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洲的“东张”和中东欧的“西望”

中美洲的“东张”和中东欧的“西望”

纵观2021年，世界政治之暗流依然汹涌，然而波涛之间的浪花却吸引着我们望向2022年的世界格局变化。继2020年捷克参议长公然访台之后，立陶宛先是宣布退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17+1”合作机制，而后又纵容台湾当局在其首都设立所谓“代表处”，最终导致双边外交关系直接降为代办级。

随后，2021年12月，立陶宛、爱沙尼亚及拉脱维亚的几个议员又不顾反对，强行赴台参加所谓的“国际会议”。中东欧部分国家的部分政客无视中国与中东欧良好发展的长期利益，严重扰乱和损害双边关系发展。

然而，中美洲地区的政治变化正在发出积极信号。中美洲是台当局所谓的重要“邦交”阵地，也是受其高度重视的地区。不久前，洪都拉斯左翼领袖希奥玛拉·卡斯特罗赢得了总统大选，选前曾高调主张与台当局“断交”。就在各方观望洪都拉斯政府的态度走向之时，尼加拉瓜外交部又断然宣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即日起与台湾断绝所谓外交关系。

此时，正值美国在虚拟客厅举行所谓“全球民主峰会”的盛宴，其后花园的中美洲就开始频传“火情”。从中可以看出，中美洲和中东欧在同一历史时期却出现了截然不同的外交倾向，其背后的动因又是什么呢？

从中国整体外交布局角度来看，与中东欧国家和中美洲国家的关系既不像中美、中俄和中欧之间的大国外交，也不属于一衣带水和隔海相望的周边外交。中美洲国家则更是属于传统中国外交的“亚非拉兄弟”，是推动发展中国家外交的重点地区之一。

中东欧国家地理上介于西欧和俄罗斯之间，是冷战结束以后的重要政治热点地区，也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纽带。但是，中美洲的“东张”和中东欧的“西望”很大程度上可以从这些国家的内部政治思想变化、经济发展阶段和区域制度化水平进行阐述和理解。

第一，中东欧国家的价值观转向和中美洲国家的政治左转。立陶宛是中东欧地区政治风向变化最为激烈的国家，其背后的主要支撑来自于整个政府领导团队的亲美路线。美国总统拜登在12月7日俄美首脑闭门视频会谈结束以后，又与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和捷克等政府首脑举行谈话，立陶宛总统瑙塞达甚至提议美国在立陶宛进行驻军。

立陶宛总理希莫尼特在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话中表示，反对中国的“经济压力”，并且支持美国在印太地区的行动。立陶宛外长兰茨贝尔吉斯不仅无视台湾问题的核心敏感地位，而且完全屈从于美国的外交战略，对于未能有效履行美国对于白俄罗斯的运输制裁，甚至直接提出辞职。

从中可以看出，立陶宛的亲美路线和所谓价值观路线正在将西方利益和政策偏好优先于本国的实际利益。

中东欧国家也有另一类情况，例如匈牙利的国家和地方之间的价值观鸿沟。匈牙利总理欧尔班支持中国和匈牙利、中东欧以及欧盟关系的良好发展，关于欧盟干涉香港事务等中国内政问题方面，动用否决权阻止对华不友好声明的发布。

但是，在匈牙利地方层面，政党斗争延烧至对华合作领域。首都布达佩斯市长高拉乔尼，是匈牙利反对党领袖，有意在未来大选期间挑战总理宝座。因此，布达佩斯市长和其他反华势力以复旦大学布达佩斯分校为目标，拿国家安全和西方自由价值为幌子，支持严重干涉中国内政的抗议活动，醉翁之意，路人皆知。

相较于中东欧国家的价值观之争，中美洲国家的政治之争体现于政策鸿沟。中美洲国家长期在西方自由主义市场化和现代化理论中前行，社会发展弊端显著，国家发展方向和广大民众意愿都希望政策结构能够发生较大变化。

对于曾经笃信西方自由市场神话的广大拉美国家来说，政策左转是众多左翼政党获得人民支持的基础。同时，在对外关系方面，人民普遍厌恶美国的空头支票和军事压力，反而希望更加独立地开展外交活动。

美国为了阻止中国在中美洲地区的影响力，不仅支持台湾当局在中美洲的活动，同时还试图向相关国家施加压力。不过，尼加拉瓜左翼总统奥尔特加在11月赢得大选后便与中国恢复外交关系，洪都拉斯总统候选人则将与中国建交视为重要竞选立场，反对美国的政治压力。这也说明了为什么与台当局“断交”甚至成为了总统大选的政治承诺之一。

第二，中东欧国家的工业化转型和中美洲国家的发展升级。立陶宛某位议员声称，中国与立陶宛的贸易关系并不紧密。这种观点承认了经济因素对于政治的关键影响，但是掩盖了中东欧国家的国内价值观和政治意识形态主导下的政治纷争。

尽管中国不是立陶宛位居前十的贸易伙伴，但依然是极其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立陶宛的主要贸易伙伴是欧盟和独联体国家，这本身是地缘政治和经济的客观反映，并不能说明中国的合作价值就理应被边缘化。

实际情况是，2019年中国与立陶宛的贸易总额为15993万美元，2020年则提升至229542.2万美元，同比增长7.6%。这说明，即使在新冠疫情的严重影响下，双边贸易水平都呈现出显著提升。再看中东欧地区，2020年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贸易总额增长至1034.5亿美元，突破千亿美元大关，增长幅度为8.4%。由此可见，立陶宛的外交决策并非是经济理性的思考结果，而是价值观和西方意识形态在作祟。

诚然，中东欧国家也面临自身独特的经济发展阶段。一方面，中东欧国家不同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自身是具有一定程度的工业基础，物质发展水平远高于众多不发达国家。经济发展阶段也不同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对于基础设施建设的迫切需求，反而是要求实现工业化升级和后工业化转型。

另一方面，中东欧国家也渴望向西欧国家看齐，实现从重工业向服务业、金融业和信息产业的后工业化转型升级。特别是加入欧盟的中东欧国家在经济身份方面感到焦虑，只能听从来自西欧国家的政策决定。经济结构转型的压力和焦虑是导致中东欧国家外交路线纷争的客观因素。

因此，立陶宛的“向西望”则不难理解，是向西方发达国家看齐的心理作用。匈牙利对于欧盟决策的“反抗”也不难理解，是身份焦虑的现实体现。

反观中美洲国家，则是另一番景象。中美洲国家具有某些共同之处，共同面临后殖民地政治转型、中等收入陷阱和经济发展动力不足等问题。由于西方殖民统治的历史因素，中美洲国家长期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影响甚至控制，很大程度上成为西方市场的资源和原材料提供者。发达国家是规则制定者，中美洲国家只能成为资源供应方，缺乏发出自身声音的能力。

此外，在市场化和现代化理论的影响下，许多拉美国家先是经历了经济发展奇迹，然后又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对于西方主导和流行的经济理论早已大失所望。因此，中美洲迫切希望找到新的突破口，实现自身经济发展升级。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由于距离遥远的原因，中国与中美洲国家的关系发展受到诸多客观条件的限制。

但是，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国家实力的提升，双边关系发展获得了历史性机遇。中国的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是广大中美洲国家发展升级的重要需求。中美洲国家的特色产品逐渐受到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的中国人民欢迎，双方的贸易发展空间非常巨大。即便从最简单的经济逻辑来看，与中国发展良好的双边关系对于中美洲国家来说都是巨大的收益。

第三，中东欧国家的欧盟身份和中美洲国家的左右划分。中东欧国家的区域制度化水平较低，呈现出欧盟成员和非欧盟成员的身份区别。中东欧国家的“西望”尽管具有普遍现象，但是表现程度大相径庭。

这主要是由于中东欧国家自身并未具备较强的制度化建设。中东欧的欧盟成员国则徘徊于国内“倒向”和“反抗”欧盟政策主导的政治立场。非欧盟国家则是积极期待满足加入欧盟的各项条件，但是又受制于本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条件。非欧盟国家也容易陷入亲欧和亲俄的两难境地，特别是受到本国历史发展和民族身份认同等问题的影响。这也导致了中东欧国家之间缺乏统一的对外立场。

中美洲国家具有一定程度的区域制度化发展。中美洲国家首脑会议是体现区域制度化的关键政治平台，成员国包括伯利兹、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尼加拉瓜、巴拿马、多米尼加和洪都拉斯。但是，中美洲国家的政治立场以左右进行划分，也导致了制度化发展的不一致性。

例如，2010年举行的第三届首脑会议之前，尼加拉瓜不承认洪都拉斯发生政变之后的新政府，导致峰会的重要主题之一是重新纳入洪都拉斯。可见，中美洲国家的外交政策具有相互影响和协调的能力，但是很容易受到本国政治波动的直接影响。

如果从政治意识形态发展、经济结构转型和区域制度化水平的三个方面来分析，中美洲的“东张”和中东欧的“西望”则就不难理解。展望2022年的发展趋势，我们既要延续2021年的发展成果，也要看到新的发展机遇。一方面，我们要继续强化与中东欧国家的合作机制，团结对华友好的各方政治力量，助推中东欧国家的工业化转型升级。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继续巩固与中美洲国家的发展态势，保持韧性应对相关国家内部政治变动导致的外交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