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个笑话，谁还记得巴黎是无产阶级政权始发地？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　

在卡尔·马克思奋笔疾书完成《共产党宣言》的1848年，一个君主制横行的欧洲被自下而上的革命浪潮覆盖了。

从西西里到维也纳，人民高喊着共和国万岁，向专制君主展开进攻。

当平等、民主化的呼声响彻寰球，旧封建势力在汹汹民意前节节后退，与此同时，这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却充满哀怨。

一方面，在这场剧烈的变革与动荡中，正如马克思所言“共产主义已被欧洲的一切势力公认为一种势力”，它的力量已不容小觑；另一方面，阶级压迫的血泪被民生与王权的恩怨所掩盖，大陆上的无产者们未能如愿以偿、取得应有之地。

于是在不到三十年后，人类有史以来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在法国巴黎诞生了。

从轰轰烈烈到零落成泥，72个日夜，三万多死者、近六万监禁流放者，这是巴黎公社所经受的悲壮结局。

在今天，浪漫之都的美誉似乎只属于将它包装得无比精致的近现代资本主义。然而不久前，巴黎的浪漫还隐喻着无产阶级为挣脱枷锁而创造的鲜血与革命。

巴黎公社社员墙

已故社员们的美好愿望，若干年后在俄国、中国、古巴得以实现。可是回望故乡，这个无产阶级政权的始发地，接下来的命运捉摸不清：

它一边不负众望地成长为资本主义营垒中左派知识分子的中心，一边抬头注视着上空共产主义的幽灵，试图亲近却又感到陌生，彷徨而忧虑。

1933年，年仅20岁的阿尔及利亚人阿尔贝·加缪没有这层优柔寡断。他囊中羞涩、身染肺病，仰仗亲人接济、半工半读才维持住他在阿尔及尔大学的学业。

青年加缪

在以小说《局外人》一举成名之前，加缪是一个无名小卒，家境贫寒且命运凄惨。

两次结核病发让他的校足球队生涯与大学任教资格提前终结，黑脚（生活在法属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后裔）身份更让他在祖籍法国与故土阿尔及利亚之间怀抱着复杂情绪。

在这段历经艰辛的日子里，他或许会回忆起在寄居在阿尔及尔贫民区外祖母家生活的点点滴滴，或许会想起自己尚处襁褓时便在马恩河战役中阵亡的可怜父亲。

人生跌宕催生出青年的反抗，在忧郁与病痛充斥的黑暗中，共产主义成为一束耀眼的光芒。

随着十月革命胜利、各国共产党雨后春笋般建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成果与影响力以肉眼可见的形式不断扩大。

与此同时，法西斯势力的开战野心急剧膨胀，经济危机已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

英法美仍在姑息养奸，而左派力量对此已忍无可忍。

欧洲的共产党人们参与组建了人民阵线，一致反对右翼亲法西斯主义政权。在法国，这场运动成功选出了新一届人民阵线政府，进步知识分子们奔走呼号的步履并未停下。

人民阵线海报

1935年，在写给恩师让·格勒尼埃的书信中，加缪同样表明了心迹：

“我认为把人们引向共产主义的，主要不是思想，而是生活……我有一种强烈的愿望，就是要看到戕害人类的苦难减少。”

这一年，他加入了法国共产党。

在这段为共产主义理想如痴如醉的日子里，戏剧创作，这项加缪倾尽一生追求的艺术表达，通过作者赤诚的灵魂与清癯的肉体拾级而上、叙事宏大而魅力四射。

一个由加缪组织的劳工剧团成立了，他在那里担任演员、编剧及导演。

法共标志

鼎鼎大名的法国左派作家的小说，如安德烈·马尔罗《人类的命运》《轻蔑的时代》，分别讲述远东中国共产党的险象环生以及德国共产党人的斗争——加缪获得这位称他为同志的前辈的授权，将它们改作剧目，一一呈现给普罗大众。

贝尔库工人区，加缪度过童年的凄寒之地，在共产党人与群众的协作中境况日益改善。目睹法共阿尔及利亚党支部的欣欣向荣，他原以为日子会越来越好。

谁知迎来的却是多事之秋。

1937年，法西斯的侵略行为愈演愈烈。与此同时，阿尔及利亚与法国当局正为殖民地问题争吵不休。

这个北非之地在法国人1830年入侵之前，是奥斯曼帝国的行省。其人口十有八九是穆斯林土著，但统治阶级却基本是“黑脚法国人”。

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者为争取独立解放，做出了英勇而过激的行为。

一方面，他们宁死不屈，抗击那些腐败、草菅人命的法国官员；另一方面，被仇恨与压迫蒙蔽双眼的部分当地人，则对境内所有黑脚法国人展开了无差别攻击。

昔日法国殖民势力范围

如何定义他们的行为？法国共产党认为，阿民族主义者的行为无可厚非。认定它自始至终站在支持民族解放、反帝反压迫的立场上，在考察殖民地上的暴力冲突后，总结出进步性大于弊端的结论。

然而，一种强烈的道德感令作为法共党员的加缪犹豫了。他当然知道，法国政府对革命人士的血腥镇压是昏聩、暴虐之行，但他同时觉得，法共等左派势力对阿尔及利亚反抗者行为的无条件支持也是一种盲动。

毕竟对他而言，黑脚法国人与谋求独立的穆斯林都是自己的亲人、邻居，阿尔及利亚只要存在对无辜者的杀戮与伤害，都是不可取。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能那样雅致。加缪对此无法理解。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共产党人眼里的殖民地民族解放斗争，解放本质优先于现象，做不到面面俱到。

加缪恰恰堪称道德完美主义的个体，当美好愿望与现实政治不合，他那时擅长的事是做文章批评。不难想象，他那激进、犀利的言辞把左派势力与右派势力都得罪了。

法国共产党将他扫地出门，此时加缪的党龄仅有两年。

但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现实政见的不合并未造成加缪对理想共产主义世界的幻灭。

与法共分手之后，他继续活动在劳工剧团。

阿尔及利亚问题上各方寸步不让的立场并未维持多久，1939年9月，更尖锐、急迫的危机来临了：德军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拉开序幕。

“野兽统治的时代开始了。”加缪在日记中如是写道。

这个出生于一战前夕的孤儿，在26年岁月里成长为目光如炬的青年，正义感、使命感所激发的满腔热情让他难以释怀，加缪不再满足于仅参加劳工剧团的宣传。

他受到前辈安德烈·马尔罗的感染，后者已加入人民阵线的军队奔赴前线。可不幸的是，他从军的愿望又被结核病史硬生生挡回。

一颗渴望战斗、解放的心再度沉寂了。

安德烈·马尔罗

左派人民阵线坚定支持者

而就在不久之前，加缪拒绝了某地方哨所为漂泊的他提供的法语教师工作。

那时他刚下定决心要成为作家，在写给朋友的信中，他将自己的抉择描述为一次重大赌注，可见他当时也相当迷茫：

“这个赌注逼迫我必须要创造出一些有意义的东西，否则我的生活就将是彻底荒诞的。”

数日后，当他将自己的实验小说《幸福的死亡》寄给老师让·格勒尼埃，换来的却是严厉的批评。

《幸福的死亡》加缪处女作

名著《局外人》前身

回信中，加缪大失所望地倾吐着对未来的焦虑，如同二十年后处境尴尬的巴黎：

“在我的生命中，没有多少纯粹的事物。写作，是其中一件。然而与此同时，我的经历已经足够让我了解，与其做一个糟糕的知识分子、平庸的作家，还不如去做一个好的布尔乔亚。”

军队不需要他，共产党人不欢迎他，阿尔及利亚人与法国政府指责他，加之职业理想的道路坎坷，使加缪深深地意识到，自己已成孤家寡人。

而一切“错误”只源于自己对世俗政治的关怀、身为反抗者自命的责无旁贷。

一种荒谬感油然而生。这将成为日后他文学与哲学作品的永恒主题。

就在这个时期，《局外人》《西西弗斯神话》，加缪流芳百世的作品，酝酿成熟了。

1940年，加缪重振斗志，前往巴黎。5月，在空荡荡的旅馆房间里，他完成了《局外人》手稿。该作品开篇写道：

“今天，妈妈死了。可能是昨天，我不清楚。”

加缪在《局外人》中所竭力刻画的，是故事主人公莫尔索对人生大事的虚无、冷漠态度。

现象级畅销书《局外人》

它的作者是共产主义者

从母亲去世，到爱情和犯罪，莫尔索表现出无所谓、异于常人的状态，但他心中却又饱含对生活的热爱。

故事最后，莫尔索荒诞的处世风格为他自身带来了荒诞的审判与死刑。

初读一遍，便能理解《局外人》为何出版即受年轻一代热捧：因为这个既真实又冷漠的世界无论在战前战后都存在，而荒诞感、道德无足轻重恰恰在欧洲战后的疯狂享乐与秩序毁坏得以印证。

然而莫尔索并非行尸走肉，他也有被阳光、海风、沙滩唤醒的炽热情感。这些柔软、动人的迹象才是加缪所钟爱的：明知现实荒诞、依旧从容不迫、认真度过一生。

《西西弗斯神话》亦抱有这种倾向。西西弗斯，希腊神话中的悲剧英雄，因触犯众神而被责罚于将巨石推上山顶，但巨石每到山顶之时便会跌回山脚，西西弗斯便永恒地接受这一刑罚。

西西弗斯反抗众神

普罗米修斯则拯救苍生

当众神、众生几千年来都以为这种刑罚因其无意义的消耗而让西西弗斯精疲力竭之时，加缪却指出，西西弗斯是幸福的。

正因为他逃不掉这份差事，西西弗斯将在巨石落回山脚后，即为下一次推动做准备之时，感受到在这种荒谬的循环中反抗诸神的价值与快乐。

接受既成的荒谬，然后予以反抗。加缪在政治批判、哲学思辨中找到了一条人的出路。

对于这一切的诞生，加缪曾接触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功不可没。

他没有成为布尔乔亚，他始终牢记着斗争和反抗。

但现实政治毕竟不是哲学现象，当年阿尔及利亚问题上他的那些思想纠葛，加缪日后还要碰到，甚至更多。

在为《局外人》文末落款之时，他没能想到，1个月后巴黎将沦陷。

那个冬天，加缪暂别巴黎，在阿尔及利亚创作出《鼠疫》，淋漓尽致地刻画出欧洲人民面对法西斯暴政从个体到集体化的英勇抗争。

重返德占巴黎后，加缪经左派人士介绍加入《战斗报》，与被通缉的共产党人合作，开展地下抵抗运动。

1941年，德国对苏联宣战，法共号召海内外人民组织开展反法西斯战争。英吉利海峡对岸，戴高乐的“自由法国”同样声势浩大。

戴高乐，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总统

侵吞法共武装胜利果实、法共克星

1942年《局外人》正式出版，加缪一举成名，终于摆脱拮据的生活，昂首阔步迈向了法国文艺界高峰。

同年在巴黎，《存在与虚无》一书作者让·保罗·萨特注意到了这位声名鹊起的后辈及其作品。

阅读完《局外人》后，精通于思辨的萨特不惜花费洋洋洒洒两万字，对加缪的文字内核予以高度评价。

加缪对萨特这位哲学家早有耳闻。不仅因为二人的哲学概念、爱好相似，更源自二人都与法共关系十分密切。

萨特

两人的第一次会面发生在43年的巴黎剧场表演。自那以后，两人相近的理念促使他们结为思想、政治、组织上的盟友。

萨特被邀请为《战斗报》首位荣获署名权的作家，从此加入抵抗运动，而此时加缪已是该报主编、抵抗运动的舆论领袖。作为法国文化界享誉盛名之人，萨特帮助加缪很快地融入进他的圈子。

诺曼底登陆前夕，法共的武装“自由射手和游击队”高达三十万人，超过法国所有其他反抗武装力量（包括同期戴高乐的自由法国武装），他们主导了敌占时期的反法西斯斗争。

自由射手和游击队士兵

抵抗运动的精神重振了法国，加缪在《战斗报》的头条写了题以“从抵抗到革命”的文章，流露出他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仍在坚持。

与此同时，苏联在东线战场上的节节胜利，勾起了法国左派人士对共产主义的心驰神往。

一个战无不胜、所向披靡的社会主义国家形象在左派知识分子的心目中诞生了。

这个伟岸形象一经确立，便在法国文化界占据绝对统治地位长达十年。同时，它的逐步瓦解伴随着巴黎上空共产主义幽灵的远去。

起因是知识分子们对苏联模式的争论。

巴黎光复后，随着维希法国卖国分子的肃清以及抵抗运动的深入人心，法国左派知识分子已基本掌握大众媒体的话语权。

在这个欧洲左派之都，共产主义的宣传铺天盖地。新成长的一代法国青年几乎对社会主义充满天然好感。

此时此刻的法兰西第四共和国，虽位列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社会思潮却贴合于共产主义。

法共50年代海报

光复前日，萨特和加缪已被右翼描述为“知识分子的地方行政长官”。

当对共产主义的向往逐步沦为一种狂热，知识分子的渴求目光落到现存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政治实体上，他们毫无疑问地将苏联作为共产主义的理想国。

政治站队成为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在这里，拥护苏联即拥护共产主义，他们的逻辑日益狭隘。

然而，这是现实世界，苏联并非文人们所幻想的那样白璧无瑕。依旧完美主义的加缪对此更难接受，他的共产主义理想也因此陷入崩溃。

当时的法国文学界名流

战后，加缪的政治观点愈发趋于道德体验。

1946年秋，他在《战斗报》上发表政治随笔《既不当受害者，也不做刽子手》，认为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共产主义，它们都在奔赴乌托邦的过程中将杀戮合理化。

对苏联实践中种种错误和问题的失望，让他愤怒、失望地写道：

“从理念和人道角度对马克思主义的超越只是一个笑话和空谈的梦。”

而短短两年前，加缪在《战斗报》的长篇社论上，还慷慨激昂地写着“反对共产主义就意味着独裁的开始”。

昔日亲密战友萨特对待此事的态度截然相反。

他心里清楚，苏联模式的确出现了极权、暴力，而且相当一部分就是不正义的。可加缪苛求的是，革命中务必存在尽善尽美的人道主义。

这无疑是把非正义与正义混为一谈，同样也是不切实际。而这种无节制的道德，只会损害群众武装斗争的激情。

因此，萨特宁可选择对苏联模式百般维护，不惜采取极端行为，也要坚定自己与追随者们的理想。

雷蒙·阿隆，萨特大学同窗好友，只因在苏联问题上提了几句批评，萨特随后与之绝交。

他对此评价道：“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任何友谊都抵挡不了不同政见的攻击。可以理解，也的确令人寒心。”

50年代，这场巴黎文化圈的大清洗愈演愈烈。对苏联模式的争议让越来越多的人互开左籍。加缪对阵营对立的世俗政治感到厌烦。

他写道：“历史之外还存在着别的东西，比如单纯的幸福、人的激情和自然的魅力。”

彼时身为巴黎左派权威的萨特，觉得加缪只是在逃避内心，他针锋相对道：

“（当下世界）只存在着历史，什么都离不开政治。”

1951年，加缪的政治哲学著作《反抗者》问世，书中对历代革命的意义嗤之以鼻。

《反抗者》节选

无论是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还是苏俄发生的十月革命，他更侧重于这些政权腐化后的所作所为。

“任何反抗压迫的行为，不能沦为新的压迫。”

这也正是知识分子们对巴黎上空共产主义幽灵疑惧的原因之一。

那个如今咄咄逼人、正义淡漠的苏联，有别于全世界共产主义者乐于见到的田园诗理想。

但身处那个年代，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以为人类别无选择。

要么信奉苏联式社会主义，要么重回资本主义——加缪率先跳出这个怪圈，日渐与政治疏离。

他游离于两大对立的意识形态冷战之外，甘愿做一个局外人。

萨特则不肯放弃以苏联作为参考样板。在《反抗者》出版后，他与加缪曾被奉为佳话的友谊便告一段落。

即便加缪并没有破罐破摔沦为右派，两人仍成为一生之敌。

一个皈依道德正义、一个捍卫共产理想。孰是孰非？

至少有一点，萨特说对了，“什么都离不开政治”。政治，让一心追求“单纯的道德”的加缪，不得不重回现实世界。

1954年，因二战而推迟的阿尔及利亚民族问题已不可调和。

这场殖民地独立战争影响巨大。它首先打碎了加缪的宁静，最后令法国共产党议会斗争的美梦幻灭。

反抗者与殖民势力的矛盾是尖锐的，双方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忍——过激的仇杀、无辜民众的死亡时有发生。

加缪对此心痛不已，因为无论是黑脚法国人、原住民穆斯林都是他的父老乡亲。

一般来说，“非暴力”的人道主义思想天生有超然的正义，然而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只让加缪首鼠两端。他依旧希望调停双方战事，坐下来商议和平协定。

但对被殖民者来说，苦难已使他们必须采取暴力方式；对法国政府而言，阿尔及利亚不可失，镇压的命令坚决而彻底。

于是，心力交瘁的加缪只换来了当时父老乡亲对他的一片骂名。

更要命的是，阿尔及利亚战争成为压垮法兰西第四共和国的最后一根稻草。

戴高乐趁机改宪上位，一个议会制的共和国走向总统制，意味着政党在国家行政上的影响力极大削弱。

在此之前，法国共产党在战后十年间在议会是占绝对优势的。

几乎一夜之间，法共第一大党的优势无足轻重。右翼势力重回巅峰，法共最终沦为在野小党。

另一边，苏联道路的错误频发，萨特仍在为它辩解。

“反对共产主义者就是狗。”

萨特献媚、罔顾事实的行为让不少左派人士也越来越反感。他们急剧分裂，在鼓与呼的途中，与萨特同行的人越来越少。

丑闻同样让萨特不安，他明白，除了成为众人眼中“东方暴君的座上宾”之外，他为理想能做的事情很少。

1956年，布达佩斯事件中，苏联的处理方式再度令萨特心寒。次年，萨特终于忍无可忍，宣布反对苏联模式。

在一众唱衰声之下，他把目光投射向了更远的地方：中国、古巴……直到撒手人寰，他仍是个左派。

萨特、波伏娃在北京

当阿尔及利亚问题反映加缪用人道主义、完美主义看待革命的观点存在致命缺陷，那个时候，萨特无疑是春风得意的。

而苏联解体后，人们又隐隐约约觉得，加缪的判断可能是正确的。

后世对二人的评价，向来毁誉参半。

不可否认的是，他们是那一代肩负使命、急于改造世界的法国知识分子的最好写照。

回想起1943年，法共总书记莫里斯·多列士应当会后悔。

这一年，他宣布“自由射手和游击队”将接受戴高乐自由法国的领导。

在此之前，它的势力远超法国海内外所有反法西斯派系。共产党人离红色法兰西只有一步之遥。

显而易见，那时迷茫、分裂的法国左派“共产主义者”，肯定不只加缪和萨特两个。

苏联与自由法国的“合作”

法共痛失抵抗运动的领导权

就这样，巴黎上空一度强大的共产主义幽灵，在见证工人、共产党武装以及左派知识分子们的踊跃与迟疑后，无可奈何地走远了。

它以消亡，激励、告诫着冷战结束后硕果仅存的共产主义者们：

在隆冬，我也曾有过战无不胜的夏天。

参考资料：

新京报：《在隆冬，我终于知道，我身上有一个不可战胜的夏天》

阿尔贝·加缪：《局外人》《既不当受害者，也不做刽子手》《反抗者》

中华读书报：《加缪与萨特因何反目》

澎湃新闻：《法国的左翼思想传统及其在当代的逐渐没落》

人民网：《习近平为何要给国家安全干部提16字要求？》

十二月台阶：《红色法兰西之殇——法国共产党兴衰始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