措施立即纠正集体化过程中的过火行为和其他错误。

应该说，“集体农庄运动”中确有错误，但这是由种种复杂原因造成的，作为党的最主要领导人斯大林当然有其责任。但全盘否定苏联农业集体化的成就，把苏联农业集体化过程中出现的错误归咎于斯大林一人，并说其中中央的所有有关决定是斯大林个人的“指令”则是很不公道的。

有人说，“全盘集体化极大地破坏苏联农业生产力的发展”。这一说法也值得商榷。

当然，我们应当也必须承认斯大林时期苏联农业相对工业的发展确实落后，但同时也应看到以下两点：一是这是当时形势所迫；二是即使在必须加速实现国家工业化的进程中和严酷的战争状态下，苏联的农业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侵略者焚毁了7万多个村庄，破坏和掠劫了98000个集体农庄、1876个国营农场以及2890个农业机器站，宰杀、夺去和赶到德国去的有700万匹马，1700万头牛，几千万头猪、绵羊、山羊以及1亿多只家禽。“农业中也缺乏人手。在1946年，集体农庄中有劳动能力的人比战前少29%”，各种农用机械大幅度遭到破坏。而拖拉机的生产能力则处于1930年的水平。

苏联工业也遭受极大的破坏。在1945年，消费品生产只有战前水平的59%。恢复被战争破坏的经济其中包括农业的任务困难和复杂得难以置信。加上1946年，苏联主要产粮区都遭受50年不遇的严重旱灾，使得苏联农业雪上加霜。

面对以上情况，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要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恢复和重建工农业，都需要几十年时间。但在1950年第四个五年计划完成时，苏联整个工业总产值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增加了73%，除个别指标外，各项工业指标都达到和超过战前水平。

尽管农业政策出现各种反复和曲折，但农业集体化水平、农业技术装备程度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都大幅度提高，农业电气化明显增强。1958年的粮食总产量为85亿普特，不仅远高于1913年的48亿普特，而且超过1937年的68亿普特。

【注：普特是沙皇时期俄国的主要计量单位之一， 1普特约等于16.38千克。】

因此，把苏联农业集体化运动与“极大地破坏苏联农业生产力的发展”简单地等同起来也是不符合事实和没有说服力的。

至于苏联的工业化、集体化，则在强大的帝国主义包围下，没有任何外援的条件下启动的。统计资料表明，1937年，苏联工业产值已经相当于1933年的2.2倍、1913年的5.9倍。通过两个五年计划的实施，苏联一跃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工业化国家。

毋庸讳言，工业化过程中也出现了过分剥夺农民、对富农曾采取过火政策等严重损害他们利益的问题。这些代价换来的是，苏联打败了法西斯、社会主义政权得到巩固的巨大成就。

斯大林犯过（特别是后期）某些严重错误，如个人专断的工作方法，曾经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苏联党的生活中和国家制度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破坏了社会主义法制。

我们也应看到，斯大林的错误虽然对苏联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但更加主要的是：他领导苏联实现了工业化、打败了德国法西斯，取得了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并为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不仅说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而且也说明了他毕竟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他的错误与他的成绩相比较，只居于第二位。

总之，要把那个时期的问题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考察。辩证地对待和分析斯大林时期和斯大林体制的成就及存在问题。既不能忽视问题的存在，更不能搞全盘否定。

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只能有一个，这就是从赫鲁晓夫领导集团开始到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逐渐脱离、背离乃至最终背叛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所致，归根到底是苏共自身的蜕化变质。

作者认为，苏共自身的蜕化变质表现在多个方面。

首先在于“苏共的基本理论及指导方针”。这说明，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行动和运动，错误的理论必然会导致错误的行动和错误的运动。

其次，在于“苏共的意识形态工作”。

这说明，党的理论是通过具体的意识形态工作贯彻到全党全社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各级领导权必须掌握在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必须培养和壮大一支忠诚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工作者队伍，必须建立一批忠诚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学术研究机构和报刊、电台、电视台、网络等坚强阵地，必须有一套开展意识形态工作的正确方法等。

第三，在于“苏共的党风”的蜕变。

这里所说的“党风”，主要是指以党的性质和党的宗旨为核心的大党风，就是必须坚持党的性质和宗旨。如果这个党保持了鲜明的工人阶级性质，坚持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这个党便是屹立在人民——“大地母亲”上、力量无穷的英雄安泰，否则最终难逃失败之命运。

第四，是苏共内部出现了与人民利益根本不同的特权阶层。

任何统治阶级及其阶层一旦形成，则必然企图进一步建立最大限度有利于自己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并且总是企图将其“终结”和固化。从一定意义上讲，苏共中的特权阶层是苏共亡党和苏联解体的物质力量，甚至可以说是苏共亡党和苏联解体的原动力。

第五，苏共的组织路线出现了根本蜕变。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思想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党的组织原则和干部路线就是决定的因素。选拔和培养一代又一代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至关重要。

第六，苏共领导集团的背叛。

历史唯物主义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但也承认个人在历史进程中可能发挥的独特作用。

英雄，总是顺应时代潮流，反映人民的意志，引领时代前进的步伐，带领群众推动社会向前发展。而那些落后与陈腐势力的代表人物，也可能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空范围内显示其主观作用，动员、凝聚社会上的反动势力，一时阻碍、扭曲历史前进的步伐，甚至导致历史的暂时倒退。

苏共不同历史时期的领导集团在苏联不同历史时期的独特历史作用，不能不使人们进一步深思党的领导集团在保证党和国家前进方向中的关键作用。

苏联部长会议原主席尼·伊·雷日科夫在总结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原因时曾十分痛心地说：“是党的领导者们，正是他们背叛了党，出卖了国家和人民。”

第七，苏共后期对西方世界西化、分化战略的应对乃至迎合。

如果说前六条讲的是苏共兴衰的内因，那么第七条讲的主要是苏共兴衰的外因。当然，内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据，外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

美国前国务卿贝克在谈到苏共亡党、苏联解体时曾说：“我们不是这场革命的领袖，但也不是旁观者”。这从一个侧面较为深刻地说明了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内外原因的辩证关系。

今天看来，从一定意义上讲，作者的上述观点经受住了时间和实践的检验，对于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苏联解体、苏共垮台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巨大逆流、灾难，是人类历史发生的大曲折、大逆转。

莫斯科河畔的克里姆林宫。

“为有牺牲多壮志”。没有苏联解体、苏共垮台这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乃至人类历史上这一重大灾难，我们便不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的艰辛与壮烈，因而也反衬不出社会主义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的雄伟与瑰丽。

在今后社会主义运动的征程中，我们无疑要继续警惕犯过去“左”的错误，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在纠正一种倾向的同时，也要警惕被掩盖着的另一种倾向的产生——注意“右”的错误思潮的发生。

什么是历史？

历史由时间与空间组成，是相对于现在的过去式时空的存在。从严格意义上讲，我们所读的叫做“历史”的课本或书籍，仅仅是历史中特定人物的记忆或记录或认识。这些记忆或记录或认识是不是历史的本来面貌，揭示的是不是历史的本质和规律，需要认真地分析与甄别。

恩格斯在19世纪80年代就指出：“资产阶级把一切变成商品，对历史学也是如此。资产阶级的本性，它生存的条件，就是要伪造一切商品，因而也要伪造历史。伪造得最符合资产阶级利益的历史著作，所获得的报酬也最多。”

因此，要获得对扑朔迷离的现象的本质认识，就必须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做具体的辨析。

1.站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立场上。

从本质上说，由于每个社会各个方面的人士所处的生活状况和生活条件不同，他们会对同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得出不同的结论。

在根本利益完全不同的群体存在的社会里，对显而易见的最基础性的社会问题，常常会有完全不同的对立看法。在人民大众看来完全是复辟和剧变的事件，也会被另一些人称作“革命”或“获得自由”。列宁曾引用这样一句格言：“几何公理要是触犯了人们的利益，那也一定会遭到反驳的。”

因此，在人类实现大同以前，由于人们的认识不同，特别是所代表的根本利益不同，对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原因及教训的结论，总会有不同的陈述甚至激烈的争论，不要企求也决不会完全一致。

但是，是不是没有完全的统一定论，就不存在一个真理性的正确的结论呢？不会的。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的相对论和折中主义，在历史的长河里是站不住脚的。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世界上所有真正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也是世界上所有真正的共产党人包括党员学者始终不变的价值观。

因此，我们只能站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立场上来研究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原因及教训，而不能站在其他立场特别是与最广大人民群众相对立的立场上来研究。如果站在其他立场特别是与最广大人民群众相对立的立场上来研究，就不可能得出与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相一致的结论来。

2.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我们常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里所说的“实践”，前面省略了“社会”两个字。

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实践决不是个别人、个别政治集团或社会集团在短时间内的实践。其主体是指亿万人民群众，其时间是指一定的历史跨度。这是我们共产党人始终不变的真理观。

有人总是说，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在于苏联的体制，让我们来看看实践中的事实，就不难做出正确的结论。

1994年1月21日是列宁逝世七十周年纪念日，莫斯科市民来到列宁墓前示哀。图｜新华社发（美联社照片）

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始建于20世纪20年代末期，从那时起至1975年大约50年时间内，苏联经济发展的速度是非常快的。不管我们用苏联官方的统计数字还是西方数据，都可以证明这一时期苏联经济发展的速度超过除日本以外的所有资本主义国家。而苏联经济发展的前提是“实现最大的社会公正”，在这一点上资本主义国家更是做不到。

由于实行了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早在1940年前后，苏联就从落后的农业国成为先进的工业化国家。

西方有个统计，20世纪30年代苏联工业机床进口量的比例曾达到85%-90％。二战开始后，这些产品全部由苏联自己生产，这反映了苏联工业和技术的进步。

当然，这也不等于说，苏联建立的计划经济体制不存在缺点和问题。实践在继续，认识也在继续。再经过数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我们有更加充足的信心，会对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原因及教训看得更加清楚。

2003年9月20日，在莫斯科我国驻俄罗斯使馆，笔者与俄国历史学家罗•亚•麦德维杰夫谈了5个多小时。

勃列日涅夫

他说：“2001年9月11日，是赫鲁晓夫去世30周年。为了解人们对赫鲁晓夫的感情和评价，一大早我就赶到新圣母公墓赫鲁晓夫的墓地。我从早看到晚，共有46人前来祭奠，但全是赫的亲属，其他外人没有一个。这能反映现在俄罗斯的人们对赫鲁晓夫的评价。而列宁、斯大林、勃列日涅夫和安德罗波夫都有人纪念。”

笔者想，人民是公道的，社会实践是公道的。

3.透过现象看本质。

马克思主义认为，现象是本质的外部表现，本质是现象的内部联系。有时候现象彻底地反映本质，有时候现象部分地反映本质，有时候现象则彻底地掩饰本质。因此，我们要认清事物的性质，仅凭直觉和感性认识不行，必须透过现象，上升到理性思维，这样才能抓住事物的本质与规律。

马克思在论述1848-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时说：“1848-1849年的革命编年史中每一个较为重要的章节，都冠有一个标题：革命的失败！在这些失败中灭亡的并不是革命，而是革命前的传统的残余。”

同样，我们可以对1991年前后苏东剧变得出以下结论：

*失败的不是马克思主义，失败的是自赫鲁晓夫始逐渐脱离、背离乃至戈尔巴乔夫最终背叛马克思主义的唯西方马首是瞻的另一种教条主义；

*失败的不是社会主义或“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失败的是自赫鲁晓夫始逐渐脱离、背离乃至戈尔巴乔夫最终背叛社会主义的另一种形式的资本主义，亦可说失败的是社会民主主义；

*失败的不是真正和原来意义上的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苏联共产党，而是自赫鲁晓夫始逐渐脱离、背离乃至戈尔巴乔夫最终背叛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人民群众的，从本质说已经完全蜕化变质为资产阶级的政党。

对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共产党来说，其在理论上的错误，主要是僵化、教条。但对自赫鲁晓夫始特别是到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联共产党来说，从形式和表面看，虽然也有不少僵化与教条的东西，但其本质已经开始并逐渐乃至最终的完全改变。

当然，戈尔巴乔夫也曾号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我们可以回顾历史，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世界各国有数十个集团和派别都以“社会主义”自诩。然而，历史在短短的一二十年内，甚至在更少的时间内就揭露了他们的原形。对戈尔巴乔夫原形的揭露，则是在更短的三五年之内。

判断任何人、任何政党的实质，不是看他们自己给自己穿上的漂亮衣服，不是看他们自己给自己取的响亮的名字，而是看他们的行为怎样，看他们在实际上宣传的是什么。僵化、教条的马克思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

所以说，苏共垮台、苏联解体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失败。斯大林时期的社会主义仍然是社会主义性质，因此，苏共垮台、苏联解体也不是科学社会主义其中包括斯大林时期的社会主义的失败。

自赫鲁晓夫领导集团上台起，苏联共产党已经开始逐渐变质。特别是到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后期，尽管当时党的上层仍有雷日科夫、利加乔夫等一批竭力反对戈尔巴乔夫集团的领导人，下层也有很多要求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普通党员，但从整体和本质上说，此时的苏共已经蜕变为资产阶级政党。此时的苏共，亦非彼时的苏共了。

所以，我们在这里所说的苏共垮台，亦不是原本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苏共垮台了，而是已经蜕变为社会民主党亦即资产阶级政党的垮台。

它以血的教训告诉世人，对于任何一个无产阶级执政党来说，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脱离、背离、背叛不得。自赫鲁晓夫始开始脱离、背离、背叛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蜕化变质的“苏共”不垮，苏联人民可能会进一步延长自己的阵痛。

要深入研究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原因，就必须首先界定清楚真假马克思主义、真假社会主义和真假共产党这样一些基本概念。只有这样，才能有助于我们抓住问题的本质。

4.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抓住决定事物性质的矛盾的主要方面。

不能孤立地、片面地、静止地、表象地认识事物，否则会像盲人摸象一样，各执一端。

苏共垮台、苏联解体有多种原因，但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类：

*外因，即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和平演变”和对其军事威胁与争霸；

*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出现的失误和弊端；

*自赫鲁晓夫始对马克思主义和人民群众的脱离、背离乃至戈尔巴乔夫的最终背叛。

以上三类原因中，第三类就是事物的主要矛盾，并且是决定事物性质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我们在分析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时，抓住了这一主要矛盾，就很容易把其他矛盾捋清楚。

5.不要倒因为果，也不能倒果为因。

要正确认识因果关系，任何结果都是有原因的，没有无原因的结果。现象的因果联系是客观的、普遍的。对苏共垮台、苏联解体这一重大事件原因分析的唯心论、不可知论以及无所作为的思想，都是不对的。无论是在自然界还是在人类社会中，一个重大事件的产生，往往是多种原因所形成的结果。

原因和结果的联系，不仅是客观的，而且是辩证的。原因与结果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原因与结果，首先表现为它们的对立性、排斥性。

比如，苏共党内出了问题，引起了苏联的经济没有搞好、民族矛盾冲突、对美争霸等等。而决不能倒果为因或倒因为果，说是由于经济没搞好等而党内出了问题。

原因与结果又表现为它们的统一性。它们相互依存，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比如，事物具备了一定的原因和前提条件，就必然产生一定的结果。

1991年前后苏联所收获的“盛怒于土囊之口”的剧变“风暴”，正是全盘否定斯大林之风不断发展的结果。苏联党内特权阶层的出现，既是赫鲁晓夫集团开始背离、背叛马克思主义和人民群众的结果，又是人民群众对苏共进一步丧失信心的原因，以及最终从思想上、政治上形成一整套错误路线和政策的原因。

6.认识事物最终要上升到理论、规律性

苏东剧变的重大事实，迫使我们必须对其历史做一番新的研究，这就需要在理论方面做许多工作。只有清晰的理论分析，才能在错综复杂的事实中找到正确的答案。

总结苏联解体的教训，从一定意义上讲，可以看到这样一条明显的脉络：

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出在苏联共产党党内，党内存在的问题中，理论上的问题是发端。理论上出现问题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在于党的主要领导人的理论素养，理论素养的低下则必然导致其对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动摇。

综观苏共历史，列宁是坚定、清醒而又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斯大林时期党的理论出现过问题，但所出的问题仍然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犯的错误；到赫鲁晓夫时期，党的理论开始发生质的变化；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再到戈尔巴乔夫，逐步完成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的脱离、背离、背叛，所以最终导致苏联解体、苏共垮台。

马克思主义明确告诉我们：要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这里就有三点分外值得注意。

一是苏联社会主义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在旧俄基础上孕育、突变而来。

旧俄一方面遗传给苏俄一定的生产力、资金和特定社会环境，从而规定其一定的发展并具有其特殊的性质。比如，无法跨越的商品生产、货币交换，以及赎买一些人的专长所必须实行的高额工资等等。

二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强大的生产方式、生产体系的冲击和影响。

在战争年代，人们凭着坚定的信念，支持着顽强的奋斗。在和平时期，在与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主动与被动打交道的过程中，尽管从综合国力上苏联与美国可以比肩，但由于所有制、分配方式及其生活方式的不同，使得一小部分所谓的社会精英，产生对西方世界少数人占有社会绝大部分财富的深深“爱慕”之情。

三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手中握有的强大的物质财富即金钱的冲击。

西方强国不仅用美元收买本国的工人领袖和工人贵族这个上层，而且更加注重收买其他国家的“关键人物”，收买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据戈尔巴乔夫助手博尔金回忆，戈在上台后不久，就从西方得到许多奖金、奖品、稿费，其个人账户上很快就有了100多万美元。

2003年9月20日，笔者在莫斯科与历史学家、政论家罗•亚•麦德维杰夫交谈时，他说：“毫无疑问，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个人都拿了西方的不少钱。我的一本厚书，在英国出版，得了2000英镑稿酬；在美国出版，得了1万美元。据我所知，戈尔巴乔夫的夫人赖莎薄薄一本小书，在美国出版，却得了300万美元的稿酬。叶利钦的第一本书在西德出版，就得了40万马克；在英国出版，得了10万英镑。”

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美元对苏联特殊阶层的贿赂在苏联解体、苏共垮台中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西方的吹捧和收买是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彻底背叛苏联社会主义事业的原动力之一；“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们”在苏共党内的出现，也是以美国为首的整个西方世界收买的结果。

以上三点，可以说是苏联社会主义社会尤其是苏共执政党内产生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经济根源。

经过理论的剖析，我们可以清晰看到，一部苏联解体、苏共垮台史，同样是一部阶级斗争史，并且是一部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史。

苏联解体、苏共垮台是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最突出的事件。总结和分析这一最大的悲剧事件，起码我们应该汲取以下经验教训。

1.必须坚持高度重视党的思想理论工作，正确及时地反对各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

理论非常重要。理论正确，党就坚强，政策就正确，思想就统一，经济就发展，社会就稳定。反之，党便涣散，政策便失误，思想便混乱，经济便停滞甚至倒退，社会便动荡。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运动。

从另一角度来说，错误的理论必然产生错误的行动。正确理论是革命的先导，错误理论是垮台灭亡的先导。重视理论的根本体现，就在于勇于、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本国的实际和时代的发展相结合，在不断出现新形势、新情况、新问题的情势中始终把握正确的方向。

这就需要及时正确地反对各种教条主义。仅仅背诵马克思主义的相关词句，不管具体情况和条件的变化去生搬硬套，我们可以把这称之为“东教条”。

借口所谓情况和条件的变化，否定抛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却把西方的种种理论奉为神明，按照西方的理论去进行“思维”和“创新”，我们可以把这称之为“西教条”。

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西方理论都不符合中国的实际，主张从中国儒学等传统文化中找出路并以此为指导，我们可以把这称之为“古教条”。

无论是“东教条”“西教条”或是“古教条”，都在我们坚决反对之列。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还要反对经验主义，都决不能忽视理论。如果以为正确的理论是空洞的没有实际用处的东西，只有自己积累的实际经验才可靠，这必然也会或迟或早品尝到忽视理论的苦果。

以上三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在不同时候、不同情况下会有各种不同的表现，但在一定时候一定情况下，往往会以一种错误倾向为主。我们应根据情况的不断变化，及时调整我们的相关政策。否则，在反对各种教条主义或经验主义的过程中，就会陷入另一种教条主义或经验主义的窠臼。

2.必须坚持把最高领导权始终掌握在忠诚于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政党、国家和民族的人手里，并始终高度重视培养年龄结构合理的一批又一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从历史唯物主义来看，任何重大事件及其后果，都不是以任何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是因为，人类历史演进的最终原因是由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的，而不同国家的生产力发展赖以进行的历史环境也对其产生作用，从而使不同国家的历史发展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此外，每个特定的社会时代都需要自己特定的代表人物，如果没有这些人物，它也会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

列宁和斯大林是无产阶级及其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突出代表，而戈尔巴乔夫这个特定的人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于苏联，从一定意义上讲，这纯粹是一种偶然的现象。但是，必然往往为偶然开辟道路。这是因为，“机会主义不是偶然现象，不是个别人物的罪孽、过错和叛变，而是整个历史时代的社会产物”。

历史早已证明，伟大的革命斗争会造就伟大人物；而历史的逆流，则会推拥出逆动的人物。戈尔巴乔夫们和叶利钦们，是几十年间苏共党内和社会上企图在苏联最终确立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力量的代表，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垄断资产阶级在苏共党内力量的代表。

戈尔巴乔夫们和叶利钦们要最终在苏联消灭共产主义的动机，决不是其琐碎的个人欲望，而正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所决定的。

我们坚信，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但是，曲折不会自己消除，光明也不会自动到来。两军对垒帅坐镇，从一定意义上讲，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较量，是其各自政治力量的代表领袖间的较量。

资产阶级十分重视培养和选拔自己的代表人物，我们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必须更加注重培养和选拔自己事业的代表人物尤其是领袖人物才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推动历史在曲折中不断前进，经过反复的艰难困苦的斗争，最终把逆历史潮流的生活形式送进坟墓。

2010年4月底，笔者又一次率代表团访问俄罗斯，并在俄罗斯国家杜马与俄罗斯共产党代表座谈。

参加座谈的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时任俄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席卢基扬诺夫在谈到苏联解体过程中苏共领导层的责任与西方因素时，逐字逐句地引用了1991年11月28日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在美国休斯敦对出访美国休斯敦的一批苏联炼油和石化专家的公开演讲。

此时的撒切尔刚卸任一年不到。她说：

“专家智囊中间围绕以下一个问题争论激烈、分歧很大：是否推举叶利钦作为‘人民阵线’的领袖，进而推选其进入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接下来成为俄罗斯领导人（以和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对抗）。智囊团多数人的意见是反对叶利钦的提名，考虑到他的过去经历和个性特点。”“不过，后来经过多次接触和约定，后来还是决定‘推出’叶利钦。”

“在1991年8·19事件期间，我们也给予了叶利钦以极大的支持。”“这样一来，事实上现在苏联已经解体了，不过在法律上苏联还存在。我负责任地告诉诸位，不出一个月的时间你们就会听到法律上苏联解体的消息。”

果然，1991年12月8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乌克兰总统克拉夫丘克与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舒什凯维奇在别洛韦日丛林签署了关于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协议，这实际上标明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苏联在事实上已经解体了，这距撒切尔演讲仅有20天。

1991年12月25日，苏联正式解体，这距撒切尔演讲也只有一个月零七天。

这又一次说明，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不仅特别注意培养自己的接班人，而且特别注意在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培养自己的代理人。

3.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充分发扬民主，加强党内监督。

民主集中制是党和国家的根本组织原则。

抗战胜利前夕的1945年7月，毛泽东在延安与黄炎培那段著名的谈话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黄炎培说，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

毛泽东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毛泽东关于人人负起责的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民主政治思想的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核心和根本目的是人民当家作主，而人人负起责来则是达到这一根本目的的根本途径，舍此别无他途。从一定意义上讲，社会主义事业唯其艰难，就是真正让人人负起责来的艰难。

全体党员不论职务高低，一律平等，均享有党章规定的直接或通过代表间接地处理党内所有事务，其中包括确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权利。只要是从党的利益和工作出发，就要允许充分发表意见，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从而在党内真正形成敢说真话、畅所欲言的良好政治氛围。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党内团结，有利于行动的高度一致。那种压制不同意见、搞一言堂的做法，是和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格格不入的。

4.必须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时时依靠群众。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始终不变的价值观；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亿万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是我们始终不变的真理观；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是我们始终不变的动力观。

我们是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有机统一论者，是价值观、真理观和动力观的有机统一论者。立场、观点、方法，价值观、真理观、动力观，全部有机统一到人民群众这一主体上。

我们深知，离开群众，任何人、任何集团和政党，必然一无所成。群众中的个体是一滴水，一滴水很容易干涸，但一滴滴水汇聚在一起，便成溪成河，成江成海。

对于各种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歪风邪气和错误潮流，群众在一定条件下、一段时间内可能会无能为力，显得风平浪静，但在特定条件下，就有可能掀起巨浪、翻江倒海。

正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永远站立在人民这块大地上，我们才能永久成为力大无比的英雄安泰。

5.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并始终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

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本质和规律，他们所阐发的关于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原理，我们必须坚持和遵循，而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

物质是运动的，情况是经常发生变化的。我们必须不断解放思想，及时进行改革，采取新的举措，以不断适应新的发展变化着的新形势。

世界上各个国家和民族，都有各自的优秀文化传统，都有自己的先进科学技术和各种特有资源，这都需要我们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和气派，进行学习借鉴和引进。与此同时，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也十分需要被介绍到世界上，并用我们的各种资源与其他国家和民族互通有无、互利合作。

这就需要我们长期坚持开放的政策，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任何国家关起门来搞建设都是不能成功的。正因如此，坚持改革开放应是我们长期坚持不变的强国战略。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改革开放有一个根本的前提，这就是方向道路的问题。

我们的改革开放，都必须有利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巩固与自我完善，必须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有利于最广大人民群众物质和文化生活的提高。

因此，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独立自主，高度珍惜并坚定不移地维护中国人民经过长期奋斗得来的国家独立自主的权利。

6.必须坚持高度警惕国内外敌对势力的西化、分化阴谋。

从一定意义上讲，全人类的解放事业，就是要正确处理战争与和平的关系。这里所讲的，不仅是战争与和平之间的关系，更重要的是指战争与和平各自独立形态时内部的相互关系。

巴黎公社革命揭开了全人类解放事业的新篇章，但由于无产阶级自己的仁慈和天真，没有处理好战争问题，结果惨烈地失败。无产阶级深刻地汲取了这一教训，此后，社会主义的苏联取得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

这从一定程度上说明，无产阶级在处理战争问题时，由于人民群众和正义的强大力量，往往比较得心应手；但在处理和平问题时，即在对付资产阶级的和平演变问题时，却往往缺乏经验，结果导致苏共垮台、苏联解体这样重大悲剧的出现。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美国前总统威尔逊便宣称：“民主”是一个重要的指导原则，因为它代表着一种全新的国内秩序，由此当然也能普及于国际秩序；“新的自由民主”将是美国“重要输出品之一”；要确保民主在全世界通行无阻。

二战结束后，美国中央情报局前局长乔治·凯南和前国务卿杜勒斯先后提出“和平演变”的理论，但美国当局重视不够。美国在经历主要运用“硬实力”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失败之后，便进一步知晓“民主、自由、人权”等“软实力”的重要性。

这一转折发生在尼克松政府时期。1968年年底，尼克松当选为美国第37任总统。此时，美国在世界上30个国家驻军100万，对全世界近100个国家提供军事或经济援助。特别加上已陷入近6年的越南战争，使其财政经济状况逐渐衰落，国际收支发生危机，从而不堪重负。

1969年1月20日，尼克松在其就职演说中说：“经过一段对抗时期，我们正进入一个谈判时代”；“历史所能赐予我们的最大荣誉，莫过于和平缔造者这一称号”，“我们邀请那些很可能是我们对手的人进行一场和平竞赛”。

此后，美国历届政府越来越重视对其“软实力”的运用，这才有皇皇苏联的解体与庞大苏共的垮台。从此，美国各届政府与其他各国特别是大国、强国打交道时，便更加重视“软实力”的运用。

我们应当清醒认识，西强我弱局面有可能较长时期存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这两种制度将长期并存，有合作、有竞争，同时有激烈的较量。两种制度的根本战略目标不可能共赢。

因此，我们在高度警惕西方对我运用“硬实力”的同时，更应高度警惕对我运用西化、分化的“软实力”“巧实力”。我们还应特别注意到，在新的形势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强国“软实力”中“金融操纵”“意识操纵”“非政府组织渗透”“信息干扰”等新武器的新作用。

我们深信，俄罗斯民族是伟大的民族，俄罗斯人民是伟大的人民。列宁主义和十月革命的故乡绝对不会长久沉寂。

苏共垮台、苏联解体这一巨大历史灾难，必将以俄罗斯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新的巨大的历史进步为补偿。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随着生产全球化与生产资料的国际垄断资本占有这一全球范围内的基本矛盾的日益加深，并有着苏联解体、苏共垮台这一难得的反面教材，历史车轮的前行，总要碾过一个个帝国的废墟，人类历史必将在曲折的苦难中逐步迎来又一个绚丽多姿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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