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会否认西方当年所接触到的毛泽东思想是以高度理想化的面貌出现的。事实上, 我们所理解的毛主义与中国所经验到的不断变化的毛主义有着非常大的不同, 尤其在农村集体化运动、大跃进与文革方面。因此, 了解接受毛主义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有时比了解其思想体系本身的说服力和逻辑性更重要。

今天大家通常认为, 西方青年对毛泽东、格瓦拉以及胡志明之类的第三世界领袖偶像的着迷只是一时的喜好罢了, 与第一代崇拜摇滚明星的人同调。那么, 在毛泽东热的最高潮过去了30年之后, 毛泽东的精神仍主导西方文学与文化批评家的心理, 这又究竟为何呢? 这难道仅仅是赛义德(Edward Said)所称的“理论旅行” (traveling theory)(即一些思想在某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发芽成长,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 却在另一个新环境中获得了完全不同的意义)的另一个例子吗? 或者, 我们能从过去几十年来对政治和文化的关系的认知中, 学到一些更经久的教训?

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历史背景。20世纪60年代初, 毛泽东与莫斯科决裂, 这反映了他在逐渐地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这在世界的许多地方受到赞扬, 认为这是把共产主义理想从斯大林体制死气沉沉的官僚统治中拯救出来的大好机会。毛泽东爱走基层民众路线, 热衷发动民众继续革命, 亦被视为明显不同于苏联所采取的由科技精英指导的城市工业化道路。他的这种思想倾向深获西方那些反对由好战的专家官僚严密管控的西方社会的人们的欢迎。

同时, 毛强调自力更生, 力主区域平衡发展,提倡来自农民生活中的“有机专家” (organic  experts), 这与当时新兴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力图不仅摆脱旧有的殖民霸权, 也要破除冷战架构下美苏主控的体制, 正相合拍。毛主义对第三世界左派的影响最为持久。而对西方工业社会中那些正寻找超越冷战的生死斗争的异议者来说, 中国社会主义的另类发展模式与他们自己另择发展道路的追求不谋而合。

在西方, 毛泽东反苏联的形象日益受欢迎, 这主要是因为他终身信奉矛盾。外国人以为毛想固守田园式的社会, 其实不然, 他从未停止鼓励发展斯达汉诺夫式(Stakhanovite)运动与快速工业化(他疾呼:我们必须两条腿走路)。他也从未忽视那些通商口岸(例如上海), 但却同时力促其他内陆地区的城市化以使整个国家共享发展的利益。他虔信农村大众的革命潜能, 同时又坚持列宁主义的政党中央集权。

与苏联的经济模式分离使毛泽东赢得外国人士的赞美, 几年后他转而关注文化则真正点亮了全世界的灯塔。1949年中国战胜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 20世纪50年代将资本主义企业国有化, 深刻改变了中国的经济基础结构。但毛坚持认为仅仅是经济变革是远远不够的。旧体制的思想残余仍存在于社会的许多部门中。

总而言之, 中国的大多数人仍旧倾向依照革命前的旧意识形态与思想方式来打造新中国。所以, 决定中国革命方向的殊死战可能会发生在意识形态领域。

毛泽东重视文化的理论取向和新兴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亦相辅相成。毛批评苏维埃经济模式的目的虽与西方激进思想界不同, 但亦获得那些长期质疑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机械经济决定论的思想家的响应。有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超越传统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僵硬决定论, 发展出对权力与抵抗更缜密更复杂的分析, 毛泽东强调文化的重要性, 与他们有如同声相应。尽管发生的理由和背景全然不同, 在西方激进学界, 文化与媒体机构———即阿尔都塞著名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成为争论与冲突的目标。

对毛而言, 转向文化完全是策略性的手段, 是为了保卫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后的革命果实。人们期待立竿见影的效果, 经此形成新型的社会主义品格、社会习俗以及日常生活作风。至于在西方, 向文化的转向则处于完全不同的历史环境。它召唤对抗那些确保民众同意社会和国家中的掌权者统治的机构。

除了对权威的攻击之外, 毛泽东思想的许多方面在西方也受到广泛欢迎。例如“自我批评” 就成为白人对自身特权的反省, 进而快速扩大引入至个人对自身阶级、性别与性取向特权身份的反省。这甚至成为一种惯例, 演说者在演说前先为自身观点可能因自己身份特权而有局限而致歉。渐渐地, 自我批评成为大众心理疗法与自助(self-help)当中重要的忏悔仪式, 由此可见其已深入主流生活。同样, 毛对青年运动的注重, 亦与所谓的婴儿潮一代(babyboomers, 即“二战” 后出生的一代)的代际政治(generationalpolitics)产生共鸣。对年轻人而言, 反叛成为一种“权利”。虽然它今日可能在对商业品牌的选择中更为重要, 但这一潮流仍很有生命力, 也再次证明其对主流的影响力。在中国农村推动的“忆苦思甜” 运动中所常常使用的提高觉悟的方式, 对第二波女权运动有非常重大的影响力, 从此其影响亦扩展到其他社会运动, 而成为提升弱势阶级自尊的有效方法。总之, 这些以及其他毛思想的原则在西方有着比在中国更长久与更有成效的发展。

至于毛泽东本人, 你可以从他身上几种不同的吸引人之处选择。对西方知识分子而言, 毛吸引人之处在于他应付时事时善于谋划。毛制订策略的原则不是直接引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 然后生搬硬套到所有事物上。

这是一套富有创造性的策略原则, 目的是打败相继而至的不同敌人(殖民主义者、蒋介石国民党、日本占领军、苏联霸权), 这套原则出自一位从战场上获得军事战略家声誉的诗人、哲学家。也正是毛的实践精神部分地防止了把毛式美学完全变成“为人民服务”的僵硬教条。这种情形, 在毛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被奉为国家文化政策之后,是很有可能发生的。

大部分西方的诠释者比较喜欢根据自身的需要来灵活理解和阐述毛泽东思想。西方对待毛主义的态度也并不一致。例如在我出生并成长的英国, 托洛茨基主义在学生与工人的政治先锋中有更大的影响力。在法国, 广大的左翼深受毛主义的影响, 一些组织则是典型地反对任何威权、反对官僚, 其实或许与中国事务全然无关。从根本而言, 卢梭、蒲鲁东和索雷尔(Georges Sorel)的思想遗产决定了法国对毛思想的接受方式。

与此相反的是, 美国的一些毛派团体例如进步劳工党(Progressive Labor Party)、革命共产党(Revolutionary Communist Party)以及马列共产党[ CommunistParty(ML)] 则相当强调道德和等级。他们的组织基本上是列宁主义式的, 他们的争论往往反映或折射出中国的政治派别斗争。

法国的毛派较受无政府主义与自由主义传统影响, 因而接受文化激进主义。美国的毛派则常常与处于萌芽期的社会和文化运动相左———如反主流文化运动(counterculture)、女权主义、同性恋运动等等。美国毛派人士往往向他们所认为的无产阶级的文化保守主义看齐, 所以他们的服饰打扮、行为方式和宣传模式皆与此一致。对毛主义的许多更富创见的解释其实主要来自少数族群的民族主义者, 例如黑豹党(the Black Panther)以及亚裔、拉美裔以及印地安原住民。在“内部殖民主义” (internalcolonialism)理论的指导之下,他们认为黑色、黄色和红色美国人实质上是不发达殖民地的居民, 与第三世界人民相似。他们选择性地运用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例如自力更生、“为人民服务”、文化建设以及对抗行动等等。

在西方, 尽管没有建立起工人大学, 但中等和高等教育的改革致力于使课程与教学方法尽可能地大众化。毛的教育思想与杜威和保罗·弗莱雷(Paulo Freire著有《受压迫者的教育学》, 是巴西20世纪40年代农民和工人识字运动的倡导者, 企图通过教育解放那些受压迫者的意识。———编者注)的教育思想的精神是很一致的。

更重要的是整个一代的左翼运动积极分子进入了大学教职的行列。他们下决心进入“上层建筑的专业工作” ——— 例如教育、法律和艺术等对于重塑国家和民族文化最为重要的领域。

正是在这些人文学科领域———尤其是在其中最精英化的地方——— 新毛泽东主义的脉搏持续跳动逾三十年, 在文革热潮早已退去之后依然不衰。在这个圈子内, 法国知识分子诸如萨特、阿尔都塞、罗兰·巴特和福柯等享有巨大的影响。这些思想家在思想成长时期曾深受毛主义的影响。而他们的思想对美国的文化批评界又有着深远的影响。

与此同时, 新毛泽东主义的影响逐渐渗入社区生活, 开始以代表大众要求文化认同的面目出现, 涵括种族、族群、女权主义、同性恋及环境保护运动等各方面。这些社会运动各有各的诉求, 但又互相联系, 可谓是百花齐放。这些运动对立法的影响并非立竿见影,而通常须历经数十年的司法诉讼。但它们对教育界的变革却有着直接的影响。文化批评家以及历史学者站在斗争的前线, 努力修改各类教科书, 提倡新的文化认同观念。最终结果是大大翻修了构成国家文化核心的半官方准则。在多元文化论者大幅改写了历史书籍中的白人男性精英观点后, 一些新兴的批评学派, 如酷儿批评(queercriticism)、生态批评与后殖民批评等等, 也加入战斗阵容。

教科书为了跟上不断更新的认同范式而一次又一次地修改。这个过程远远没有结束, 在某些未显示的方面, 已体现毛泽东思想中“不断革命” 论的精神。

并不是每个人都将这些变化视为进步的,事实上, 有些人将此视为破坏性力量。这样的逆转不只来自右翼, 也来自左翼。自20世纪80年代晚期开始, 美国新保守主义者发动了所谓的“文化战争” (Culture Wars)。直至90年代中期, 左右翼在文化问题上的争端吸引了全国极大的政治关注。在有关国民道德的辩论中, 美国的“文化战争” 为其他国家的保守主义者们提供了一个可效法的模式。

争论最初针对学校该教授何种教科书, 但很快地扩展到社会和文化生活的每个角落, 挑起对“少数族裔优待计划” (affirmative action)、性骚扰、同性恋权利以及各种工作场所歧视的争辩。这样,冲突从通常处于非政府领域的文化政治问题,逐渐扩展到我称之为文化正义(Cultural Justice)的范围。在这些方面, 争取承认公民权的斗争需要有国家行动的介入。

因为左翼文化改革者对主流历史观念的修正方便煽情报纸的炒作, 因此改革者粗糙的漫画式形象在媒体中广为流传。新保守主义者将“政治正确” (political correctness)进行重新界定的策略很奏效(美国多元文化运动主张尊重多民族的语言文化, 反对西方白人男性中心, 要求不得使用歧视妇女、有色人种的措辞, 谓之“政治正确”, 但保守派刻意扭曲其意旨, 攻击“政治正确” 论有违言论自由,具极权思想, 更把“政治正确” 搞成被讥嘲的贬词。——— 译者注)。

关于对文化改革的热情, 有些人认为, 由于“上层建筑” 的变革并不扎根于经济基础的土壤中, 因而不足以改变广大无产阶级的生存状态。此外, 他们认为文化更多地导致人们的分裂而非导向团结。另一阵营的拥护者则坚持认为社会与文化认同是在收入、医疗、教育、自由结社、宗教自由、住房与工作上获得平等机会的前提条件。从这一观点出发, 文化自尊是言论、集会与社会良心、自由等基本人权的必要补充。许多人认为获得社会承认的权利与获得社会薪资几乎同等重要。

总之, 毛所说的“文化” 主要并不是指书本或艺术家, 它与改造人的主体性更有关联。培育新的社会人格和心态的努力取决于是否能彻底清除自身内部的资产阶级思想。在这方面, 毛的先辈是如葛兰西这样的思想家。葛兰西提出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创造“新人”。与毛同时代的格瓦拉也提出类似的“社会主义新人” 的概念。

如果正如本文所力图证明的那样, 西方左翼文化政治的道路的确受到了毛主义宏伟的抱负的影响, 它却只能在一个备受限制的环境下始终谨慎从事。但令人可喜的是, 整个社会变革和改造规划的精神不仅保留了下来, 更延伸到资产阶级思想以外的新领域, 如废除家长父权和异性恋霸权以及白人中心主义等等。除了那些由基督教原教旨主义派所驱动的人(那种也许才是最纯粹的认同政治形式), 右翼的文化斗士并没有可堪与毛主义比拟的蓝图, 他们最主要是受反动的精神所驱动。

本文原刊于《国外理论动态》2007年8月刊，转自“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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