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世价值，还是共同价值？

普世价值，还是共同价值？

11月9日，美国一手炮制的所谓“民主峰会”在一片反对声中召开。在全球230多个国家与地区中，美国仅邀请了110个参会，以此图谋将所谓的“民主国家”和“专制威权”区分开来。

不难想象，它不过是西方政客自娱自乐的一场狂欢；当狂欢散去，留下的只不过是当代西方政治的一地鸡毛罢了。所谓“民主峰会”不值一哂，但它背后的运行逻辑更值得思考：什么是民主？谁来定义民主？推而广之，当代西方口头上的那些价值观念，那些自由、人权，又都由谁来定义？

01

对这个问题，西方政客历来的回答是：这些都由我们西方来定义。

这种信念首先来自于对“普世价值”的推崇和自信。在西方的政治思考中，长期存在着一种信念，认为一切政治行为都应建立在一种普遍的静态的价值基础上，这种价值基础对于所有人类都普遍适用。在康德那里，这种基础体现为人权、自主；在黑格尔那里，这种基础体现为他所言的“共同体”。而在当代西方，这种基础价值被拓展成了所谓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价值”，他们认为所有国家、所有民族都应遵守这样的普世价值。

更明确地说，在西方的观念中，“普世价值”实际上是先于国家形成而又高于国家存在的，一切国家如果想要成为“善的共同体”，就必须遵循这样的价值观念，否则就是恶的、是非文明的，是需要解放的。

问题在于，我们总是倾向于将自己身边熟悉的事物视作普遍的规律——这是人性使然。这种另类的“推己及人”反映在西方政客的观念中，就是“全世界都应该同我一样”的想法；他们认为，“与我相同”者就是文明的和高尚的，“与我不同”者则是野蛮的和邪恶的，这就是无数理论学者都论述过的“文明的标准”。

基于这种逻辑，西方政客甚至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所行的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霸权主义。他们自我陶醉于编织出的救世主式的幻梦之中，反而可能认为自己真的在带给他国人民“民主”“自由”，在从一个“不善的共同体”中将他国人民解救出来。

所以，在攻击中国时，这些政客就显得格外穷凶极恶、格外顽固不化，因为他们自认为是在为全人类的普世价值而战；哪怕在舆论场上被驳得哑口无言，他们也只认为自己是普世价值的“殉道者”。

但是，正如我们所见的，普世价值实际上被武器化了，普世价值和假其之名而行的各种干涉给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美国学者亨廷顿就曾说过：“20世纪末，普世文明的概念有助于为西方对其他社会的文化统治和那些社会模仿西方的实践和体制的需要做辩护。普世主义是西方对付非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

这是因为，西方人所认为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价值”根本就是“西方价值”，它既不适用于绝大多数非西方国家，也不可能是人类价值的终极形态。所谓的普世价值，不过是强权定义的价值。那么，所谓的普世价值会为世界带来哪些问题呢？主要有三大问题。

首先，它否认了人类文明内生的进步的可能性，实际上带有历史终结的假设意蕴，不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需要。如果普世价值是一切政治行为的价值基础和价值前提，那么它就是不可改变、不可撼动的，当然也不可能发生变化，因为一切政治的和经济的活动都需要在它的背景和约束下进行，而不能对其产生任何影响。

这就像一栋房子，建成之后它就只能在原有基础上增高，却无论如何都不能再打深、拓宽它的地基了；普世价值就像是这一地基，西方的民主实践和国家发展则是这栋房子。

但是，价值和道德都具有特定的阶级性和时代性，必然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生变化。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明确说道“我们断定，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恩格斯所言的不断发展的道德价值实际上同“普世价值”的观念相抵牾。

形象地讲，如果一个房子的地基建好了，那么这栋房子会变成什么样就基本确定了，无论用的材料多么高端、装饰多么豪华，地基都确定了它能建多高、多大——最终恰恰是地基限制了房子的进一步发展。

其次，它否认了各民族、各国家国情的差异，抹杀了各民族的多样性。正如前文所说，所谓的“普世价值”不过是西方价值。比如，民主这个概念是各国的共同追求，其实践形态各异、实现路径不同，绝不是西方的基于资本的民主可以单方面定义的。

而强行生搬硬套美国政治制度的国家，如拉美诸国、如菲律宾等国，都面临着深切的腐败和低效问题，地方上威权主义横行，国内人权问题突出——好笑的是，“反对威权主义”“反腐败”“推进人权”正是这场所谓“民主峰会”的三大议程。其实，在更多国家，这三大问题恰恰就是美式民主所带来的。

最后，它破坏了世界和平与发展，强行将世界分为了两个对立的部分，实际上已经沦为霸权主义的工具。在普世价值的指导下，西方政客的世界被分裂成了“朋友”和“他者”两个部分，地缘政治矛盾就此激化，新冷战思维就此出现。所以，所谓“民主峰会”只邀请了110个政治实体，而剩下的各国都被贴上了“歪门邪道”的标签。这次峰会的召开也说明，美国撕去了其温情脉脉的遮羞布，其利用“民主”观念搞地缘政治对立的目的昭然若揭。

02

那么，中国对于我们开头提到的这个问题是怎样回答的呢？

中国的回答是：谁都不能定义普世价值，但谁都可以定义共同价值。要理解这个问题，就要从共同价值和普世价值的区别谈起。

何谓全人类共同价值？简单来说，就是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全人类共同价值一般翻译为“Common Value”，而区别于西方常说的“Universal Value”（普世价值）。

二者的显著区别在于：共同价值以国家的存在和实践为前提，即先有了国家间的互动交流才生成了“共同价值”；普世价值以一套特定的价值理念为前提，即普世价值先于国家存在并规范着国家行为。简单些说，共同价值认为先有国家实践再有共同价值，普世价值则认为先有普世价值再以其规定国家实践。

从字面上看，只有有了主体性，才谈得上相似性。我们说两个物品相同或相似时，如果缺了任何一个物体，那么相似性也自然而然就不存在了。二者的相似性，或曰共同特征，是依附于物体的，是物体的特征而非特征的物体。所以，共同价值是依托于国家主体而存在的，是在互动中被抽象和总结出来的。

比如我们说好的苹果是红色的、圆圆的，这是我们观察诸多好苹果后总结出的它们共同的特性，我们就认为一个苹果如果满足了“红色的，圆圆的”这个条件，则它是一个好苹果。如果苹果消失了，或者从未有过苹果，那么这一特性就是无稽之谈，自然也就难言“共同”。

所以，苹果的特征依托于苹果而存在，共同价值即是各国普遍的价值观特征，也依托于各国的实践而存在。各国异于苹果之处，即是各国人民具有主观能动性，其价值观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进化；由此，共同价值也随着各国的观念变化而变化，进步由此产生。

但是普世价值则是先验的，是独立自在、周行不殆的，即上文已经谈到的“基础价值”。它先于国家而存在，又规范了国家的行为。在西方世界里，“普遍”和“普世”是“universal”一词的两种不同译法。若我们谈到“苹果下落”是普遍规律，并不意味着“下落”是苹果的特征，因自然规律的普遍性，所以地球上的一切物体都将下落；就算苹果消失，或者从未有过苹果，对于这条普世的规则也丝毫无碍。

二者的不同逻辑观念，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处理问题的方式。共同价值强调各国间的沟通互动，强调各国间多样性的发挥，并相信在沟通互动中能够建立起更加合理、更加普适的价值观念。

习近平主席指出：“只要坚持沟通，真诚相处，‘修昔底德陷阱’就能够避免。”在中国的外交实践中，我们一贯强调有事情商量着来，强调共商共建共享；我们也从不为沟通对话预设价值观念方面的前提。无论是中非合作论坛，还是上合峰会，我们都敞开大门，不带偏见地和全世界各国沟通对话，以求凝聚最广泛的共识。

而所谓的“普世价值”则认为有一个确定的先验的价值基础，而这个价值基础在西方政客眼中就是“西方价值”和“西方观念”。于是，就有了所谓“民主峰会”的可笑闹剧，就有了美国价值观外交的肆意指点，有了“意识形态边疆”的霸权主义，有了麦卡锡主义的反共狂潮……这都是西方种下的苦种结出的恶果，其对世界的深切危害已经在前文说得非常明白了。

相应地，共同价值能够极好地解决上文提到的三大问题：

一、共同价值是各国在沟通互动中总结出来的，自然也会随着互动内容和形式的变化而变化。如果如前文所说，普世价值如同西方大厦的地基，那么共同价值就更像是火焰，众人拾柴，火焰自高。而随着人的数量愈来愈大、柴的质量愈来愈好，这簇火焰自然就烧得越来越旺，屋子里也越来越暖，屋子里的人也生活得越来越好。

二、共同价值并非先于国家而存在，自然也就不会否认民族间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实际上，正因为有了多样性，我们的沟通才显得尤为重要，我们的交往才能迸发出人类文明进步的火花。各国人民能够自由、自主地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政治制度，这样的政治制度是内生的，而不是强加的，是最为合适的。共同价值的总结又能够起到引领示范作用，为后发国家的政治建设提供有益的经验借鉴。

三、共同价值本身是各国的共识和共性，自然不会服务于任何一国的特定利益。和平本身是共同价值中排在第一位的观念，是各国人民的一致追求；共同价值本身就代表着和平的方向、发展的方向，所代表的是凝聚而非分裂，所表征的是共识而非分歧。

为什么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而美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小？共同价值和普世价值两者间的差异是一大原因所在。

上文笔者已经谈到，普世价值给世界造成了三大问题。但是普世价值所面临的根本困境在于：它本质上只属于美西方一家，而共同价值属于全人类。

和美国争夺人类价值定义权的从来不是中国，而是除美国以外的所有争自主、求解放的国家。它们要思想上的独立而不要普世价值的规制，它们要地位上的平等而不要教师爷般颐指气使的说教，它们要民族的解放而不要西方中心的新殖民主义。而中华民族只不过是这些民族中的一个杰出代表罢了。

我相信共同价值站在了历史正确的一边，历史会为二者执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