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者如斯：回顾今年，美国做了什么？

年关将近，正是回顾过去的2021年，展望未来2022年的好时候。

这一年，在提振国内经济和应对疫情方面，我们的总统履行了重要承诺。这两个方面十分重要，过程也艰难曲折。虽然他这样做牺牲了贸易，但他此番处理的优先顺序也毋庸置疑。

应对新冠疫情和提振经济，是每个国家的首要问题。然而，这仍错失了一个机会——贸易原本可以对经济增长作出重要贡献。

政府对增加市场准入缺乏兴趣。这令人大跌眼镜，并且这一疏漏还在不断加剧。因此当美国政府谈论贸易，通常也与扩大市场准入和增加出口无关。

相反，他们谈论的是劳动力市场环境和中产阶级的贸易政策。过去我对此涉猎不多，我认为政府应该有一套标准来衡量。但这套标准有其不足之处。

尽管现在判断还为时尚早，但客观来说，迄今为止，美墨加三国协议（USMCA）签订的劳工条款还算成功。这些条款是前任政府谈判达成的，也曾得到现任美国贸易代表戴琪的大力协助。但无论是达成新贸易协定还是修订旧贸易协定，政府始终没有大肆宣传。

事实上，除了今年秋天的印度-太平洋经济框架（IPEF），美国政府几乎没有再提出其他双边或多边新举措。然而，我们的政府在努力收拾前任政府留下的烂摊子。然而解决方案有时会失败，有时也不能一劳永逸。

波音和空客公司的争端已持续了17年。尽管这两家公司暂时搁置了矛盾，放弃了相互报复，但是在补贴问题上的根本分歧仍未解决。美欧钢铁和铝关税已经达成一致，因此有理由认为，政府与其他国家的关税也可能有类似安排。但涉及中国钢铁的协议仍然有待观察。

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出色地推动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数字税收谈判，并解决了美越的货币争端。这些都有向好趋势，但他们是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而非实施新举措。

有两个领域的倡议值得称赞：印太经济框架（IPEF）和欧盟贸易技术理事会（TTC）。但民众并不这样认为。这两者都是对奥巴马时代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和跨大西洋贸易投资伙伴关系（TTIP）的东施效颦。

显然，在贸易政策方面，拜登并没有“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气魄目标。客观地说，跨大西洋贸易投资伙伴关系（TTIP）中，欧盟与美国相比，更是一个“不情愿的受害者”。

然而，IPEF框架的有限性明显是我们的责任。亚洲国家广泛持有一种观点，认为美国应该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但美国政府却没有这个打算。但所有这些框架性举措都值得关注，它们旨在让美国在两个贸易伙伴地区处于优势地位。

如今政府面临两个挑战，即需要超越模糊的“合作”，而需要转化为具有实际约束力的承诺和义务。

政府对华贸易政策推进缓慢。直到10月，戴琪才就此问题发表讲话。当时她提出了一项短期政策，想要敦促中国履行所谓“第一阶段承诺”，然而中国对此没有太大热情。然而共和党人急于批评现任政府的保守和软弱，可能导致安全破坏。

因此戴琪没有多少回旋余地。考虑到这一问题的政治性，以及许多除贸易领域外的其他问题也损害了双边关系，我们只能放低对贸易进展的期望。这么说的话，政府所做的一切就还差强人意。

因此，总体而言，政府还是实践了一些良方，但也错失了许多机会。最令人失望的是，政府的大部分工作都事倍功半。到了9月，政府对每个贸易问题的回应都离不开“正在审查中”，这也因此成为了一个老生常谈的笑话。

问题不在于“审查”，因为这是每届新政府的例行工作，而是在于时间。许多人已经注意到，世界上的其他地区正在进一步深化合作，签署贸易协定，构建新的经济关系，并且许多合作中都没有美国的身影。美国也因此会变的越来越无关紧要，这藏着非常大的隐患。

这一年是美国战略收缩的一年。我们将拭目以待，明年是否会出现一些有意义的结论。

作者：梁雨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