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持虎符到猛虎遍地走：古代军队为何抵不过老虎的诱惑？

作者：周渝

本文转载自：国家人文历史（ID:gjrwls）

本文摘编自《国家人文历史》2021年1月下，原标题为《猛虎不怯敌，烈士无虚言：千年不易的军武图腾》，有删节

从令山中麋鹿尽无声的猛虎，到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虎帐”，虎之形象出现两极反差。在民间，虎常以凶兽面貌出现，让百姓谈虎色变。然而在金戈铁马的沙场上，虎则是威武与勇猛之象征，瑞兽属性远高于其凶兽属性，无论是一名统帅还是一支部队，无不以被称作猛虎为荣。所以在战争史上，虎也成了千年不易的军武图腾，不仅贯穿古今，且纵横四海。

虎符：兵权的象征

虎在军事史上的影响究竟有多大？无论是古籍文献还是出土文物，都清楚地告诉后人，早在先秦时代，虎就与军队牢牢绑定。象征着兵权的兵符就以虎之形态铸造，称“虎符”。现存的虎符多是以青铜、玉、黄金等材质做成，但史籍中最初的兵符是用竹节制作，形制不明。按照《史记正义》的说法，早在传说时代，“天遣玄女下授黄帝兵信神符，制伏蚩尤”，远古时期就有了兵符。若不算过于缥缈的神话，那至少在西周时期兵符就已登上历史舞台。从最早的兵符实物来看，战国时代兵符以采用青铜制作并以老虎为外观。

1975年出土于陕西西安郊区的杜地虎符是现存年代最久远的虎符。它是战国晚期秦国杜地的兵符，青铜材质，虎身长9.5厘米、高4.4厘米、厚0.7厘米。虎造型为昂首、塌腰、垂尾，作欲走势。这枚青铜虎符的虎身上还有错金铭文九行，共40字：“兵甲之符，右才君，左才杜，凡兴士披甲，用兵五十人以上，必会君符，乃敢行之，燔燧之事，虽毋会符行殹。”明确了虎符使用方式，即右半符由国君掌握，左半符在杜地的将领手中。但凡需要调动的甲士超过50人，就必须有君王的右符与杜地左符相合，组成一只完整的虎才能行动。不过铭文也说了，若遇烽火报警等紧急情况，则不必等右符也可调兵应对。

杜虎符，战国秦，现藏陕西历史博物馆

杜虎符左半符背面

这枚杜虎符仅有左半符，另外一半应该没用上，还在秦王手里，所以即使有人拿着它穿越回战国晚期的杜地，也没法用半面虎符调动军队。相对来说，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秦代阳陵虎符则是一枚完整的兵符——这枚虎符长8.9厘米，宽2.1厘米，高3.4厘米。与杜虎符欲走势的老虎不同，阳陵虎符的姿态为卧虎状，虎之颈背有12字错金篆书铭文：“甲兵之符，右在皇帝，左在阳陵。”可知是秦始皇颁发给阳陵守将使用的兵符。这枚虎符也可以中分为二，两边铭文相同，但由于年代久远，阳陵虎符的对合处已经锈死，不能分开。从其左右完整形态来看，当时可能已发挥作用，或是秦亡时子婴集齐后献给刘邦。

阳陵虎符，秦代，青铜材质，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在通信不发达的时代，虎符成为统治者调兵遣将的重要凭证，为了限制将领滥用兵权，设计了合二为一方能调动兵马的规则。那么问题来了。虎符如此重要，会不会被别有用心者仿制来夺取兵权？从客观因素上看，虎符流行于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以当时条件要仿制并不容易。更重要的原因是，每一个虎符都只能调动相应地区的兵马，并非拿着一个老虎兵符就能包打天下。而仿制的最大难点在于，从先秦到两汉时期的这些兵符都只有一个共同点——外形为老虎。除此之外，这些老虎形态各异，我们可以看看出土文物，战国杜虎符是一只正准备行走的老虎；阳陵虎符是一只卧虎；现藏济南市博物馆的战国玉虎符虽也是一只卧虎，却是扁平形态。也就是说虎符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刻铭、形状、等级皆不相同，外人很难仿制。

当然，要利用虎符来擅自调兵也并非不可行，只要能把国君手里的另一半兵符偷来就行。《史记·魏公子列传》中就记载了一则信陵君窃虎符调兵的故事——魏安釐王二十年（前257），赵国在与秦国战争中节节败退，都城邯郸被秦军将领王陵率军重重围困，灭亡只在旦夕之间。魏王接到赵国的救援请求后，虽派遣将军晋鄙“将十万众救赵”，但出兵后又驻于邺城，名为救赵，实则作壁上观。危急之际，一心想调兵救援赵国的魏国公子信陵君无忌决定铤而走险，在门客帮助下，借魏王姬妾如姬之手窃得君王手中的另一半虎符。取得魏王虎符后，信陵君带着力士朱亥一同来到将军晋鄙帐中，诈称魏王令其交出兵权，晋鄙生疑之际，朱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其击杀，又缴获了晋鄙手中那一半虎符，两块虎符合而为一，取得兵权的信陵君选精兵8万人对秦军发起进击，邯郸之围遂解。

虽然虎符并不能完全与兵权画等号，但毕竟是调兵遣将的重要凭证，也是古代军事文化中虎崇拜的重要依据。因为从先秦时代开始，无论是东周列国，还是后来的秦汉帝国，尽管地域不同、文化不同，统治者也不同，但兵符外观设计上却出奇一致——都采用了百兽之王老虎。当然虎符并不是军队崇虎文化的唯一案例，从纷乱的先秦到尚武的两汉，无论是调兵遣将的兵符，还是朝廷给武将封的官职名称，又或是一支部队的番号，无处不见虎之身影。

“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铭刻石牌，曹操高陵出土。曹操墓曾被报复式盗毁，刻有“魏武王常所用”的石牌都被从中折断。“挌”同格，有打斗、击杀之意。但史书中并无曹操击杀老虎的记载，石牌上的“挌虎”应为汉末至魏晋时期的流行词，是一种引申义

讳虎的时代

从虎军、虎士、虎侯、虎将、虎臣到射虎、搏虎、挌虎，汉末三国时代的虎文化无处不在。的确，越是乱世，老虎这种阳刚猛兽就越受群雄的青睐，若天下为鹿，逐鹿中原的军阀们又何尝不是一群猎食的猛虎？不过这种起于先秦，兴盛于三国的以虎为尊的军事文化在唐代却遭遇重大挑战，因为这是一个“讳虎”的时代。

唐代讳虎的原因其实和老虎一点关系都没有，完全是因为南北朝时期一个叫李虎的人。这位李虎也是位乱世名将，后来还成为西魏“八柱国”之一，病逝于西魏大统十七年（551）。李虎去世时连隋朝都没建立，更遑论大唐，可是他偏偏有个了不得的孙子，名叫李渊。李虎虽然身前没有当皇帝，但他的孙子李渊于武德元年（618）建立李唐王朝后，追封他为皇帝，谥号景，庙号太祖。为什么李渊庙号不是太祖而是高祖，因为他把太祖的庙号给了自己的爷爷。

李虎成了唐太祖，“虎”字自然也成避讳，这种影响牵一发而动全身。唐人从古籍中找到依据，又开始把老虎叫作“大虫”。当然受影响最大的还是军事方面，毕竟经历了虎文化昌盛的三国时代后，虎于军中无处不在，可现在统统都得换掉。首先诸如虎贲、虎豹骑这类的部队番号是肯定不可能在唐朝出现了。其次是一直沿革下来的职衔名称也需要改，例如汉代创立的虎牙将军，发展到南北朝时虽然已成为安置勋戚的虚衔，但“虎牙”之名尚在，入唐后因讳虎而改为“武牙将军”；从汉末三国一直延续到南北朝时期虎威将军也被改为“武威将军”。第三种则是军事用途的虎形器物也受到影响，例如调兵遣将的兵符以虎为形已有千年历史，虽然到隋朝时出现过麒麟状的兵符，但虎符仍是主流。可入唐后因为讳虎，老虎在兵符界连一席之地都没有了，兵符外形被改为鱼，武周时期又以龟代替，后又以鱼和兔子为形。所以在唐朝，兵符也不叫“虎符”，而叫鱼符、兔符或龟符。

当然，无论统治者再怎么折腾，纵然将朝廷中各种带“虎”的正式职衔通通撤换，却始终无法抹掉千年来军事文化中无处不在的“虎”。诗人皎然在《相和歌辞·从军行》中描写大军出征的场景时仍道“誓师张虎落，选将擐犀渠”。“虎落”一词早在汉代就出现，代指遮护城邑或营寨的竹篱，到了唐代诗人笔下，同样毫不避讳的使用。李白形容秦始皇统一六国之霸气亦言“虎视何雄哉”。还有本文开篇两首《猛虎行》，唐代文人笔下之“虎”不计其数。统治者讳虎是统治者自己的事，纵使能在庙堂之上禁虎，处于江湖之远的文人墨客们该虎还是照样虎。

等到改朝换代，赵宋治天下之时，老虎也终于咸鱼翻身。这个时代不仅诞生了李公麟这样擅长画虎的画家，绘制出《百虎图》《猛虎下山图》等佳作。庙堂之上，虎兵虎将也得以重见天日。首先是兵符恢复成老虎形态，断绝几百年的虎符又回来了。可是到了宋时，一方面由于重文轻武的基本国策，另一方面兵制发展到此时也经过多次变革和进步，虎符的作用早已不再像先秦两汉时期那般重要，只是还具有象征意义。正是由于象征性大于实用性，而虎符的制造又颇为麻烦，所以到了宋末元初时就被简化为一块带老虎图纹的铜牌，王国维在《元铜虎符跋》考证云“元之虎符俗云虎头牌”，所指的就是这种铜牌。

“神虎第一指挥第三都朱记”铜印，北宋时期，现收藏于上海博物馆

虎军也再度复兴，成为朝廷部队的番号。北宋时出现过“神虎军”，南宋孝宗时期，辛弃疾鉴于当时南方盗贼频繁，戍军不堪用，于是上奏请求编练一支能够镇压贼寇，保境安民的部队，这支部队名曰“飞虎军”。辛弃疾认为“创置飞虎一军，免致缓急调发大兵”，即能够解决当时调拨大军平盗耗损过多的问题。得到朝廷批准后，辛弃疾的飞虎军正式组建，初期“隶步军司。遇盗贼窃发，专听帅臣节制”，性质与清代湘淮军等地方团练颇为相似。不过在孝宗后，飞虎军逐渐由地方武力转变为国家武力，直到蒙古灭宋战争时，广西仍有飞虎军参与布防，直到宋朝灭亡。

猛虎遍地走的明清军营

对于军人而言，虎是勇猛和刚劲的象征，无论统治者因“讳虎”如何折腾，依旧改变不了数千年来军事、武备文化中以虎为尊的传统。在古兵器上的纹样、装饰以及命名上，无处不体现了虎之地位——我国巴蜀地区出土的古代冷兵器中，有相当数量的先秦铜戈、铜钺之上都铭有虎纹，很可能与古巴蜀武人的虎崇拜相关；明清时期的小说、评书中，也动辄就给武将配上一把“虎头錾金枪”；热兵器出现后，明朝人也没有忘记虎，明中期出现的一种以曲射为主的火炮，因类似猛虎蹲坐，被命名为“虎蹲炮”；清代《皇朝礼器图式》记载的六种盾牌中，以虎头为纹饰的绿营盾赫然在列。

清代官方记载典章制度类器物的政书《皇朝礼器图式》中的“藤牌营兵虎帽”“藤牌营兵虎衣”“绿营兵虎牌”三种绘图。据该书中记载：“谨按本朝定制藤牌营兵虎衣，黄布为之，其长半身，下袴如其色，通绘斑纹。”无论是绿营兵还是虎衣兵，都不难看出清代军营中的虎图腾崇拜

晚明战争中，可以看到尽管阵营不同，但各军中对于虎文化的推崇却大同小异。先从名字上看，明末有两个将领的名字非常醒目，一个叫猛如虎，一个叫虎大威。这两个人并不姓猛和姓虎，根据《明史》记载，他们“本塞外降卒”，是蒙古人，应该都有自己的蒙古姓氏，之所以用猛如虎和虎大威作为汉名，显然更看重其含义。不过这两只“猛虎”都在与农民起义军的作战中阵亡，毕竟他们面对的李自成、张献忠等部队中，早就已是“猛虎遍地走”。

由于起来造反的义军将领“不欲以姓名闻，恐为亲族累，故相率立诨名”。而这些千奇百怪的诨名中，虎的出现频率极高。例如李自成的侄子李过绰号就叫“一只虎”。此外义军中还有镇山虎、满天飞、克天虎、白虎、闯虎等等各种各样的虎。八大王张献忠还有另一个有名的诨号就叫“黄虎”。值得一提的是，在四川眉州市江口沉银遗址出水的文物中，有一枚虎钮永昌大元帅金印，该印以黄金制成，印钮是一只作攻击势态的猛虎，印面文字为九叠篆阳文“永昌大元帅印”，印台上阴刻“永昌大元帅印，癸未年仲冬吉日造”。不过这枚虎印的主人一直存在争议，因为张献忠的大西政权中并未设大元帅一职，而“永昌”又是李自成大顺政权的年号。有学者推测，这枚印可能是李自成称帝后发给张献忠的，意在让张献忠承认大顺政权的合法性，自己为龙，张献忠为虎。

虎钮永昌大元帅金印

然而在这场酷烈的群虎逐鹿战争中，最终得其鹿者是来自关外的满洲猛虎。作为渔猎民族，清朝统治者对于虎的推崇不比明人差，在清代，武科进士榜的专有名词即“虎榜”。康熙皇帝对虎的钟爱程度可以和汉末三国时期的曹操有一拼。曹操有虎侯、虎士护卫人身安全，康熙也将护从皇帝围猎的禁卫军命名为“虎枪营”。这支部队并非空有“虎”名，据《清史稿·兵志》记载，康熙二十三年（1684），“以黑龙江所进精骑射、善杀虎者编虎枪营”，其中“善杀虎”是重点，也就是说在清代的校猎活动中，射杀老虎依然是勇士的荣誉，而这支由满洲兵充任，分隶上三旗的虎枪禁军，也都是由善于猎虎的巴图鲁们组成。汉末的曹操还有野战部队虎豹骑，康熙则想要比他更胜一筹，不仅要有虎之名，还要有虎之形，又组建了名副其实的虎衣藤牌兵。

从文献记载来看，这支部队的重点在于藤牌，这种防具在明中期平定倭寇的战争中就发挥过良好效果，清代将领林兴珠得其要义，将其大量装备并参与了雅克萨之战。当然，这支部队之所以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主要在于其身披虎衣的外观。晚清时来华洋人留下的绘画中，我们能看到虎衣藤牌兵的形象非常显眼，在今人看来，这种装扮显得不像战士而像萌物。不过为何要以虎衣为戎装却也有不同的说法，有观点认为虎衣有伪装作用，可以让敌军战马产生恐惧感。也有观点认为，这种装扮与虎头牌、虎头枪一样，只是清代统治者崇虎思想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

作为勇猛刚劲的“百兽之君”，虎之寓意对于军人的诱惑一直延续到近现代。

文虎勋章，图案为一只坐立着的长尾巴老虎，背景为绿草蓝天。是北洋政府设于 1912年12月的勋章，共分9等，分别授予陆海军中有战功或劳绩者

民国北洋时期，有以老虎为图案的文虎勋章，专授予有武功或劳绩的陆海军官兵；以迷信武力而闻名的皖系军阀段祺瑞不仅获得过文虎勋章，还被称之为“北洋之虎”。奉系军阀张作霖也有“东北虎”之绰号，张大帅似乎还很得意，连自己会客的地方都取名叫“老虎厅”。当然，民国军阀的绰号中带“虎”，未必全是褒义，例如孙传芳的绰号“笑虎将军”就是活脱脱的恶名，指其笑里藏刀，表面和蔼，内心阴狠。

END

作

者丨周渝

*本文摘编自《国家人文历史》2021年1月下，原标题为《猛虎不怯敌，烈士无虚言：千年不易的军武图腾》，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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