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为何惧怕伊朗？

1月15日，中国外交部网站通报，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14日在江苏无锡同伊朗外长阿卜杜拉希扬举行会谈，双方宣布启动两国全面合作计划落实工作。消息一出，迅速引起国际媒体的关注。

以《华尔街日报》为首的西方媒体，在渲染中国“扩大影响力”，从全面协议中“得利”之外，还将目光放在中国批评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朗核协议之上。

伊朗方面对中伊之间的合作相当看重，甚至在报道时还用上了“华盛顿霸权终结”的标题。事实上，美国政府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并挥动“制裁大棒”后，伊朗早已被压得喘不过气来。

2021年9月18日，人们戴口罩在伊朗德黑兰大街上购买蔬菜。

提到伊朗，人们的印象多是模糊不清，甚至有所误解。1979年革命以来，伊朗被美国贴上了“邪恶轴心”的标签。一个战略地位重要、极具发展潜力的国家，连同一国民众的悲欢，被隐于神秘面纱之后。

那么，真实的伊朗究竟是怎样的？它真的被低估了吗？

文丨迈克尔•阿克斯沃西

翻译丨赵乙深

编辑丨丁贵梓 瞭望智库

本文为瞭望智库书摘，摘编自《伊朗：被低估的文明与未完成的变革》，浙江人民出版社2021年12月出版，原标题为《艾哈迈迪－内贾德、鲁哈尼和当今伊朗》，原文有删减，不代表智库观点。

2017年4月12日，伊朗首都德黑兰，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在内政部总统大选候选人登记时做出胜利手势。

【注：1978-1979年，霍梅尼领导伊斯兰革命，推翻巴列维王朝。1979年2月11日，霍正式掌权，并于4月1日建立伊斯兰共和国（即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霍成为伊朗革命领袖。】 

艾哈迈迪－内贾德当选伊朗总统之前和竞选总统时，几乎完全专注于国内政治纲领。成为总统后，他开始关注以色列。2005年10月，他发表演讲，称“那个占领了耶路撒冷的政权必须从时代的篇章中消失”（in rejimeh eshghalgareh Qods bayad az safeyeh ruzegar mahv shaved）。 

当这种表述被西方媒体捕捉到时，很多人干脆简单地翻译成“以色列必须从地图上被抹掉”。伊朗国内一些人士指责艾哈迈迪－内贾德为伊朗在国际关系上制造了不必要的麻烦，这深刻反映出，艾哈迈迪－内贾德和其他保守派人士之间的裂痕日益加深。 

自从革命以来，伊朗政府所采取的官方立场一贯是反对以色列和反对犹太复国主义，但这并不意味着反对犹太主义。 

当今伊朗依然生活着大量犹太人，而在中东其他地区已经基本看不到犹太人的身影，他们基本上都已经移居美国、以色列，或是欧洲。许多国家，包括欧洲的大部分国家，都存在反犹的历史，伊朗也不例外，但这并不是伊朗文化的核心特点。据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2014年5月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56%的伊朗人对于犹太人持负面态度，但这已经是除以色列之外的中东地区国家中比例最低的。 

2009年6月，伊朗总统大选，63%的选民将票投给了艾哈迈迪－内贾德，远远超过50%的胜出门槛要求。数以万计的伊朗民众随即认为，有人为了保住艾哈迈迪－内贾德的总统职位而故意对大选结果做了手脚。

于是，人们涌上德黑兰和其他一些城市的街道进行抗议示威。短短几天时间，抗议人群就增加到数十万人。在6月15日，示威人数估计已达百万之多。示威人群的数量之多以及来源之广仿佛在否定这样一个观点，即游行示威只是某个孤立群体的酸葡萄心理在作祟。 

【注：这场运动由另一位总统候选人、曾在两伊战争时期担任伊朗总理的米尔·侯赛因·穆萨维领导，又称为“绿色运动”。】 

没有人能够证明总统选举结果是被人为操控的，也许真相永远都不会被人所知，但是一些情况的确令人生疑—— 

选举结果并没有像以前那样进行公布；

没有明显迹象表明候选人的家乡选区对各位候选人有明显偏向；

选举的几个月前，伊朗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发表声明支持艾哈迈迪－内贾德；

甚至在选举结果公之于众的几个小时前，警察和军队就已经走上街道，对游行示威活动进行预先阻止。

虽然发生了以上林林总总的事，但有一点是清晰明了的，那就是在投票当天，许多选民为艾哈迈迪－内贾德投下了他们的选票。那些既不信任伊朗当局又不信任具有城市气息的反对派候选人，同时也对改革派不抱幻想的选民将票投给了艾哈迈迪－内贾德。

尽管存在殴打和逮捕的行为，抗议活动仍然持续着，被逮捕人数和在监狱看押人数不断攀升，预计死亡人员高达数百人。大批改革派人士远走他国，开始海外流亡的生活。 

这次选举造成了，或者至少反映了伊朗社会的分裂。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宪法中包含多个不同的权力中心，它也包含多种西方民主国家特征，例如民选总统、民选议会、一整套司法体系、一个政府和各部行政长官，等等。

2021年8月25日，伊朗德黑兰，工作人员在内阁部长人选信任投票现场进行计票。

领袖（rahbar波斯语，英文翻译为leader）在伊朗国内拥有最高权力，他有权任命包括革命卫队在内的武装部队指挥官和司法体系领导官员。 

【注：1989年6月霍梅尼逝世后，哈梅内伊继任领袖，兼武装力量总司令。】 

总统和议会是经选举产生的，但候选人在选举前需要得到宪法监护委员会批准，这就使得权力再次落入领袖的掌控。审批过程非常残酷，有志参选总统的绝大多数人都会遭到宪法监护委员会淘汰，只有极少数人能够获批。 

【注：宪法监护委员会由12位人士组成，其中6人直接由领袖任命，其余6人由司法界推选，但司法界官员本身也由领袖选取。】 

国家司法制度和伊斯兰指导部共同行使媒体审查职能，但是领袖及其幕僚能够以控制宪法监护委员会为手段从而操控国家体系中的民主元素。 

革命结束后的最初几年，伊朗国内各个权力中心彼此无序争夺的景象更为明显。今日，很多权力中心还依然存在，但是伊朗政体已经发育成熟，而它们无一脱离控制。 

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作为国家首要机关，确保中央掌控政策，也确保维护国家权力和最高领袖权力。选举依然不时举行，总统和议会由选举产生，各个职能部门人员不断更迭，从而对政治活动产生影响。

在2013年6月总统选举拉开序幕前，宪法监护委员会共批准了8名候选人，其中3名候选人（韦拉亚提、鲁哈尼、贾利利）有着丰富的外事经验。这至少意味着，伊朗当局希望找到一位能够解决核问题和确保减轻外部制裁的总统。

【注：8名候选人中，5名是强硬的保守主义者，即贾利利（Jalili）、卡利巴夫（Qalibaf）、雷扎伊（Rezaee）、韦拉亚提（Velayati）和哈达德·阿德尔 （Haddad－Adel）；1名温和保守派，即鲁哈尼（Rouhani）；2名改革派，即阿莱夫（Aref）和加拉齐（Gharazi）。】

随着竞选活动不断向前推进，鲁哈尼不仅争取温和派选民、支持拉夫桑贾尼的选民和自己的核心票仓，更是试图争取改革派选民的支持。他通过发表关于支持女性地位平等、释放政治犯和言论自由等言论赢得了改革派选民的好感。 

2014年6月14日，鲁哈尼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出席新闻发布会。图｜新华社 

选票统计结果显示，鲁哈尼以50.7%的得票率赢得总统选举，所得选票领先第二名卡利巴夫3倍之多。 

鲁哈尼的当选还具有另外一重意义。在艾哈迈迪－内贾德充满争议的总统任期内，伊朗国内政治整体右倾。如果不去贬低2013年鲁哈尼在竞选中所取得的成功，就结果来看，这很像对国内政治体系一次刻意的再平衡，许多政治阶层都被重新吸纳到政府当中。 

伊朗并不承认以色列是一个合法国家，并对那些否定以色列权利的组织给予支持，尤其是哈马斯和黎巴嫩真主党。1996年，美国政府实施《伊朗—利比亚制裁法案》，其首要原因是担心伊朗政府支持这些致力于通过使用暴力和恐怖手段摧毁以色列的组织。 

2020年2月11日，伊朗首都德黑兰，一名男孩在自由塔前挥舞着伊朗国旗。 

自革命以来，伊朗官方态度并没有发生重大改变，但是伊朗同以色列的关系在事实上却发生了很多改变。 

两伊战争期间，以色列曾是伊朗最可靠的武器及其零部件供应国，特别是随着战争不断深入，获取武器变得愈加困难的情况下。战争爆发初期，以色列国内如摩西·达扬（Moshe Dayan）等重要政治家纷纷要求美国修复同伊朗的关系并支持伊朗对抗伊拉克。 

1996年，本雅明·内塔尼亚胡（Binyamin Netanyahu）当选以色列总理后，炮制了更多来自伊朗方面的威胁。他对艾哈迈迪－内贾德的言论以牙还牙，声称伊朗的核计划给以色列造成“生存威胁”。 

事实上，即使伊朗已经拥有核武器（其实这已经是夸张的想象），依然很难想象这会对以色列的生存产生严重威胁。当今世界，无论哪个国家率先使用核武器都无异于将一把匕首插入自己的喉咙。伊朗以任何形式使用核武器都会招致以色列发动毁灭性还击，同时事态还会因美国加入打击而进一步升级。 

而且从总体上看，伊朗不良的国家形象还是源自此前伊斯兰“圣战”组织在黎巴嫩所实施的人质绑架事件、鲁西迪事件和2000年之后愈演愈烈的伊朗核计划。特别是在“9·11”事件之后，伊朗几乎没有或者基本没有直接参与恐怖主义活动。2015年夏天，有报道称，随着同P5+1国家达成核协议，伊朗停止了对哈马斯的资金支持。 

【注：P5+1国家，即伊朗核问题六国。】

尽管如此，伊朗否定以色列的存在权，对于后者来说依然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鉴于两国间存在敌对关系，如果伊朗以任何形式获得生产核武器的能力，都意味着以色列有效的核震慑能力的降低。

*美以眼中的“新苏联”？ 

“伊朗是‘21世纪的苏联’。”这种提法经常见诸美国或以色列的媒体和其他行业。每当以色列出现反伊朗言论，这种论调就会出现。 

实际上，伊朗对于西方来说无论如何构不成苏联那样的威胁。无论是否拥有核武器，伊朗的战略绝不会像苏联那样触及全球，也绝不具备支持这种战略雄心的攻击性武装力量，也无法维持如此规模的国防开支，国内也不具备如此全面的军事工业体系，做不到通过军事手段占领半个大洲。

与周边国家相比，伊朗的军事开支相对较小，在2012年只占到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3%。而在相同年份里，沙特阿拉伯的军费开支占GDP的7.7%（2014年上升至10.4%）、以色列5.7%、阿拉伯联合酋长国4.8%、美国4.2%。 

无论是在中东地区还是在全世界范围内，伊朗无论如何都算不上军费开支大户。如果将军费开支作为衡量军国主义和扩张主义国家的指标，那么伊朗既不能算是军国主义国家，也不能算是扩张主义国家。 

伊朗核计划于巴列维国王时期启动，并受助于德国和美国。尽管当局公开宣称该计划旨在促进民用发电，仍有人怀疑其真正的目的在于制造核武器。1968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签署以来，伊朗就以非核武器国家身份加入条约。进入伊斯兰共和国时期后，霍梅尼下令取消所有核项目。

 2021年4月10日，在伊朗首都德黑兰拍摄的核技术展。

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了解到萨达姆·侯赛因正在推进核武器计划时，伊朗也随即重启核计划。伊朗当局曾反复表示会严格遵守之前签订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内容条款，承诺核能只会用于民用，但外界对伊朗核计划意图的不确定和怀疑一直存在。 

一种观点认为，伊朗当局的真实企图是拥有制造核武器的能力，但又不真的去制造此类武器。也就是说，伊朗需要拥有在短时间内制造原子弹或者核弹头的原料和技术，以应对可能面临的入侵或大规模杀伤性炸弹袭击等严重安全威胁。 

这种能力对于外来入侵可以起到震慑作用，虽然比真正制造一个核武器的震慑力要低，但也比不具备此种能力要好得多。拥有这种能力，也有利于伊朗避免违反《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相关承诺。 

如果事实果真如此，那么伊朗人从来没有打算制造真正的核武器，而是将其所具有的威慑力作为一个极端选择。这种观点可能看起来模棱两可，但却不违反国际条约的相关表述，同时也是伊朗震慑外来进攻的一种方式。 

2013年，鲁哈尼当选伊朗总统，并同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电话会谈——这是两国领导人自1979年后首次交换意见，使得外界对于伊朗将加速寻找核问题的解决方案的期望大增。 

电话会谈之后，双方确定了进行核问题谈判的路线方向，伊朗同P5+1国家间的对话以积极姿态于10月重新启动。当各国谈判人员于1个月后（11月24日）在日内瓦再次相聚时，他们成功达成一份临时性协议，成为伊朗停止和扭转核计划的第一步。 

美国和伊朗双方共同看到了危险的前景，考虑到持续的对抗和矛盾升级可能引发的后果，所以各自决定做出让步，以对话代替对抗，最终于2015年4月2日达成框架性协议，7月14日于维也纳达成最终确定性协议——《联合全面行动计划》。 

几天之后，联合国安理会就决议通过协议，美国共和党却对此骂声一片，认定伊朗屡教不改，不可信任。虽然反对者无法争取到足够票数来推翻总统的否决权，但这种厌恶伊核协议的情绪却保留了下来。 

2016年1月后，针对伊朗核计划的各项制裁逐步取消，外界对于伊朗经济所释放出的商机兴趣随之高涨。几天之内，伊朗方面就宣布购买114架空中客车公司生产的飞机。 

外界普遍认为，伊朗经济潜力巨大，开发程度比较低且潜力被外界所低估。伊朗石油储量占到世界第四，天然气储量居世界第一，人民普遍受教育程度较高（识字率高达86%），又有强大的创业传统。大约400万-500万散居国外的伊朗人同样是重要的人力资源，他们在西方国家拥有划时代的高科技企业，一旦条件成熟，随时准备将资金和技术带回国内投资。 

但与之相对的是一些不那么令人鼓舞的因素。 

2021年8月16日，警察在德黑兰周边的道路上设卡检查过往车辆。   

伊朗经济受到抑制的部分原因是来自外部的长期制裁，也有因中央集权而制定的糟糕的经济规划的原因；石油化工行业在经济领域中的主导地位以及食利主义所产生的副作用都像刹车一样阻碍着经济发展；伊朗司法是否保护商业活动仍让外国人心存疑虑。

随着伊朗不断重新融入国际社会，解决这些问题的前景可期。然而，一些先行者定然会经历一些波折，这也是一幅喜忧参半的图景。 

【注：2018年5月，美国宣布退出全面协议，全面恢复对伊朗核领域单边制裁，导致伊朗国内物价水平和失业率齐升，货币“断崖式”贬值，经济再遭重击。2019年5月起，伊朗开始分步减少履行全面协议义务。 

2020年10月，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推动对伊朗武器禁运延期，但未获通过。美国拜登政府表示愿重返伊核全面协议。2021年4月，伊核全面协议各方在维也纳举行联委会会议，启动美伊恢复履约谈判进程，6月起休会。11月29日，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恢复履约谈判在维也纳重启。】

伊朗国内贫困水平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是国内高失业率的长期存在。

2000年的伊朗官方数据显示，全国失业率在10%-14%之间浮动，青年（15-29岁人群）失业率几乎达到全国平均水平的2倍，高达22%-29%，年轻女性失业率达到40%左右。然而一些经济学家却严重怀疑伊朗官方数据的准确性，一些人认为全国平均失业率已逼近20%，青年失业率则在40%左右，25岁以下青年失业率甚至达到85%。

2012年2月12日，伊朗首都德黑兰市街头。

与高失业率结伴而行的是一连串相似的社会问题。伊朗20多岁的青年人中有高达75%的人仍然和父母一起生活，离婚率在2007-2014年从12%上升至21%。 

毒品问题也十分突出。《联合国世界毒品报告》指出，2010年，15-60岁之间的伊朗人中，20%的人在非法滥用毒品，伊朗是世界毒品滥用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毒品成瘾还带来高犯罪率等更多破坏性的社会问题，也导致卖淫嫖娼猖獗。 

失业、贫穷、婚姻失败、卖淫嫖娼以及严重影响年轻人的其他因素交织在一起，使得一些人认为伊朗社会正在走向崩溃。 

在这些昏暗现实的另一面，伊朗社会中女性地位变化也不容忽视。 

革命后，伊朗识字率迅速攀升，在2015年达到86.8%。与此同时，男孩和女孩上学开始成为日常，许多家庭要求子女去取得尽可能优异的成绩，在学校接受教育直到18岁，然后进入大学继续学习，这体现了伊朗社会存在的对于学习和知识素养的潜在文化尊重。 

在此之际，伊朗出现了同西方国家中学教育阶段相类似的现象——伊朗女孩在青少年阶段的学习中表现得更为勤奋，考试成绩也相对优异。这也使得女孩在大学入学考试中分数更高，所以在（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很多年里，大学录取学生中60%-65%为女性。

紧接着，这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女性离开大学，进入劳动力市场（尽管伊朗年轻人失业率之高令人泪目，年轻女性失业率甚至更高），多数人都能找到优渥的工作。在教育部门、神职岗位、私营经济、医药领域和国家公务员队伍中都存在着大量女性，伊朗教师超过一半是女性。 

同时，女性在教育方面所取得的成功也引发另外一些现象。在伊朗许多家庭中，妻子的收入高于丈夫，更高的教育水平就意味着在生活的其他方面有更多的选择。一般来讲，女性结婚时间有所推迟，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在选择婚姻对象时左顾右盼，甚至干脆选择不婚。 

当然，人们也不应该对此过分夸大。以上现象大部分只出现在中产阶级女性中，大多数底层女性甚至不敢幻想能够找到一份收入良好的工作，她们仍然需要面对高失业率、不公正的性别歧视、极度贫穷等残酷现实，以及毒品、卖淫、家庭破碎等问题给她们带来的无法挽回的伤害。相当数量的女性仍然无法在国民经济各个领域中晋升到管理岗位。 

近年来，政府中仍有人试图在部分大学课程限制女性上课名额（截至目前，这种限制所产生的效果还不明显）。然而，一些伊朗女性社会地位的转变必将会对伊朗社会和政治产生更广泛的长期影响。 

从宏观层面上看，尽管社会还存在很多黑暗面，但这种变化是伊朗社会光明前景的特征之一，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使人保持谨慎乐观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