逐鹿东南亚：中国二维码下南洋

文/李晓刚

2022年初，不断变异的新冠病毒，依然将世界阻隔。中国科技却用一种奇妙的方式，悄然影响着世界。

比如被中国发扬光大的小小二维码，就穿越千里，来到了遥远的东南亚。疫情阴影下，我们很熟悉的场景，又在异国被一幕幕翻拍重演。

马来西亚槟城的菜市场，两三年前还习惯用现金的当地人，也学会扫码付款了。

菲律宾的三轮车司机，则在小车上挂起了二维码，穿行在帕西格市的大街小巷。

印尼的苏拉加达市，在政府推动下，有44个菜市场用上了移动支付。当地市长这样说：“疫情大流行，大家尽量不要带钱包了。”

新加坡的冰淇淋店，还出现了一个新标识：Alipay+，下面列着中国大陆的支付宝和马来西亚的钱包Touch‘n Go eWallet。店员说，手机里有这两个APP，就能直接扫码消费买单。

在这个拥有4亿多互联网用户的潜力之地，疫情像按下加速键，让电子钱包迅速爆发并变得“万能”——从数字支付，扩展到电商网购、外卖快递、保险理财、跨境汇款等服务。

据调查，2020年全球移动支付普及率最高的10个地区，东南亚占了6个；2021年，37%的东南亚消费者，选择电子钱包作为首选支付方式，首次超过了现金（28%）和银行卡（15%）的比例。

为了推广移动支付，马来西亚甚至开始派发电子红包——符合条件的国民注册电子钱包，每人可领30令吉。

67岁的海南鸡饭老板叶春茶，也正学用移动支付和点餐系统。他说，如果希望生意继续，这是必然的选择。

数亿人手中的电子钱包，就像一张张数字船票，承载着东南亚从疫情中突围的希望。

但许多人并不知道：造船的一支重要力量，其实来自中国——印尼的Dana、菲律宾的GCash、泰国的Turemoney、马来西亚的Touch’n Go eWallet等，是蚂蚁集团帮助当地打造的本地钱包；菲律宾的PayMaya、马来西亚的WeChat Pay MY，则是由腾讯投资或申请牌照后推出。

这些年，来自中国的蚂蚁和腾讯，通过投资共建或申请牌照等方式，在东南亚落地了超过11个电子钱包，服务覆盖超过1.5亿人；银联国际与合作伙伴在东南亚落地了超20个银联标准电子钱包；此外，蚂蚁还在打造新的跨境支付解决方案——Alipay+，商家能够一次性接入多个国家的数字钱包，服务更多用户。

然而，这些中国的支付企业还远称不上巨头。就像小米、Vivo、OPPO等公司在东南亚与三星、苹果对战角逐。这片数字支付的蓝海，中国企业也需要迎头挑战Visa、Facebook、Google等美国新旧巨头。

观察这场数字支付浪潮，我们会发现：这是一个东南亚穿越传统金融空白的突围故事，也是一场中美企业在新兴市场的技术与商业路线之争。

更为重要的，这是一场探索之旅：中国企业能否承担好自己的责任，在全球数字经济的入口之争中，去助力国家获得更多的主动权？

如果此刻去往菲律宾偏远的乡村，你或许会看见：这张同时印着防控知识和支付二维码的塑料布，悄然出现在许多小店的窗前。

当地记者拍下这一幕，并写下评论：这是越来越普遍的景象，也是时代的象征。借由小小的二维码，东南亚正加速步入数字经济车道。

往日的东南亚，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航船穿越马六甲海峡，世界得以联通，宋朝铜币也曾是当地多国的通用货币。然而最近百年，受困于战争与殖民，中国与东南亚都一度陷入了低谷。

2008年金融危机后，彼此都迎来复苏时刻——中国继续保持高增长，东南亚十一国则开始显露其人口众多、结构年轻的巨大潜力，一跃成为世界第六大经济体。

然而，这片栖居着6亿多人、面积450万平方公里的区域，却始终是传统金融的空白地——70%的成年人甚至没有银行账户，打工的人想汇款回家，一度只能通过地下钱庄并缴纳高昂的手续费。

就像在千岛之国印尼，线下银行网点集中在几个核心城市，许多岛民一辈子都没见过ATM机。一张印有Visa标志的信用卡？抱歉，这个国家只有2%的人才拥有。

过去10年，科技抹平世界的差异，也让东南亚弯道超车，成为数字经济的热点地区——疫情爆发以来，东南亚新增了7000万在线消费者，网民总规模超4.4亿，互联网经济规模年均增速达32%，预计在2025年超3630亿美元。

疫情之下的无接触支付和电商购物等需求，更是助推了数字支付的热潮。仅在2021年，东南亚的金融科技领域就完成了35亿美元的融资，年增幅超200%。

转瞬之间，如同进入”战国时代“，东南亚各国均涌现了数十家数字支付厂商，但细看泰国街头的电子钱包标识，也不难发现其中潜藏的两方博弈。

一方是来自西方的传统金融巨头——Visa、万事达（MasterCard）。

另一方则是萌生于东方的新晋挑战者——来自中国的银联国际、支付宝和微信支付，来自泰国本土的TrueMoney、SmartPurse等。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泰国最大的电子钱包TrueMoney，背后也有中国的技术输出——2016年11月，蚂蚁集团与Ascend Money达成战略合作，催生了这个泰国版“支付宝”的崛起。

同样，美国的互联网巨头还未发全力，却也没有缺席。

印尼日活最高的钱包GoPay，背后就站着Facebook。2020年6月，Facebook联合PayPal，共同对GoPay的母公司Gojek进行了投资。

可以说，东西方企业在东南亚的移动支付之战，大幕已徐徐拉开。

回顾二维码下南洋的旅程，也是中国从消费力到技术影响力不断在世界拓展的折射。

最初，激发中国支付企业出海的，是走向世界各地的中国游客。

2015年，中国游客在境外消费达到1.2万亿元，伴随着这个世界最大的旅游消费群体，小小的二维码也开始铺满全球。

4年时间，银联国际、支付宝、微信的跨境支付产品，让中国人从最北的北极圣诞老人村，到最南的新西兰萤火虫洞，都能用一部手机轻松付款。其中支付宝的全球付服务，更是覆盖了220多个国家和地区，支持27种货币。

位置更近、气候更宜人的东南亚，自然成为更繁荣的市场。泰国的华裔老板至今还记得，那几年，他每天都一边手举着龙虾挥舞，一边用略带闽南语味道的中国话吆喝：“这里可以用支付宝！支付宝！”

然而，与世界其他地方有所不同：在华裔更多、也极具发展潜力的东南亚，中国移动支付慢慢生根，走出了独特的本土化之路。

不止中国人能扫，亚洲人也能扫——怀揣这样的目标，中国支付企业创造了更新的出海模式。

2015年，蚂蚁率先入局印度，基于支付宝的技术帮助当地伙伴，打造印度本地钱包Paytm，3年时间，让其活跃用户跃升至2.5亿，成为全球第四大电子钱包。

基于这样的经验，多年来沿着一带一路，蚂蚁在中国香港、东南亚、南亚等地，投资共建了9个本地钱包，占据其中4席的东南亚，无疑是最重要的一块拼图。

腾讯的步伐也不慢，但与前者不同，它更多采取了“两条路走路”的模式。

一种是自己下场，如2018年，微信支付获得马来西亚的第三方支付牌照，推出名为“WeChat Pay My”的支付功能；2020年获印尼的央行批准，微信支付也在当地开始运营。

另一种是投资的方式，如2017年，腾讯向拥有Go-Pay的印尼公司Go-Jek，投资逾1亿美元；2019年，又继续牵头向菲律宾公司Voyager Innovations投资2.15亿美元，后者拥有支付应用PayMaya。

2012年成立的的银联国际，则更显“大家风范”。目前在东南亚，银联国际已发行4000多万张银联卡，连接超3000万商户，银联受理网络在东南亚的覆盖率超过90%。

来自中国的各方力量，彼此并非是竞争者——银联国际与当地政府、银行的合作更紧密，让中国与东南亚的经济连接更成一体；

而蚂蚁与腾讯等中国企业，采取了更市场化且更多元的模式，投资并分享技术，辐射更长尾用户，拓展了普惠金融的广度与可能性。

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来自中国的公司，都拥有共同的目标——面对国际金融格局的快速变化，面对西方金融及互联网巨头的挑战，这场移动支付的入口之争，需要走出独特的中国之道。

是高门槛还是低门槛？更集中还是更开放？争夺市场之外，能否广交朋友？这几个问题的选择，或许影响了中美企业在东南亚支付市场的发展之路。

几十年来，美国的Visa和Mastercard，在传统的全球支付清算市场上，形成了双垄断的格局，从未被撼动。

然而，坐拥全球最大支付网络的Visa，用户却更多集中在欧美国家，其全球版图始终有几块空白难以渗透，那就是亚洲、非洲等新兴市场。

尽管这些年，试图摆脱“信用卡公司”形象的Visa，通过投资收购、开放合作等方式，正努力走向数字化，但受限于其仍以卡为核心、交易费率较高等原因，在东南亚等新兴市场，还远不如在欧美地区风光。

Google、Facebok等美国互联网公司，也难以摆脱其封闭与缓慢的局限。

2019年，Google推出Google Pay，借助其全球影响力迅速拥有1.5亿用户，但在东南亚却遭遇困境——相对发达的马来西亚，也仅有20%的商户支持Google Pay。

原因显而易见：线下的用户，得先注册一个Google账号，再绑定一张卡，才能使用该功能。有限的应用场景，一如Apple Pay，决定了其在发达市场更受欢迎。

Facebok的打法，则显露出激进与缓慢的双重弱点。

一方面，其野心在国内就先被阻击——2019年，Facebook发布Libra白皮书，宣布进军加密货币领域。太过超前的发币理念，甚至直接激怒了美国政府。

经过激烈的国会听证，Libra被迫更名为Diem，放弃超主权货币定位，只锚定美元一种货币。想要出海，更显漫长。

另一方面，它旗下的Facebook Pay及WhatsApp Pay，在2019年末才开始布局东南亚，并在2020年才通过下注印尼Gojek，投出其在东南亚的第一笔投资。相比小步快跑的本地钱包，早就慢了四五年。

巨人总止步于傲慢。无论是Visa等传统金融机构，还是Google、Facebok等互联网公司，仍太多依赖于传统的卡模式或自有平台——他们或许还未醒来，懂得低头去细耕异国市场。

区别于西方巨头习惯开着巨舰、驶入他们眼中的蛮荒之地，回溯东南亚电子钱包的发展之路，不难看出中国企业的不同。

多年来，银联国际就通过搭建开发者平台、云发卡平台、场景服务平台等方式，“一站式”助力东南亚合作伙伴提高数字支付服务能力。

从出海开始，蚂蚁也选择了一条更开放的模式——出海造船，帮助当地打造本地钱包。

同时，帮人造船也绝不意味着只有投资，更重要的在于分享，分享中国的技术与模式。

泰国本地钱包TrueMoney的员工Theera就曾回忆：2016年与蚂蚁合作后，她和同事就曾多次前往杭州，向支付宝的朋友取经。

“泰国人能在TrueMoney充话费、还信用卡、爱心捐赠等，就都参考了支付宝的经验”。不仅如此，中泰两国的工程师们也会相互配合，基于泰国用户的需求，开发了购买聊天表情包等特色功能。

2015年开始，与印度电子钱包Paytm展开战略合作后，蚂蚁的技术团队就频繁飞往印度，从系统架构改造，到风控体系搭建，全面帮助Paytm提升平台能力。

最多时，蚂蚁向印度派出了100多名工程师。时任蚂蚁全球本地化钱包技术负责人熊务真就回忆，那几年去印度的次数太多，护照上每页几乎都盖满了戳。

“一地一策是蚂蚁走出去的方法论，我们尊重合作伙伴，根据当地特点选择不同的模式，最终的目标都是人们可以享受移动支付的便利。”熊务真说。

如今，印尼人已能在海鲜市场扫码付款、泰国人能用手机向寺院捐赠善款、菲律宾在外打工的人能从香港实时汇款回国……惠及友邻的背后，是无数中国工程师忙碌的身影。

伴随东南亚电子钱包的爆发，“连接”，成为另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

这是野生发展带来的必然矛盾——在东南亚，不仅是钱包公司，打车、电商、社交、游戏、甚至航空APP，几乎都想开发钱包APP。

有媒体统计过，印尼有40多个电子钱包，新加坡有20多个，菲律宾有17个……以至于当地网友也会调侃：钱包太多，人都不够用了。

2020年1月，印尼官方就曾制定统一的标准，推动不同的钱包App均能扫描同一类型的二维码。

钱包背后的市场参与者，比如蚂蚁集团，也在探索新的解决方案。据多家外媒报道，2021年以来，蚂蚁的Alipay+方案开始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市场出现，并成为多个亚洲钱包的选择。

公开信息显示，Alipay+支持的电子钱包及银行机构，就不止于它投资共建的“兄弟钱包”，除了韩国Kakao Pay、菲律宾GCash等，也包括银行卡、支付账户等多种支付方式，如新加坡的EZ-Link等。

虽然刚刚起步，但从这展露的画面一角隐隐可以窥见，这是一个崭新的合作模式——它试图帮助东南亚地区跨越“卡时代”，通过把商户一次性和不同国家的电子钱包及其他支付方式的用户连接，在数字时代给出了跨境支付的全新解决方案。

今天，支付宝、微信用户已可以带着手机钱包在全球畅行无阻，我们或可替东南亚用户畅想这样一个未来：他们只需要用自己喜欢的本地钱包，就能在Alipay+支持的线上、线下商户买单，轻松实现跨境消费。

当然不止是蚂蚁在行动。据统计，银联国际与合作伙伴已在东南亚各国，落地了超过20个电子钱包，为当地用户提供基于银联卡的移动支付服务。

中国的数字支付出海之路，当然还很漫长，但无疑值得鼓励。

它的背后，是中国企业在出海征途上，不卑不亢的思考与探索——不求独占，更专注地帮助合作伙伴的成长；广交朋友，努力扩大中国在经济与技术领域的影响力。

当然还不到庆功时刻——如何做到更安全规范，以符合东南亚各国不同的监管制度；如何继续开拓，迎接Visa、Facebook、Google、PayPal等美国新旧巨头的来袭……这些都是不远也更艰难的挑战。

回顾往昔，中国人拥抱世界的脚步从不停歇，正如200年前，从福建广东一带下南洋的华人们，漂洋过海，到泰国，到印尼，到马来西亚……他们去往不知名的小岛或小镇，为生活打拼，也从不放弃为身后的人拼一份希望。

伴随着技术向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变局，国际金融秩序也是一样。

美国金融系统的核心竞争力中，其中很重要的构成部分，就是有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公司。

未来，中国企业如何承担自己的责任，广交民间朋友，助力国家建立更普惠的国际金融合作体系。

中国如何从“金融大国”迈向“金融强国”，在国际金融新秩序中，拥有更多的选择与主动权。

发生在东南亚的中美移动支付之争，只是未来数字经济时代的入口抢夺战之一。它漫长、真实、残酷，却也十分重要，并激发我们不断去思考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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