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组织里，变化正在悄然发生…

在这个组织里，变化正在悄然发生…

2021年11月12日，在土耳其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举行的突厥语国家合作委员会第八届峰会上，“突厥语国家委员会”正式更名为 “突厥国家组织”， 成员国为土耳其、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阿塞拜疆，匈牙利和土库曼斯坦则为观察员国。该组织的更名标志着突厥语国家联系与合作的进一步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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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厥国家组织的前世今生

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来说，突厥语国家是指多数人口以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为母语的国家，这些国家具有相似的文化风俗，多数国家（阿塞拜疆除外）的多数人口信奉伊斯兰教（逊尼派）。土耳其、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阿塞拜疆是突厥语国家的主要代表，其中后四国分布在中亚地区。

除这些国家之外，俄罗斯南部、东西伯利亚部分地区、蒙古西部小部分地区、里海西岸和伊朗西北部等地区也有使用突厥语的民族，巴尔干半岛沿海地区也有零星分布。当前，全世界有1.64亿突厥语使用者，其中上述六个突厥语国家就有突厥语人口约1.25亿，占总数的76.6%。

该地区关于建立统一的突厥国家联盟和组织的提法由来已久。早在1991年于土耳其召开的欧亚大陆新格局研讨会上，就有学者提出，突厥语国家应该效仿欧共体，成为一个主权国家的联盟。1992年，在土耳其的倡议下，土耳其，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召开了第一届“突厥语国家首脑峰会”。

2009年，这一峰会升级为“突厥语国家合作委员会”，其宗旨为促进突厥语国家间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深度交流与合作，目标是“组建突厥世界的联合国家”。2021年11月12日，这一委员会更名为突厥国家组织，某种程度上意味着突厥语国家在一体化进程之路上又迈出了一步。

泛突厥主义在突厥国家组织的建立过程中起到了难以忽视的重要作用。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亚地区经历了突厥化与伊斯兰化的过程，为泛突厥主义在该地区的传播提供了历史文化背景。

泛突厥主义产生于19世纪的俄国鞑靼斯坦，其主要观点是：生活在西起小亚细亚半岛东至中亚和中国新疆的地区中的、以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分支语言为母语的所有民族都属于统一的“突厥民族”，主张实现民族团结并建立统一的“突厥国家”。在突厥学研究、欧洲“民族自决”思潮和反抗沙俄帝国反动统治等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下，泛突厥主义在中亚地区获得了巨大的影响力。

苏联解体后，中亚五国作为“突厥语国家”获得独立，这给包括土耳其在内的突厥语国家相互交流开拓了空间。尤其是自诩为奥斯曼帝国正统继承人的土耳其更是野心勃勃。当时的土耳其总统曾饶有兴致地设想过建立一个“从波黑到中国”的“新奥斯曼”。

其他国家领导人对此反应也相当积极：1992年，时任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率先提出了“突厥联盟”的构想；时任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提出要对泛突厥主义等问题进行客观理性的分析；阿塞拜疆总统更是直接鼓吹实现“突厥斯坦”的“语言、思想和行动的统一”，鼓吹“突厥化、现代化和伊斯兰化”。

02

小国雄心：土耳其的苏丹梦

土耳其是突厥国家组织成立过程中最重要的国家行为体。事实上，土耳其对于建立统一的、由土耳其主导的突厥国家同盟一直抱有极强的野心。从1992年至今，土耳其在推进突厥语国家合作交流过程中发挥了最积极、最重要的作用。在委员会更名“突厥国家组织”之前，土耳其就曾经提议，突厥语国家在宗教、语言及习俗上渊源极深，理应仿效阿拉伯联盟体制，建立一个突厥国家联盟。

土耳其是突厥语国家中突厥语人口最多、突厥文化水平最高、社会经济也最发达的国家，是世界上影响力最大的突厥语国家，这也使得它积极参与突厥语地区事务，并力图通过担任突厥世界领导者谋求区域大国地位、实现其政治野心。

除了直接倡导成立国际组织、直接参与多边外交，土耳其还通过发展突厥语文化教育等方式提高自身在突厥语地区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以教育为例，土耳其仅在中亚地区就先后建立起三所大学和约二十所居伦学校。除此之外，在外交政策制定上，土耳其奉行新泛突厥主义和新奥斯曼主义。上述诸因素不仅是此次突厥国家组织建立的重要原因，更会对该地区国家间交往产生重要的影响。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作为亚欧大陆东西两端的重要联结和枢纽桥梁，突厥语国家无疑具有重要的政治、经济意义。15世纪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扩张就曾经对东西方商路的畅通性、连贯性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欧洲近现代的国际关系历史中，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也被经常作为亚洲地区的大国而发挥作用。

对中国来说，突厥语国家组织成员国处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关键位置，是中国联系欧洲陆路交通的必经之路；同时，中亚地区作为中国能源进口渠道多元化战略规划中一个重要的油气资源来源地，对于中国国家发展和能源安全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除此之外，基于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而形成的突厥国家组织，很有可能会给同样以“双泛”为背书的存在于突厥语地区的各种极端组织、恐怖组织带去某种错误的信号。这不仅会使得中亚地区社会不稳定的潜在因素被持续放大，还可能会引起“东突”等恐怖组织新一轮的分裂和恐怖行动。

土耳其在中亚政治经济各领域影响力扩大并非是俄罗斯愿意见到的。由于历史和地理原因，中亚地区一直被俄罗斯视为自身势力范围，也是保障其国家安全的一道重要屏障。近年来，土耳其与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签订了多个军事和技术协议，这显然对俄罗斯不利。土耳其在这一区域谋求扩张，可能会被俄罗斯认为是一种挑衅行为。

俄罗斯与土耳其历史积怨很深，1676年到1914年两国发生了约11次大规模战争。苏联成立后，它与土耳其的关系一直处于半对立状态。上个世纪20至30年代，土耳其曾支持阿富汗境内的巴斯马奇。1952年，土耳其成为北约成员国。由于控制着黑海进入地中海的通道，土耳其实质上是美国在近东、中东地区遏制苏联政策的关键一环。

苏联解体之后，土耳其立即与中亚五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并设立使馆，并开展了全方位的交流。2020年9月爆发纳卡冲突，土耳其更是公然支持属于突厥语国家的阿塞拜疆。某种程度上，突厥国家组织的建立会加剧双方的在该地区的博弈甚至升级为冲突。

03

困难重重：突厥国家组织前途渺茫

总的来看，突厥国家组织的正式成立，是历史、文化、政治等多种复杂因素作用的共同结果。然而这一切是不是就意味着突厥国家组织的建立会对该区域地缘政治甚至是整个国际体系产生巨大的冲击和强烈的影响呢？

事实上，突厥国家组织想要真正成为一个能够在区域政治乃至整个国际体系中占据一席之地的国际行为体，可以说是困难重重，这种困难既表现在内忧，又表现在外患。

其“内忧”总结起来，共有三点。

第一，作为理论支撑的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本身根基不牢。在冷战结束后中亚各国独立初期，各国为了“去苏联化”，迫切需要寻找并确立一个全新的、属于本民族本国家的历史文化渊源，以此来增强国家认同感、归属感。泛突厥主义正是在这一时期风行一时。

然而随着泛伊斯兰主义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逐渐走向极端并对各国政权稳固和社会稳定产生了消极影响，各国政府开始不约而同地采取打压态度，以确保国家坚定地走世俗化道路。在此期间，各国加强治理极端主义的力度，并且对可能威胁国家安全和政权稳定的因素保持了高度的警惕。

在2013至2014 年，乌兹别克斯坦就曾对土耳其的一些企业在其境内从事某些非法活动（包括宣传泛突厥主义和建立统一突厥国家的活动）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查，驱逐了大批土耳其企业。

尽管为了适应现实，土耳其又提出了所谓的“新泛突厥主义”，强调对国家主权的尊重，但在当前的主要突厥国家，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并不是社会思潮的主流，新泛突厥主义也没有得到广泛传播。这意味着在上述中亚国家的内部——不论是政府官员还是普通民众——对于成立一个统一的突厥国家或者是建立一个一体化的突厥国家联盟都没有什么兴趣。

第二，历经艰险而获得独立的各国当然不愿意再次统一在一个“突厥国家”之中，国家主权对于“超国家行为体”的天然排斥使得一体化前途渺茫。更为重要的是，成员国利益诉求不尽相同。相比起土耳其对于政治军事合作的热衷，其余国家似乎更加在乎经济和文化层面的合作，因此在很多重要议题上很难达成共识。

尽管1992年确立了突厥语国家首脑定期会晤这一机制，但实际上，从1998 年起，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就没有出席过这个峰会。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这一峰会都是在讨论“无聊的问题”“说些客气话，再次重申历史和文化的共同点”，有的国家领导人甚至一度认为“该结束这种官方声明了”。

事实上几乎每年都召开的六国元首峰会，会前既没有确定明确的研究议题和开会的主要内容，会上也解决不了任何涉及各方重大利益的有关问题。“会上各唱各的调，会后各走各的道，决无协调行动可言。” 新成立的突厥国家组织或许在这一问题上会有所改善，但是如何协调各国政策与行动，充分发挥组织的效用，仍旧该组织进一步发展所需解决的一大问题。

第三，从组织内部机制上看，突厥国家组织内部权力分配和机构设置也是矛盾重重。例如，土耳其外交战略与其自身综合国力之间的差距在该组织就有一定体现。尽管土耳其在该地区属于相对实力较强的国家，但其绝对实力尤其是经济实力并不能使其他国家完全信服，因而土耳其在试图主导地区事务时总是显得力不从心。

特别是，2013年后 ，国民生产总值（GDP）持续下降，2020年相比2013年下降24.82%，国民经济衰退严重。新冠疫情使得本就不容乐观的土耳其经济雪上加霜。2021年以来，土耳其经济已发生多次动荡，股市曾在3月22日一天之内熔断两次，里拉对美元贬值则总计23%。

与此同时，作为中亚五国中体量最大、综合实力最强的国家，哈萨克斯坦也没有将地区事务主导权拱手相让的打算。近年来，哈萨克斯坦极力推动突厥斯坦市成为“突厥世界精神中心”这一项目。这意味着在可预见的将来，哈萨克斯坦在突厥国家组织中将注定会同土耳其展开一系列话语权上的竞争。

如果说理念吸引力下降、各国利益难以调和和组织本身问题是制约突厥国家组织影响力的“内忧”，那么俄罗斯就是“外患”。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土耳其在中亚地区影响力扩大是俄罗斯不愿意看到的。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在中亚地区，土耳其是难以与俄罗斯抗衡的。

从国家体量来看，土耳其与俄罗斯在政治影响力、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等方面差距都较大。2020年，土耳其GDP为7170.5亿美元，而俄罗斯为1.474万亿美元；同时，土耳其还曾于2017年和2020年两度向俄罗斯购买S400防导弹系统。

除此之外，突厥语国家地区一直是俄罗斯的重要战略地带，俄罗斯在这些国家的影响力远远高于土耳其。苏联时期，由于两国长期处于对立状态，土耳其和苏联境内的突厥语地区没有发生任何关系。也就是说，土耳其与其余五个突厥语国家在上个世纪长达几十年的时间内处于交流真空的状态。

而俄罗斯与除土耳其之外的其余突厥语国家有着深渊的历史和政治联系，至少在冷战时期同为苏联的加盟成员国。即便是在冷战结束后，俄罗斯也继承了苏联的大部分政治经济遗产，对阿塞拜疆和中亚诸国的影响力很大。

中亚五国在政治、经济上高度依赖俄罗斯，在文化上亲近俄罗斯更甚于亲近土耳其。乌兹比克斯坦学者在进行外交重点排序时，大多将俄罗斯放在了第一位，而土耳其排在了第五位。在中亚四国，俄语的使用仍旧率远高于突厥语。

同时，在俄务工人员汇回本国的外汇对于这五个国家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以2017年为例，吉尔吉斯斯坦在俄打工人员汇回本国的外汇约为17亿美元，约占国家GDP的25.7%；塔吉克斯坦则大概有12亿美元，约占国家GDP的28%。无论是从“大棒”还是“胡萝卜”角度考虑，因土耳其导致与俄罗斯关系的僵化，对于这五个国家来说，显然不是明智的选择。

土耳其等国花费了将近30年时间将突厥语国家的合作从定期峰会发展到常设组织，体现出突厥国家一体化的渐进性和重重困难。泛突厥主义本身就是特定历史时期形成的特定概念，其价值观感召力到底有多强、根基有多深需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更何况地缘政治的影响、国家诉求的不同、国家实力的不足使得新成立的突厥国家组织很难如土耳其所期待的那样成为其获取区域主导权的有力工具。总的来说，突厥国家组织，很可能只是土耳其“奥斯曼帝国正统”自我定位和“突厥世界一把手”政治野心的一场幻梦，其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该组织究竟能够发挥多大效用，对国际政治产生何种影响，仍旧需要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