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毒的“止痛药”

成年后，萨克勒三兄弟都选择了医学。亚瑟·萨克勒专攻精神病领域，医学院毕业后，他在纽约做精神科医生，任职期间写了150多篇精神病学论文。

亚瑟亲历了二战后医学突飞猛进的大发展期，各种改变生命进程的抗生素和疫苗都被研发出来。与之不相配的，是落后、乏味的医药广告，亚瑟·萨克勒看到了其中巨大的机会。他在三十多岁的时候加入了一家叫“威廉·道格拉斯·麦克亚当斯”的名不见经传的医药广告公司。

1951年，39岁的亚瑟遇到了人生中最重要的客户——当时世界最大的维他命C生产商查尔斯·辉瑞公司。

辉瑞公司

1849年，查尔斯·费泽创立了查尔斯·辉瑞公司，主业是生产化工产品。南北战争时期，查尔斯·辉瑞向北军提供了大量药品，发了一笔“横财”，从此把药物也纳进了经营范围。

1928年，人类发现青霉素，查尔斯·辉瑞开始生产抗生素，其后逐渐把经营重心转移到抗生素领域，并借此在二战时实现了企业扩张。

1951年，查尔斯·辉瑞成功研发了广谱抗生素土霉素，实验证明，它对包括肺炎在内的50多种疾病都有效。亚瑟·萨克勒对辉瑞的销售总监说，“只要给我足够多的预算，我能让查尔斯·辉瑞的名字无医不知。”

辉瑞动心了，他们给了亚瑟前所未有的预算，一场铺天盖地的广告攻势开始了。

亚瑟的目的，是让医生随处可见这种药。

他在医学杂志投放大幅彩色广告，雇佣文案写了几千封明信片，寄给全美国的家庭医生、儿科医生甚至外科医生。他还在发信地址上“动手脚”，让其看起来是从世界各地寄来的，“土霉素治好了马耳他的产乳热”、“土霉素治好了澳州寇热”。

明信片寄出后，销售人员踏破了医院的门槛，亚瑟要确保每个开过药物处方的医生都收到宣传材料，他还在医生都会订阅的《美国医学会杂志》里塞进了8页的小册子《辉瑞药谱》。

一番现代营销操作，加上药物本身的疗效，土霉素在1952年的销售额达到了4500万美元，查尔斯·辉瑞的名声也跟着出了圈，把业务扩展到了13个国家，并正式更名为辉瑞。

这次辉瑞的成功，也为它四十年后“万艾可”（一种男人药）的上市奠定了基础——这款每秒钟就有四粒被服用的药物，使其成为美国最大的药企。

凭借土霉素的一战成名，亚瑟·萨克勒开创了现代医药广告的先河，他买下了自己任职的威廉·道格拉斯·麦克亚当斯公司，当了老板。后来三兄弟还买下了一家销售防腐剂、通便剂和耳垢清除剂为主的药品公司——普渡·弗雷德里克制药公司。

普渡制药成立于1892年，经营上一直中规中矩，亚瑟·萨克勒想要点石成金，用自己的新模式造个巨头。

1963年，亚瑟获得了销售一种名为“安定”的新型镇定剂的许可。

他再次发挥他的营销天才，让销售员带着免费样品跟医生混个脸熟，然后在各大医学会议设置展台，当然还有医学期刊的全彩广告。

在对公众的宣传上，亚瑟首先选择对广大母亲“下手”，因为安定的广告是“缓解疼痛、舒缓压力”，一旦孩子生病或是哪里不适，最紧张的肯定是母亲。

其实，对医生来说更是如此，亚瑟知道，每个医生都会遇到因各种原因焦虑不堪的病人，“医生，我难以入睡”、“大夫，我儿子去当兵了”等等，而安定就是要通过反反复复的广告，让医生和公众相信，“这个药绝对能让患者平静下来，虽然一小部分人会有点儿上瘾，但药是有效的……”，最后还要再加上一句话，“只需一粒就能解决任何难症。”

亚瑟再次大获成功，安定超越了土霉素，成为制药业第一个销售过亿的药品，后来又成为第一个销售达到10亿美元的药品。

直到1970年代，人们才发现安定会让人上瘾，甚至在街头交易里也有安定的影子，它的生产商罗氏公司，被指控没有对该药的成瘾性发出应有的警示。

此后，亚瑟·萨克勒醉心于艺术领域，摇身一变为世界顶级收藏家，他一边继续资助医学教育，创办《医学论坛报》，笼络医生资源为己所用，一边捐助世界各地的博物馆、美术馆，把自己的名字跟名画、大师、学校绑在一起，但他最大的“作品”，还是用直销和密集广告催生了医药广告业。

1987年5月，73岁的亚瑟·萨克勒因心脏病去世，可他的故事并没有结束。

九年后，他成为首批入选医疗广告名人堂的5位候选人之一，普渡制药则用他留下的现代医药广告营销策略，推出了一种新型阿片类止痛药——奥施康定。

在主角奥施康定出场前，我们先来聊聊阿片类药物的起源。

人类种植罂粟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两河流域农业文明形成之时，生活在西亚的亚述人发明了把罂粟切开抽取鸦片汁液的方法，而苏美尔人用来表示罂粟的象形文字，翻译过来就是“欢乐草”。

古埃及城市底比斯，曾是罂粟生产中心，那里的人把鸦片制成药物，后来经阿拉伯商人之手，这种药传遍世界，除了减轻痛苦和悲伤的疗效外，人们也发现了它致命的毒性。

19世纪初，德国药剂师弗雷德里希·瑟图纳，从鸦片中分离出一种催眠成分，能直接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改变人体对疼痛的感觉，他以希腊神话里梦境和睡眠之神摩耳甫斯将其命名为吗啡，与吸食鸦片相比，吗啡对疼痛的抑制更有效。

整个19世纪，全世界爆发了300多场战争，光是在美国内战中，就留下了数万名受伤后吗啡成瘾的士兵，以及遍布各州的罂粟种植园。

1853年，苏格兰医生亚历山大·伍德发明了皮下注射器针头，大幅提高了给药剂量的精确度。

包括伍德在内的很多医生都认为，针头会消除患者服药的欲望，但伍德的妻子亲身证明这个理论不成立，她自己成了有记录以来，第一个注射阿片制剂过量致死的人。

吗啡出现后，抽鸦片的人少了，含有吗啡的专利药销量开始大增，各地医生也在寻找所谓“不会上瘾”的吗啡。

1874年，英国医生奥尔德·赖特把吗啡与醋酸酐加热，得到了二乙酰吗啡。在试验中注射到小白兔体内后，出现了惊恐、渴睡、瞳孔放大、流大量口水及欲吐的迹象，还伴有心跳减弱等症状，赖特停止了研究。

1897年，德国拜耳实验室的化学家德雷泽，再次合成了二乙酰吗啡，经过人体测试，拜耳的工作人员形容自己有“英雄般”的感觉，于是就以德语“英雄（heroic）”为其命名，音译过来就是“海洛因”。

是的，今天贩卖50克就能判死刑的海洛因，最初被人们认为是不会上瘾、当作治疗咳嗽的药片出售的。

那个年代，结核病日益流行，医生手里没有啥特效药，所以拜耳公司为海洛因设计的广告语就是“不会上瘾的口服止咳药”。

但是，上瘾的病例日益增多，舆论沸腾下，政府立法对阿片类药物加以管制，逮捕给瘾君子开阿片类药物的医生，很快，没人再敢以身试法了，海洛因成了黑手党牟取暴利的“商品”，以及催生了墨西哥、哥伦比亚等地的亡命毒枭。

海洛因的医用故事完结后，美国医生度过了对止痛类药物矫枉过正的几十年，即使遇到深受疼痛折磨的患者，也不会轻易服用阿片类药物，成瘾者被社会文化塑造成了异类。

疼痛或上瘾

1970年代，英国护士桑德斯，开办了一家临终关怀医院。在日常工作中，桑德斯接触了大量被疼痛折磨得死去活来的病人，她开始思考这样一个问题：

“不能为了不上瘾而摧毁病人的人格，如果人之将死，让其有尊严地离去不是比防止上瘾更重要的事吗？”

在她的临终关怀医院里，晚期癌症患者可以获得阿片类药物的治疗，无论他们是否感到疼痛，桑德斯也因此被女王封爵。

桑德斯的探索影响了医学界对疼痛的看法，世界卫生组织出版了一本书，用超过20种语言解释了疼痛治疗的步骤，还宣称摆脱疼痛是一项基本人权。

1972年，普渡制药下属的NAPP制药公司，开发出了一款定时缓释的吗啡药片，并被用于治疗临终病。

1984年，在NAPP的基础上，普渡制药发布了吗啡缓释片美施康定，该药主要用于癌症患者和术后患者。

医学的进步延长了癌症患者的生命，在这几个月至数年的生存期中，患者要承受治疗带来的疼痛，而美施康定就是响应桑德斯和世卫组织号召的“新药”。

1989年的一天，盐湖城圣十字医院进行了一场肺部手术，患者名叫多萝西。手术进行中，医生在多萝西的背部插入了硬膜外导管，并持续注射小剂量的阿片止痛药，之前此类药物一般用于孕妇分娩时。

手术结束后，多萝西的表现让医生们大为震惊，她完全不像典型的术后病人那样虚弱无力，而是自己站起来举手要了一杯咖啡，当时所有的医生护士都在旁边观察她喝咖啡，“没有恶心，意识也很清醒。”

这个手术可以说是美国疼痛治疗的里程碑事件，阿片类药物不再被看作洪水猛兽，通过制药公司的创新，定时释放的药物可以持续缓解疼痛。

医生们在面对晚期或术后患者时，也不必再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他们能提供的从安慰变成了真正的“希望”。

此后，医学界对阿片类药物的观点再次翻转：“既然阿片类药物能开给晚期癌症患者，那也可以治疗深受慢性疼痛所累的患者。”

八十年代末，医学杂志《疼痛》发表了一篇著名的论文，被称为“阿片类药物治疗慢性疼痛的独立宣言”。

该论文指出：“通过对使用阿片类止痛药的38例癌症病人情况调研，只有两人出现成瘾问题，而且他们还都有吸毒经历。因此，并不是每个服用阿片止痛药的患者都会上瘾。”

这篇论文引发了部分医生的愤怒，他们学医时受到的教育是：

“绝对不能过量用药，要在最长疗程内给患者开最小剂量的药，不能让患者对药物上瘾。”

另一方面，论文作者也被一部分人看作为患者仗义执言的斗士、打破禁毒教条的先锋，他们用活生生的个案驳斥反对者：

“面对患有关节炎、滴酒不沾的奶奶、面对抽过大麻的纹身大哥、面对上有老下有小养活一家人的建筑工人——这些被慢性悲痛折磨的普通人需要阿片类药物，你们怎么办？”

1990年，美国疼痛管理护理学会成立，该协会的口号是，“疼痛是第五大生命体征”，这一口号马上获得了美国退伍军人健康管理局的响应，把疼痛定为脉搏、血压、体温、呼吸之后，第五个衡量患者健康状况的指标。

美国医疗机构认证联合委员会也承认了这一认定，其中，加州药学会向其会员保证：“研究标明，正确使用阿片类药物的话，滥用的可能性极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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