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子柒“美到极致”，张同学“土得掉渣”，中国农民最优秀的品质却是……

当今中国乡村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与裂变，消亡与重构。这种前所未有不仅体现在数量的增减、形态的变迁，更体现在故事的流转。

前有李子柒的美到极致，后有张同学土得掉渣，拍摄的都是农村。农村人看了怀旧，城里人看了新奇。

抛开镜头中的农村是否真实等争议，两人都在以自己最熟悉最擅长的方式记录农村。

农民在土地里种植庄稼，世人可在土地里种植故事，记录农村家史、家族史、村落史。著名摄影家、纪录片导演焦波就是其中典型代表。

与所有出生在上世纪50年代的中国人一样，他有着深厚的农村情结、家国情怀，从农民，到老师，再到媒体（宣传）人……一连串身份变化，在外人眼里颇具传奇色彩，然而在焦波看来，更多的是感受到个人命运始终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以及对生于斯长于斯这片土地的热爱。

不久前，筹集八年的“中国•淄博天津湾影像大集”在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天津湾西村开集，这里是焦波的故乡。

整个村子变成了一个露天乡村博物馆，进了村，沿着路，远远可见一张长15米高10米的全村村民的全家福立在村口，照片中的村民们平和喜乐。村里斑驳的石头墙上也挂满了村民们的大幅照片。

这是焦波为村民拍摄的。

“我想为乡村写史，为农民立传，给农民留下一部影像史记。”当着众乡亲们，焦波说。不远处，是焦波在村里荒山上承包开发的一片梯田，他将那里比作“古罗马的大剧院”，可以“踩在土地上，谈论土地上的故事”。

乡村影像大集甫一结束，焦波接受了库叔专访。今天，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

文 | 李亚飞 瞭望智库观察员

瞭望智库：你生于1950年代，属于伴随着新中国成长起来的一代人，这个时代给你和你的作品带来了什么？

焦波：很庆幸，我出生在那个年代，亲眼目睹见证诸多重大历史事件，像上山下乡、改革开放，等等。

一路走来，我也经历许多，上山下乡那会我回村务农，跟着父亲学木匠，之后被推荐上学，当上了人民教师，后来又当上了校长、教育局干部。

上世纪80年代初，我考上了淄博师专，进修两年进了《淄博日报》做摄影记者，从此走上了媒体（宣传）之路：从《淄博日报》摄影记者，到《人民日报》（海外版）摄影记者，再到国务院新闻办任图片库艺术总监。

图为焦波

从小山村，到淄博，再到北京；从农民，到老师，再到媒体（宣传）人，叠加着时代变迁，个人阅历增加，思想也在不断进步。既有农民、文人身份的底层生活经验，又有对国家政策的学习领悟，对时代的敏锐感知，这些对我的创作影响很大——无论是拍照片，还是拍电影，讲述中国农民故事的时候，有文人情怀，也要有家国视野，兼具历史厚度与时代高度。

比如讲述一个小村庄的故事，村庄涉及方方面面，我会从大处着眼，小处入手，把一个人、一个事件放在历史进程、当下世界中来观察，选择三户人家，定三位主人公。从这些有代表性的人物身上，从他们的典型故事中，讲述一个村庄的故事。这些故事往往都会有中国的影子。

那个时代的人，从小长在红旗下，也一直对党对国家有着很坚定的信仰，思想价值观已经形成，很难改变。我本人也是有4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深信只有内心正直的人，才能创作出向善向美的作品，对行业内外的一些跟风资本、取悦市场、浮夸炒作、疏离农民，甚至自黑讨好西方等不正之风很厌恶反对。

反倒是对于国家大事、时代风云，我觉得天然应该记录下来，不然就是失职，对不起党和人民，对不起所在时代。

我拍照最早可回溯至上世纪70年代中期。1978年改革开放春风拂遍神州的时候，我就用相机记录了各地学习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以及大包干的场景，这都是有价值的历史资料。

脱贫攻坚刚开始，我们团队就奔赴贵州、云南等地。在脱贫攻坚最艰难的地方之一——贵州大漆村，我们驻扎了300多天，拍摄出了体现村民走出大山、逐渐脱贫的纪录电影《出山记》。片子受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同志的鼓励。

没多久，我受邀拍摄了《进城记》。作为《出山记》的续集，《进城记》讲述了农民从大山搬迁到城市新区的故事。出山不易，进城更难，我们和进城的农民住在一个小区，整整“混”了两年。

有人会觉得我的作品为政府唱赞歌，太“正”了。我说，为政府唱赞歌有什么不好？对政府的功绩视而不见，是一个纪录片人的客观吗？我有自己的坚持。

我的纪录片，始终走中庸路线，拍摄的村庄必须不大不小，不穷不富；拍摄角度不俯不仰。

我始终不介入，客观中庸。但是我表达了我的价值取向了吗？肯定表达了，但不是偏激的态度。

像《乡村里的中国》，我拍了这个村庄一年四季的美，春花夏雨、秋风冬雪、节气更迭、黄昏黎明，是想让观众看到村庄还有留恋之处。村庄中的零碎矛盾、苦辣酸楚、婚丧嫁娶、生老病死也不回避，在片子中也有体现，这才是一个完整村庄。

过于偏激或平静都不是真实的，真正的农村生活是简单平淡中又温暖不凡。特别有冲击力、冰冷的东西，我不喜欢；特别燥热的、热得烫手的内容，我也不喜欢。我不喜欢高大全，也不喜欢脏乱差。

我姶终在控制情绪，保持中庸，这也是一种力量。如果拍得非常偏激，是能给人感官上的刺激，但那不具普遍性。

当前乡村的问题很多，但拍摄起来，剪辑成片，不能太沉重。我对农村、农民、土地、乡愁的理解是立体的，它们是淡淡温和的，是可亲可近的，是本真可爱的，是平实纯粹的，所以我的电影色温一直控制着，不浓不烈。

瞭望智库：在你的十余部纪录片中，你印象最深或者说最让你心心念念的人物是谁，为什么？

焦波：片子中几乎每一位主角我都心有共灵，如果非得选一位的话，那就是《乡村里的中国》中的杜深忠。

一方面，我和他聊得最多，感慨最多；更重要的是，我觉得他身上有着极易被忽视的我国农民最优秀的品质，在时下的乡村振兴中，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他很有梦想。

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杜深忠十七八岁就喜欢文学，开始写东西，当年的文学青年嘛。高中毕业后当了两年兵之后复员回家，就专注文学创作。后再到北京鲁迅文学院学习班，学了四届。一直到34岁结婚，十几年实际上完全在家里搞创作。

他读了大量的书，然后就是写作。那个年代，万千青年挤在文学道路上，模仿有成就作家们的作品，费心尽力地去创作，但除了凤毛麟角的几个之外，绝大多数就像杜深忠一样一事无成。

难能可贵的是，别人放弃了，杜深忠却一如既往，死死追求。他追求了40年，40年来一直想在文学创作上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结果全是退稿，最后也不投了。现在也懒得写了，但是他在心里一直在想，一直没有放弃。他说焦老师，我现在60岁了，仍然没有放弃20岁的梦想，我不甘心。

他始终有一种饥渴。他每天都看电视，是村里唯一每天坚持看央视《新闻联播》的人。他还看历史、人文的节目，别的东西不看。

他喜欢乐器。他说，“焦老师，我七八岁的时候，第一次听到村头喇叭里播放的琵琶曲《春江花月夜》，就觉得这个琵琶声是圣乐，是天籁之音，我一定要拥有它。也知道我弹不好，但是想拥有它，这么多年来我一心念叨这个东西，五十多年没改变。

这是他对“美”的理解，他想要这份美，尽管这种美离他的生活那么远，甚至别人认为他是痴人说梦，绝对是实现不了的，但是他一直在坚持。我觉得这个人不得了。

这是在现实之外的一种精神上的追求，是很高层次的一种追求。他并不像别人那样，每年收多少果子，有点吃的就行了。他不甘心那样，一定还要在其他方面再有追求。

他身上有些缺点，在村里面显得有些另类，不被大多数人看好，但是他那份对梦想的执着代表对提高自身文化素质的渴望。

农民很勤恳，很节俭，生活过好了，如在精神方面又有很高的追求，那么素质一下就提高了。

乡村振兴很重要的一个方向，就是农民文化素质的提高。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可能容易一些，文化素质的提高不是朝夕可就。

在农村，“杜深忠们”可以更多些。

纪录片《乡村里的中国》中的杜深忠

他很深刻。

杜深忠思想很深刻，看待社会、看待人包括自己，比一般人深刻。

他既有相当的文化底蕴，又有对现代社会的反思；既有高层次的理论，又能脚踏实地每天在那片土地上不断琢磨，在每一件在别人看来无所谓的事情上多了些思考的深刻。

跟他谈话，能发现他有很多地方和我们印象中的农民是不一样的，总是有超脱我们惯常对农民理解的地方。

村庄适宜种苹果树，但苹果价格忽高忽低，村民们往往收益难抵成本，撂荒的不少，也包括杜深忠。

他说，我对土地一点感情也没有。像我这样的农民没有办法离开土地，得拼命地让孩子赶快考学出去。最后还不忘劝学儿子，“你要好好学习，不要认为我干一辈子一事无成，失败的教训比成功的经验还说明问题。”

字字句句都很深刻，很有力。

他对土地的感情非常复杂，很不喜欢这片土地，但当看到村里的土地、环境遭到破坏的时候，又有一种很痛的感觉。

我理解他，实际上他太喜欢那片土地了，太有感情了。

他对环境的破坏痛心疾首，说起来义愤填膺。村里几棵几百年树龄的大树被运到城里搞绿化，搞形象工程，他骂骂咧咧，强烈批评这种不正之风，“这是剜大腿上的肉贴到脸上”。

獾吃了他家里的玉米，他老婆说赶快把獾灭掉算了，他说不行．“獾是国家三类保护动物”。

他对于环境，对动物，是多么高的一种境界：要保护它，要保护这个村庄原生态的美，你说他对这片土地没感情吗？他是爱之深恨之切。

他把几十年来欲说难说的话，最真切的痛，通过我们的镜头完全表达出来了。在这片土地上，他经济上没啥大收获，很多梦想更是很遥远，如果不是遇到我们，他的很多故事鲜为人知。

杜深忠是一个值得肯定的人物，他敢于把这种话说出来，别的农民可能太木讷了，也许根本不会考虑喜欢不喜欢土地的问题。

放眼全国，这种农民有多少？太多太多，千千万万。哪个农民没有理想？年轻时有理想，现在有理想；走出去的有理想，留守村庄的也有理想。当然像杜深忠这么一直不放弃的，少之又少了。大多数碰壁了，就认了，生儿育女，腰弯了，背也驼了，脸色木讷，步履蹒跚，一辈子就这么过了。

类似杜深忠的，村里还有两位，我奉他们三人为“杓峪三贤”，有文化有思想有责任。

乡村振兴，既要塑形，更要铸魂，贤者完全可以发挥更大作用：带领村民见贤思齐、崇德向善，走出了一条以德治文化促发展的善治之路。

瞭望智库：农民或者说乡村，在你的作品中承载了什么？

焦波：借用杜深忠提到的一个字，“美”。

有人说，“焦老师，您把乡村拍得太美了。”我说，在我的心中乡村就是美的，这种乡村还留着，我要把它拍出来让大家看看。绿树池塘荷花、小桥流水人家、粉墙黛瓦篱笆、蔬菜瓜果鸡鸭，春天有花，夏天有知了，还有鸟窝、蜜蜂、蝴蝶……我想把这个村庄四季、节气变化等很细微的变化拍出来，希望人们能记住乡村。

这种美更体现在文化层面：乡村的生活方式、生活态度、处事方法。

农村是熟人社会，农民属熟人圈，相互之间是永远打交道的，讲究一种相邻关系，人与人之间是简单相处的珍重。比如说家里什么都没有，我可以借别人的用，一家不能把钳子、螺丝刀等所有大大小小的工具都置办齐了，这东西可能不常用到，但需要的时候完全可以借过来。

不仅邻里互助，这种熟人社会、熟人圈对资源优化配置、矛盾的调和乃至应急的处理，都时时刻刻产生着影响。都言中国人故土难迁，这是重要原因之一。

也不用否认，农村确实有很多不和谐的东西，邻里争执、兄弟争吵等，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无论在乡村还是城市，这种纠纷是免不掉的，没必要粉饰，尤其是现在，乡村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与外界保持着互动沟通。农民虽然还生活在那片土地上，但和外面的交流一点不比城里差。

相对来说，他们的矛盾与城里的相比，有种可爱之处，直来直去，高兴了就哈哈大笑，恼了就吵一架，甚至动拳头打一架，然后就和好了，这是难能可贵的。

农民是优秀的乡村文化传承主体。他们身上那种坚韧、坚持、坚毅、坚强，始终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当前我国仍有5亿多农民，这是一个很庞大的群体。某种程度上，农民的事情做好了，乡村的事情做好了，中国的事情就做好了。

我是农民的儿子，身上流淌着农民的血，始终也没有离开乡村，一直心系着乡村，自诩也很了解农民。我也着保留农民的一些习惯，好的或者不好的，这是烙印在骨子里，改不了的。

我就想把农民这个群体塑造好，讲好他们的故事，为他们说话，为他们代言，这是我的心愿。

土地是可爱的！乡村是可爱的！中国农民是可爱的！于是，我们在《乡村里的中国》片尾深情地打上一行字：

谨以此片向中国农民致敬！

纪录片《乡村里的中国》结尾字幕

焦波：这要追溯到我拍摄纪录片《俺爹俺娘》。

因为对父母的情感特别深，才有了从1974到2004年30年间我拍摄父母的日常，记录他们的点滴。他们是我的爹娘，更是普通中国农民中的一员，身上那股劲儿、那种品德，是中国农民天然所具备的。

人的生命有限，是留不住的。害怕失去，我让爹娘永远活在我的镜头里、图片中。

对爹娘有感情，也自然对乡村有感情，对农民有感情，对土地有感情，所以在拍摄我爹娘的时候，我也拍摄村里的乡亲父老。

1988年，我在《淄博日报》做记者，第一次拍摄图片故事，讲述一个叫上雀峪的严重缺水山村，村民多年来为了等水，每晚都抱着被子和水桶，睡在泉水边。

报道刊发后，在各方帮助下，村里终于打了水井，我又去拍了村民们咕咚咕咚喝水，围着水井笑逐颜开的画面，有个80多岁的老太太，颤颤巍巍走过来跟我道谢，“焦记者，等你退休了，我们养活你。”

她80多岁，我30多岁，谁养活谁啊？可话里那种淳朴、那种心意……她说的不是“你好，谢谢你”，而是“我们养活你”。

现在回忆起这个，依然想掉泪。

不断的创作实践中，我对乡村、农民、土地的感情越来越深。爹娘有一天会远去，但是爹娘的“爹娘”是中国乡村，一直都会在，是拍不完的。

爹娘不在后，我把拍摄视线从爹娘完全转移到了中国乡村。

图为焦波在指挥无人机拍摄

迄今为止，我所有作品都是在农村拍摄，主角都是农民，关于土地，叙述乡愁。

2012年元月，国家广电总局相关领导给我布置作业，支持我拍个片子，“找一个村庄，住上一年，拍一部真正属于中国农民的纪录电影。但有一个条件，必须在村里住上一年，一天都不能离开。”

当时我毫不犹豫就接了，我有农民身上的那股倔强劲。

首先要选择有代表性的拍摄地点，我在家乡淄博附近溜了一圈，有的村太过安静，有的太过城镇化，更多的不乡不城。最后，我找到了一个叫杓峪的村。

这个村子较为典型，在一个山坡上，三面环山，只有一条通往山外的道路，景色挺美，古老又封闭，但有一些大学生、一些打工村民和外面交往，不断地有外来的东西和它碰撞着。

实际上，这种题材正合我的口味。我是边远农村长大，并一直生活到近二十岁，进城以后当记者也经常跑农村。生于斯长于斯，关注农村，了解农村，在拍摄过程中我也能非常容易地融入到农民中去。

当然归根结底，骨子里有对农村的眷恋，农村的点点滴滴在我心头挥之不去，于是有了对农村的关注和探索，有了这些作品。

我的信念是为乡村立传，为农民立传，为中国农民写史记。这些年来，不拍任何别的题材，就踏踏实实拍自己所熟悉的乡村，在土地里种植故事。

《乡村里的中国》被称为第一部真正属于中国农民的纪录电影，是了解中国农村农民的最佳纪录片。

中国需要这一类作品，积少成多，形成系列，不就构成了中国农村发展史了。

迄今为止，我已经拍了15部乡村题材的纪录片，除了《俺爹俺娘》《乡村里的中国》《川流不息》《天津湾》《哑巴的正月》《五世同堂》，其余九部都是在记录脱贫攻坚。

至2035年还有13年，我会继续拍摄乡村振兴，始终扎土地上，有一天走不动了，就倒在土地上，那便是我的美好终结。

瞭望智库：《乡村里的中国》有三条线：张自恩的政治线、杜深忠的文化线、杜滨才的情感线。你是如何构建这三条线的？

焦波：当初构思片子的时候是按照这三条线来选择人物的，恰好又在村子里碰上他们三位，于是就有了以三条线之“小”，来见中国之“大”。

回过头看，片子中的政治、文化、情感三条线，在村子里都能得到一一对应的人物和事件，有着绝妙的搭配。

张自恩，是片子中最忙碌的人，典型的农村基层干部，正派刻苦、努力勤勉，但又总得不到理解，甚至被骂被威胁，苦恼烦闷，又不能不干。他未必是最优秀的村干部，但一定是最真实的。他有多爱民助民，就有多现实尴尬，这是千万农村基层干部的缩影。

图为纪录片《乡村里的中国》中的张自恩

杜深忠，片子中第一位出场的人物，普通农民，不满足于埋头种地、低头吃饭，有文化、有想法，有多种兴趣爱好，有更高的精神追求，这种既传统又现代的人物，具有展示的丰富性，对于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农民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矛盾等有着深入的思考。

杜滨才，白面书生，气质和整个农村有着特别大的反差，家庭特殊，自幼父亲有精神病、母亲改嫁。他心里装了不少事，对于家的情感是复杂的。家是他记忆中最遗憾最难过的回忆，带给他很多自卑，但他又很自强自立，一心向上，要走出村子，出人头地。

图片纪录片《乡村里的中国》中的杜滨才

大到一个村庄，小到每个村民，生产发展、日常生活等都离不开政治。没有政治线，片子就失去了导向，高度欠缺，内涵不够。这条线万万不能削弱。

文化始终是乡村重要的一面。乡村有一批像杜深忠的贤良，不满足于面朝黄土背朝天，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有着精神方面的追求，弹弹琵琶，练练书法；有自己独立思考，对村中大事小情抒发想法。片子拍摄时，中央尚未提出精准扶贫，“杜深忠们”由此更显凤毛麟角。

情感线上，从《俺爹俺娘》开始，我始终带着情感拍摄乡村。如果没有情感，作品就只有骨头没有肉。片子中，杜滨才对父亲、对村庄的那种情感，非常矛盾复杂，也更容易打动人。实际上，代际摩擦、农二代与农一代的冲突，是个常见现象。

花开花谢、寒暑往来。

三条线在二十四节气中顺序交错出现，从春天到夏天，到秋天，再到冬天，还继续联系着，最终到春节的时候，每条线都有了自己的结局。

三条线与时代发展息息相关，时代的情感春秋就隐藏其中。三条线串联起农村基层治理空转、文化匮乏、家庭伦理面临冲击等农村基本现状，这也是我想表达的。

这些现状在全国也有一定代表性，即便在现在，依然是农村亟待解决的难题。

反过来讲，乡村振兴中，这三条线也可堪为能落实落细的重要抓手。抓住这三条线，就可以提纲挈领，繁中取胜。

瞭望智库：《乡村里的中国》上映已有八年，八年来，片子中的几位主角、村民、村庄发生了什么变化？

焦波：巧合的是，《乡村里的中国》上映至今已八年，与完成脱贫攻坚时间一致。八年了，这个村庄和村民，以及几位主角，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村庄方面：农业农村部把村庄作为一个试点单位，不断地去调研，并给予扶持。目前，村庄已经成为省级旅游重点村了，道路拓宽了，环境绿化了，村容也面貌一新，神奇的是，连苹果价格也趋于稳定，不过山车了。

村民方面：杜深忠痴心不改对书法的追求，经常弹起自己心爱的琵琶。时不时有人请他去做报告；他的书法，也开始值钱了，有时候他也出去售卖；还有人请他去拍电影，但是台词没几句，名副其实的“群众演员”。也有一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客人过去拜访他，想与其对话交流，当然也不乏“猎奇”者。

他曾幻想着有个新房子，不用很大，但要有个大窗户，太阳从外边射进来，照到书桌上，他在上面写书法、写文章，身后有一个大大的书架，里面摆满了书。这是他理想中的一种生活状态，现在房子已经盖起来了，但书桌还没备齐，还没装修，他拿我当朋友，我引其为知己，想帮他实现。

他还有个梦想，想请我给他找几个书法家帮他提高书法技艺，然后办一个书法展。我答应了，已经帮他找好人了，承诺让他至少在淄博搞一个书法展。

张自恩连任了书记，但属于险胜。他每天也是忙忙碌碌的，想着为村庄做事，对老百姓那种朴素的情感，也一直也没改变；同时，他依然很不易，还是“干了一年支部书记，就赚了一肚子酒”，那种辛苦无奈，让人心酸感慨。他一直想通过我为村里拉些项目，我也尽力整合资源为村里做些事。

杜滨才毕业去了省城的一家旅游公司当国际导游，有时候上韩国，有时又飞柬埔寨。有时，他打电话问我有时间吗，邀请我坐他们的飞机去韩国一趟。

村民很自豪地说《乡村里的中国》拍摄地在他们村，并在村外头外墙上写着：《乡村里的中国》拍摄地。

一部文艺作品能改变一个村庄。

与外界接触更多，得到很多，诱惑冲击会更多，我希望村庄继续保持那份真挚朴实、温良敦厚。

八年来，变化不仅发生在《乡村里的中国》中的村庄。

我走访全国不少地方发现，脱贫攻坚以后，农民的气质、村庄的面貌有了巨大变化，这是掩藏不住的。比如杜深忠之前一直抱怨“我不喜欢土地，我对土地一点感情没有”“这二亩贫瘠土地不养人”，现在真切感受到了脱贫攻坚后方方面面的巨大变化，也没那么抱怨了。

瞭望智库：其后几年，你陆续拍摄了《淘宝村》《出山记》《进城记》等，你将人物放置在更为宏阔的“世界”背景上，你想表达或者企及什么？

焦波：如你所言，比之《乡村里的中国》，这几部作品的背景被置于“世界”中了，更为宏阔。

乡村是农民的，也是全国人民的。乡村振兴也不仅是农民农村的事，需要城市倾心反哺。当前城乡交流互动、要素流动超出以往，讲述农民故事也要有更大视角，站在城乡融合发展的角度，要有全球化视野。

《淘宝村》是农民农村与“世界”虚拟意义上的链接。片子拍摄于2015年，全方位感知了中国乡村一日千里的变化，聚焦被互联网改变的村庄与村民，触摸中国农民生生不息、敢于创造未来的精神干劲。

给我感触最深的是，中国农民的爆发力，敢想敢做的精神。

我们拍摄的山东菏泽曹县（就是现在互联网上很火的曹县）丁楼村，属梁山地区，当地农民抓住了电子商务蓬勃发展的契机，刚开始的时候，做照相背景布，后来扩大业务，做儿童演出服，没想到，儿童演出服就火爆了。

敢想敢干，真的是一夜致富。

“丁楼村的故事”仍在发生和发展。在丁楼村等首批淘宝村的带动下，山东曹县与浙江义乌一并成为“超大型淘宝村集群”，电商带动全县20万人就业，全县2万余人脱贫。

全球独一无二乡村创业场景！

全国有多少这样的“丁楼村的故事”？有多少这样的单品冠军、隐形冠军村？它们链接着中国乃至世界，改变了自己的村庄，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如果现在不干的话，再过个几年，就彻底地告诫自己算了吧，这辈子也就这样了。”

这话出自《淘宝村》中一位山东农民之口，一位半辈子面朝黄土的妇女。

图为焦波团队在拍摄

《出山记》《进城记》是农民与“世界”物理意义上的链接。马克思说，一切人口现象都由经济发展决定。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同样由经济发展所决定。

中国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城镇化进程，其规模远远超过了全欧洲1820-1920年整整100年间的移民规模。

如今，中国城镇化率超过60%，2035年有望达到70%，这意味着未来尚有数亿农民进城。这是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是乡村文明向城市文明的跨越，是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巨大变革，于农民而言，不啻于一场彻彻底底的“革命”，其中势必伴随着乡村与城市的冲突、身份能否得到认同的执着、在城是进是退的彷徨等。

图为焦波在农民家拍摄

在《进城记》中，老杨杨多晏是从大山里搬迁到遵义新蒲新区幸福社区的一户农民。搬迁之前，45岁的老杨在村里养羊为生；搬迁后，老杨一直无法适应城里生活，多次应聘失败后，直接把新家的钥匙扔在社区书记的办公桌上，嚷嚷着要回老家。

后来，社区帮助他争取到一笔创业贷款，他做起了贩羊生意，生活慢慢好了起来。

旧愁刚去、新愁又来。贪玩不爱学习的儿子又成为他最大的烦恼。为此，他特意带着儿子回了趟山里的老家。

坐在老宅上的他触景生情，对儿子说，“过去的老家和现在的老家不一样了，这就叫改变。你一定记着这种改变。”

回程时，老杨背着儿子下山，边走边跟儿子念叨，“抱紧我，你看，我们回家的路好难走啊，我老了你要背我走啊……”

农民的生活太不容易了，基层干部的工作太不容易了，脱贫攻坚太不容易了！

瞭望智库：如果说记录家史、家族史、村落史是一种使命的话，你如何看待这种使命？

焦波：我国五千年文明史，载体是村庄。记录家史、家族史、村落史永远有价值，这是加强家国凝聚力、建立国家影像档案的主要办法，是激活文化，连接传统、现代与未来的重要桥梁，是讲好中国故事、构建中国文化研究体系的关键方法。

图为中国•淄博天津湾影像大集   摄影蒋于利

让更多的人铭记家史、感恩先贤，记住乡愁、留下瞬间，让乡村优秀的历史和文化得以传承，激发大家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热情，对乡村振兴也是大有裨益。

值得一提的是，当前在短视频平台上回忆故乡、感怀乡愁的题材很多，很感人也很吸引人。我觉得这是个好事，说明大家更多关注乡村了，关注自己的父母了，关注自己的家乡了。关注总比冷漠强，行动胜过旁观。

但是如果仅仅是一年回去一次乃至几次，走马观花地吃一顿饭或拍几张图片，写出来拍出来的内容未必全面客观。

衰落与希望并存，但希望是主流，这才是真正现实的乡村。

我希望更多的文化学者，更多农村出生的人，担负起乡土责任，心怀乡土情怀，有机会更多地仔细地观察和体味、记录自己的父母和乡里乡亲，不在时间长短，关键要沉下去。

如果有条件的话，将来我还想建一个乡村影像博物馆。还有，我想把乡村影像大集办好，希望这个大集能集中国乡村影像之大成。

乡村影像大集有了首届，我还要筹划第二届、第三届……知名业内专家也给我支招出主意，要确立产业化发展的基本思路。

简单依靠主办方单向对活动资助补贴是难以为继的。乡村影像大集的可持续发展要有坚实的经济基础，需在包括政府、村民在内的各参与主体之间链接互动，构建长效的利益关系和良性运作机制。还需要明确，活动的卖点在哪里，潜在市场如何，目标客户是谁，需求是什么；怎样开发销售农文旅各种产品、供给者是谁、如何把蛋糕做大再分配？

乡村影像大集只有按产业化发展逻辑，将农文旅和互联网+等各种资源有效结合，形成持续的自我造血能力，才能走得远走得好，更好地助力乡村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