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萧西之水
本文转载自：国家人文历史（ID:gjrwls）
聊到濑户内海，作为古地图爱好者，想先给大家展示一幅18世纪绘制的濑户内海全图。
18世纪绘制的濑户内海全图
这张地图，海岸最右侧城市是大阪城，右下角为堺港，从右至左的大型岛屿分别是淡路岛、四国岛、九州岛。无数船只在濑户内海漂游，将各类物资与人员运输到各地。
但是，如果我们看现代卫星地图，会发现濑户内海的实际形状是这个样子。
来源/现代卫星地图
很明显，18世纪的地图把濑户内海画大了很多，四国岛、九州岛的面积则被画小了很多。而且，四国岛、九州岛的沿海部分都显得更“尖锐”，内陆部分更狭窄。
这是面积和形状画错了么？不完全是，从细节来看，狭小的淡路岛的面积比例和形状就基本是正确的，这说明那个时代测绘技术虽然不发达，但基本比例是不应该错的。
再来看另一张整个日本的古地图，出自于亚伯拉罕·奥特柳斯（AbrahamOrtellius，1527-1598）编制的世界历史上第一部全球地图集。
绘制/AbrahamOrtellius 来源/全球地图集
这张地图里，越是靠东的部分就越狭小，导致图中的濑户内海部分几乎跟整个本州岛东北部一样大。原因在于，当时欧洲正处于大航海时代，商业与海路越发达的地方就越容易了解、自然会充斥在地图里；而反之便无人问津，在世人眼中的“面积”就会小很多。
综合来看，古地图不仅仅反映地理概念，更反映着当时各地的经济状态。地图上标记的城市和道路越多，就象征这片土地的人口多、经济更发达，而一片海域及其沿岸被描绘得更广阔，就意味着这片海域更是生机勃勃。
如今提到濑户内海，多数人很难有明确概念，更难理解濑户内海在中世纪日本有何种作用。
的确，现代货运偏于重吨位远洋运输，客运偏向于更加快捷的铁路与航空运输，相比之下，濑户内海各地遍布的浅滩礁石让这片海域无法容纳数十万吨级的货轮，运输速度更没办法与铁路与飞机相提并论。想要理解濑户内海的作用，必须把人类的工业能力回推到工业时代以前，回推到货船吨位在几百公斤、陆地道路泥泞不堪的时代，回推到日本眼中的世界只有东亚大陆的时代，才能理解濑户内海的“海上高速路”作用。
濑户内海是从关门海峡到如今大阪湾的一条狭长海域，这片海域夹杂在九州、四国、本州三大岛屿中间，风浪极小，便于小舟行驶。日本只要想对外交流，就必须走濑户内海这条交通大动脉。公元7世纪至10世纪，日本向外派出5次遣隋使、20次遣唐使，都以如今大阪湾的住吉津为起点，随后沿着濑户内海一路向西航行，穿越关门海峡。为了让出海船只得到补给，日本僧人行基在天平年间（729-748）在摄津、播磨两国修建了五个港口，其中的“大轮田泊”正是后世神户港的滥觞。
遣唐使渡海图。来源/《图说历史》编委会编著《一读就懂的世界史 日本》
大轮田泊在古代便是天然良港，自然备受实权人士重视，其中最著名的人物当然是12世纪日本枭雄平清盛。平清盛在1159年平治之乱取胜以后，独揽大权，为了加强平家经济基础，从1162年开始斥巨资扩建大轮田泊，试图独占日本与宋朝之间的贸易路线。由于工程进度缓慢，平清盛在1168年出家隐退后，特地居住在大轮田泊北边2.5公里的摄津福原，监督大轮田泊从一个小渡口成长为豪华的商业港口，带来大量中国奢侈品。《平家物语》卷一对平家家业的繁华如此描述：“扬州之金，荆州之珠，吴郡之绫，蜀江之锦，万千珠宝应有尽有”。
大轮田泊不仅有商业价值，更有对外交流意义。1170年秋，第一艘宋朝船只停泊在大轮田泊时，平清盛便特地邀请后白河法皇从京都来到福原，两人作为日本名义上与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接见了这位普通的宋朝商人，可谓极其重视。后白河法皇接见外国人的事情在京都闹得沸沸扬扬，毕竟日本9世纪《宽平遗训》要求天皇不能与异国人相见，三百年来首次破例，足见后白河法皇与平清盛对于日本对宋交往的重视。
1172年秋天，后白河法皇、平清盛二人收到南宋明州（宁波）沿海制置使赵伯圭（宋孝宗兄长）的礼物，抬头分别是“赐日本国王物色”“赠日本国太政大臣物色”。这让后白河法皇与平清盛大喜过望，立刻回赠“大宋国明州沿海制置使王”一份厚礼。日后，平清盛甚至于1180年春天强行迁都福原（福原京），但最终因国内动乱将起，被迫在当年秋天回归京都。
平清盛不仅看重大轮田泊这个出发点，更要控制整个濑户内海的航线。1168年，平清盛（时任安艺守）着手扩建安艺国严岛神社。严岛神社位于如今广岛湾内海中，从神社向外观览，濑户内海通过船只一览无余，既是神道信仰重地，又是军事要冲，平清盛将严岛神社重塑为平家权力的象征。1180年春天，刚刚退位的高仓上皇打破必须前往京都或奈良神社的惯例，而是参拜遥远的严岛神社，既表明皇家对于平家的支持，也从侧面印证了濑户内海水路畅通，易于通行。
不过，1180年也成为平家盛世的终结，就在这一年，未来的镰仓幕府初代将军源赖朝在关东起兵反抗。5年时间里，平家节节败退，逃出京都，并在1185年春天沿着濑户内海航路来到本州岛最西端的关门海峡。就在平家准备出海逃往九州岛时，源氏水军出海拦截，最终平家成员集体投海自尽，濑户内海见证了平家的兴盛，也接纳了平家的衰亡。
平家灭亡后，濑户内海虽然依旧保持着旺盛的经济竞争力，但政治影响力降低，直至15世纪室町幕府时代，才恢复对外交往的功能。1401年，日本室町幕府三代将军足利义满派遣使节与明朝修好；1402年，明朝皇帝册封足利义满为“日本国王”，允许日本船只来到明朝开展贸易。但是，明日贸易不再是民间贸易，而变成官商贸易，只有日本官方船只持有的贸易凭证能与明朝核对通过（勘合），才能开展贸易，否则视为贼寇。这种贸易形式虽然死板许多，但室町幕府还是乐见其成，自15世纪初至16世纪中叶的150年时间里，明日贸易一共进行了17次。
贸易机会这么少，自然引起日本内部争斗，尤其是15世纪后期日本进入战国时代以后，掌管濑户内海堺港的细川家与掌管九州北部博多港的大内家之间产生争斗。1508年，趁着细川家出现内乱之机，大内军渡过濑户内海杀入京都，组建细川高国、大内义兴联合政权，两人商定共同派遣遣明船，其中细川家一艘，大内家两艘，双方各自组织货源、收取利润。
然而，这里面依然分赃不均。细川家主管日明贸易的负责人是明朝商人宋素卿，在1511年日本船队抵达宁波港开展贸易时，宋素卿为了让细川家的船只获得利润，事先给当权宦官刘瑾进献贿赂，让细川家船只首先开展官方贸易。轮到大内家船只开启贸易时，官方贸易已经结束，他们只能想办法在民间售卖，这就让大内家的利益受到损失，为双方的矛盾埋下隐患。1518年，大内义兴离开京都返回邻国，两人合作同盟走向瓦解。
之后的1523年，细川家与大内家分别派遣官方船只来到明朝贸易，大内家持有明廷的新勘合文书，而细川家却持有旧勘合文书，如此一来细川家自然难得贸易。就在这时，宋素卿再度给市舶司太监赖恩行贿，于是反而是细川家的货船先得查验，大内家武士极其不满，攻击细川家人员，并在宁波烧杀抢掠。
这起“争贡之役”结束后，明廷彻底废止对日贸易，许多以航海贸易为业的海上豪族没办法通过贸易牟利，逐渐萧条下来。在九州岛西海岸，海上豪族逐渐走向武装抢劫之路，成为16世纪中后期祸乱沿海的“倭寇”；而在濑户内海，由于长期缺乏一个能统治全域的领主，海上豪族则纷纷“匪变官”，成为散居各地的“海盗大名”。
吴思先生《血仇定律》描绘了中国近代以前社会“官”“匪”互相转换的过程，事实上这个规律同样适用于日本，尤其是日本的海盗大名。
应该说，出海袭扰中国沿海的“倭寇”，与在濑户内海称王称霸的海盗大名，本质上是同一类人，都是盘踞在一座或者多座岛屿上面的本土豪族。只不过，濑户内海本身就有很好的商路，海盗不需要拼命抢劫，只要在岛屿上设立关卡就可以挣钱；而在九州西海岸的贫瘠土地，不去跨海拼命就挣不到钱，所以变成了“倭寇”。
换言之，对于中世纪日本人来说，海盗（海贼）并不是规则的破坏者，反而是秩序的维护者，有些做大做强的海盗甚至登堂入室，受封领地。濑户内海最著名的“海盗”便是所谓“村上水军”，该水军的领导人村上通康（来岛通康）、村上武吉等人名义上从属于四国北部大名——伊予守护河野家，但实际上却以四国岛北部与广岛湾一带的大小岛屿作为主要据点，有着充足的海商贸易发展军事实力，是半独立的海上军事豪族。
村上水军与河野家的关系极其亲密，河野家家督河野通直甚至一度想让位给村上通康，引发河野家内乱。内乱过程中，河野通直一直居住在村上通康的来岛城，这件事让两人的关系更加紧密。后来，村上通康被允许使用河野家家纹，甚至被纳入河野家同族。靠着这些豪族支撑起来的河野家，也被视为典型的“海盗大名”。
村上水军的能量非常强大，甚至足以决定战国大名之间的战争结果。1555年九月底，安艺国大名毛利家、北九州大名大内家在严岛神社决战。为了抢夺这个濑户内海补给重地，大内军发动三百艘战船先行来到严岛，准备以逸待劳迎战；毛利军只有一百艘战船，不敢先行挑起战事。为了打赢战役，毛利家领袖毛利元就求援于养孙女婿、亦即村上水军领袖来岛通康，希望获得支援。
来岛通康并没有立刻应承，因为他们毕竟从属于河野家，一旦公开支持毛利家，就等于公开决裂于大内家。经过几番思考，他给了毛利元就一个回答：“我只做你一天的盟友”。不久以后，来岛通康率领三百艘战船出现在严岛附近海域，虽然这支水军并不直接参与陆战，只负责拦截大内水军，保护毛利家的领海安全，但水军优势还是让毛利军陆军受到鼓舞，最终打赢这场严岛之战。
织田信长崛起中的重要一步，便是水军战争。1576年夏季，织田信长包围石山本愿寺（即大阪城），为了援助本愿寺盟友，毛利水军与村上水军互相配合，共同在大阪湾击败织田水军（第一次木津川口之战），成功将粮草送进石山本愿寺。织田信长痛定思痛，立刻命令自己的海盗家臣——志摩水军领袖九鬼嘉隆开发新型战船，训练水军以备再度交战。
织田信长画像。来源/《图说历史》编委会编著：《一读就懂的世界史 日本》
1578年夏天到冬天，九鬼嘉隆率领7艘新型战船加入战场。7艘战船长约22米，宽约12.6米，船身包有3毫米厚的铁皮，号称“铁甲船”。船上搭载大量火枪手乘船射击，形成强大火力，顺利击溃了赶来救援的毛利水军与村上水军（第二次木津川口之战）。这场战役让石山本愿寺彻底被孤立，最终于1580年初放弃抵抗，归顺织田信长。
作为织田信长的家臣，丰臣秀吉当然也第一时间意识到濑户内海势力的重要性。1581年，丰臣秀吉派遣家臣黑田官兵卫前往四国岛东侧，拉拢当地海盗加入麾下。黑田官兵卫出生于濑户内海重镇——姬路城，对于濑户内海的海运情况有着深刻的理解，他不负众望，以阿波国、本州岛近畿之间的淡路岛为据点，牢牢抓住濑户内海的东半部分，收服四国岛东侧许多海盗为己所用。
这只是一个开始。丰臣秀吉下一步就瞄准毛利元就麾下的村上水军，事实上1582年春天，村上水军能岛系领袖村上元吉上书表示愿意归顺丰臣秀吉。当然，从实际情况看，村上元吉这封书信的主要目的不是真的归顺，而是预防丰臣秀吉取胜以后会直接剿灭自己的势力，事实上后来的军事行动中，能岛系村上水军仍然追随毛利家。但即便如此，起码可以看到，村上水军在广义的毛利、织田之战中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毛利家臣，而是以一种相对独立的海盗身份周旋于两大势力之间。
丰臣秀吉画像。来源/《图说历史》编委会编著：《一读就懂的世界史 日本》
这种相对独立让毛利家主管水军的小早川隆景非常担忧，1582年夏天织田信长遇刺后，丰臣秀吉瞒着毛利家开展和议，随即回师京都。谈判中，为了不让对方得知织田信长已死的消息，丰臣秀吉提出极其苛刻的要求，毛利家除去割让领土以外、还必须让麾下爱将自杀。被迫打赢要求后，毛利家迅速得知织田信长已死，这件事让毛利家主管陆军的吉川元春极其愤怒，立刻要撕毁和约、进攻丰臣秀吉。但小早川隆景却深知个中利害：如果进攻丰臣秀吉，若无完全必胜把握，那么村上水军不一定会跟着谁；相反如果支持丰臣秀吉，日后毛利家还有一定谈判筹码。
他的想法是对的。丰臣秀吉很快平定了织田信长遇刺以后的乱象，成为比织田信长还要强大的大名，所以小早川隆景的举措让他获得巨大回报。1584年丰臣秀吉平定四国后，小早川隆景接替河野家，成为伊予国主，掌管村上水军（来岛系除外）。虽然小早川隆景仍然自认是毛利家臣（他其实是毛利元就的三儿子），但大量伊予国豪族与海盗归顺于他，让他事实上成为半独立于毛利家、直属于丰臣家的新大名。
1587年征服九州岛前后，丰臣秀吉全面禁止海盗活动与私征关税的行为，将海盗大名转型为直属于丰臣家的正规大名，拆毁海盗建立的海岛城池。但如此一来，许多海盗就失去职业，酝酿着再度爆发内乱的风险。1592年开始，丰臣秀吉派遣大军侵略李氏朝鲜王国，渡海远征让许多海盗出身的武士有了用武之地。高级海盗，比如来岛通总直接率领水军进攻朝鲜沿海，韩国电影《鸣梁》即以他作为反派人物；其他中低级海盗则纷纷投奔各大名家中，贡献水文与水战知识获得一席之地。
进入江户时代以后，海盗大名全部转型为正规大名或家臣，江户幕府强有力的控制为濑户内海带来和平，也让这里继续成为日本最大的大宗物流通道。
整个江户时代，除去关东八国以外，江户幕府在全国征收的所有米粮都会通过海运穿越濑户内海，抵达大阪城，再转运至全国。所以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即便是距离江户城直线距离不过数百公里的陆奥国东部，所收米粮也不能直接运抵江户城，而是要顺着海岸线北上，穿过津轻海峡，绕过整个日本海的海岸线，再从关门海峡进入濑户内海，最终来到大阪城。这种“重航线、轻距离”的货运组织模式已经与近现代物流很是相似，甚至可以说，日后明治维新的日本能够第一时间接受西方物流组织模式，也与这套体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正因为大阪城长期是全国米粮集散地，所以这里的米粮商人经常面临物流供应波动导致的米价波动。为了尽可能减少未来投资造成的损失，到18世纪末期，大阪建立“堂岛米市”，但这个米市并不售卖一粒实物大米，而是以某一个既定价格售卖下一批到达的大米，用日语说法就是卖“空米”（非实物米），这也成为日本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第一个成熟的期货市场。如今金融市场惯用的“K线图”，也是近代美国人根据日本商人记录米价的方法改造而成。
今日大阪城。摄影/Kalyakan，来源/图虫创意
任何人都可以拿钱进门买卖“空米”，而如果不需要实物米，也完全可以在到期日将“空米”售卖出去，许多大阪人开始专精于期货交易，这也形成大阪人注重银钱的城市性格，大阪市至今都广泛存在大量“暗金”（亦即地下贷款企业，一般为高利贷）行业也来源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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