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 宋德星 白俊：如何理解印度的海洋战略文化？

作为一个典型的陆海复合型国家，历史政治大一统的缺失，导致了印度政治地理上的分裂，结果是印度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统一的、完整的海洋传统，其海洋战略文化也因此经历了一个构建-消失-再构建的过程，而这恰恰构成了印度海洋战略传统最大的特点——多样性。可以说，印度的海洋战略传统本身便是一个充满着矛盾的命题，它掺杂在海权与陆权的争论中，是自由航行与海洋控制、历史渊源与殖民遗产相结合的产物。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千百年海洋实践过程中产生的印度多样性的海洋战略传统，已经深深嵌入印度的战略文化之中，并对每一时期印度海洋安全战略的制定发挥着根本性的影响。正是在这一传统之上，在现代西方海权观念和海洋殖民遗产的引领下，印度现代海洋安全战略思想逐渐发展了起来，并一直影响着印度的海洋战略决策与实践。

海洋传统就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在长期开发利用海洋和争夺海洋控制权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对于海洋的一贯认识和既定原则。这种传统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对于海洋秩序的理解和实践。印度历史上，在欧洲人到来之前、无论就印度洋上的权力分布态势而言，还是就海洋利益关切而言，印度始终维持着一种基于海上实践之上的海洋秩序观，并将之作为一种约定俗成的海洋传统融会贯通到印度的各种海洋活动之中。但应当看到，在经典时代即前达伽马时代，由于印度次大陆在地理上将印度洋北部分割为东西两个部分——阿拉伯海和孟加拉湾，上述两个海区不同的地缘特征导致了印度分别在阿拉伯海和孟加拉湾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海洋战略传统，维持着天壤之别的海洋秩序。就像一位研究者说，印度的海上历史由一个持续的主题所主导，那就是在海上行使国家权力与自由使用海洋原则之间的竞争。

经典时代印度的海洋战略传统首先表现为在阿拉伯海对航海自由原则的运用。至少是在13世纪之前，印度海洋的控制权主要掌握在印度手里。其中，就阿拉伯海而言，这种控制权仅意味着基于贸易目的的航行自由，而不是后达伽马时代贯见的排他性的帝国殖民扩张活动。所以，在分析印度洋地区的历史和印度在该地区的战略思想传统时，有学者发现，在前达伽马时代里，印度洋的西部海区即阿拉伯海享有现代意义上的公海航行、贸易和商业自由，其结果不仅仅带来了大量的区域内贸易(几乎扩张到从东非的沿岸的蒙巴萨岛到阿拉伯海和孟加拉湾所有的沿岸和腹地国家)，也使得印度洋成为连接太平洋和地中海的重要水路。究其原因，地缘因素和沿岸国家内化的安全需求导致了这种航行自由原则的产生。

由南亚次大陆的西海岸、伊朗高原和阿拉伯半岛环绕而形成的阿拉伯海，自古以来就是海洋贸易集中的区域。特别是印度洋北部季节性规律变化的季风，足以保障一艘船径直越过印度洋，从而极大地便利了货物的运输和印度洋海上贸易的繁荣。更为重要的是，无论是在印度西海岸还是在阿拉伯半岛与海湾地区，在经典时代，受限于航海技术与自然条件，阿拉伯海东西两岸的沿海国家，均没有能力将自己的影响力持续投送到阿拉伯海的对岸。特别是由于阿拉伯海上不具备具有整体战略意义的岛屿，所以对于该海区的控制只能来自于陆地。但是，无论是来自东方的南亚次大陆国家还是来自西方的阿拉伯国家，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都不可能从陆地上完全控制阿拉伯海。结果是没有一个国家在阿拉伯海地区享有绝对的海上霸权地位，从而使得该海区海洋权势分布总体上保持着一种均势状态，而航海自由正是这种海上均势的副产品。换言之，在印度人眼中，阿拉伯海对于任何行驶于其上的人来说都是开放的交通要道。

另一方面，在经典时代，对于阿拉伯海沿岸国家，特别是印度次大陆国家而言，主要的安全威胁无不是来自于陆上邻国和国内宗教、民族问题，所以内化的安全关切导致这些国家“领土意识和关于保卫所居住领土的战略知觉的缺失”。相应地，在海洋方向，这些国家也缺少一种海洋安全视角。包括次大陆早期的海洋国家，统治者关心的更多的是通过贸易得到的财富而不是贸易本身，所以他们的海洋安全只是“近海安全”，统治者从来不认为远洋航行事关国家战略和安全，认为这只是商人和海员们应该考虑的问题。所以，经典时代阿拉伯海上的无政府状态，便成为了航行自由原则的根本保证。

当然，这一时期的航行自由与现代海洋秩序中强调的在世界领导者护持下自由贸易和“门户开放”有很大不同。尽管如此，印度洋的阿拉伯海区上的印度时代是贸易和航行自由的时代。像阿拉伯人自己的记载所证明的，他们在海洋上自由航行，跟印度海港通商，甚至运输他们的货物远到东方的中国。垄断或不许别人在海上自由航行的问题，显然是不存在的。对此，阿卜杜尔· 拉沙克曾说，在卡利卡特，每一只船，不论它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一驻进这个港口，就会受到一视同仁的待遇，绝不会受到一点留难。而且，在阿拉伯人取代印度人的印度洋霸主地位以后，也没有打算以强大的海军控制海上交往，而是将阿拉伯的造船和航海技术与印度的阿拉伯海航行自由的海洋传统结合在一起，在更广阔的空间推动海洋贸易的发展。

如果说阿拉伯海主要是被利用来进行贸易的，那么，孟加拉湾的情况就截然不同了。首先也最根本的是，在这个海湾产生的是海上霸权，一种军事和政治性质的霸权统治，它以各岛屿的广泛殖民地化为基础，且这种霸权只是随着13世纪朱罗政权的崩溃才告中断。也就是说，与阿拉伯海航行自由的海洋秩序与海洋传统不同，在孟加拉湾，次大陆国家遵循着一种基于实力的海洋控制传统，也就是建立在实力基础上的海洋霸权秩序。当然，与近代西方海洋霸权不同的是，印度的这种海洋霸权秩序的建立主要通过实力上的征服和文化上的同化联合进行，是一种印度特色的殖民主义。正如纽约大学的约尔·拉鲁斯教授(Joel Larus) 在《前现代时期印度人的文化和政治军事行为方式》一书中指出的：“殖民主义不是当代民族国家的发明创造，也不仅仅局限于强大的西方国家。印度人是最早的东南亚殖民者之一。在将近1500年的时间里，印度人扮演着被称为‘殖民主义者’的角色。”

在孟加拉湾，地缘因素的作用同样不可小视。对于印度这样一个历史上长期处于分裂状态的国家而言，与阿拉伯海地区不同的地缘环境和权势等级分布，是孟加拉湾产生另一种海洋传统的根本原因。虽然同阿拉伯海相似，孟加拉湾也是由印度次大陆的东部、马来半岛和印尼群岛环绕形成的海湾，但是从地图上不难看出，整个阿拉伯海呈现出喇叭口的形状，使得阿拉伯海成为一个北部封闭、南部开放的海区；但是对于面积相对较小的孟加拉湾来说，锡兰(斯里兰卡)和苏门答腊岛基本控制了该海湾的最南端，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海区，这就使得从陆地控制该海区成为可能。所以，从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10世纪的时间里，孟加拉湾的海上控制权取决于位于南亚次大陆的陆上强国。

在地缘因素的基础上，孟加拉湾地区的权势等级结构最终催生了海洋控制的海洋传统。与在和平条件下贸易欣欣向荣的印度西海岸不同，东印度的历史就是一部争夺地区霸权的斗争史。而在争夺过程中，东印度总会涌现出一些实力超群的地区中心国家，这些国家在一定时期内成为地区霸权国，控制孟加拉湾的局势。在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中，东印度国家形成了海洋控制的传统——一方面为了护持自身的霸权，防止其他国家崛起为海洋秩序的挑战者；另一方面不断扩大影响力，谋求更广泛的控制。而该地区，特别是马来半岛和印尼群岛，缺少制衡霸权的力量，结果使得次大陆地区霸权国家能够相对迅速并轻易建立起对于孟加拉湾的控制地位。在此过程中，长期的殖民和文化同化也为东印度建立孟加拉湾霸权，打下了相对较为坚实的基础。例如朱罗王朝称霸孟加拉湾的时候，努力通过控制具有战略重要性的沿海航线来提高他们的海上实力。他们占领了几乎整个印度东部海岸，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攫取了马尔代夫、斯里兰卡的控制，甚至还可能控制了安达曼群岛。之后在与室利佛逝的争夺中，朱罗王朝又吞并了孟加拉湾和马来半岛，形成了绝对的海上优势。

当然，关于印度在孟加拉湾的海上霸权的性质，存在着一定的争议。当代的印度学者不同意潘尼迦关于印度的孟加拉湾霸权是军事性和政治性的观点。他们认为，印度在该地区取得的霸权是一种“温和式的”，不同于之后的西方殖民国家，印度的扩张活动主要是文化传播，而非军事行动，目的也不是政治压迫和经济掠夺，印度同东南亚国家的贸易往来也是在一种高度平等的条件下进行的。但是，不管这些印度国家采取何种手段，都是服务于控制孟加拉湾这一战略目的的。可以说，在印度洋的印度时代里，孟加拉湾一直处于印度的海权国家控制之下，这种持续的控制逐渐演化成孟加拉湾海区的海洋秩序，成为印度海洋传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出现在孟加拉湾海区的平等贸易可以理解为印度两种海洋传统的交汇。

在印度洋的印度时代之后，是人们所熟知的达伽马时代，即西方列强殖民时代。其中，葡萄牙人首开这方面的先河。葡萄牙人带给印度洋地区最大的变化，就是将欧洲“领海”的概念引入这一区域。如上所述，在欧洲人到来之前，印度洋处于一种人员和贸易自由往来的状态，对于印度洋沿岸的各个民族而言，海洋是他们共有的财产。至少是在印度洋的阿拉伯海区，存在着典型的自由和宽容的传统。但是葡萄牙人的到来打破了印度洋上的平静，欧洲人对于贸易和航行的垄断，使得原先自由的海上航线突然变得封闭起来，印度洋成为葡萄牙人的私有财产。只有持有欧洲人颁发的“通行证”(cartazas)，才能够在印度洋上畅通无阻地航行。

正如一位葡萄牙历史学家所说：“对于所有航海的人，确有一项共同的权利，在欧洲，我们承认别人要求我们的那些权利；但是这种权利不适用于欧洲以外的地方，所以作为海上霸主的葡萄牙人，对于一切未经许可就在海上航行的人，有权没收他们的货物。”葡萄牙人正是通过强大的海军力量，将一个崭新而且令人困扰的概念——“领海”(Mare Clausum) 带到印度洋和波斯湾的航海界中。这时距离达伽马在卡利卡特登陆仅仅六七年之隔，在这短暂的时间里，印度洋的海洋秩序被葡萄牙人彻底地改变，印度洋上的霸权时代逐渐拉开帷幕。

在印度洋上争夺霸权的时代，印度人作为一支力量也发挥了关键作用，也涌现出诸如昆甲利三世、康荷吉·安格里等印度海军英雄。但是无论是马拉塔海权还是萨摩林海权，在取得短暂的辉煌之后，印度的海洋传统最终被欧洲的坚船利炮所摧毁。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印度海洋传统的湮灭，根本上是印度长期忽视海洋这一战略失误的结果。当葡萄牙从海上逐渐向印度洋渗透时，印度次大陆上莫卧儿人建立了亚洲陆上强国，但是在它们最辉煌的时候，却没有觉察到海洋的重要性，遗忘了对于海洋的依赖。莫卧儿人坚守在陆地上的结果之一，就是从未考虑过建立一支 海军以显示他们伟大的力量，从而为欧洲人通过海洋统治印度铺平了道路。正如印度前外长贾斯旺特·辛格在《印度的防务》一书中所阐述的那样，17世纪和18 世纪战略计划过程中的一个主要失误，就是没有能够正确评价印度洋及通往印度海上航线的重要地位。这个失误导致了西方国家到达印度海岸，最初是进行贸易，后来就开始侵略。

其次，印度分裂的政治局势也是其海洋传统终结的重要原因，无论是马拉塔 海军还是之前的萨摩林海军，都不是被西方人击败的，而是输在自己人手中。因为缺乏统一的国家和民族意识，印度统治者总是将欧洲殖民者作为依靠的对象，用以对付其在大陆上的敌手，由此加速了印度海权的丧失。印度前外长贾斯万特·辛格曾强调指出，如果不是马拉塔海军被邻国阴谋所摧毁，那么欧洲的贸易国家将永远不会在印度取得立足之地。战术层面上，缺乏广阔的海军视角困扰着早期印度国家的海军建设。无论是马拉塔海军还是萨摩林海军，其弱点在于他们的势力一向只限于所谓的领海范围之内。他们没有海洋政策，他们的舰艇无力在公海上同敌人周旋。由于实力关系，无论是当年的安格里还是昆甲利，都没有能力同英荷角逐海上霸权。

最后。印度海洋战略传统的湮灭很大程度上也是殖民统治者刻意为之的结果。在霸权时代开始以前，印度洋贸易由次大陆诸多小的邦国共同控制，以快速帆船、印度商船等小型船只为基础。但是欧洲的坚船利炮打破了这个脆弱的基础，区域外大国势力介入印度洋彻底摧毁了印度的海洋传统和海洋意识。特别是在英国获取了印度洋霸权地位以后，为了防止印度海权重新崛起威胁英国治下的印度洋海洋秩序，英国人开始刻意弱化印度的海洋意识和海洋战略传统。加之英国统治时期英属印度的威胁主要来自西北方向的陆地边境，所以在印度培养了一种限于陆地的战略视角。有印度学者指出:“在表现印度历史时，殖民政府总是忽视印度的海洋传统，仅仅将目光聚焦在印度的陆地历史上。英国政府甚至在将印度收归王权之下后，解散了原先由东印度公司建立的当地海军，转而把印度的海上防务委托给皇家海军来负责。”它们总是扭曲或拒绝承认印度开发利用海洋的历史和战略传统，声称虽然印度拥有优越的海洋战略地位，但是印度人作为大陆民族，却有着对海洋的天生恐惧。

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印度洋上涌动的战略暗流，促进了印度海洋意识的重新觉醒。20世纪30年代战争的威胁波及到印度沿岸已经成为不争的战略现实，英国统治者再也不能忽视印度需要一支海军这一安全关切了。这样，英国人极不情愿地让印度人回归了海洋，不仅在印度建立起一支独立的海军，也开始从英国的角度出发，重新构建、催生印度的海洋意识。这种在英国影响下重新建构起来的海洋意识，像一柄双刃剑，既促进了印度的海洋安全战略的制定和海军发展，也约束了印度走向强大海权国家的道路。

首先，英国人带给了印度统一的海洋意识，克服了印度原先海洋传统中两个最大的缺陷——分裂性和地区性。印度拥有悠久的海洋传统，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因为缺乏统一的地理概念和国家意识，印度的海洋传统终归是分裂的、地区性的。不同的地区、不同的邦国对于海洋有着独特的认识。英国的殖民统治摧毁了印度政治分裂的状态，带给印度确定的领土范围和统一的国家军队，把整个南亚次大陆整合在共同的战略框架之下。而在此基础上构建起来的印度海洋意识无疑是统一形态的，作用于整个印度洋。

其次，因为不列颠日不落帝国是英国海上贸易的产物，所以印度洋和海洋航线第一次进入印度的战略思想之中。在殖民统治开始之前，印度洋上自由航行的状态更多地是因为印度洋沿岸，特别是印度国家缺少更广阔的海洋视角，没有兴趣也没有能力控制印度洋上的航行。英国构筑的海洋帝国终结了印度洋上无政府状态。另一方面，英国对于海洋的垄断也破坏了印度洋上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印度洋地区成为资本主义统治下的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一部分。在被卷入这个经济体系的过程中，印度同印度洋更加密不可分，印度的经济很大程度上也越来越依赖着印度洋海上航运。结果，在目睹英国的海上霸权和反思自身海洋战略传统的过程中，印度的精英阶层产生了一种更广阔的海洋意识。

但是，英国培养的印度海洋传统是整个大英帝国海洋政策的一个部分，是为英国的利益服务的。正如蒙巴顿勋爵在一封信中所说 :“当我还在印度的时候，我一直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尝试建立一支海军，如果印度洋地区或世界范围内爆发战争的话，这支海军力量就可以供西方联盟驱使。”可见，英国重新构建起来的印度海洋战略意识，是为了在一个复杂的战略环境内保卫英国在印度洋和印度的利益。英国将这种“为帝国利益服务”的思想灌输到印度的海洋战略意识之中，使得印度在独立后花费了三十年的时间才得以最终摆脱这个殖民遗产，重新界定印度自身在印度洋地区扮演重要角色的海洋战略。

独立后印度始终追求地区强国和世界大国地位，而控制印度洋正是实现其战略目标的重要内容。印度首任总理尼赫鲁在《印度的发现》一书中表示，“印度以它现在所处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在一次著名的全国广播讲话中，尼赫鲁曾提出 :“印度命中注定要成为世界上第三或第四位最强大的国家。印度认为自己的国际地 位不是与巴基斯坦等南亚国家相比，而应与美国、苏联和中国相提并论。”尼赫鲁的这一思想奠定了以后历届政府追求大国地位的战略取向。独立以后，印度开始认识到，要重振印度民族的雄威，必须依靠其所濒临的印度洋这一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认为印度的安危系于印度洋，民族的利益在于印度洋，来日的伟大也靠印度洋。

这方面，印度现代海权理论家潘尼迦可谓是印度优先发展海权的坚定鼓吹者。在1946年出版的《印英条约的基础》一书中，他运用了麦金德的地缘政治 概念，进一步阐述了有关独立后印度防御的想法。潘尼迦指出，印度在地理上占据着半岛和大陆的双重地位。如果她想成长为一个主要的亚洲大陆国家，印度是没有前途的，因为以陆地而论，她对控制着心脏地带的苏联来说不过是个无足轻重的附属品。印度不可避免地必然要与海洋世界结盟。所以，“基本的事实是，印度是个主要兴趣在于海洋的海洋国家。她的确属于边缘地带国家，与大陆的联系相对来说无足轻重。从欧亚大陆观点看，她只是个毗连的地区，为不可逾越的高山所隔开；另一方面，从海空观点看，她则是具有主要战略意义的中心之一。从海洋角度看，她控制着印度洋。从航空角度看，她被称作‘航空岛屿’。她是海洋各地区的天然航空转运中心。印度对于海洋国家体系来说是非常宝贵的；而对于大陆国家体系来说，她却并不重要”。

潘尼迦特别着重批判了印度防卫政策中存在的忽视海洋的倾向。他强调：“考察一下印度防务的各种因素，我们就会知道，从16世纪起，印度洋就成为争夺制海权的战场，印度的前途不取决于陆地的边境，而取决于从三面环绕印度的广阔海洋。”“尽管从海上征服一个有基础的陆上强国不大可能，可是，印度的经济生活将要完全听命于控制海洋的国家，这个事实是不能忽视的。还有，印度的安全也要长期受到威胁。因为如果陆上防地被一个掌握海权的强国占据并处在它的海军炮火掩护之下，不是轻易就可以从陆上攻下的。莫卧儿帝国费尽了力气，也没有消灭掉几个小小的受到海军保护的居留地。印度有两千英里以上开阔的海岸线，如果印度洋不再是一个受保护的海洋，那么，印度的安全显然极为可虑。”

尽管在潘尼迦眼中印度洋如此重要，不过独立后的印度依然继承了英国过 去所面临的防务问题，而且主要采取了和英属印度同样的防务战略，即印度的注意力集中在陆上，而不在海洋。印度独立初期，尼赫鲁总理等印度政治家们虽意识到了印度洋的重要性，但由于受到印度传统的安全战略思维、英国在印度殖民 统治的战略遗产、印度面临的安全威胁以及国力相对虚弱等因素的影响，并没有把安全防务的侧重点放在海洋方面，而是仍将次大陆内部的防务作为首要任务。结果是，一方面，印度领袖们把英国人从次大陆上赶走，最终在本国土地上获得了政治自由；另一方面，印度洋当时还在英国人的控制之下，而印度还不具备关注海上安全问题的能力，因而尚未完全摆脱英国的控制与影响。特别是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加强了印度大陆的安全倾向，海洋安全也就进一步边缘化了。可以说，尼赫鲁执政时期，印度对印度洋的关注处于一种“稀奇的漠视”状态，印度 的海洋安全战略处于一种“从忽视到关注”的过渡阶段之中。印度在这一时期 的海洋安全战略从整体上讲是国力虚弱的无奈之举，是“优先发展经济”、“先经济后国防”国家战略指导下，深受印度传统的“重陆轻海”、非暴力等战略文化影响的必然产物。

到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随着国力的衰落，英国宣布在1971年以前撤出苏伊士运河以东地区的所有军事力量，英国的势力逐渐从印度洋地区收缩已不可避免。随后，印度通过1971年的第三次印巴战争肢解了巴基斯坦，从而奠定了自己在南亚次大陆的霸主地位。另外，经过20余年的发展，印度的综合国力也得到大幅提升，印度有能力在次大陆巩固支配地位的同时，将目光投向广阔的印度洋，梦想继承大英帝国在印度洋留下的“权力真空”。事实上，印度洋地区的战略安全形势并非单纯出现“权力真空”那么简单。英国从印度洋地区的撤出与美国、苏联两个超级大国的进入是同步发生的。超级大国在印度洋地区的角逐对印度的安全造成极大的威胁，结果使得印度的海洋安全战略不得不依照当时的国际战略安全环境进行相应的调整。

据此，印度国内防务专家一方面宣扬印度洋对印度安全的重要性，同时又对大国在印度洋上的争夺表示不满，认为超级大国在印度洋的角逐，以及集中于印度洋周边地区的尖锐的冷战和角斗，对印度的安全构成了重大威胁。将印度洋打造成“和平之洋”的战略，便成为印度海洋安全战略的权宜之计。诺曼·帕尔默就此指出：“它们(印度)希望印度洋成为和平区，摆脱大国之间的争夺和紧张状态。如果不能做到这点，它们希望大国在印度洋中维持一个‘低姿态’。假若它变成大国之间争夺的地区，它们希望这样至少可使印度洋不致受到一个大国的统治或几个大国的联合统治。”毕竟印度当时的海洋实力还不能与美、苏等区域外大国抗衡，因此印度在打造“印度洋和平区”的幌子下，制定了分阶段控制印度洋的海洋安全战略，以便逐步发展印度海军的近海防御能力、区域控制能力和远洋进攻能力。

冷战结束后，世界战略格局和地区安全形势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印度在南亚 和印度洋地区的安全形势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可以说，冷战后印度的海洋安全战略，直接反映了新时期印度的国家利益追求和谋求成为世界头等强国的大国抱负，因而具有重要影响。在制定和实施一套独立自主的海洋安全战略的过程中，印度的目标是：一是保卫印度的安全和海洋利益；二是控制邻近海域，特别是确保对巴基斯坦形成绝对的海上优势；三是继续加强能力建设，力图控制印度洋上的战略要点和关键水路；四是建立远洋海军对印度洋之外的地区施加影响。为此，印度更加重视海洋在印度国防和经济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加紧制定并推行印度洋控制战略。2007年《自由使用海洋：印度海洋军事战略》这份印度政府关于海洋安全问题的最为权威的官方文件指出：“葡萄牙总督阿布奎基早在16世纪初就提出，控制从非洲之角延伸到好望角和马六甲海峡的咽喉要塞是防止敌对强国进入印度洋所必须的。即便在今天，发生在印度洋周边的 一切仍会影响我们的国家安全，与我们利益有关。由于我们的任务区非常广大，必需要对主要利益区域和次要利益区域进行区分，以便聚精会神于前者。”

基于印度洋地区战略态势、自身战略利益追求以及海上实力的显著增长，新世纪以来，印度提出了“控海”和“拒海”两大关键战略信条，即以印度次大陆为中心，依据不同的威胁类型，将印度洋分为：完全控制区——海岸向外延伸500公里内的海域 ；中等控制区——500——1000公里范围内的海域 ；软控制区——包括印度洋剩余的所有部分。自然地，印度最关注的地区是完全控制区，特别是领海及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为了确保这个海域的安全，印度必须对这一地区实施完全的控制，也就是必须拥有可以控制空中和水下空间的能力。

出于保护印度核心经济设施的目的，印度认为不能使敌对的海上力量接近完全控制区。换言之，同敌对的海上力量的战斗应该在离岸500-1000公里的地区进行。这就要求在中等控制区内不让侵入该地区的敌对势力看到获得好处的机会，为此发展拒海能力被认为是有效的防卫手段，而航母战斗群则能扮演关键角色。

1000公里之外的印度洋海域构成了印度的软控制区。任何地区外大国大规模地向该地区渗透都被视为是印度的安全隐患而倍受关切。这是因为如果该地区安全不保，那么印度就面临遭受强制外交的可能性。为此，印度不仅需要在外围海域监视区外大国海军的活动，而且还应具有一定的威慑能力。这样，获取核动力潜艇就成为印度的一项关键需求。

鉴于印度海军的行动区域非常之广，2004年印度颁布的《印度海洋学说》明确区分了印度的海上核心利益区和次要利益区，并为印度的“蓝水海军”战略勾勒出了三个发展层次，即海面、水下和空中力量建设，对新时期印度海军角色和任务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具体地讲，就是军事角色、外交角色、维稳角色和人道主义角色。在2007年出台的《自由使用海洋：印度海上军事战略》中，印度提出了要以强大、平衡的海军为基础，通过积极的政治、外交、军事手段，主动塑造印度洋地区事态。据此，印度在加强海上军事力量建设的同时，正积极地与印度洋沿岸国家和区域外大国构筑一种伙伴关系网，以增强印度的影响力和拓展海洋战略空间。据此，印度于2004年签署了亚洲打击海盗和海上抢劫的地区性协议，2008年主动发起了印度洋海军论坛，并于同年筹组了南亚地区港口安全合作组织等。毫无疑问，非军事力量建设作为海军力量的有力补充，将为和平时期印度的海洋战略利益追求提供有力的保障。

本文选自《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3年第1期，原标题为《论印度的海洋战略传统与现代海洋安全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