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将开创的宋代，如何变身最有文化的朝代？

作者：楠书房

本文转载自：国家人文历史（ID:gjrwls）

有人说宋朝是“商业革命”时代，如开创性的采用纸币“交子”，魄力十足地将海外贸易税收视为支柱；有人说宋朝是“技术革命”时代，如金属冶炼上广泛采用煤炭做燃料，质量有了飞速提升，瓷器制作上推出五大名窑，打破了唐以来“南青北白”的单调格局；有人说宋朝是“城市革命”时代，城市内市坊之间互通有无，商业活动随处可见、随时可行，城内之民踊跃参与经商，身份经历着由“居民”转向“市民”的巨大转变……

在诸多辉煌成就之中，宋代的文化才是登峰造极、独步古今的。

清明上河图（局部）。来源/故宫博物院

宋代文化无论是高度还是创新性都是彪炳史册的：陈寅恪有言，回首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发展，可谓是造极于宋；严复有言，近代以来社会之文化风俗，十之八九源自于宋；而王国维更是盛赞宋代文化之精锐，金石学等开后世之先河。

那么根植于宋代文化的基因究竟是什么？它如何推动震铄古今的繁盛文化？

宰相须用读书人

一场“黄袍加身”令赵匡胤开创北宋之世，而坐拥中原的他并未停下征战的脚步。他贯彻“先南后北，先易后难”的作战思路，荡平南方割据政权，朝中宰相赵普欲宣扬宋军征讨的威严，建议将年号由“建隆”改为“乾德”，意思是顺应天意、收复民心，赵匡胤颇为高兴，决定于次年正月颁行。

赵匡胤影视形象。来源/电视剧《大宋传奇之赵匡胤》截图

然而，“乾德”年号推行的第二年，出现了无比尴尬的事情。原来刚被攻克的后蜀政权出现了刻有“乾德四年”记号的铜器，朝中君臣一片愕然，这说明在巴蜀一带早就有人用了这个年号，再一询问竟然是前蜀政权亡国之际的年号，寓意不详啊！宰相赵普平日经常得罪同僚，经此一事，卢多逊、窦仪等名臣纷纷加以指责，“乾德”年号迅速引起轩然大波。

赵匡胤先是怒斥赵普，后转而一想，如今形势早已不是“马上得天下”那么简单，我们要“典章治天下”，于是他命人取来笔墨，在赵普面前写下“宰相须用读书人”！

赵普影视形象。来源/电视剧《大宋传奇之赵匡胤》截图

如果故事到这里戛然而止，顶多算是赵普“不学无术”的倒霉事儿，但赵普自此发奋苦读，留下了“半部论语治天下”的传闻，更在《宋史》中留下了20年后遍阅史籍，30年后旁征博引的记载，一介孤陋寡闻的“文吏”竟最终走向了学识渊博的“硕儒”，这恐怕不仅仅是赵普个人的传奇经历，背后是宋代用人的时代转型。

赵普与赵匡胤。来源/纪录片《科举》截图

赵匡胤想要根除唐后期以来的割据局面，果断采用了“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的策略，也就是收回地方节度使的行政权、财权和兵权，这样就能实现中央权力的集中。但要想长治久安，仅仅靠手段是不够的，更要靠统摄人心：以赵普为代表的是精于谋划的幕僚集团，他们既是心腹也是不稳定因素；以党进为代表的是攻城拔寨的军功集团，他们既是利器也是随时可反叛的掌兵之人。如果不能让幕僚中的谋臣信服，不能让军营中的将领忠诚，那么北宋的江山转眼还会易主，“宰相须用读书人”在当时是因事而发的感慨，而在日后实则传递出君王欲以儒术“三纲五常”治理天下的切实思考。

自此，文臣读诗书、武将阅经史成为两宋独特的时代风貌。

崇文首推科举制

宋太祖为稳固统治而提倡“文治”的理念，在太宗朝得以弘扬。宋太宗继位存在“烛影斧声”的争议，又赶上两次北伐幽云十六州不利，难以树立正统与威严，他深切体会到太祖的深谋远虑，感觉到非“文治”不足以稳时局，非儒术不足以定江山。那么如何才能做到恢弘“文治”而又足以避免官员夺权呢？

宋太宗苦思冥想后找到了问题的关键：那就是扩大官员人数同时降低品级；大幅降低入仕门槛进而形成社会影响力。这样一来，就不会有权臣能与君王分庭抗礼，众臣员将依据才干与受信任程度走马上任，宋太宗在用人上能够自由驾驭；而百姓则喜于转换身份、光耀门楣，对王朝入仕政策感恩戴德，宋太宗能得到士人的拥护。那么实现这两者的核心手段是什么呢？

这就是科举制，宋人的科考不问出身解决门槛问题，分科公平取士解决选拔问题，依据儒家经典解决思想问题，科考易登显位解决期望问题。是科举制“盘活”了大宋政局，是“科举制”造就了文化繁荣之世。

首先，宋代科举要解决考试身份这一棘手问题。科举的本意是扩大王朝统治基础，贯彻儒家治国理念，但是入仕做官又是极其严肃而重大之事，所以力求其全但保留底线。宋朝规定僧侣、道士不得科考，服丧、受刑之人不得科考，这是维护科考尊严、实现百姓教化的举措，但是又破天荒地允许工商业者参与。连中三元（解试、省试、殿试三考均为第一）的冯京曾名噪一时，他就是大商人之子，此举改变了士农工商的狭隘见解，让更多的有志之士、社会能人参与其中。

冯京画像。来源/《冯氏宗谱》

然后是解决官民子弟身份不同的顾虑，以往科考各级官员的亲属混在其中，难以确保推荐名额的公平，宋代专门制定了“别头试”，也就是在地方初试的时候将官宦亲属单独召集起来，推举其中十分之三参加中央的考试，他们不占用一般考生的指标，确保了平民百姓的晋升之路。最后是有无声望之人科举待遇的不同，在唐代时盛行“公荐”和“延誉”，前者是科考前考生凭借人脉将自己的习作呈现给主考官或朝中大员，后者是作品获认可后由该官员公开赞扬乃至提前锁定科考名次。宋代则强调科考本身的重要性，入仕与否不在人脉往来，而在科考发挥，主考官与朝中名臣也要避嫌，确保科举之制一视同仁。

参与科考的青年。来源/电视剧《知否知否》截图

其次，宋代科举要解决考试公正这一核心问题。科考公正方能让人信服，然而隋唐以来存在诸多问题，如主考官的泄题与个人喜好，如考试过程中的抄袭、夹带，又如审阅过程中未隐去考生姓名、籍贯的评定，诸多不足之处严重制约着科举的公信力。

宋太宗时名臣苏易简任“同知贡举”（也就是科举主考官），他率先做到“受诏即至贡院视事，不更至私第，以杜请托”，这一光明磊落之举日后成为王朝遵循的惯例，称为“锁院”。面对考试现场考生席地而坐、交头接耳的情况，宋代拉大了考生之间的席位，由两名监考员轮番巡视，一经发现作弊永远不得参加科考，同时试卷字体要与之前考生所写籍贯字体相对比，如果不吻合（即冒名顶替）即要追究责任，视为“杜患”。为避免考官审阅过程中洞悉考生信息，以便照顾弟子、亲属，宋代采取覆盖卷头的做法，即“糊名”（也称“封弥”），又为防范考生在试卷中留下记号，与考官私下串通，宋代专门安排文吏重新抄录试卷，即“誊录”。种种措施为宋代独创，反映出保障科举公平公正的良苦用心。甚至原本唐代形成的解试、省试两级考试（即地方试、中央试），到宋代时特意增加了殿试，由皇帝亲自把关，以防官员们以下瞒上，推送贵胄无材之人。

再次，宋代科举要解决考试多元这一务实问题。一提起科举，我们往往想到的是进士科，科举实则包含诸多选拔科目：进士科是着眼文采与才干的，是跻身高位的捷径；而明经科则是着眼熟读经史，考察默义的；同时还有礼仪、法令、书法、筹算等多门科目，反映出宋朝不拘一格的选拔标准。一般进士科以外科目被视为诸科，可详见下表：

诸科内容

科目	考试内容	帖经、默义
九经科	《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公羊传》《榖梁传》	帖书一百二十帖默义六十条
五经科	《周易》《尚书》《毛诗》《礼记》《春秋》	帖书八十帖默义五十条
三礼科	《周礼》《仪礼》《礼记》	默义九十条
三传科	《春秋左传》《公羊传》《榖梁传》	默义一百一十条
学究科	《周易》《尚书》《毛诗》中的一经或两经及《论语》《孝经》等	默义《毛诗》五十条，《论语》十条，《周易》《尚书》各二十五条，《尔雅》《孝经》共十条
开元礼、通礼科	《大唐开元礼》或《开宝通礼》	默义三百条
三史科	《史记》《汉书》《后汉书》	默义三百条
明法科	律、令、断案及《论语》《孝经》等	律令四十条，默义五十条

摘自游彪：《宋史：文治昌盛武功弱势》，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第402页

太祖、太宗时期奠定了“文治”的格局，科举制成为日渐完善的选官之制，这已然成为大宋的“祖宗之法”，成为宋文化强盛的内在基因。此后，天下之人莫不以读书入仕为荣，真宗创作的《劝学诗》也是直言不讳“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钟粟”，仁宗嘉祐二年的科举名人辈出，被后世称为“千载一榜”，当年欧阳修任知贡举，录取的进士名人包括苏轼、苏辙、曾巩、曾布、张载、程颢、程颐、吕惠卿、章惇、王韶等，可谓是人才云集、群星闪耀。科举成就“文治”，宋代朝野上下群贤毕至，科举也成就“世风”，宋代文化民风享誉后世。

欧阳修影视形象。来源/电视剧《清平乐》截图

文治造就新世风

如果说唐代一科取士以20人为多，那么宋代则动辄一科数百，最高一次可达1200人。

宋代文官之盛是独步古今的，从出身来看，《登科录》所载之进士大多为布衣家庭，他们跻身官场却没有显赫背景，宋代起世家大族、门第阀阅的观念大为削弱，“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为趋势；从任职来看，宋代起初虽然未能沿用三省六部制，而是采用机构繁杂、依能力提拔的差遣制，但是这一体制能容纳数量庞大的文官群体，他们饱读诗书有“致君尧舜上”的使命，有“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的担当，有“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责任，有“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情怀；从作为来看，有吕端面对真宗即位时形势突变的沉着应对，有寇准笑看契丹来犯时的御敌澶渊，有范仲淹、王安石针砭时弊的变法革新，有苏轼出任杭州后的千古留名。这是宋代文官空前庞大的集聚效应，这是儒家理念响彻政坛的时代强音。

范仲淹影视形象。来源/电视剧《清平乐》截图

有了这样强而有力的文官群体，宋代的国家治理游刃有余：就中央集权而言，宋代的纵向管理得以贯彻，大量中央文官出任地方长官，以州统县、以路统州，文官牢记君臣之道为国守土，将地方军权、财权系之于中央，将地方实情、紧情汇之于中央，中唐以来的藩镇割据烟消云散，宋代开启的文臣治理收效颇丰。

就机构分权而言，宋代的横向监督得以落实，中央内部宰相权力一分为三，参知政事掌政、三司使掌财、枢密使掌军，地方上路级机构分作“四监司”，安抚使、转运使、提点刑狱、提举常平分别掌握军、财、刑、仓，州级长官分作知州与通判，二者互为牵制，必联合署名方能行事。

宋代机构示意图。来源/游中民等主编：《中国审计法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第341页

如果说刚才的纵向集权与横向分权展现了机构设置的策略，那么宋代差遣官员的“知”“同知”“提举”“判”等称谓反映了人才任用的灵活性，职务与官员的结合不再以品级为门槛儿，低级别的官员可以凭借能力越级任职，高级别的官员如若不被任用也可暂时保留俸禄。宋代国家治理是庞大文官群体的运作，是别开生面的时局。

而在科举制的推动之下，在士大夫文化修养的引领之中，宋代更形成了浓郁的文化风貌。宋学是两宋时期的重要学术成就，王安石的荆公新学、苏轼的蜀学、二程的洛学交相辉映，宋学强调“六经注我”，展现文人的独立思考，把儒家经典作为人生的注脚，而汉代文人则强调“我注六经”，着眼于学术的刨根问底，日后形成了“汉学”“宋学”两大思想文化高峰。

同时二程洛学延展出宋明理学的脉络，由“天理”的阐发到“格物致知”的追求，至南宋时形成完备体系，朱熹作为重要传承者将理学思想融入《四书章句集解》，伴随着该书成为科举考试的权威书目，程朱理学的地位无可撼动。

朱熹纪念馆。来源/纪录片《中国通史》截图

编书、撰著在两宋时期颇为流行，一方面是官方主导下的大型类书，《太平广记》《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册府元龟》等震撼世人，佛藏、道藏等刻印规模巨大；另一方面官方与私人著史的丰富多样，官方的起居注、日历、实录、会要堪称事无巨细，司马光等名臣奉命编纂的《资治通鉴》等光耀古今，以至于《三朝北盟汇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等无一不是时代经典，同时大量留存的宋人笔记小说，展现出大快朵颐的典故秘史、风俗趣闻。

诗词、绘画在两宋备受追捧，宋人诗作名句备出，如王安石“春风又绿江南岸”“不畏浮云遮望眼”，如苏轼“只缘身在此山中”“淡妆浓抹总相宜”等，词作更是堪称文学的高峰，约两万首宋词中名篇不胜枚举，婉约派的柳永、李清照，豪放派的苏轼、辛弃疾让人不胜景仰；宋代绘画既有宫廷画风的绝妙，又有世俗画风的通达，前者集中体现于徽宗时期的宫廷作画，主题往往有“踏花归来马蹄香”“野渡无人舟自横”等让人拍案叫绝，后者表现为贴近生活的风俗画，如《清明上河图》《货郎图》等。而金石学则是两宋时期开创出的重要学术领域，欧阳修的《稽古录》一千卷、《跋尾》十一卷堪称时代之先，继之而起的有吕大临的《考古图》、王黼的《宣和考古图》、赵明诚的《金石录》等，对古代文物的形态、铭文、考校等进入到系统化梳理阶段，是近代考古学之先河。

李嵩货郎图卷（局部）。来源/北京故宫博物院

宋代文化之繁盛源自“文治”，“文治”局面之形成依托科举。我们眼中的宋代是读书入仕蔚然成风的时代，是文官群体颇有作为的时代，更是文化领域璀璨夺目的时代。

然而宋代“文治”所造就的“崇文抑武”局面，未必是强国之音，武将的备受牵制、唯唯诺诺必然带来军事上的萎靡不振，两宋难以恢复旧疆，难以重塑汉唐雄风正在于此；文官的繁冗、闲置也大大消耗着国力，正如宋祁所言“州县不广于前，而官五倍于旧”，士大夫的备受尊崇与保有俸禄使得财政开支越发紧张，为安置文官群体而形成的“叠床架屋”式机构，使得众多事务推诿、牵制，大大影响了行政效率。钱穆先生曾总结宋人时论，将宋代的危机归纳为“三冗两积”（即冗官、冗兵、冗费导致积贫、积弱），的确是难以回避的时代症结。

宋代“文治”是人才选拔与治国理念的重要尝试，它造就辉煌、谱写时代篇章，我们充分认可，而隐藏危机、值得深切反思，我们必须感知。每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使命，每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成就，我们仰慕过去，也要造就今朝。

END

作

者丨楠书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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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将开创的宋代，如何变身最有文化的朝代？

李嵩货郎图卷（局部）。来源/北京故宫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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