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期间被印度遣返回国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这篇应该可以算作《集中营六记》的后续，另起一篇来写主要有两个考虑：一来如果把这部分内容写完，那就不得不推迟《六记》的发布，不光是读者等得心焦，我自己其实也憋着一口气儿要赶紧吐出来；二来呢，遣返回国的这段故事严格说来并不是发生在集中营里，另起一篇也没毛病。本篇中的一些前因都在《六记》中有过交代，有不了解的地方可自行阅读前文。

在集中营里走虐心的遣返流程时，我经常想，假如没有疫情的话，回个国哪儿犯得着这么费劲儿。随时买张飞机票便走了；就算遣返手续上有什么差池，改签机票也花不了几个小钱。现在赶上疫情这档口，不仅先要从印度政府获得许可，同时需要中国使馆这边帮忙配合发放绿码，最后还得买得到机票……回趟国得要天时地利人和等各种条件的具足。然而我的假设终究是个悖论——要是没有疫情，我就不会被关进集中营从而面临遣返了。 

所以呢，在这种回国本来已经很困难的情况下，还得走遣返流程回国的经历，就很值得跟大家来唠一唠。 

“遣返回国”这个词大家都听过，但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恐怕很多人都不是很清楚。就“遣返”的情况来说一般有三种：最严重的叫做“驱逐出境”，驱逐出境的命令通常要从法院签发，属于一种针对外国人的刑事处罚方式；“遣返回国”的说法相对中性，也分成两种情况，一种是在外国犯了法被遣返，这种遣返通常会附带条件在一到五年内无法再次入境；另一种则是单纯由于签证失效被遣返，比如我。至于我今后入境印度有何限制，目前还不知道。 

我刚被关进集中营的时候，那些警察完全没提起过“遣返”这个概念，只告诉我会在航班起飞前一天把我从集中营里放出来。我想当然地以为这个“放出来”指的是释放我，让我自由离境，后来才发现自己想多了。 

另外我一开始把遣返流程也想得很简单，猜想无非是俩警察陪着我到机场、目送我过安检就完了。由于回国的困难，我在早些时候曾动过脑筋，心想能不能搞个阴阳套票去第三国——比方说票面上看起来是印度飞迪拜转机回中国，实际上从迪拜去尼泊尔。我把这个主意跟机票代理一说，立马遭到了无情的嘲讽，他说你这不叫遣返，叫VIP送机。你能想到的人家早就想到了，真正的遣返过程中才不会让你有机会耍这种小花招！允许我自己订票可能是因为我没有犯事儿，理论上遣返人员连买机票都只能通过指定的机票代理。曾经配合公安机关给遣返人员出过票的机票代理告诉我：要想去第三国也不是没办法，但离境机票必须出一张真实有效的回中国机票，且不能带托运行李，到了中转机场放弃掉后面那段，改飞其他国家。听他这样说我只好一心一意真枪实弹筹备回国。 

很多人可能还会以为被遣返人员离境前能先回家跟家人道个别、取个行李啥的，我之前也这么以为过。但事实上被遣返人员是没有机会回家的，会被直接押送到机场。需要行李的话，得让家人送过来。 

我们是全家一起回国，不需要让家人送行李，但这绝不意味着事情可以变得简单，打包行李本身是个艰巨的任务。我们已经决定将来不再回到南印度的这个家，大家可以想象，面对满屋子的东西却只能选两箱子，非常考验一个人权衡得失利弊的能力。我本人一年有半年浪在外面，过去旅行打包这种事从来都是我一手包办，这次只能远程指导我太太来打包。 

我让我太太把家里东西分三类：一是我们这次要带回去的，比如冬装、笔记本电脑之类；二是这次不带回去暂时存放在这里的，如果可能的话等我基友一家回中国时再带给我，比如夏装、相机等；而剩下的那些东西，则彻底断舍离了，由我基友来接收，收为己用、变卖、丢弃随他处置，比如我们在印度这边添置的家电、家具、厨房用品。我跟我太太阐明了一条原则：除非路上要用或特别贵重，否则一切从中国带过来的东西或者中国制造的东西都不要再带回中国。所以我们行李里面一半是印度买的书、克什米尔羊绒围巾、香料、衣物之类，另一半是馒头吃喝拉撒睡所需的东西——有娃的家长应该都懂，带着孩子长途旅行是一项多么巨大的挑战，更何况还要隔离14天。 

离开时只留下了个一片狼藉的家

我们离开印度的航班是12月20号凌晨2点从德里起飞，而19号下午5点需要先乘坐3个小时飞机从金奈飞到德里。从哥印拜陀到金奈距离四百公里，坐车约需要8个小时。于是19号清晨5点，我太太带着我们一家的行李还有馒头从家里出发，花了11000卢比（约合1000人民币）包了辆出租车从家赶往金奈机场来跟我会合。她连一分钟都不想多等，只希望全家能够快点团聚。 

我们的回国航班

集中营这边则在18号那天跟我确认了押送的事宜，让我19号早上5点半到办公室，6点要出发，在那之前务必做好所有准备。皮特跟我说不用去那么早，集中营的押送从来都不会准时。他们平时去金奈上法庭，也是由集中营押送过去的，所以经验丰富。我知道印度人不守时的德性，但出发那天早上谁能睡得着？清晨5点10分便自然醒来，不急不躁地搞好个人卫生工作，安安心心地喝了一碗前一晚好的豆浆，吃了半块面包，5点45分带着行李来到办公室。

果不其然，护送的人是6点半过后来的，交接又花了大约20分钟，将近7点我才终于走出了集中营的大门——这是我三个月来第一次来到这堵高墙的外面。一共有五个警察押送我去机场，两个年纪比较大的看起来像是长官，他们负责文件的交接；两个年轻的武警穿着制服戴着贝雷帽，一人背着一支自动步枪；外加一个司机，也穿着警察制服。当我看到那俩背着自动武器的武警时，还是挺出乎意料的——咱们武装押运一车钞票也没这么高的配置吧？我这会儿都要开开心心地跟老婆孩子团聚一起回国了，有必要这么怕我吗？ 

出了集中营之后，魔幻的神操作又来了，押送我的这几个警察居然要求跟我在集中营门口合影留念。大概他们也是头一回遣返中国人，觉得十分稀奇——毕竟我是有史以来第二个从这个集中营里走出来的中国人。

我在办公室外等着，押送我的警察在里面交接

警察要求跟我合影的神操作，右一和右三为后来押送去德里的两个警察

押送的车辆是一部16座的印度国产面包车（Force Tempo Traveler），崔奇当地有个警官趁机搭车去金奈，所以车上一共坐了6个警察。我很快就发现，与其说他们是押送我，倒不如说是护送我——车上的座位是随便坐的，我坐在第三排，那俩持枪的武警反倒坐在第二排。开车之后，坐我前排的那个武警，大大咧咧地把自动步枪搁在了他旁边的座位上，面包车的座椅靠背很低，我一伸手就能把枪夺过来。我首先很好奇的是，这把枪的弹夹里面究竟有没有子弹呢？随即内心默默脑补了一场警匪戏：如果他们押送的不是我，而是某个危险分子，那人坐在我的位子上一把抓起枪，打开保险，对着车里头这些警察一顿突突突，持械逃跑……

武警毫不忌讳我坐在他们的后面

他们把枪就放在我触手可及的地方，显然没有接受过安全教育……但也不排除这把枪只是一根装腔作势的烧火棍

九点左右停车吃早饭，我问厕所在哪儿，警察指着饭店后面的玉米地说这就是厕所，于是几个警察跟我一起到那里放水，有个缺德的警察直接尿在人家饭店板房后头的墙角根儿。早饭吃的是油饼（Puri），就跟我被关进集中营之前吃的那顿早饭一模一样，也算是首尾呼应有始有终。 

我在吃早饭的地方观察到了一个现象——包括服务员在内没有任何一个人戴口罩。我心想莫非是因为大家在吃饭所以都把口罩摘了？可问题是我也没瞧见他们摘下来的口罩啊！吃完早饭继续上路之后我开始沿途观察，发现街上所有人都已经不戴口罩了……

泰米尔纳德邦一个普通的乡镇餐厅

我在印度最后的早餐——Puri油饼 

时隔三个月，印度人民的日常生活貌似已经恢复到了疫情之前的状态。根据血清抗体抽样检测的数据，印度超过90%的人体内都已存在抗体，实现了群体免疫，因此印度人民纷纷开始了自我放飞。印度人民的免疫力能否对抗新的奥密克戎变种传播，我们可以拭目以待一下。从目前的数据来看，孟买的确诊人数似乎又开始飙升了。 

我们这个车上的警察，倒是有点像是趁机来金奈公费旅游的，路上停了很多次车。警车享有随便在闹市街区路边违章停靠的特权，想停多久就多久，堵着道儿也不怕。他们一会儿喝茶，一会儿在路边的诊所搞了张假的核酸检测报告用来登机，一会儿去商场买东西，一会儿买午饭——午饭还得分两次买，因为有个武警小哥素食不吃肉。我心想这种菩萨心肠的素食武警，到底敢不敢对敌人开枪呢？一见血就晕了咋办？ 

由于我们一路走走停停，我太太的车原本落后我们一个多小时，结果她反而比我们早了半个小时到机场。下午1点三刻终于抵达机场之后，警察同志不紧不慢地将之前买的午饭分发给了我们，香蕉叶包着的鸡肉香饭（Chicken Biryani）倒是颇为美味，用矿泉水洗洗手便直接抓着吃，我心想这应该是我吃的最后一顿印度饭了。 

最后的午餐——鸡肉香饭

素食的武警小哥

等我们全家团聚终于进入机场，已经2点多了。武警小哥的护送任务到此结束，两名年纪比较大的警察接下去会跟着我一起飞德里。机场里面的旅客总算都戴起了口罩，可能仅仅是因为乘坐飞机强制性的要求。 

到了机场之后，我才明白遣返是怎么一回事儿——约等于VIP送机。警察把我送到了机场之后，有机场的工作人员接应，工作人员带着我们值机安检不需要排队，行李超重了十多公斤也完全没问题（印度国内航班单件行李限15公斤），一路畅通无阻，以极快的速度就搞定了各种手续来到了登机口。不过这恐怕是因为金奈在泰米尔纳德警察自己的地盘上，后来到了人生地不熟的德里则是另一番光景。

跟我一起坐飞机的那两个警察外表差异很大。光头大哥还挺白的，头皮上有一道显眼的伤疤，他留着一圈精心修剪过的胡子，颇有些威仪；而另一个“农民伯伯”则黑到几乎分辨不出五官，也完全没有警察的样子，长着一张淳朴友善的南印度劳动人民脸孔，满是风吹日晒岁月的痕迹，目测是纯度极高的达罗毗荼人种。经过我的观察，他俩大概是头一回儿坐飞机的土包子，因为这两人在登机前、登机时、登机后都一直在自拍；下了飞机之后，他们也搞不清楚该去哪个行李传送带拿行李。

大家不用惊讶，印度大多数人都没坐过飞机，对他们来讲，坐飞机不是一个有没有钱的问题，而是有没有必要的问题。我们原来的邻居都做到银行高管了，在印度绝对是高收入，居然也从来没坐过飞机——在印度这个“视时间如粪土”的低效率国家，既然坐火车一样能到的地方，为啥要坐飞机呢？拿集中营的遣返规定来说吧，遣返斯里兰卡人的交通标准是坐船，遣返孟加拉人则是坐火车，绝对不让你坐飞机，就算你自己出钱买机票也不允许。别问我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只是沿袭着某种多年来从未更改过的古老规定，也可能坐飞机会造成更高的押送成本。这俩警察把我们送到德里之后，得坐36个小时火车回金奈；而他们在德里过夜也没有住宿补贴，只能睡在火车站…… 

听到这样的差旅标准我们顿时惊呆了。话说之前R.I办公室的拉维曾经跟我说过要我来支付两个警察押送我去德里的费用，但不知为何后来他再也没和我提起过这件事。得知俩警察押送我一趟这么辛苦，不给他们一点钱我反而有点过意不去。我这个人恩怨分明，虽然被印度政府关进了集中营里，但我得说我遇到的大部分印度基层警员对我还是挺好的，他们归根结底只是执行自己的公务。拉维当时并没有告诉我要怎么给钱、给多少钱，于是我就问起这俩警察是不是要给他们一点费用，没想到他们居然连忙摆手说不要钱，一脸“做好事不留名”的诚惶诚恐，仿佛听见他们在说——“我的名字叫红领巾”。但据我太太说，泰米尔纳德邦的腐败在印度是数一数二的，可能是因为他们得知我丈人也是警察，所以才不敢造次。 

到了德里拿好行李之后，我们得要在提取行李的大厅等人来接应。整个遣返过程中，我的护照都不在我自己手上，而是在不同的人手中流转，就好像有根小辫子被人拽在手里，不得不老老实实听他们指挥。 

在德里这边，我会被倒卖三次——第一轮是泰米尔纳德警察把我交给德里机场的警察，他们一起带着我们从航站楼一楼的国内到达大厅来到三楼的国际出发区域；第二轮是警察们把我交给机场海关的官员，至此泰米尔纳德警察的任务完成，机场警察也散了；第三轮是海关官员把我交给航班乘务员，这个稍后会说。印度人的效率大家都懂的，每倒卖一次都要花很多时间。我们到德里的时候是晚上八点，等到值机托运行李已经十一点多了。 

有件事值得一提，我们全家一共有六件行李，两件大的托运行李，一个登机箱、两个背包、一个手提袋。我太太要抱着馒头，所以由我负责搬运所有的行李。我一个人要搞定那么多行李无疑非常吃力，虽然整个过程有许多人跟着我们，却没人帮忙搭把手。在德里机场转移的过程中，我的行李推车装得满满当当，在过一个减速装置的时候行李翻落，警察只是在边上默默地看着，反而是一个锡克族的路人主动伸出了援手。 

印度人民绝不冷漠，这反映的是印度根深蒂固的职业种姓观。如果你在街上摔了一跤，会立刻有很多人过来扶你；但在上述的这种场景里面，警察就是警察，官员就是官员，决不能做帮忙搬行李这种超出自己职业范围的体力劳动，否则的话会玷污自己职业的纯洁性，从而使得自己沦为下贱。虽然印度的种姓在法律上早已被废除，但由于长期以来种姓和职业相绑定，现在印度人还是习惯性地通过职业来区分人的贵贱。在印度陌生人跟你搭讪时问你的第一个问题往往就是你的职业，通过职业他能对你的社会地位有一个大概的把握，从而决定自己要用什么样的态度对待你。  

也正是在德里机场的时候，我发现我太太的心理状态出了严重的问题。 

我自己是个心很大的人，正因如此，有时候我会对其他人的焦虑缺乏同理心——我明明觉得没啥可担心的呀，为啥你这么焦虑呢？ 

在过去的三个月里，我当然也有过焦虑，但那些都是暂时的——比如等待申请审批的时候，以及后来没有拿到离境许可的时候。当拿到离境许可、集中营的长官跟我确认好押送事宜之后，我就完全不担心了。可我太太却仍是非常紧张焦虑，她跟我说只有等我们过了德里机场的海关她才会放心——事实上即便落地上海之后，她依然没能走出这种焦虑情绪。 

我知道我太太在我被关进集中营的这三个月里很难熬，但我低估了这件事对她心理的影响。由于经历了祸从天降的无妄之灾、独自带娃的身心挑战、计划变更的起起落落，导致了我太太产生了抑郁症和被迫害妄想症。她变得无法信任各种计划和承诺，丧失了逻辑思考能力，总是会产生一些极端悲观的想法。她固执地认为印度政府存心要搞我们、耍我们，就算金奈移民局给了我离境许可，印度的其他部门也可能在最后一刻把我拦下来，送我回集中营。我问她你这样想的依据何在？她完全说不出任何依据，却又无法将这些念头抹去。

比方说我们在德里机场等行李的时候，碰到了个跟我们同一航班回去的中国人，一聊发现我跟他有共同认识的朋友。我只是跟那个中国人说了几句话，就立刻让我太太神经高度紧张，她觉得有警察在边上盯着我们，跟中国人说话会让我们惹上麻烦，拼命催着我躲开那人，并且还很没礼貌地禁止那个人跟我们说话……

由于德里机场的交接有很大一部分的时间都在等待，这也让我太太十分焦躁不安。我说人家之所以派两个警察把我送到德里，就是为了确保我离境回到中国；要是真不想让我走，我现在还在集中营里呢！花人力财力把我送到德里再不让我走，逻辑上说不过去嘛！ 

我太太却完全听不进去，她的大脑已无法进行理性的思考和判断。她说你不知道的，德里的人都很坏，他们会故意找麻烦。（关于德里人的恶名，详见《从“德里恐惧症”到“印度恐惧症”》）

除此之外，她还担心我们买的机票不是联程，值机柜台不让我登机。我跟她解释了无数次：这条线路已经经过了数百人次的验证，肯定不存在任何问题……她却无法停止怀疑，怀疑一切本该确定无疑的事情。 

巧的是，来接洽我们的机场海关官员是我太太的拉达克老乡。印度有将近14亿人，而拉达克人总共只有不到30万，要遇见彼此并不容易。于是她坚信我们之所以能够顺利通关出境，完全是因为遇到了这个拉达克人；而之所以会遇到这个拉达克人，完全是因为她在这几个月里日日夜夜诵经念佛，佛菩萨安排了这个人来解救我们。她之所以会这样想，是因为只有这种“救星”的设定，才能够把她自己臆想出来的阴谋论说圆——印度政府处心积虑要迫害我们，原本打算在最后关头拦下我们，多亏菩萨派来的“救星”粉碎了印度政府的阴谋。 

我跟她说，集中营里有那么多人曾被遣返，其中很多人都在印度犯了罪，可我从来没听说过有哪个人在遣返过程中被海关堵回来的。所以不管碰到哪个海关官员，我都肯定能顺利走。我太太花了不少时间才接受了这个说法，不再坚持说那个拉达克人是佛菩萨派来的。我心想，佛教中有些菩萨下凡化身救人的故事之所以得以广为流传，大抵正是因为在绝望中的人会特别愿意相信这些故事吧。毕竟假如我太太坚持她的主张，我一点都没有办法证明那个拉达克人不是菩萨派来的。 

这位拉达克海关官员并不直接负责我的遣返，而是找了一个下级官员接手我们。那个下级官员去复印我资料的时候，让我们在办公区域的遣返室（Deportee Room）等着。 

当时是晚上11点，我太太那天早上4点起床后，一整天没有合过眼，身体极度疲惫。遣返室里有张躺椅，于是就让她躺下休息一会儿，馒头由我来抱着。 

没过几分钟，有个机场的保安可能以为我们是擅自跑来这个房间的，问我们是谁，为什么在这里休息。我太太顿时紧张了起来，拉着我就往外逃到公共区域，但她却也不敢走远，因为那个海关官员还要回来找我们。我说你有什么好害怕的，这是人家让我们等在里面的。然而她的回答完全没有逻辑，说怕有人来问我们问题、找麻烦，导致我们走不了。 

我说我们又没有做坏事，你究竟怕什么？她依然说，你不知道的！德里的人什么都做得出来！ 

在那一刻，我意识到了我太太已经陷入了一种极端缺乏安全感的自我怀疑。过去几个月发生的事情，彻底摧毁了她对世界的信任，她就像一只受了伤的小动物，害怕一切有能力伤害她的事物；她无法也不愿去分辨对方究竟是善意还是恶意，只想要躲起来。 

然而那时候我也很累，由于还得抱着馒头，我不想站在外面等，执意要回到遣返室坐下来等。那个去复印文件的海关官员很长时间都没回来，这让我太太变得更加紧张和焦虑，歇斯底里地跟我吵了起来。 

我说：人家本来就让我们坐在里面等，你怕什么呢？

她说：你就听我的吧！我们就在这里等！

我说：我不管，我才不怕他们！

结果她发急了：你要这样的话，那我就走！我不去中国了！

我说：那你走！你走啊！不去中国你能去哪儿？ 

我太太一愣，这才稍微冷静了一点。总算过了一会儿那个海关官员回来了，带着我们去柜台值机。 

值机的时候我特别关注行李是否帮我直挂到了上海，第一遍打行李牌的时候柜员果然忘记了，让他又重新打了一遍，再三确认了行李牌上第二程的航班号和最终目的地准确无误。 

拿好登机牌之后，在海关人员带领下，通关和安检都非常快，免去了排队。我之前以为现在大概坐飞机的人很少，却没想到在这疫情期间，德里机场就跟以往一样熙熙攘攘。从金奈过来的国内航班是满座，从德里去法兰克福的国际航班上座率至少在90%以上。后来看到新闻说，印度人民觉得疫情已经结束了，印度政府也鼓励大家出门消费拉动内需。我们回国的时候刚好赶上圣诞新年假期，旅游出行呈报复性增长，12月份申请签证的人数增加了一倍…… 

一下子来到人员如此密集的场所，免不了又引发了我太太的恐慌。她之前说只要我们过了海关就会放心，事实上还没过海关她已经在担心第二天到德国要做的核酸检测，害怕万一检测阳性拿不到去中国的绿码……顺便说一句，印度机场值机和登机的时候根本不看中国人的绿码，至于核酸阳性报告则可以轻易伪造。印度这边申请的回国绿码纯粹是为了之后在中转国申请第二个绿码所准备的——没有第一个绿码你就拿不到第二个绿码，而没有第二个绿码你就无法登上去中国的航班。 

更让她焦虑的是，遣返程序并没有随着我登机而结束。 

按照我之前对遣返流程的理解，以为只要我过了海关就自由了。因为押送我的警察最多只能跟到海关为止，从来没人告诉过我还会被转卖给德里机场的海关工作人员。海关官员一路带着我出境来到登机口，护照和资料一直被他捏在手里，毫不松懈对我的监管。我在登机口想去买点吃的，他也寸步不离地跟着我。

登机开始的时候，海关官员带着我们第一个上了飞机，我心想都上飞机了总该结束了吧？不料他竟然把我的护照资料交给了印度航空的空乘人员，跟空乘叽里咕噜交代了一通才走。等他下飞机后，我问空乘什么时候会归还我的护照，她说回到地面上会给我。我心里嘀咕，现在给我和落地再给我有啥区别呢？飞机又不是火车，难道还怕我跳伞逃了不成？

——这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没打算落地后还我护照。在法兰克福降落之后，我的护照到了一个德国阿姨的手里——我不确定这个阿姨本身就在飞机上还是落地后才上飞机的，这种印德之间往返的航班，飞机上有个把德国机组人员并不奇怪。阿姨关照我留在座位上不要动，按照程序我得跟机组人员一起下飞机。

我问她接下去要干嘛？她说接下去我要跟着机组一起去海关。

我对德国转机的流程早已倒背如流，一听这不对啊！我们下了飞机应该去非申根转机区（Transit Area Non-Schengen）的Z区，根本不需要去海关。我这样告诉了阿姨，她却坚持说我们只能去海关，还说下了飞机之后除了海关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

于是我猜想或许法兰克福机场先要过一个“小海关”才能进入国际航班转机区域，我假如没记错的话，莫斯科机场好像就有一个类似的关卡，进入转机区域需要简单查验一下护照和登机牌。

机组人员都收拾好了之后，我们跟着德国阿姨一起下了飞机。阿姨问我这遣返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我说还不是因为中印对抗嘛！我是中国人，我的太太是印度人，我因为疫情滞留在印度，印度跟中国关系不好，要把中国人都赶走，就以签证过期为由把我给遣返了。阿姨听完点点头，也不知道她究竟懂没懂。我一路上留神看着指示牌，我发现她并没有带我们走向指示着Z区的通道，而是径直去了正儿八经的入境海关——过了这里，就进入德国境内了。

我跟阿姨说你肯定搞错了，我接下去应该直接去Z区的登机口坐汉莎的航班去上海，我的行李也已经直挂到了上海，怎么可能让我从这里入境？我太太则在边上焦虑地问我怎么办，我说我们又没有德国签证，不可能过海关的。

事实证明确实是她搞错了，阿姨拿着我的护照去了海关柜台，估计海关告诉她这个中国人不应该送到这里来，于是便带着我去了汉莎票务柜台。在确认了我下一段汉莎航班的客票真实有效之后，阿姨把护照和材料还给我了。她说她的工作到此结束，我们接下去可以自己走了。

如此轻易就把我放走反而让我有点难以置信，从理论上来讲，我现在完全可以从这里买机票去其他国家。直到她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我才真的相信遣返流程终于结束了。

阿姨带我们去的汉莎柜台位于B区，而中国人办票一般都在Z区，所以这个区的柜员对前往中国的航班业务不太熟。那个汉莎柜员看起来已经是奶奶级了，我问她的每个问题她都会在网上认真查阅确认好最新的政策才回答我。她经过查询告诉我说，飞往中国的航班要先有中国驻德国使领馆审发的绿码才能打印登机牌，所以这会儿还拿不到登机牌。这里我说明一下，之所以得在法兰克福拿登机牌，是因为我们前后两张机票是分开订的；联程机票的话可以直接在始发机场拿到两张登机牌，不过就算先拿好登机牌也得有绿码才能登机。

至此，我们终于正式进入了法兰克福的转机流程，赶紧奔赴位于航站楼内Z50登机口附近的新冠病毒检测机构。

检测机构10点开门，我们航班抵达法兰克福大约是当地时间早上7点，等德国阿姨终于还我自由，我们一家再在从B区坐航站楼轻轨转移到遥远的Z区，已是9点半。在中转机场进行检测乃是转机回国的关键流程，在印度申请回国绿码的时候，有一个必备材料就是中转机场的双检预约单。法兰克福机场内这个机构的检测费用高达299欧元，差不多是印度的10倍。好在按照德国这边的政策，像我儿子这样的婴幼儿可以免除检测。

我之前得到信息都说汉莎航空飞中国的航班上座率很低，而这个检测机构几乎是专门为中国旅客服务的，于是满以为做检测的人应该不会很多。然而我们到那儿的时候，回国的中国人早已排起了蜿蜒的长队，目测绝不少于一百人……我心里又打鼓了，难道这些人全都是跟我们一个航班去上海的？如此看来航班上座率并不低啊！

排队做检测的中国人

事实上，后来我们那个航班的上座率至少在60-70%左右，以波音747机型的座位数推算，大约承运了两百多名旅客，很可能其它航班熔断取消后的旅客都被调剂到这架飞机上来了。

我们在网上预约检测的时候可以选检测时间，最早一档是早上10点到10点半；但事实上这里排队的顺序是先来后到，网上预约的时间根本不作数，检测机构也并没有在10点准时开张——这点让我觉得很不德国。

排队检测的地方我们又碰上了德里机场遇见的那个中国哥们儿，我太太为先前的失礼向他道了歉；他告诉我们，我们带着孩子做检测可以不用排队，直接去最前面就行了。

我不得不说，这种带孩子家庭免排队的优待，简直救了我们一命。

带着孩子让我们直接来到了检测队伍的最前面。我观察了一下同一航班至少有六个婴幼儿，最小的一个孩子才2个月大

之前我以为自己无法离开集中营的时候，曾经天真地想过让我太太一个人带馒头回国；当我自己亲身经历过了一遍带着娃回国的旅程之后，才意识到这一挑战有多么巨大。

撇开各种繁琐的流程不谈，最虐的事情莫过于睡眠剥夺。

带着娃进行这种长途旅行，不管娃是醒着还是睡着，我们都没办法好好睡。他醒着的时候我们得看着，他睡着了我们还是得看着——因为不知道他啥时候会醒。他呼呼大睡的时候，我们不一定可以睡；我们终于可以歇会儿的时候，他不一定会允许你休息。这种体验就好像应对车轮战一样，会把人搞得筋疲力尽。

拿我太太来说吧，她印度时间12月19号早上4点便起床了，一直到北京时间12月22号凌晨2点才终于能够躺下入睡，期间68个小时脑袋没沾过枕头。而这68个小时里面，我们俩轮换着看孩子，零零碎碎只睡了几个小时。德里飞法兰克福的那晚由于馒头坐飞机有点哭闹几乎没怎么睡，最长的一觉是从法兰克福到上海的飞机上睡了4个小时。赶路的时候，一般都是我管行李她管娃。这就让我不禁想象了一下，要是真让我太太独自带娃回国，又要背行李又要抱娃，而且还不能安心睡觉，很可能会在路途中累得原地去世。在法兰克福转机的时候，为了让我太太能躺在椅子上多睡一会儿，我不得不抱着精神奕奕的馒头在航站楼里遛弯儿，那一天在航站楼里走了14000多步。会搞得这么累也是因为我们带娃旅行的功课没做足，经过这趟旅行我们才知道，应该带一辆婴儿推车——我之前误以为婴儿推车到机场就得托运掉，觉得带了也没用。

娃醒了我们就必须醒着，娃睡着了我们才有可能忙里偷闲睡一会儿

在航站楼里必须时时刻刻看着他，否则就可能去影响其他旅客

很多人肯定要评论我的人字拖，你们真不知道机场里有多少人羡慕我在航站楼里穿着一双舒适的人字拖，这是专门为15个小时漫长转机准备的

法兰克福机场没啥东西可吃，Z区唯一一家餐厅中午2点就打烊了，只能买些面包色拉。当然，路过德国总得尝一下啤酒。

另一方面，尽管我们在法兰克福的转机时间长达15个小时，但这15个小时却被拆得零零碎碎，有各种阶段性任务需要我们保持警觉，从而没有办法在机场里找个地方安安心心睡一觉回血。

早上10点开始的核酸检测只是第一关。法兰克福机场这个检测点吧，核酸跟血清不是一起采样的，大家先排队采样鼻拭子和咽拭子，等所有人采样完，才能去另外一个地方排队拿抽血的单子，拿好单子再排队等着抽血，这两百多号人光是排队就得排三趟。所以我才说，带着小孩儿不用排队救了我们一命。

检测机构一开始跟我们讲血清检测中午12点开始，等12点多去问的时候，接待的小姑娘又改口说她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要等医生来……最后医生是下午2点多才来的。等待检测的时候我丝毫不敢松懈，时不时就得过去张望一下有没有开始。

这只是长队的一角，而这样的队得要排三次，很多人都累得坐在地上。

我拍了一段排队做检测的视频，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趟航班的人有多少

等到把双检测都做完，才终于能够放松一会儿。此时我已累得头也疼牙也疼，找地方躺了一小会儿回血。然而革命尚未成功，接下去得要时刻关注邮箱，等着接收检测报告结果；拿到报告之后要立刻申请德国的转机绿码，再继续忐忑不安地等待着绿码的审发……只有最后拿到绿码换好登机牌，才算是把法兰克福转机所有的关卡闯完了。

当我拿到一家三口的登机牌已是晚上8点多，距离登机不到1小时。也就是说，这15个小时的转机时间，刚够我们在中转机场拿到登机牌。

在法兰克福机场就打了那么一个小盹儿

登机时候我们带着孩子也能优先

终于能登机了，馒头这时候已经睡着了

登机后听说这趟航班有两名旅客因为没拿到绿码而被滞留在了法兰克福机场，其中有一个人核酸既不是阴性也不是阳性，显示的是“无结果”，因此被卡了——这很可能只是检测机器出了故障。他们接下去要怎么办我也不知道，这一年多来听了太多类似的故事，多多少少有些麻木。大局之下难免有个体需要承担代价，每个人自顾尚且不暇，唯有希望大时代的一粒沙千万别化作自己头上的一座山。

很多人可能觉得我取道德国回国已经够折腾了——要先从印度坐9个小时飞机到德国，再从德国坐11个小时飞机到上海。我跟飞机上邻座的大哥一聊，发现他回国的路径更是让人哭笑不得。这位大哥是蒙古族，家在内蒙古二连浩特，工作在外蒙古的乌兰巴托。以往他从二连浩特的口岸入境，不过二三十公里就到家了；眼下由于口岸关闭，他不得不先从外蒙古飞到德国法兰克福，再从法兰克福飞上海，在上海隔离完14天之后最后飞回内蒙古。我们从德国飞上海的航班，先后飞过了他工作的乌兰巴托和他在二连浩特的家……

这还没完呢，蒙古到法兰克福的航班跟他后面回中国的航班衔接不起来，而法兰克福规定的转机时间不超过24小时。他不得不另外买一段24小时内从法兰克福飞迪拜的航班，用来在乌兰巴托顺利登机。值机完成后，他就把去迪拜的票给退了，在法兰克福的非申根转机区混了两天，搭上了这趟回国航班。他这种走法有个条件——不能带托运行李，因为他既没法儿把行李直挂到上海，也没法儿在法兰克福把行李取出来。

有道是近乡情怯，从我2020年1月6日离开中国算起，已经快两年不曾踏上故土，即将回到自己的祖国反而有种不真实感。我当初娶一名拉达克姑娘，有部分原因正是想要体验一种没有攻略可以参考的别样人生（详见《娶拉达克姑娘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没想到突然间整个世界都陷入了这场没有攻略可以参考的危机。我的人生随之起起落落，其轨迹已完全不受我的控制。即便在上海的酒店隔离了好几天之后，我仍然很难相信我已经回到了上海。如果说集中营里的日子就像一个梦，那也是一个无比清晰的梦——我的鞋底依然粘着集中营里深红色的泥土；脚上因湿毒引发的溃烂尚未完全愈合，在这边却又因空调房的干燥而起皮皲裂……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交织重叠在了一起，产生了一种令人迷幻的错乱。

我们的航班于12月21号下午5点左右落地上海浦东，由于海关限流，在座位上等了一小时才允许下飞机。浦东机场里面看起来极其魔幻，冷冰冰的没有空调，到处是工地上用的那种隔离板，像一个裹上了包装纸的异世界，变得面目模糊；我们沿着隔离带圈起来的路径往前走，觉得自己好像在被赶往羊圈，有一段会将我们引到室外，来到一个专为核酸检测搭建的临时房屋……总之，这种不真实感便如同穿越到了平行宇宙里的另一个浦东机场。

面目全非的浦东机场

在之前看到的一些叙述回国经历的帖子里，都把上海的核酸检测描述得格外恐怖，导致我对此充满了畏惧。我记得有个人描述说是“直捅天灵盖”，拿着棉签在天灵盖上刮了几圈，看得我脑壳儿都疼了。这让我想起古埃及人制作木乃伊的工艺，通过鼻腔将死者的大脑取出……然而实际体验下来，无论是浦东机场还是隔离酒店的核酸检测，都没有网上说得那么恐怖，相比印度的实验室捅得确实很深，但它深入的是口腔方向而非天灵盖，棉签细且软，总体而言完全能忍受。

浦东机场入境一路上要过好多关卡，大部分只是跟着流程走，诸如测体温、测核酸、填申报表、登记入境后的地址等等。到了海关边防盖入境章的地方，我们一家被卡住了——由于印度被列为高风险国家和地区（具体有哪些国家地区在这个列表里我也不太清楚），我们护照会被贴上黄标享受“特殊待遇”。跟我们一批被卡的有九个人，除了印度还有就是蒙古来的，边防把我们护照收走后，让我们在一个指定的地方坐着干等。

这么一等就是一个半小时，我们到海关的时候不到6点，等我们来到取行李的地方已是7点半，找遍了整个大厅都找不到我们的行李，经过查询才知道我们行李已经被当作无人认领的行李被拉去做爆炸物检测和消毒了……我们当时遇到了一个悖论——行李一旦出了海关就不能再送回来；而由于我们属于“高风险地区”回国的人员，也不允许我们自己去咫尺之遥的机场仓库认领行李。最后经过协商，只能按照异常行李的流程处理，第二天帮我们从仓库把行李找出来寄到隔离酒店，快递费需自理。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是因为他们机场内部的沟通问题：边防说我们这个航班的人都已经出来了，于是管行李的人就把行李给拉走了。

填好了“行李运输事故记录单”之后，我们终于来到了外面的分流点——也就是大家平时在浦东机场接机的地方。这地方现在已经变得面目全非，完全被隔离板包了起来。我本以为我们九个人会被送到专门的酒店统一隔离，事实上并非如此，我们就跟其他抵沪旅客一样会在分流点被分成三类前往不同的登记点——第一个是“十六区”，指的是上海的十六个区，所有家在上海的人员去这里报道，依据就近隔离的原则，会被送到自己家所在的那个区的隔离酒店；第二个是“苏浙皖”，指的是江苏、浙江、安徽三省，最终目的地是苏浙皖三省的人员可以选择在上海进行14天隔离或者采取“3+11”的隔离措施——先在上海隔离3天，然后集中隔离转运到老家的酒店继续隔离11天；去往全国其他城市的旅客则有另外的登记点。

根据防控的程序，我们这九个人需要在分流的地方等待“消杀”人员过来护送。具体操作是这样的：从分流点到登记点的这段路上，我们走在前面，工作人员推着小车跟在后面，使用喷雾在我们走过的路径上进行消毒。把我们标记成“高风险地区”回国人员，多花了了两个多小时才从机场出来，正是为了进行这几分钟的消杀……不过我们大家对此并没什么怨言，看着那些长时间身穿防护服奋战在防控第一线的工作人员，感觉他们实在太不容易了，我们所能做的唯有尽力配合他们。

通往“十六区”转运等候区的通道

我以前从来没数过上海究竟有几个区

当我终于来到“十六区”的登记点，已经晚上8点半，登记点的所在地其实就是过去连接浦东机场T1和T2航站楼的走道。不巧的是我们那个区有一班转运大巴刚刚开走，下一班要等两个多小时。

21号这一整天我们只吃了一顿飞机餐，前一天在法兰克福机场也只吃了些面包和色拉，终于闯到这最后一关的时候可谓是饥困交加。说起来我实在很佩服那些全副武装身穿防护服在飞机上完全不吃不喝的旅客，换了我的话大概已经低血糖晕倒了。

21号一整天就吃了飞机上这么一点东西，到晚上饿得前胸贴后背。

背景里那位穿防护服的壮士，全程一点都没吃过飞机餐。

登记点有免费的点心和水，我吃了点八宝粥、面包；而我太太想吃热食，一问之下机场里并不提供。我在登记点附近转悠，看到有个旅客的行李推车上有两盒泡面，于是腆着老脸问人家能不能卖我一盒，那人很大方地直接送了我一盒。用开水泡好给我太太，她觉得这简直是世上最美味的食物。

我们将近晚上11点才终于坐上转运大巴，到达隔离酒店的时间是11点51分，办好入住已是凌晨。之前听说有些地方要求夫妻必须一人一间分开隔离，上海这边还挺人性化，像我们这种可以填个情况说明，申请一家三口在一起隔离，酒店也会照顾我们给一间比较大的双床房（一张大床一张小床），不需要另外加钱。隔离酒店收费标准是房费290块钱一天，餐食每个人80块钱一天，我们一家人隔离14天总共6300块，比预想的要便宜一些。

终于能去坐转运大巴了

抵达隔离酒店

在登记点吃的那点东西此时已消化完，感到饥肠辘辘。所有人都告诉我隔离酒店可以叫外卖，进了房间之后立马下单叫了一份我太太牵肠挂肚很久了的麻辣烫。然而麻辣烫送来之后，酒店却说根据最新政策现在禁止给隔离人员送外卖。我转念一想觉得也确实有道理，假如允许叫外卖，会大大增加隔离酒店的管理成本和接触风险。拿我住的隔离酒店来说，快递包裹通常是一日一送。快递员或家属在包裹上写好房间号，统一放在停车场岗亭，酒店会在每天下午分发到各个房间——早上送到的快递，也得傍晚才能拿到。而外卖这玩意儿显然是等不了的，假如每个房间都在不同时段叫外卖，酒店的人每天得送多少次啊？酒店虽然不肯帮我们把麻辣烫拿来，但给我们送来了两盒泡面充饥，无论如何先填饱肚子再说。

隔离酒店停车场收快递的岗亭

隔离酒店每日三餐的投喂都非常准时，在我这种两年没吃过正经中餐的人看来，伙食还是相当不错的——早餐有粥有酸奶有鸡蛋有包子有各种花式的点心，午餐晚餐则是四菜一汤外加水果，就是蔬菜的量少了点。以我饭量而言，单人份肯定是吃不饱的，然而吃不饱就对了，要是顿顿吃饱的话，恐怕隔离期间光吃不动得增肥好几斤。

馒头有自己的婴儿米粉，也吃我们的饭菜，妈妈会把米饭和菜一起嚼碎了喂给他，早饭的米糕、包子皮、粥也会直接给他。虽说不太应该给一岁大的小孩儿吃大人的食物，但在这种非常时期显然顾不了那么多。我们父母那代人没那么多讲究，不也把我们养大了嘛。隔离酒店的盒饭为了照顾大多数人的口味，不会有重口或者奇怪的菜式，给小孩儿吃刚好。为了补充蔬菜摄入的不足，我在网上下单买了很多水果，这些水果馒头也都能吃。

对我们一家来说能够落地上海隔离是十分幸运的，解除隔离之后便可以直接回家，这就方便我买一些大件但必需的婴幼儿用品，比如娃吃饭的椅子、给娃洗澡的盆、防止娃从床上摔下来的护栏……14天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但假如这14天日日夜夜都得和一个刚满一周岁的顽皮小男孩同处一室，恐怕任谁都会觉得无比漫长。

我上个厕所，馒头都要趴在外面偷窥

洗澡盆

馒头每天到点跟我们一起吃饭，他有自己专用的椅子

然而所有的辛苦都心甘情愿——至少此刻全家在一起，爷爷奶奶也将很快就能抱上孙子。要知道在这疫情之下，依然还有许多家庭天各一方骨肉分离，许多海外游子可能不得不在异国他乡度过第三个没有家人陪伴的春节。没人知道这一切还将持续多久，在2021年结束的时候，整个世界显然不如在这一年刚刚开始的时候那么乐观。

过去这几个月里发生的变故对我们一家而言仿佛经历了一场战争时期的兵荒马乱，好不容易花了两年时间将南印度的小家弄得井井有条舒适安逸，却不得不匆匆抛下这里的一切，永远不再回到那里。散尽家财出走逃难，舍下全部身家只求一张离开的票——孰者珍贵，孰者无谓，孰者不可割舍，孰者不必眷恋，此刻间一目了然。

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并没有必要与印度如此的决裂——大丈夫仰不愧于天，俯不愧于人，我在印度从不曾违法乱纪，只要将来他们敢给我签证，我就敢来印度。但我太太在经历了这次的事情之后，印度的家对她来说成为了一个伤心地，同时她也对印度政府的不按常理出牌充满了恐惧，害怕我如果再回到印度会被栽赃构陷——毕竟他们可以随便说你入境章或者签证是假的，到时候“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

我太太现在似乎有些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和抑郁症，到了中国之后依然不堪回首她人生中最黑暗的那三个月，变得十分敏感和脆弱，时常黯然落泪哭泣。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几个月哭得太多，她的右眼出现了结膜淋巴管扩张。最近那部很出名的反映印度司法黑暗的电影《杰伊·比姆》（Jai Bhim）令她无法直视，她说一看到电影的情节就会想起我们自己，里面那个遇害的丈夫被警察无端带走，而妻子怀孕还带着孩子……结束隔离后我会带她去看眼睛，带她去中国各地散心，也希望时间能够慢慢治愈她内心的创伤。

综合考虑当下的各种状况——疫情仍是扑朔迷离，中印关系仍在僵持不下，馒头需要一个语言环境来学习中文，我太太需要一个稳定的环境来修复心理创伤……回国定居确实是最好的选择。其实我本来也没打算十年八年那样长久地住在印度，原计划是打算等到馒头三岁的时候回到中国定居，现在只是把计划提前了两年。

这篇文章发布的时候，我们尚未结束隔离，还不知道在中国的新生活将会如何展开，但我相信未来是光明的。

无论世界如何改变，无论路途如何波折，无论业力将我们一家带到何处，生活总得继续。命运被这场疫情所彻底改变的众生何止亿万，相比那些声音无法被听到、遭遇无法被看到、只能自己苦苦挣扎的大多数，我们一家是何其的幸运……

没有理由不去笑着面对生活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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