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人为何给纳粹代言人“平反”？

1月20日，极右翼法国作家、辩论家、总统候选人埃里克·泽穆尔因 2019 年 10 月在CNews节目上辩称“菲利普·贝当元帅‘拯救’了法国犹太人”而面临审判。实际上，这不是泽穆尔第一次为自己的极端言论承担法律后果。

尽管泽穆尔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是为纳粹德国的协助者、维希法国政府首脑贝当“平反”的观点却是长期存在于法国社会的。于此，我们必须深入到战后法国的社会进程、舆论变化考察诸如此类“历史修正主义”观点的来源。

菲利普·贝当（1856-1951）的一生与两次大战紧密联系，经历了一系列戏剧性的转折，堪称法国近代史上最具争议的历史人物之一。一战初期，贝当成功掩护兰雷扎克将军在比利时的撤退，随后参加了马恩河战役，因功于1914年9月14日晋升为少将。

但真正令贝当声名大噪的还是他在凡尔登战役中对补给线维护的重视、对士兵生活的关心以及对航空火力的积极运用，这为他赢得了士兵们的爱戴与“凡尔登的救星”的称号。

1917年5月15日，贝当接替因冒进策略而招致非议的尼维尔将军出任法军总司令。通过提高军人福利挽救了濒临崩溃的法军士气。1918年一战结束后贝当升任元帅。两次大战期间，贝当曾长期担任军队领袖，后出任国防部长、驻西班牙大使等职。

1940年，法国在纳粹德国的进攻下全线溃败之际，无力回天的保罗·雷诺政府召回正在西班牙度假的贝当，并推举其为法国总理，企图依靠贝当在一战建立的威望来挽救法国战败的命运。

然而，随着战事的恶化，贝当不久便通过西班牙政府向德国提出停战，并接受了一系列屈辱的要求，使德国人得以占据法国三分之二的土地，而贝当则带领傀儡政府偏居法国南方一隅的维希小城，就此成为了纳粹在法国的代言人。

由于维希政权废除共和制度和基本自由、解散工会和政党、引入反共济会和反犹太主义立法等一系列罪行，戴高乐将军于1944年7月解放法国时便将维希政府及其政策宣布为“非法、无效”。同时，以贝当为首的一众维希高官也因“叛国罪”接受了审判。但有关贝当的争议也恰恰自此开始。

就当时的民调来看，大多数法国人一开始并不支持给“叛徒”贝当定罪，然而，要求将其判处死刑的比例却在几个月内有所增加：1944 年 9 月，是否应给贝当定罪的调查收集到了 58% 的否定答复、32% 的肯定答复和 10% 没有意见的答复；1945年4月一项调查显示，法国民众支持判贝当死刑的比例为 28%，而反对判刑的比例仅为 22%；1945 年 7 月开庭时，一项民意调查收集了76%的支持定罪的意见，其中37%的人支持死刑，反对任何判决的比率则下降到 15%。

据皮埃尔·拉伯里等历史学家的研究，当时许多法国人因贝当的威望错误地认为元帅是出于善意，想要保护法国人才选择投降，以至于被迫与德国人合作，并将维希政权的主要罪过都归到贝当的政府总理皮埃尔·赖伐尔头上。随着解放后附敌分子清洗运动的推进与抵抗运动知识分子对维希罪行的揭露，舆论才渐渐有了变化。

最终于1945年8月15日，法院宣布贝当犯有通敌、叛国、辱国等罪名，对其判处死刑，但鉴于其当时年事已高，死刑随后被改判为无期徒刑。1951年，贝当去世后，一个名为“捍卫贝当元帅记忆”的协会便立即成立。该协会一再要求依贝当与凡尔登战役阵亡将士合葬的遗愿将其遗体转移到凡尔登附近的杜奥蒙墓地。1973年，协会内部分极右翼人士甚至不惜通过盗走棺木的方式来实现此目标，这一疯狂行径最终被挫败。

自1945 年以来，右翼人士修改贝当审判的请求总计被拒绝了八次。1966年5月4日，时任法国总统的戴高乐将军表达了如下立场： “这些转移贝当遗体的请愿者绝非是因为背后有八十万退休军人的支持才这么做，他们只不过是为了维护其协会的特殊利益罢了。”

只要我们仔细观察“捍卫贝当元帅记忆”协会的组织结构便不难发现，其历任负责人不是前维希政权的部长就是此前军中贝当麾下的军官，同时这个协会还将以“民族和解”为名恢复元帅的声誉和维希法国的价值观列为自己的明确目标。诚如戴高乐所言，这些妄图为贝当正名的人都是附敌分子在法国社会的残余，他们的“平反”行为无非是为了恢复自己的社会地位。

此外，战后法国知识界的一系列变化也导致了舆论对贝当评价的转变。战后初期，法国不少右翼知识分子，曾公开投靠纳粹德国的法西斯知识分子并在二战期间或为维希政权摇旗呐喊，公然充当德国占领军的帮凶。因此，站在抵抗运动一边的左翼知识分子一经解放便要求对附敌知识分子进行严肃清理。

对于知识分子而言，上述指控的取证相对容易，只要是公开发表的作品即会被认定为附敌的证据；其次，与人文类知识分子相比，战后法国的重建更需要政治界人士与经济界、科技界专业知识分子的人脉与技术；最后，要求对附敌分子进行肃清的人普遍认为，言论自由具有明确的界限，肃清附敌分子并非侵犯了言论自由。

因而就总体而言，与同样和纳粹或维希合作的政治界和经济界精英相比，附敌知识分子所受的惩罚是最为严厉的。由此法国知识界右翼势力大大减弱，左翼知识分子迎来了自己的“辉煌三十年”。

而随着1968年“五月风暴”对法国社会带来的冲击，原先相对团结的左翼知识分子队伍陷入分裂，一部分人在革命激情的退潮中到转向了右翼，到七十年代中期，左翼的“辉煌三十年”最终结束。

出于这种舆论环境的变化，法国官方对贝当的评价也出现了转变：从密特朗开始，除奥朗德以外的历任法国总统都在评论贝当时都一改此前对其全盘否定或多半否定的论调，转向了既肯定贝当一战战功又谴责其维希罪行的中肯评价。

如今，右翼知识分子罗伯特·阿隆关于维希历史的“剑与盾论”也被泽穆尔搬到了台前，其称贝当和戴高乐在战时是互为表里的合作关系，即贝当在国内忍辱负重维持秩序，戴高乐则在国外伺机光复法国。据泽穆尔自己在著作《法国的自杀》中所言，他这样说是为了反抗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帕克里顿常年来在维希法国历史研究上的话语垄断。

但很显然，总统们对于贝当的评价已经足够客观，再超出一步便是历史修正主义，对于致力于为法国民族记忆正名、重塑“伟大法国”的泽穆尔而言，给贝当“平反”或许是其政治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若是为了政治目的便有意地误导人民的历史观，那恐怕将是比单纯的欺骗更为严重的罪行。幸而泽穆尔之流的历史修正主义观点已不仅面临着法律的审判，也遭到了舆论的口诛笔伐，不然这种极右翼民族主义观点的存在对于法国民族记忆、社会思潮而言只会是一种荼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