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建交一波三折的历程，证明了毛主席的远见，关键时刻邓小平快刀斩乱麻

一波三折的建交历程

1972年2月尼克松的破冰之旅宣告了中美两国长期隔绝与敌对态势的结束。尼克松访华结束临走时，曾向中国领导人发出邀请，希望能在美国与毛泽东、周恩来再次相会。当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这一情况时，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那青天白日旗不落，我们怎么去？公报是发表了，路还长哪!我和你怕都看不到那一天啦。”毛泽东不愧为一代伟人，颇有战略眼光和远见。的确，从《上海公报》发表到中美两国关系完全正常化经历了近7年的漫长时间。

胸怀大志的尼克松原打算由自己来完成中美建交的大业。他在1972年2月访华时，即向毛泽东、周恩来表示:只要他能连任第二届总统，就一定要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1973年2月，尼克松由于在中国方面所取得的重大外交成就而赢得美国选民的支持，轻而易举地击败对手，再次当选总统。随后，他派基辛格第五、第六次访华。在基辛格第五次访华中，双方决定在首都互设联络处，中国任命黄镇、美国任命戴维•布鲁斯为联络处主任，以便在两国间建立起直接联系。1973年5月，双方联络处都开始工作。联络处在中美建交前实际上起到了大使馆的作用，不作为正式外交使团，但享有外交特权。在第六次访华与周恩来举行的会谈中，基辛格明确表示，美国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并在这次访华的告别宴会上坚定地说：“很清楚，我们两国人民的友谊将得到加强，《上海公报》的原则将得到加强和重申，我们的关系正常化将继续进行下去。”

◆1972年2月，尼克松的破冰之旅宣告了中美两国长期隔绝与敌对态势的结束。

然而，正当尼克松和基辛格踌躇满志，中美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时，1974年8月9日，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被迫辞职，副总统杰拉尔德· 福特继任美国第38任总统。

福特上任后表示，美国对华政策不变，继续遵循《上海公报》的原则，并于1975年12月1日至5日访华，受到毛泽东、邓小平的接见。邓小平先后与他举行了三次会谈，就国际形势、中美关系、双方扩大贸易与人员交流等问题交换意见。在谈到两国关系问题时，邓小平指出：国际形势千变万化，我们两国虽然各自所处地位不同，但两国领导人相互经常接触、交换意见，总是有益处的。我们两国社会制度不同，理所当然地有许多分歧，但这不排除寻求共同点，不排除在上海公报的基础上寻求发展两国关系的途径。但这位继任总统既没有田中角荣那样的果敢和决断，也没有尼克松那样富有战略眼光，因此注定了他不会在对华关系上有大的作为，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由此缓慢下来。1974年9月，美国第二任驻华联络处主任乔治•布什赴京上任。他的一番话清楚地表明了当时美国的对华方针。他说道：“就此事（中美建交）的紧迫性来说，我认为我们有很大的余地，可以按照我们自己的考虑和这个国家的政府的考虑而定。因此，在中美关系上，美国并不十分着忙。”显然，福特政府对两国关系正常化采取了“拖”的方针。

◆1975年12月1日，美国总统福特访华，邓小平到机场迎接。

1977年1月，吉米•卡特入主白宫，就任美国第39任总统。卡特与新中国有着不解之缘。他的生日是10月1日，和中国国庆节恰巧同一天。因此，邓小平和其他中国领导人说他成为中国的朋友简直是命中注定。他上任后便做出决定，要在他的四年任期内完成与中国关系正常化的历史之举。他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我将迅速朝着同中国关系正常化的方向前进。”做出这一决定与当时的国际形势有关。

这一时期，美苏争霸由缓和变为紧张。面对当时苏联咄咄逼人的攻势，中国的砝码又重新加重了，美国需要借助中国的力量牵制苏联。卡特总统的顾问班子认为，美中关系正常化有助于美国与苏联打交道时获得战略上的优势。此外，从经济角度来看，中国这个市场，对美国资本家来说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但中国市场却让西欧和日本占领了。据统计，1978年上半年，日本对中国的出口比美国多5倍，而西欧共同市场比美国多3倍。为了扩大美国在中国的市场，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便成为重要的前提条件。于是，一些大的财团巨头发起与中国建交的签名运动，敦促美国政府尽快实现与中国关系正常化。基于上述因素，卡特认为：“增进交往、贸易，最后通过履行《上海公报》与中国关系正常化，是符合全世界和美国最大利益的。”缘此，卡特开启了实现与中国关系正常化的一系列步骤。

1977年4月，卡特派他的儿子奇普（即詹姆斯•厄尔•卡特第三）随国会代表团访华，受到李先念副总理的接见。与此同时，由于对尼克松和基辛格最初与中国谈判的详细细节不很了解与熟悉，为掌握这一情况，以便在以后的谈判中有备无患，卡特还委派白宫国家安全中国事务专家奥森柏格，对与中国政府建交的谈判记录作全面而翔实的审查，以确认美国在尼克松和福特任内有没有对中国做出过什么秘密的承诺，同时也确认中国对美国是否做出过秘密承诺。奥森柏格下了很大的功夫查阅了1971年到1976年间，尼克松、福特、基辛格、黑格等人和中国领导人谈判的备忘录、会谈记录等详细资料。经过一番努力，一份编号为24的《政策审查备忘录》放在了卡特总统的办公桌上。这份备忘录包括三部分：一、提出有关美中关系正常化的几个选择方案；二、提出有关向中国转让非军事科技的方案；三、提出裁减在台湾的美军的步骤和方式的几种选择。这份备忘录提出时，正值美国与苏联谈判遇到挫折，卡特接受了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提出的打中国牌的建议，加快了与中国建交的步伐。

◆邓小平副总理1977年8月24日会见美国国务卿万斯。

1977年8月，卡特又派国务卿万斯带着一份美方起草的美中建交公报草案又一次前往中国，做“探索性访问”。邓小平会见了万斯，并直言相告：“如果要解决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干干脆脆就是三条：废约、撤军、断交。为了照顾现实，我们可以允许保持美台间非官方的民间往来。至于台湾同中国统一的问题，还是让中国人自己来解决，我们中国人是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的，奉劝美国朋友不必为此替我们担忧。”客气的话语表明了中国政府的坚定立场。

就在此时，美国国务院东亚局首脑霍尔布鲁克及其同僚向卡特提交了一份《关于与中国关系正常化的战略和时间选择》的重要文件。文件认为，1978年全国中期选举后，卡特的政治力量和权力都将趋于最高阶段，是实现与中国关系正常化的最佳时机，而且这个机会稍纵即逝。卡特接受了这一看法，又派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于1978年5月访华。临行之前，卡特给布热津斯基的指令是：我希望你这次中国之行富有意义，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你应该向中方说明，在这些问题上，美国已经下定决心了！可以非正式地向中国表示：美国打算今年进一步减少美国在台湾的军事存在；在商业上放宽对中国的技术转让，增加直接往来，使之经常化和定期化，这对双方都有利；邀请中国派贸易和军事代表团来美国访问。计划中的这些步骤，要反映出我们向关系正常化目标迈进的诚意。

绕开国会的秘密谈判

1978年5月20日，布热津斯基一行抵达北京，在机场受到中国外交部部长黄华的迎接。5月21日下午，邓小平会见了布热津斯基。会谈中，布热津斯基转达了卡特的口信：美国政府认为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在美国全球政策中具有重要性，卡特总统下决心要同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他还表示，美国愿意接受中方提出的建交三原则，即撤军、废约、断交，但“希望（而非作为条件）在美方作出期待纯属中国内政的台湾问题得到和平解决的表示时，不会明显地遭到中国的反驳。这样，美国国内的困难将更容易解决。”听到布热津斯基“老调重弹”，邓小平再次强调：对两国来说，关系正常化问题是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对这个问题，你们要表示你们的希望，这可以；但我们也要表示我们的立场，即中国人民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解放台湾，是中国人自己的事。

在与邓小平会谈中，布热津斯基被邓小平那幽默的谈吐、非凡的气质和坚定的意志力所吸引。事后，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别看邓小平身材矮小，胆识可大呢。他一下子就把我吸引住了。他生气勃勃，机智老练，思想敏捷，谈笑风生，气派很大，开门见山，一席话使我懂得了他在政治生涯中屡经浮沉而不倒的道理。更重要的是，他的胸怀和魄力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1978年5月，布热津斯基首次访华与邓小平成为中美关系正常化谈判的主要对话伙伴，大约半年后卡特便宣布与新中国建交。

这次会谈以后，中美双方商定，中国外长黄华同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就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进行具体谈判。1978年7月起，中美两国在北京开始了建交谈判，共进行了六次会谈。由于双方高层领导人都对中美关系正常化采取了积极推进的方针，谈判进行得比较顺利。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次谈判对美国来说，竟是绕开国会的秘密谈判。出于保密考虑，卡特避开国会，甚至都没有让国务院插手，所有的信息都直接从白宫发往中国。他在1978年8月的一篇日记中这样写道：

国务卿万斯起誓要保守秘密。我决定不让国务院知道谈判细节，免得国会和公众知道以后会提出强烈反对……大部分发给邓小平的建议和答复都是我和布热津斯基亲自起草，从白宫直接发给他。

1978年12月4日，中美举行了又一轮会谈。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告诉伍德科克，中国政府考虑了卡特总统的建议，赞同把1979年元旦作为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日期。同时又通知他，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将在12月13日亲自会见他。 

◆伍德科克

伍德科克听后非常惊喜，迅速将这一重要消息报告给了卡特总统。卡特得知这一消息后喜出望外，意识到这是一次重要的接见。他迅速审核并批准了伍德科克将要同邓小平会谈的讲话稿，并向政府重要成员庄重宣布：“美国政府决定邀请邓小平在1979年1月访美。美国政府认为，已经到了考虑对中美建交做出最终决策的时候了。”

12月13日上午，伍德科克在新任副手芮效俭陪同下，走进人民大会堂，邓小平会见了他们。伍德科克递交了新的联合公报草案，并邀请邓小平访美。邓小平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基本同意美方提出的新的联合公报草案，但提出在公报上应重申反霸条款。

次日，伍德科克又奉命紧急拜会邓小平，提出两条建议：一、为了防止泄密，美国提议，将宣布两国建交的时间提前为美国东部时间1978年12月15日晚9时（北京时间12月16日上午10时）。二、希望邓小平于1979年1月下旬实现访美。邓小平对上述建议表示赞同。至此，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一切准备工作都已完成。

中美关系正常化是双方做出一定的妥协、让步，共同努力的结果。经过近半年的谈判，中美达成三项协议：一、美国承认中国关于“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立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此范围内，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二、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之际，美国政府宣布立即断绝同台湾的“外交关系”，在1979年4月1日以前从台湾和台湾海峡完全撤出美国军事力量和军事设施，并通知台湾当局终止《共同防御条约》;三、从1979年1月1日起，中美双方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3月1日起互派大使，建立大使馆。关键时刻，邓小平以快刀斩乱麻的魄力，与伍德科克就中美建交公报和有关安排达成协议，令人赞叹。

◆1979年3月1日，中国驻美大使馆举行开馆升国旗仪式。中为柴泽民大使，左为冶金部部长唐克。

不过，中美建交时，双方在以下两个问题上仍存在重大分歧：

首先，美国希望中国只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中国则强调，以何种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不容他人干涉。最后双方商定，各自发表声明，美国在声明中表示期待台湾人民将有和平的未来，关心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中国则在声明中指出，解决台湾回归祖国、完成国家统一的方式完全是中国的内政。

其次，美国坚持在中美关系正常化后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中国坚决反对。在谈判中，中美双方如何在售台武器问题上达成协议成为建交的最关键问题。在1978年9月的日记中，卡特这样写道：“今天我见了柴泽民（后出任新中国首任驻美大使），他向我重申了中国政府的官方立场。”在12月的日记里，卡特记录了台湾问题上的进展：“我和副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布热津斯基一直讨论到深夜，我们让伍德科克与中方加快进度，尽快敲定建交公报文本的措辞，尽早宣布建交决定。……我还和国防部长哈罗德仔细研究了有关对台军售和撤军等的措辞。”但后来美国在宣布中美建交后，立即公开表示：它将继续向台湾出售“防御性”武器。中国政府则在宣布中美建交时强调：在中美关系正常化后，美国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不符合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原则，不利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对亚太地区的安全和稳定也会产生不利影响。

北京时间1978年12月16日上午10时，中美两国政府同时在北京和华盛顿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宣布自1979年1月1日起，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同时，卡特总统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中美建交是“一个历史性协议”，美国“采取这一重要步骤并非出于暂时的策略上的原因或权宜之计，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中国人民是有才能的人民。因此，中国在世界事务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且这种作用在未来的年月中只会越来越重要。”卡特认为,与中国建交是其作为美国总统取得的最伟大的成就之一,是最英明、最正确的决定。

“末代大使”黯然离去 

中美建交决定了美国与在台湾的国民党当局断交的日子到来了，这对长期以来一直在美国的卵翼保护下苟且偷生的台湾当局来说，的确是一个深重的打击。更使台湾当局难过和恼火的是，美国在准备宣布中美建交公报前的几个小时才把这一消息通知他们，并要求保密，不得采取任何破坏行动。这样，在中美发表建交公报的同时，蒋经国也发表了一个措词强硬但又无可奈何的声明。

提起沈剑虹，在台湾也算得上是一名外交人才了。他早年留学美国，获密苏里大学硕士学位。20世纪40年代在美国从事新闻工作。50年代被选中出任“总统府”秘书，后又任“行政院”新闻局局长。在1971年4月出使美国前，出任过驻澳大利亚“大使”和“外交部”次长等职。他是在中美关系开始解冻的1971年出任驻美“大使”的，这就决定了他在美国绝对没有以往驻美“大使”那样风光。

由于美国方面保密工作做得好，这位驻美“大使”对美中建交之事竟然毫无所知。在最紧急的时刻，他应美国参议员爱德华的邀请，到爱德华的家乡亚利桑那州访问去了。等费尽周折才找到他，沈剑虹决定马上动身返回华盛顿。他与航空公司联系，但被告知当晚的最后一趟班机也没有机票了，无奈只好留了下来。美国记者得知这一消息，纷纷打电话来向他采访，问他有何感受？沈剑虹一概予以回绝，声称任何官方声明都应由台北发表。

◆中美建交后，沈剑虹黯然返回台湾。

卡特在电视上发表的关于中美建交的声明使沈剑虹感到十分沮丧与不满。后来他抱怨说：“美国官员一直都说，他们会事先与我们磋商，实际上并不与我们磋商就采取了行动，直到宣布决定前的几个小时才通知我们的‘总统’。”沈剑虹知道，他这个“末代大使”的使命要终结了。他在返回华盛顿接受记者采访时无奈地说：“我的任务是维持并加强中(台湾)美关系，但是12月15日的事却显示我的任务已完全失败。‘外交部长’沈昌焕已经引咎辞职，我也准备承担我的责任。”

1978年12月29日，是沈剑虹在华盛顿“使馆”的最后一天。沈剑虹的女儿女婿、儿子儿媳、侄儿等在美国的亲属都从各地赶来，与他们夫妇共进在美国的最后一顿午餐，并给他们送行。餐后，“使馆”的工作人员及其家属也陆续来向沈剑虹送别。随后，他们夫妇乘车前往杜勒斯机场。机场上十分冷落，除他的亲友和几个美国私人朋友外，没有一个美国官员前来送行。直到飞机即将起飞时，美国副国务卿纽松和费浩伟才匆匆赶到。沈剑虹脸上带着一丝苦笑，叹息着与他们告别。

1979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正式建立全面外交关系。3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驻美国全权大使柴泽民正式上任。3月7日，伍德科克出任首任美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中美关系从此掀开了新的一页。

（作者为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