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方唐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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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与徽商齐名，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知名的商帮之一。发展到清代，晋商已成为国内势力最雄厚的商帮。世界经济史学界把他们和意大利商人相提并论，给予很高的评价。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晋商在清朝后期和民国时期衰落了，山西也开始在中国经济舞台上变得较为平淡，晋商文化也没有被很好的保留，以致山西在全国范围来说仍然处于落后状态。如果想要讲清楚晋商是如何衰落的，就必须从晋商的崛起讲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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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的崛起
（一）北方丝绸之路
晋商没落略晚于徽商，其崛起却比徽商要早。明初晋商为明朝统治者在北方边镇筹集军饷而崛起。
明初以开中法供应北方边境军饷。开中法大致分为报中﹑守支﹑市易三步。报中是盐商按照明政府的招商榜文所要求的，把粮食运到指定的边防地区粮仓﹐向政府换取盐引﹔守支是盐商换取盐引后凭盐引到指定的盐场守候支盐﹔市易是盐商把得到的盐运到指定的地区销售。
盐商们因为长途运输粮食的耗费巨大，曾在各边雇佣劳动力开垦田地，生产粮食，就地入仓换取盐引，便于更多地获利。因这种形式的屯田是由商人经营的，故又称商屯。山西拥有九边中的大同、太原二镇，边防作用极为紧要，商屯十分发达，明蒙之间的贸易也极大带动了山西商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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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明孝宗年间，叶淇为户部尚书，改旧制为商人以银代米，交纳于运司，解至太仓，再分给各边，每引盐输银三四钱不等，导致商屯纷纷内迁，晋商利益才受到很大损害，徽商借助东南盐业和长江水运崛起。但明朝政府仍给予晋商以优待。扬州商籍中有山西而没有晋商的劲敌徽商，徽州人想要到扬州行商，需要依附别人的商籍才行。
康熙时代，喀尔喀归附清王朝，外蒙古纳入清朝版图。雍正时代，又与扩张到西伯利亚的沙俄签订了恰克图条约，在恰克图、尼布楚等地开埠贸易，形成了著名的北亚丝绸之路，大量来自欧洲的货物被转运到恰克图交换，中国的大黄、茶叶、丝绸，瓷器等货品也通过俄国输送到整个欧洲。而晋商，在这条北亚丝绸之路当中，起到了近乎垄断的作用，所获资财自不待言。
（二）晋商的先进管理
晋商的经营模式一度是比较先进的。以金融业论之，咸同(1851-1874)时期山西票号几乎独占全国的汇兑业务，成为执全国金融牛耳的强大商业金融资本集团。并形成山西“北号(票号)南庄(钱庄)”两大晋商劲旅。山西商人稳稳地把自己放在全国民间钱财流通主宰的地位上，山西票号俨然成为清政府的“财政部”。
坐落于山西平遥古城内日昇昌票号 来源.Pexels
股份制、资本运作等现代经营方式，已经在晋商身上萌芽。晋商逐步探索完善的掌柜制度，合理公正地界定东家与掌柜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分红与责任，可谓最富中国特色的“委托－代理”制度。
首先是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实行经理负责制；其次是人身顶股制。这也是山西票号首创的激励机制，把员工的利益与票号的利益紧紧联系在一起，有利于协调劳资关系、调动劳动者积极性；第三是管理监督机制。晋商一方面发明了联号制即大号管小号的层级管理方式以加强自我约束，同时还创造了钦差制。这些管理制度有效地促进了晋商的迅速发展。
由于晋商从北亚丝绸之路获得了大量利润，北亚丝绸之路的衰退，必然导致晋商实力受损。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王朝在海疆被打开国门，海上贸易额大幅上涨。19世纪船舶技术的发展使得海运效率极大提高，欧洲各国不再需要依赖于沙俄中转，就能与中国进行贸易，这无疑使得北亚丝绸之路的地位极大降低。
然而，北亚丝绸之路并未因此彻底衰亡，因为沙皇俄国仍需要依赖这条通路对远东投送人力，以实行其对清王朝的侵略计划。在19世纪末期，沙俄还在北亚丝绸之路一线，修筑了西伯利亚大铁路。因此，俄方以强势姿态向中方争夺商业利益，使得晋商对于北亚丝绸之路所能掌控的利益极大减少，才是导致晋商衰落的重大原因。
经过贝加尔湖畔的西伯利亚火车一路向东，将恰克图抛在边缘 来源.Pexels
据1860年《北京续增条约》第四条,俄商获得了在中俄边境地区免税贸易的权利。条约规定,俄商可在中俄交界各处随便交易,并不纳税;据1862年《中俄陆路通商章程》,俄商又获得了在天津口岸可以享受比各国低1/3税率的优惠。1866年,俄商又取得在天津口岸海关免征茶叶半税的特权。
俄国过去完全依靠晋商提供茶叶的贸易,变为主要由俄商在中国各茶区设栈收购,打击了中国整个茶商。又加上俄国侵入中国沿江沿海和内陆各地后,贸易路线也发生了变化,由恰克图一路贸易变为四路贸易,晋商不再是中俄贸易的主要承担者,有相当部分是俄商亲自经营的。这就使得山西商人的生意减少,经营状况日益萎缩,大多数店铺歇业倒闭。恰克图贸易兴盛时,山西商人设有商号一百四十多家,清末只留下二十多家,减少了七分之六。
当然，俄国革命和外蒙的独立对晋商也造成重大影响。由于1911年蒙古的独立,俄国取得了外蒙免税贸易的特权,晋商在对蒙贸易中无法与俄国竞争而遭受重大打击。1921年外蒙再次宣布独立,没收中国商人在蒙的资产,使大量晋商告以破产。
晋商结托封建政府，为封建政府服务而兴盛，当清王朝风雨飘摇，晋商的利益也必然随之受损。晚清时代，清政府开支拮据,晋商成了清政府勒派劝捐助饷的主要对象。朝廷对商人无厌榨取,官吏爪牙也公然勒索。在对俄恰克图贸易中,各级官吏屡加盘剥。
清政府实行的作为货物通过的“厘金”制度,对晋商危害尤重。晋商经营的大宗商品,多是长途贩运,各地通关要津遍设厘卡税所,同样的茶货运往恰克图,中国茶商要付超过俄商十倍以上的关税,加重了中国商人的负担,难以与俄商竞争。
再如志成信票号，庚子事变后，曾将资本运往南省放贷，但辛亥革命中运往南省资金大多散失。而清廷提银刻不容缓，结果账面上有应收银400万两，有应付银200万两，但实际上已无法周转，被迫倒闭。民国初年，债权人大多在山西太谷、平遥、祁县坐索欠款，财东因票号损失惨重，已无力偿还，只能卖房卖地，甚至逃匿他乡，有的还沦为乞丐。
相较于重税，列强资本的输入和倾销，更是对于民族资本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沦为半殖民地的中国，在发展本土商业上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
以中俄贸易为例，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沙俄先后胁迫清政府与之签订了《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及《中俄陆路通商章程》,对内清政府规定商人要缴纳沉重的厘金税收。由于不平等条约的存在,加之山西商人需要按清政府规定缴纳厘金税收,在贸易成本上处于劣势。沙俄的势力开始侵入我国各地,直接获取土产品并推销其工业品,毋须再与山西出口商帮易货了,恰克图贸易一落千丈。后来晋商为图生计,采用赊销茶货给俄国一些中小商人的办法,待其将茶叶售出之后,再返还贷款。然而俄商公然拒付欠款,使晋商的利益大受损失。宣统元年,俄方突然单方面宣布对华商所经营的商品课以重税。晋商在俄贸易受到重税的窒息。不平等的贸易规则严重侵犯了晋商的利益。
工业革命之后，西方世界的高速工业化进程，也使得其生产成本极大降低，得以对中国市场实行倾销。在出口上，工业化生产的商品与中国竞争时也具备极大优势。
以茶叶贸易为例，到了19世纪70年代，随着工业革命的又一次高潮到来，植茶公司逐渐向机械化过渡，引发一场技术革命，带动了印度茶叶向着更高层面发展进步。揉茶机和西洛钩式焙炒机的发明，促成了印茶产业规模化发展，到后来，拥有千名以上工人的印度茶业工厂遍地都是。19世纪末，印度已实现了揉茶，切茶，焙茶，筛茶，装茶等各个环节的机械化。然后东印度公司在加尔各答等地成立茶协会和茶叶科学站，为种植茶叶和改良工艺做出重大贡献。
而中国由于没有赶上工业革命的快车，无法实现机械化种茶，产量和规模都上不去，19世纪末中国茶叶出口量最低迷的时候不到世界茶叶总出口量的8%，曾经的茶叶王国彻底被取代，而印度自此上位。出口量而言，中国茶业全面被印度、斯里兰卡和印尼超越，与日本份额相当，成为世界二三流的茶叶国。随着中国市场被列强逐步打开，印茶倒灌入中国市场，进一步压缩了中国制茶业。到了20世纪三十年代，中国茶叶出口量仅占市场份额的5%。由于茶叶贸易是晋商的重要收入来源，中国在世界茶叶竞争上的失利，给晋商无疑也造成了巨大的损害。
光绪四年以后,俄商在汉口建立了六家机制砖茶厂。机制砖茶不仅质量好,而且成本低,每筐产品可节省银一两。由于机器生产规模大,劳动生产率高,价格低,由机器生产代替晋商的传统的手工生产就成为一种必然。
晚清民国的时局动荡也给予晋商很大冲击。从咸丰朝开始,国内阶级矛盾尖锐化,太平天国起义、捻军起义接踵爆发,使国内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受到严重影响,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俄国国内战争顿起,在俄国各地的山西商人落荒逃归。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在俄的山西商人资本被没收。这些战争与政治革命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晋商所经营的茶叶贸易,从外部环境上加速了晋商的衰落。
前面提到晋商的经营模式一度具备先进性，然而随着工业革命的进程，世界商贸体系也发生了飞速进步，晋商的经营模式逐渐落后于时代。
中国作为大陆型国家，具备重农抑商的传统，商业的发展以自然经济为基础。晋商的“东伙制”这种经济形态来源是传统的宗族制在商业上的表现。强烈的家族企业性质，削弱了晋商的内部竞争机制。
晋商经营商业活动所获得的财富，最终都用来购买房产、土地。晋商受传统思想“商为末，农为本”的影响，大多数人信守“以末致财，用本守之”这个信条。有民谣称：“山西人大褥套，发财还家盖房置地养老少”。此谓“大褥套”是指形同褥子的布套，也可搭在牲口背上供人骑坐。这句民谣反映了晋商外出经商致富后还家盖房置地养老少的传统观念。
山西商人在对土地的占有方面抱有十分积极和关心的态度。在其致富以后，便将大部分的利润投资于土地购置、院庭修建和捐输义举等方面，虽然在生产层面也有一定投入，但为数较少。
乔家大院式的恢弘是每个晋商梦寐以求的归宿 来源.Pexels
在清代，晋商极度辉煌后产生了守成求稳思想，晋商财东和大掌柜们长期活动在陆路贸易路线上，身居乡野造成了孤陋寡闻。晋商固守封建管控制度，固守传统经营模式，固守山西大本营，其传统的行会式的商业组织管理方式难以适应时代的变化。
晋商官商结合的垄断经营方式,也不适合竞争性的社会化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晋商虽然在其经营商贸过程中也曾借鉴过股份制企业的某些做法,比如在企业内分股分红等,但终因其同封建政府结合,联系过于紧密,因而其同政府之间产权利益边界始终未能清晰,始终未能摆脱对于政府的过度依赖和政府对于晋商的过度干预和侵权。19世纪末20世纪初,股份公司等现代企业制度已经在中国出现。晋商未能按照社会化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这决定了它随着社会化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必然要走向衰落的命运。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犯,官府的腐败,不过是加速了晋商衰落的进程。
当然，晋商并非没有尝试转型，但由于各种内外因的影响，其转型挣扎以失败告终，终于彻底衰落。20世纪初，晋商中一些有识之士以高度热情投资民族资本近代工业，但由于当时保矿运动的影响，其资本主要投入了投资额大、见效周期长、管理要求高、并受运输条件制约的煤矿业，而不是投资少、周转快、利润高的棉纺、面粉、卷烟等轻纺工业，致使资金大量积压，陷入困境。
晋商产生于封建时代，在封建王朝的激荡碰撞和重农思想的夹缝中游刃有余。然而在近代来临之际迷失方向，在不断挣扎中终被淘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随着民族工业的发展，山西乘势出击，新晋商正在悄然崛起。
参考资料：基于“天演论”的晋商衰落原因分析及其启示.吴秋生 郭泽光；解读晋商恰克图贸易衰落的深层原因.马燕平；晋商衰落的根本原因探析.陈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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