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正龙：2022年非洲冲突及安全挑战的主要轨迹

2022年，非洲国家面临四大安全风险和三大安全挑战，它们将影响2022年非洲大陆地缘战略格局。对此，非洲大陆必须应对极端恐怖主义、地方和跨界冲突带来的挑战，并开始制定有效办法，解决造成这些挑战的根源。同时，尽管非洲面临的许多挑战需要区域和大陆作出协调一致的行动，但解决这些问题，仍将是非洲各国政府的首要职责。

根据美国智库《和平基金》2021年的一份报告，世界上15个最脆弱的国家中有11个位于非洲大陆。这些国家长期不稳定，如南苏丹，自2011年独立以来一直处于内战状态；中非共和国严重依赖联合国维和部队；索马里青年党战士控制着大多数农村地区，由于总统穆罕默德·阿卜杜拉·法马霍（Mohamed Abdullah Farmajo）领导的政党成员不愿分享国家权力，导致建立民族国家的努力面临再次崩溃的风险，该国有滑入内战的危险。同样令人关切的是，萨赫勒(海岸）地区的国家缓慢崩溃，恐怖主义圣战团体从马里扩大到尼日尔和布基纳法索等邻国。尽管法国军队成功地消灭了这些团体的一些领导人，但法国开始减少在该地区的部队数量。此外，在马里、乍得和几内亚发生军事政变之后，萨赫勒地区的和平期望非常渺茫。

安全风险四大特征

阿联酋《FUTURE CENTER UAE》智库2022年1月6日刊发哈姆迪·阿卜杜拉赫曼博士的署名文章指出，非洲国家面临的安全风险和挑战，将影响2022年非洲大陆地缘战略格局，其特征是：

1、多元化和多样性：非洲国家及其盟友面临多种不同的安全威胁，极端主义团体在“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口号影响下，继续在该地区存在并扩张。至2020年11月，埃塞俄比亚内战已使200万人流离失所，助长了本就严重的侵犯人权行为，并有可能引发大规模饥荒。几内亚湾也是世界海盗活动的频发地区。另一方面，毒品贩运一直是西非、中非和东非令人关切的源头。此外，对于非洲执法机构来说，网络犯罪成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严重的安全隐患，使该地区的执法部门致力于在非洲大陆扩大组织并兴建新的基地，同时使用雷达和无人机等手段加强监视，并向冲突地区派遣武装力量。

2、新的安全挑战在地理上的分布是广泛而无明确针对性，因为没有一个地区可以免受安全挑战的影响。尤其是萨赫勒地区、乍得湖流域、索马里、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和莫桑比克首当其冲地面临极端主义威胁。当然，没有一个非洲国家能够免受气候变化的压力和新冠病毒疫情（Covid-19）大流行造成的破坏。

3、复杂性和相互纠缠：值得注意的是，非洲国家面临的挑战用传统的解决手段来说是困难的，因为它们极其复杂和相互交织，仅仅以制裁的手段或派遣维和人员打击恐怖主义是十分困难且不够的。其中许多挑战是结构性的，源于许多弊病：如边缘化、管理不善、没有为失望的青年人创造机会等。

另外，在尼日利亚、卢旺达、苏丹和埃塞俄比亚发生被描述为“种族战争”的案件有所增加。然而，许多这种类型的战争不一定是种族性质的，而是由一小群寻求权力和控制政府的精英推动的。已经掌权的领导人玩弄种族牌以获得支持，同时诋毁对手。因此，从本质上讲，被视为种族性质的战争不仅源于种族差异，而且还源于政治操纵和特定精英群体为实现自我利益。这同样适用于作为冲突根源的宗教问题，因为领导人故意利用宗教来达到其政治目的。

4、气候变化因素：非洲国家在减少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中能做出的贡献微不足道。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实施一刀切的气候适应和减缓解决方案将很困难。气候变化正在日益影响非洲大陆，影响到最脆弱的群体，并造成粮食危机、人口流散和水资源压力。近年来，人们目睹了毁灭性的洪水，沙漠蝗虫的入侵，以及由于“尼娜”现象而出现的影响热带地区的干旱气候。更糟糕的是Covid-19大流行加剧了人员和经济损失。

三大安全挑战

1、埃塞俄比亚内战的影响。到2022年，埃塞俄比亚内战将成为非洲之角紧张局势的主要来源。尽管在2020年11月战争之前该国就已经出现了不稳定，但自此以后，该国又开始受到各种势力蛊惑，正在逐渐走向苦难深渊，对国家的团结和该区域各国的安全产生负面影响。各方坐下来谈判是制止流血和防止该国北部发生人道主义灾难的正确选择。无论情况如何，弥合深刻的社会分歧将是一项重大挑战。非洲联盟或其他方面的调解努力恐怕很难取得任何重大进展，美国将对那些被认为制造危机的人实行制裁。埃塞俄比亚在《非洲增长和机会法》的成员资格已被暂停。埃塞俄比亚内战如果得不到解决，将产生严重后果，导致持续的人道主义灾难，并可能造成埃塞俄比亚内部分裂并影响与邻国关系。埃塞俄比亚冲突不仅会阻止一些贸易商和投资者在2022年投资埃塞俄比亚，甚至将影响更广泛的非洲之角的投资。此外，由于紧张局势升级，埃塞俄比亚，埃及和苏丹之间的关系将恶化。

2、大萨赫勒地区持续不断的危机恶化。席卷西非、北非和中非萨赫勒地区的人道主义和安全危机可能继续恶化，种族暴力以及政治和社区冲突增加。安全热点包括利比亚和索马里的内战；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的自然资源冲突；喀麦隆西部两个英语地区的危机，过去五年来，喀麦隆北部和西南部的冲突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个区域的有关人士最初由抗议被漠视和边缘化，而发展成暴力叛乱和分裂威胁，导致许多人死亡，破坏了数千人的生活，并造成了一场人道主义危机。统治精英们本来只需要有一点智慧和理智就可以避免这场危机，但由于喀麦隆政府的僵化立场和采取的过激军事行动，不仅无助于解决冲突，而且使这种威胁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持续下去。

另外，中非共和国近几年来一直处于暴力冲突的恶性循环中，《大湖区问题国际会议》和其他会议所希望的政治对话，由于冲突各方缺乏政治意愿以及国家脆弱性原因而严重受挫，这意味着为实现和平，迫切需要研究和采取新的措施和方案。

南苏丹将成为另一场冲突需要关注的焦点。因为它进入了2018年解决冲突协议实施的最后一年。尽管取得了进展，但要在规定的时间内结束政治过渡和南苏丹人民遭受的苦难，仍有许多工作要做。萨赫勒地区和非洲其他地区的冲突可能会加剧围绕水资源、粮食安全、失业、贫困、有组织犯罪、血腥镇压以及国内流离失所者的问题进一步恶化。因此，对于那些生活在非洲潜在冲突地区的人们来说，2022年将是艰难的一年，对于与不安全非洲国家打交道的贸易商和投资者来说，政治和安全风险仍将很高，这意味着外国资本流动的机会减少。

3、恐怖主义在非洲的扩张：自2017年“伊斯兰国”恐怖组织（ISIS）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失势以来，非洲已成他们的新目标，进而成国际反恐新热点。虽然暴力极端主义在非洲大陆并不新鲜，但近年来与ISIS和基地组织有关的暴力事件急剧升级。一些脆弱的国家正在广阔的不安全空间与恐怖主义武装派别作战，由于中央政府的权力有限，萨赫勒地区目睹了不断升级的血腥事件，涉及恐怖组织的战斗从马里北部蔓延到尼日尔，然后通过布基纳法索乡村到达西非海岸。去年，博科圣地失去了尼日利亚东北部的大片地区，该运动在其领导人阿布巴卡尔·谢考（Abubakar Shekau）被杀后解体。然而，持不同政见的团体继续在乍得湖周围造成恐怖活动，给民众生命和财产造成重大损失。在东非，青年党仍然是一支活跃的力量，控制着索马里南部农村地区的大片地区，甚至还管理着伊斯兰教法院，强行从这些地区收税，有时还在肯尼亚等邻国进行恐怖袭击。莫桑比克北部和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是最新的暴力圣战阵线，令人不安。同时，希望在莫桑比克德尔加杜角地区参加ISIS的叛乱分子，加强了对安全部队和平民的袭击。据估计，已有近100万人为逃离恐怖活动而背井离乡。武装分子与沿非洲大陆东海岸和内战蹂躏的刚果东部的ISIS网络有着广泛的联系。还有另一个伊斯兰反叛组织，被称为民主力量联盟（ADF），这是一个长期在刚果活动的乌干达民兵组织，他们已宣誓效忠伊斯兰国，并已于去年11月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发动袭击。

莫桑比克政府长期以来一直抵制对德尔加杜角的外部干预，但最终还是允许卢旺达军队和南非共同体部队进入打击恐怖主义组织。事实上，尽管他们中的一部分已经改变了立场，转而支持政府部队，但好战分子似乎正在重新集结，这意味着卢旺达和南非共体部队可能卷入一场长期战争。

在索马里和萨赫勒地区，西方部队的撤出可能产生重大影响。外国部队（欧洲联盟资助的非洲联盟——非索特派团）在索马里，法国和其他欧洲部队在萨赫勒地区正在帮助遏制恐怖组织。然而，军事行动往往忽视当地居民利益，导致削弱他们与国家当局之间的关系。无论如何，如果外国的努力消退，战场的态势无疑将转向有利于恐怖主义集团。在索马里，阿富汗的情况可能重演，青年党在摩加迪沙夺取政权，就像塔利班在喀布尔所做的那样。

非洲大陆的责任

最后，非洲精英和决策者应重新思考和定义面临的安全挑战。非洲应与他们的国际伙伴一起探讨处理当前和未来安全威胁的最佳方法。也许一个适当的途径是停止将这些威胁视为单独的或孤立的问题。非洲大陆必须应对极端恐怖主义、地方和跨界冲突带来的挑战，并开始制定有效办法，解决造成这些挑战的根源。

非洲面临的许多挑战也需要区域和大陆作出协调一致的行动，尽管有许多机制，但这些机制的执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国的意愿和手段，而不是完全依赖外部的决定。虽然这些机制和框架提供了指导，并可能提供短期解决办法，但解决这些问题，仍将是非洲各国政府的首要职责。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研究员、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所智库理事、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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