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永不消逝的电波”原型之妻，也是一位用爱浇灌孩子心灵的小学老师

作者：秦裕容、张晶晶

本文转载自：档案春秋（ID:dacqbjb）

（本文由秦裕容口述、张晶晶整理）

韩慧如，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党的电台报务员原型之一秦鸿钧烈士的妻子，曾协助姐夫陈为人保护中共中央地下档案库，协助秦鸿钧开展秘密电台工作，并担任党的地下交通员。1949年3月17日深夜，韩慧如夫妇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入狱，秦鸿钧在上海解放前夕的5月7日惨遭杀害，韩慧如则在5月25日成功越狱。解放后她长期从事教育工作，于2009年5月26日去世，享年96岁。

本文口述者秦裕容是秦鸿钧、韩慧如的长女，1938年出生于上海，1岁多时就跟随开展地下工作的父母辗转青岛、大连、哈尔滨、上海等地，父亲遇害时她只有11岁。她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长期从事返回式卫星的设计工作，退休前是中国空间技术研究所的一名高级工程师，曾因参与神舟飞船返回舱研究项目获2000年国防科学技术三等奖。

秦鸿钧、韩慧如和三个孩子合影（右起为秦裕容、秦裕民，韩慧如怀中的幼子后来不幸夭折）

母亲定下的规矩

现在回想起来，母亲的一生真是很辛苦的。解放前做地下工作很少睡一个整觉，白天要到学校上课，下了课要去送情报，夜里还要为我父亲放哨。她先是在私立滨海小学教书，后来转到离家比较近的私立海光小学（在今襄阳南路）。

我们住在法租界打浦桥新新街新新南里一幢旧式楼房的二楼，楼下的租客设了一个“一贯道”（反动邪教）道坛。父亲说，这反而有好处，来往人很多，且都是文化水平不高的群众，便于掩护。查户口的来了，以为这道坛是我们家开的，会更安全些。我父亲在山东老家实际上是被通缉在册的，幸亏当时没有互联网，所以上海这边并不知道。他一般晚上收发电报，白天“买汰烧”的家务活也是由他来做的。父亲和邻居的关系很好，人家有什么困难，他都尽力想办法帮助解决。但是邻居们背后还是议论他是靠女人养活的，说他们夫妻俩真是倒过来了。

秦鸿钧新新南里电台旧址

母亲带着我和弟弟住在二楼，父亲的电台在三楼的阁楼上，我们小孩是不能上去的，否则会被父亲责怪。母亲还叮嘱我们，若同学问起父亲的职业，就说是入股开米店的；放学后要早回家，尽量别带同学到家里来玩。这是我们从小定下的规矩。晚上做完功课，母亲就让我们马上睡觉。

有时候半夜起来，我看到母亲坐在窗口，微微掀起窗帘的一角往外看。晚上窗户上挂了两层窗帘，内层是厚厚的黑布，外层是普通的窗帘，白天只剩下外面的那层，里层不知被母亲藏到哪里去了。后来才知道是为了遮光用的，不让外面看到房里的光亮。

秦鸿钧、韩慧如合影

那时我们对父母的工作一无所知

我还发现，母亲睡觉时是穿戴整齐不脱衣服的，也不盖被子，只盖个小毯子。因为一有情况随时要准备应付，如果特务来查房，她可以说等她穿好衣服再开门，这样可以为父亲争取些时间。起床后她再把衣服熨平，免得被人看到衣服上的褶皱会起疑。当然，这些都是我事后才知道的，当时父母的工作对我们完全是保密的。母亲在床边还放了一根木棍，如果有情况就站在床上用木棍捅天花板，通知父亲。这根木棍也不许我们拿来玩。

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以李白、秦鸿钧、张困斋等3人为主人公原型（图为该片彩色4K修复版海报）

1949年3月17日那天，特务冲进来之前，母亲想办法拖延了时间，父亲用最快的速度拆毁了机器，毁掉了文件，并从天窗上逃了出去。特务搜查不到，“啪啪”打了我母亲两个耳光，问我父亲在哪里。母亲说，我们感情不好，不知道。我们住的这一片都是连排房子，父亲爬到另一户人家的阳台上，用席子把自己裹起来。可惜还是被狡猾的特务搜到了。

后来母亲说，特务之所以会查到，是因为那段时间发报太频繁了，临解放前夕，电报天天来，工作停不下来。

秦鸿钧生前用过的电台

秦鸿钧自绘的发报机线路图

吃酱油拌面条的那些日子

父亲牺牲时38岁，母亲才36岁，但她一直没有改嫁，主要是为了我们子女着想。解放初期，我们的生活还是很拮据的。天天吃酱油拌干面条，有时候连酱油都买不起，只好用盐来拌着吃。几次发抚恤金，母亲都没有要。她对我们说，国家正处于困难时期，当时上海还通货膨胀，共产党员干革命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是为了人民，所以才能牺牲自己的一切，革命时期是这样，和平时代也应如此。我们应该帮助国家渡过难关，怎么还能要国家的钱？

长大成人后的一双儿女，左为秦裕容、右为秦裕民

其实，张承宗（原地下党上海市委书记）在母亲一出狱就送来30元钱，母亲收下了，但她并没有用这笔钱来改善生活。原来，国民党来抄家，把住在我们楼下道坛的老太的包金（镀金）戒指和手镯也抄走了。我母亲对她说，你放心，我以后会赔给你的。拿到这30元钱后，母亲悄悄地到淮海路上的老凤祥金店买了个真金的戒指给了老太。

这笔钱母亲并没有让我们知道，后来还是张承宗的儿子告诉我的。我问母亲：她丢的是包金的，你为什么要还她个真金的？我母亲说：虽然那些包金的首饰并不贵重，但这可能就是她一辈子最值钱的宝贝了，你要站在群众利益的角度来考虑。可母亲并没有考虑到我们当时的生活困难，她就是这样先人后己。

她坚持去做一名小学教师

解放后，组织上问我母亲想做什么工作，有人建议她去机关，以烈士遗孀和老地下交通员的身份以后可以做个领导，但母亲说解放前他们的工作完全是单线联系的，党领导的任何群众运动她都没参加过，开党小组会她是最不会说话的一个，只有教师工作她最熟悉，她又是师范学校毕业的，所以坚持要去小学做老师。

1954年她担任徐汇区第一中心小学校长，还兼了五所小学联合党支部的书记。我母亲对孩子很好，她说：“我爱每一个孩子。没有教育不好的孩子，只是功夫要下到家。”她教过的每个孩子都喜欢她，有的学生从国外回来总不忘来看望她。解放前母亲被捕入狱，还有家长跑来问母亲的校长，韩先生还来不来？不来我们孩子就退学了。许多年轻老师遇到哪怕是生活问题也常常找她倾诉，所以她领导的教师队伍非常团结。上级领导对她的工作也非常肯定，早年她是历届上海市人代会代表。

韩慧如和孩子们在一起

“文革”开始，造反派污蔑我父母是叛徒特务，母亲又一次进了监狱，一关就是两年半。牢房很小，迈不开步，她就用原地踏步的方式坚持锻炼身体，还对着牢房的小窗口背诵毛主席诗词语录，以锻炼记忆力。其间，有一个外调人员来调查另一个老同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情况，要我母亲提供材料。母亲说：“我可以证明他是个忠于党忠于人民的好同志，叫我陷害他我做不到。”

从监狱里放出来后，又在学校被监督劳动四年半，担负了学校里除了门卫以外的其他勤杂工作，包括洗厕所、烧开水、清扫教室和操场等等，直到1975年退休（后来落实政策，改为离休）。过度的辛劳使她得了冠心病。粉碎“四人帮”后，我母亲获得了平反。

母亲从革命时代养成的坚强、乐观、豁达的性格，让她挺过了一个又一个人生的难关。晚年的母亲不断应各单位邀请，去给年轻一代宣讲革命烈士的事迹，还常去少年宫参加少先队活动。她的晚年生活是幸福而安详的。

她的遗愿就是把遗体捐献给国家做医学研究。她说她几次生病花了国家很多钱，很过意不去，这样也许可以作为补偿。母亲他们那一代共产党员就是这样，平凡而伟大。

晚年韩慧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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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永不消逝的电波”原型之妻，也是一位用爱浇灌孩子心灵的小学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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