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眼中的苏联解体

写在苏联解体30周年之际，用中国人视野之外的角度来看这个历史事件。

节选至李光耀回忆录第27章《看苏联怎么垮台》，新加坡联合早报出版。

其中“我”代表李光耀，部分人名隐去。为了行文顺利，标题和内容略有改动。

一、否决苏联的贷款申请

在苏联侵占阿富汗之后，我们加入了抵制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的行动，冻结了双方的文化交流计划，把所有苏联经济代表团的访问日期延后。我们也不允许他们的军舰和后勤舰艇利用我们民事船坞的维修设施，或者为船只添加燃料。我们也不准飞往印尼的苏联飞机飞越新加坡领空，或者技术性过境停留。

双方关系冻结了将近十年，直到戈尔巴乔夫推行改革政策以后才解冻。

苏联总理雷日科夫在1990年2月访问新加坡时，他所代表的已是个迥然不同的政府和国家。他不再显露那种超级强国领导人的自信和妄自尊大。

他向副总理王鼎昌商借一笔5000万元的货款来购买新加坡的消费品，我不同意，要王鼎昌别答应他。苏联总理搞到这等地步，得开口向小小的新加坡商借5000万元贷款，可见必定已经耗尽了所有大国提供的信用贷款。

苏联所负的国债是毫无价值的。

我把雷日科夫带到全国职工总会经营的平价合作社超级市场参观。当晚在总统府设宴招待他时，对新加坡工会有能力购买他所见的从世界各地进口的肉类、水果和蔬菜，他表示诧异。苏联当时正面对食物短缺的问题，才使这个现象益发引他深思。

雷日科夫是个说话温和，友善和蔼的人。他承认斯大林强行实施的计划经济和苏联在独裁体制下采取的孤立政策，造成了破坏。他的政府已经改弦易辙。如今他们看清楚了世界各国相互牵连的密切关系，决定不管国家实行的是什么制度，苏联都要在国际经济关系中扮演更积极的角色。

二、在濒临解体的时刻，还在争论市场经济

雷日科夫邀请我访问苏联。那年9月我去了。这一回在莫斯科机场的欢迎仪式同1970年的大不相同。

仪仗队不再是清一色身高六英尺三的军人，队员个子高高矮矮参差不齐，乐队队员也身材不一。步伐一致、分毫不差的军事规律和精确性不见了。他们不再为了虚张声势吓唬人而煞费心思。

雷日科夫在同我会谈的时候迟到了，频频道歉。他在最高苏维埃耽误了，苏联经济要过渡到开放市场制度，出现了两套截然不同的建议，他们正忙着寻求折中的办法。雷日科夫对他们的制度完全失去信心，也对要如何转而推行市场经济制度感到彷徨，雷日科夫说，他的政府怀着极大的兴趣观察新加坡，因为他们现任正准备过度到市场经济，深为新加坡所取得的显著改变所吸引。他们也研究许多国家的经验，吸取别人在经济管理方面的经验。

我心里想，像苏联这么一个庞大的国家，在濒临瓦解的危急时刻，还在谈论怎么向其他国家学习推行市场经济，真是叫人悲哀。

三、无法掌控帝国的好人

正因为如何进一步推行市场经济的激烈讨论一个接一个展开，搞得戈尔巴乔夫分身乏术，同我的会晤一挪再挪。

苏联礼宾官员对此深感抱歉，我却请我的大使别太担心。我们正在见证一个帝国的终结。在这方面我占了优势，因为早在1942年2月日本攻陷新加坡时，我已先看到了大英帝国的衰亡。

我终于被带到了戈尔巴乔夫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他总算摆脱了没完没了的会议，同我会晤半小时。我们以小组形式会面，所有礼节全免了。

他只跟他的内阁秘书长和一个通译员一起，而我们这一方只有我和副总理吴作栋以及外长黄根成。

要解决苏联这些几乎是无法解决的问题、下一步该怎么走，他举棋不定。我暗想，他在重整经济以 前先实行政治开放是个严重的错误，（中国总设计师）的做法则正好相反，明智得多。

戈尔巴乔夫说，每个国家都是独特的，任何国家都不应该以军事力量支配另一个国家。说这话时他看来镇定、冷静而诚恳。他说，苏联正忙于改革，面对棘 手的抉择问题，究竟要在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之间如何抉择，做出抉择之后又该怎么进行。苏联曾在1917年尝试推行改革，结果却不如所料。现在他要试着从头做起。他明白新加坡的改革早在很多年以前就开始了，他也很珍惜两国双边关系的发展。

我说，苏联的改革能在那么和平的情况下进行，简直是个奇迹。如果能在没有暴力冲突的情况下和平地度过今后的三五年，他必定能取得巨大的成功。我对他不通过军事途径解决问题表示敬意，否则这必将给世界带来灾难。（注：李光耀客气恭维，没说实话。）

他回答说，任何国家无论处在经济或文化发展的哪一个阶段，都说不上谁是第一等，谁是第二等，因为每个国家都有各自的独到之处。

走出克里姆林宫时， 我暗想，这么一个大好人竟会在这么一个可恶的制度里坐上第一把交椅，真是不可思议。

换成是任何较弱的领袖掌舵，他可能早已诉诸强大的军力来解决苏联所面对的难题，给世界带来难以预计的祸害。对美国乃至全世界来说，这是何等幸运。

四、中国认为他是“被敌人牵着鼻子走”

同中国领导人谈起戈尔巴乔夫，发现他们戈尔巴乔夫的看法完全不同。他们认为他是个超级强国的领袖，却被敌人牵着鼻子走。敌方媒体称赞他时，他原应提高警惕才是，相反地，他却在这时候接受规劝，通过实行“开放”，导致国家最终瓦解，正中敌人下怀。

因此，当美国媒体把（朱相）称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时，他急忙划清界限，同可能被视为跟戈尔巴乔夫相似的做法保持距离。他和其他中国领导人所珍惜的美誉，是被喻为同总设计师一样，有着“不管黑猫白猫，能捉老鼠就是好猫” 的社会主义者的现实精神。

戈尔巴乔夫被自己的人民所唾弃，在1996年的俄罗斯总统选举中，只有不到1%的人投他一票。中国人，不管是领袖还是普通老百姓，没多少个会同情他。

在中国领袖和人民眼中，是戈尔巴乔夫一手瓦解了苏维埃帝国，这正是美国中央情报局乐于看到的结局。

四、苏联解体后经济崩溃

苏联瓦解对新加坡影响不大，毕竟我们同他们的经济联系并不多。第一次有迹象显示苏联的制度濒临崩溃，是他们的捕鱼船队抵达的时间不定，也没有规律。渔船船长纷纷到其他地方卖鱼，有时在公海上，以支付船员的酬劳以及收费比新加坡船坞低廉的修船厂的修船费。

莫斯科的中央集权也守不住了。他们的航空公司 “苏联航空〞也陷入类似的困境，没有足够的现款偿付飞机的燃油费，还得向新加坡的莫斯科银行乞讨小额现金，才付得起燃油费飞回莫斯科。

尽管混乱的局势不断恶化，苏联航空公司的飞机仍然一趟又一趟地满载苏联旅客，前来选购电器用品，东西一过了莫斯科关卡，就能以高出成本好几倍的价格卖出去。对这些搞贸易的个体户来说，新加坡之旅还真是有利可图的一门生意。

渐渐地，来的苏联女子比男子还多，坊间流传的说法 是，她们仅需自备机票和从机场到酒店的德土费，自有男顾客在酒店里等着为她们提供购买电器用品的一切费用，让她们在短期逗留后带着回国。

我们驻莫斯科的大使是个正人君子，他不同意这种做法，亲自到苏联内政部去，要求当局别再发出护照给这些妇女。但是这些深具生意头脑的年轻苏联女郎还是源源而来。

五、俄罗斯民族的未来

回想1970年9月到苏联访问，在黑海的度假别墅同柯西金总理会面的情景，当年的苏联领导人意气风发、咄咄逼人，对未来胜券在握、踌躇满志。

眼看这么一个控制严密的泱泱大国先是颤动，继而失控，最终瓦解，真叫人瞠目结舌。清朝最后的数十年，中国一定也经历过同样的过程，不同的是俄罗斯仍然拥有个最强大的威慑力量一核子武器，它能轻易吓阻任何想趁机摧毁它的掠夺者。

谁若是以为俄罗斯民族强盛不复，也许都不应该忘了这个民族即使在一个苟延残喘的中央计划经济制度下，仍然造就了一批批的核子和太空科学家、国际象棋大师和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冠军。俄罗斯民族可不会甘于就此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