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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曹卫华 耿建华 | 陕西师范大学体育学院 周昊鲲 |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来源 / 文化纵横
本文延伸阅读部分披露的数据显示，国内女超联赛、女甲联赛球员的整体月薪水平在5000-10000元，顶级联赛冠军大连权健女足个人顶薪一个月在25000元左右，而陕西女足人均月薪仅2000元左右。尽管呼吁女足运动同工同酬已成为一股潮流，但现阶段商业化机制支撑着足球运动，趋利性促使资本更多流向职业男足，甚至可能使男女足薪酬差距在剪刀差效应的作用下进一步拉大。
低水平的薪酬，使众多不乏天赋的女足球员年纪轻轻就选择退役转行。而由于女足运动员退役后面临困境，许多家庭不愿自己的孩子从事足球训练，这又影响着女足参与程度。
正如本文正文部分指出：女足要持续发展, 必须考虑一个根本的问题：女足运动员踢球到底是为什么？如果你有一个女儿，是独生女，你愿意让她去踢球吗？这是一个社会问题。
作者认为，为女足球员提供上大学继续读书的机会，是解决女足退役后出路的最好办法之一。女足的发展需要建立、健全退役保障体系和再就业保障、培训制度，这样才能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体系，为今后女足发展培养更多后备人才
本文正文部分节选自《河北体育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延伸阅读部分节选自《西部学刊》2020年第21期，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供读者参考。
图源 新华社
(本文节选自《河北体育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
原计划经济时期, 国家承担竞技体育事业的一切费用。体校女足运动员有工资、训练有补贴、生活有保障、退役有工作, 因此许多家长也乐意送孩子上体校。如今, 我国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 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质的飞跃, 然而女足的生存环境与以往相比未有显著提高, 而且在新的环境下面临着新的困境。
资金不足是困扰女足发展的一个主要因素。女足被认为是一项投资大、见效慢的集体项目, 在奥运会、全运会战略的影响下, 各省市体育局对女足运动的资金投入成为左右当地女足发展的重要砝码。1987年全运会全国女足队伍曾发展到31支, 到1989年, 许多省市女足因缺乏资金而解散, 女足队伍锐减到13支。上世纪末期的女足改革并未使俱乐部走上自负盈亏的职业化道路, 目前女足仍然要依赖国家的扶持, 靠行政拨款生存。据中国足协资料显示, 一支成年女足全年经费一般在30万元左右
（编者注：2010年数据）, 仅够维持一支队伍的正常运转, 女足后备梯队建设经费无法保障。由于经费少, 许多队伍训练、比赛及组建二线队伍非常困难。
工资待遇相形见绌。中国女足曾获得奥运会、世界杯、世青赛三项大赛的亚军等优异成绩, 然而工资待遇却不高。中超女足俱乐部队员的工资, 除上海大连队的主力队员工资在4000元左右, 其余球队的队员工资大多维持在1000元左右（编者注：2010年数据）。一位现役的中国女足国家队队员每年收入在4万元人民币左右, 而美国女足队员基本年薪在7万美元左右
（编者注：2010年数据）。梯队队员的收入各队有所不同, 有些队的二线队员一个月也就能拿500到1000元, 有的更少甚至什么也没有（编者注：2010年数据）。教练员的工资、待遇尤其是青少年教练员, 其工资水平与同行业相比也有相当的差距。
训练比赛条件不容乐观。由于资金少, 专业训练师与专业的测量仪器对很多球队都是不敢奢望的。各俱乐部到客场比赛多选择坐火车前往。由于国内的女超联赛多年来观众寥寥, 甚至曾有媒体爆出女足队员靠卖矿泉水瓶攒钱、如厕也需排队的新闻, 可见女足生存环境状况之恶劣。退役出路成为运动员们的后顾之忧。体育改革后, 国家不再解决运动员退役后的工作安置, 运动员退役后自谋出路。许多球员退役后找不到好工作, 甚至退役离开足球后就等于失业。退役后的出路问题成为困扰运动员的极为重要的问题。培养过程中, 重“武”轻“文”的现象依然未得到根本性改观。青少年女足培养仍注重训练, 忽视文化教育, 使得运动员的后续发展受到限制。培养成本增高、文化教育缺失、退役安置困难等问题, 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家长对子女参与女足运动的意向。据调查, 北京、上海的U-16青少年女足队伍中没有一名队员是北京或上海市户籍
（编者注：2010年数据）。之所以如此, 与从事女足运动的前景不被家长看好有很大的关系。
我们国家的竞技体育采取的是举国体制, 女足项目一直是由国家支持和投资的。时任中国足协女子部主任张建强说:“中国足协对女足的整体投入在全世界都是第一位的。没有第二个国家足协有中国足协对女足的这种投入力度, 从来没有过。”每年中国足协投入女足的资金约1540万, 有近900万元用于国内各级比赛、冬训、培训、会议等, 其中国家队300万元, 国家青年女足160万元, 国家少年女足120万元, 另有50万元左右用于大学、中学女足联赛。
（编者注：2010年数据）青少年队伍经费仅够维持举办比赛之用。投资比例上, 足协较注重成年女足的投入, 青少年女足资金投入方面略显薄弱, 遇到奥运会、全运会更是如此。青少年梯队建设是实现女足可持续发展的根本, 舍本取末的做法与女足的长远发展是背道而驰的。
由于社会认同度低、社会化程度差, 女足进入市场难度相对要大。据中国足协官方统计, 从1998年到2005年, 全国女超联赛观众人数最多的是1999年, 平均每场达到6000人, 最少的年份平均每场仅有3000余人。时任中国足协女子部主任张建强说：“一个企业如果想赞助女足, 他只要通过中介公司对女足做一下市场评估, 得到的反馈肯定是零。（女足市场）绝对没有回报, 这就是客观事实, 这就是女足的现状。”
时任江苏华泰女足俱乐部总经理蔡伟称：“女足俱乐部完全不能当作一种投资, 对女足来讲, 作为产业来发展的球员转会、电视转播、门票这三方面都没有, 所以女足目前根本无法按照市场化进行经营。”决定女足市场化的关键是有没有市场, 市场潜力有多大, 没有观众、没有门票、没有转播、没有赞助商、社会关注程度低、联赛缺少市场, 俱乐部就无法进行产业开发和市场化运作。
从中国女足在2003年世界杯上的表现来看, 女足未进四强是由于技战术水平不如人, 在平时则表现为训练质量不高, 水平不到。究其根本, 女足一度滑坡，在于女足梯队建设不力。从2007年参加青少年女足冬训队伍的情况来看, U-18共有18支队伍, 运动员约400多人, 教练员36人；U-16共有22支队伍, 运动员450人左右, 教练员37人。这些队伍大多来自于全国女足12个足球重点城市和地区。前国少队主教练王红在南宁U-16训练营时说：“全国最优秀的U-16队伍都汇集在此, 这基本代表了我国女足青少年的最高水平, 代表着我国女足后备力量发展的规模。”要实现女足的可持续发展, 仅靠十几支后备球队很难实现。
（五）社会发展需求、价值取向变化对女足参与度的影响
建国初期至90年代, 我国足球后备人才的培养主要依靠业余体校、体工队。运动员从少儿时期就从事专业训练, 过早地脱离了学校, 造成了运动员文化水平低、职业技术专项化的现象。许多退役或中途被淘汰的运动员很难在当今社会中寻找自己的生存点。21世纪社会发展对人才规格的要求是社会个体的全面发展和可持续发展。衡量运动员的人才标准不仅仅停留在夺取金牌的竞技层面, 而是既注重竞技能力, 又注重人的全面发展, 传统培养模式己难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原有专业化培养体制下运动员生活有保障, 家长送子女来练球还能赚点钱补贴家用, 而且退役后国家能安排一个稳定的工作。现在女足不仅踢球时赚不了多少钱, 退役后还要自觅出路, 有的还要家人养活。另一方面, 相对于其他行业来说, 如今女足行业没有大的优势, 某些职业要比从事女足更具有诱惑力。家长对孩子的未来选择更加注重孩子的长远发展。女足生存环境因素、独生子女因素、价值观念因素、从业风险和传统观念等因素, 导致许多家长不愿自己的孩子从事足球训练, 这又影响着女足的参与程度。
过去“三集中”的军事化管理训练模式, 社会外部环境对女足训练的影响程度较小, 队员受到的外界干扰少, 能安于踢球。如今社会环境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 这不仅仅体现在物质生活的提高, 也体现在精神生活更加丰富多样, 队员势必要抽出时间和精力来应对这个丰富多彩的社会。随着年轻一代主体意识的增强, 选择竞技体育已不仅是谋生的手段, 个人的喜好和未来的发展成为重要的诉求。
我国竞技体育抓的是绝对人口, 搞的是精英体育, 学校教育抓的是文化教育, 要的是升学率。教育与体育目标的差异和分歧, 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女足人口的数量。传统“应试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学校的竞技体育职能, 不能充分调动学生参与体育运动的积极性。体育部门则以竞技成绩为终极目标, 锦标主义思想淡化了竞技体育运动员接受文化教育的观念, “成绩说明一切”导致运动员重“体”轻“文”的现象。
女足的发展需要社会的普及, 学校则是足球普及的重要领域。失去学校足球人口普及的大本营, 便失去了社会普及的基础。在美国, 女子足球是一种业余活动, 女孩踢球凭的是对足球的兴趣和爱好。足球在学校形成了从小学、中学至大学的一套完整体系, 有几百万的女足人口, 社会化程度较高。目前, 就我国女足普及层面而言还是一个空白, 要健立、健全学校女足人才培养输送体系任重道远。
（七）传统培养方式、培养理念与先进足球人才培养方式、培养理念之间的差距
长期以来我国对抗类项目教练员的理论水平、对现代训练发展的认识和综合能力制约了对训练理念的认识, 在训练理念上主要表现为缺乏继承性和创新性。
“中国从未构建足球理论, 一直不清楚足球原理是什么。因为不懂、不解足球原理, 中国足球训练思路和训练方法产生了很大的偏差, 并由此未能培养出更多、更好的足球后备人才, 50年来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我国教练员的理论知识水平、对当代训练发展的认知及综合能力与国外相比有较大差距。教练员在对国外先进足球训练理念的学习和借鉴的实践过程中, 缺乏对训练理论的消化和吸收。
另一方面, 运动员的知识水平、理解能力和应变能力等制约着对足球训练理念的理解与认识。足球理念和培养方式的落后制约着青少年女足后备人才培养质量。
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市场经济模式的形成, 国家统一分配来解决运动员的再就业问题显力不从心。国家优秀退役运动员 (在国际、国内大赛上取得前几名成绩的运动员) 可以有资格进入高校, 继续学习深造, 而对于大部分退役运动员来说, 则只能获得一部分退役费走向社会, 参与社会竞争。21世纪是一个人才的社会, 需要的是全面发展的综合性人才。一名退役女足球员说：“退役后每个人就给了几千块退役费。我们队没有在国内比赛中获得过前三名, 所以也没有健将证, 只能自觅出路。我没上过什么学, 连正经文凭都没有, 不踢球就什么都没有了。
”因为没有足够文化知识, 大部分女足队员退役后找工作四处碰壁, 缺乏文化教育成为女足运动员退役再发展的颈瓶。运动员再就业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女足可持续发展的不可忽视的因素。
要解决女足的长远发展, 根子还在体制上。运动员若还是从小接受竞技训练, 脱离基础教育, 势必对他们以后的发展极为不利。现在女孩子踢球的路子很窄, 一旦脱离足球, 由于缺乏生存技能, 将难在社会上立足。因此, 要形成一种以运动员的全面发展为目标, 以兴趣、爱好作为培养女足运动员出发点, 形成以学习、踢球“两手都要抓”的良性循环的培养体制。
另一方面, 不仅要改善现有的训练、生活条件, 更要提高运动员、教练员待遇, 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尤其是基层的教练员、运动员。如何引入竞争机制, 在合理的范围内提高教练员、运动员的积极性成为女足发展不容忽视的问题。
女足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就是必须要有一个健康发展、竞争激烈的女足联赛做基础, 如果没有这个基础, 女足就像是一个空中楼阁, 没有根基。女足职业联赛进行了十几年, 十多年来虽说女足的市场化程度差强人意, 但毕竟也有观众关注。2003年为了给奥运会和女足世界杯让步, 中国女足超级联赛由联赛制改为赛会制, 已非真正意义上的职业联赛。没有高水平的联赛支撑, 难以保障女足运动竞技水平的保持和提高。
另一方面, 赛会制无异于对不景气的国内女足市场雪上加霜。没有市场, 更谈不上市场开发。缺乏社会的关注和广泛参与, 仅靠政府的有限投入, 毕竟势单力薄。女足的发展不仅要靠政府的投入和社会的广泛参与, 而且还要靠女足自身的市场开发和市场运作, 营造良好的女足联赛氛围。
（三）加大国家政策扶持及资金投入, 发展女足“特区”带动落后地区女足发展
足协作为足球事业的决策者、管理者应该出台相应的政策, 扶持重点地区的女足发展。在女足改革初期, 政策性的法规、文件、措施、办法等都将起到重要的先导作用。在当前女足市场化程度低的状况下, 国家体育局仍是女足生存发展的主要依靠, 在资金投入上要加大女足投入力度, 特别是要加大青少年女足投入力度。资金的筹集可以采用多种渠道, 诸如中超、中甲、体育彩票等收入中抽成补贴女足, 保证女足队伍的正常训练、比赛, 促进女足事业的发展。时任中国足协女子部主任张建强说:“对女足发展采取‘扶强不扶弱’, 重点扶持12个重点城市, 而‘偏远地区、条件不成熟’的地区则无法享受这样的扶持, 因为这对女足没有任何实际效果。”
对于女足的发展战略也应有所侧重, 重点发展女足基础好的城市地区, 从而带动落后地区的女足发展。
“女足要持续发展, 必须考虑一个根本的问题：女足运动员踢球到底是为什么？如果你有一个女儿, 是独生女, 你愿意让她去踢球吗？这是一个社会问题。”女足后备人才的培养必须注重运动员可持续发展, 青少年培养必须要与教育结合。“体教结合”是今后女足后备人才培养发展的一个趋势。作为学生运动员应该首先是一个学生, 其次才是运动员。
原中国女足主教练马元安说：“现在让女足球员进大学读书也只是表面上的, 美国人参与女足的热情比中国人高100倍还不止。美国足球场上80%到90%的球员是女孩, 男子倒非常少, 女孩上足球场完全是一种自发的兴趣, 没有功利性。
但是中国女孩踢足球, 从很大程度上说就是为了能上大学, 为了一个好的生活。”虽然目前情况与“体育回归教育”的理想相差的还是很远, 但这指明了一个发展趋向。
中国女足现在赖以生存和维系的是奥运会、全运会背景下的举国体制, 运动员退役就业成为一个重大难题, 不仅仅是女足有这样的问题, 其他项目也是如此。有多少人能成为国家队队员和冠军？他们最后的出路在哪里？这是一个现实问题。
为女足球员们提供上大学继续读书的机会是解决女足退役后出路的最好办法之一。中国大学生女子足球联赛的开展, 为女足进入校园打开了局面。自从2002年创办女足大学生联赛以来, 已经有8年的历程。
有很多大学为此组建自己的女足球队, 有的学校与女超俱乐部建立合作, 从各地女足引进、特招球员, 如大连女足和辽宁师范大学、上海女足和同济大学等。江苏女足俱乐部经理蔡伟说：“在江苏, 你只要能够尽量地延续在我们的青年队水准上, 上大学基本上是没问题的, 这对女球员是一个很大的诱惑力。”女足的发展需要建立、健全退役保障体系和再就业保障、培训制度, 这样才能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体系。
（六）学习国外先进的足球理念, 加大青少年女足教练员培训力度
国外女足强国之所以在“后发”的情况下, 赶超中国女足,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国外女足可以借鉴男足的成功经验和先进理念。我国足球落后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对足球理念理解的偏差和缺乏对足球规律的把握。我国传统的教育方式和师徒传承的传习方式不利于后备人才的培养。女足要发展, 必须学习国外先进的足球理念, 用“鼓励、积极的”教育方式, 用科学的训练方法, 指导女足训练。
教练员在训练中起着主导作用, 是训练的组织者、指挥着和实施者。教练员的业务水平、执教能力、管理能力直接决定着青少年训练的水平和成才率。今后应该继续加强青少年教练员的培训力度, 促进其业务水平的提高。
完善的青少年女足竞赛制度和训练体系是一个国家女足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竞、训体系对于青少年训练水平的提高有着重要的影响。目前, 我国现有的、建立的较为完备的是U-18和U-16的女足训练与竞赛体系。而普及系列 (U-14、U-12年龄段) 的竞、训体系基本上是一个空白。今后应该逐渐完善青少年的竞、训体系, 形成一个完整的梯队体系, 这样才能提高青少年女足竞技能力与竞技水平。
相比职业男足，职业女足的起步比较晚。国际足联 (FIFA)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才承认和接纳女足运动，直到九十年代初期才成立女子委员会，于1991年在中国举办第一届女足世界杯比赛，1996年女足正式纳入奥运会比赛项目。有了国际大赛作为平台，部分较早开展女足运动的国家着手制定长远发展规划，组织国家联赛，女足运动职业化、商业化成为发展趋势。
中国是女足起步较早的国家之一，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凭借举国体制优势，率先完成专业化的中国女足一跃而至亚洲霸主地位，并且在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1999年女足世界杯接连斩获第二名的佳绩，一时间举世瞩目，老女足艰苦奋斗的“铿锵玫瑰”精神为大众津津乐道。
但是，媒体渲染中国女足吃苦耐劳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女足球员恶劣的生存环境，当时就有舆论指出应改善女足队员的待遇。二十一世纪以来,随着欧美国家女足整体实力迅速上升，中国女足国际比赛成绩下滑，关注度也难比从前，处于专业化向职业化方向过渡的女足运动员工资一直处于较低水平。直到近两年，国内女超联赛、女甲联赛球员的整体月薪水平只不过在5000—10000元之间，顶级联赛冠军大连权健女足个人顶薪一个月可拿25000元左右，而陕西女足人均月薪仅为2000元左右。
相比之下，成绩惨淡、舆论形象不佳的国内男足球员一向被球迷斥责“高薪低能”，国家队核心队员年薪可达千万元人民币，即便是刚升上中超一线队不久尚未获得稳定出场机会的年轻队员月薪也在2万元左右。
运动员吃的是青春饭，一旦过了30岁竞技状态就会显著下降面临退役，在有限的职业生涯中势必需要挣到足够的钱。
女足运动员工资大多只有普通工薪阶层的水平，退役之后还会遭遇再就业难的窘境，这就使得众多女足球员年纪轻轻就选择退役转行，坚持下来的也多有抱怨声音。
在女足职业化程度更高、制度更加完善的欧美国家,女足其实也面临相同的难题。欧美发达国家普遍借鉴男足职业联赛的成功经验创建女足联赛，并在近十多年里逐步完成了从半职业性质到职业性质的转变，整体竞技水平飞速提升。即使如此，在社会保障制度相对完善的发达国家里，女足球员的工资待遇并不乐观，挪威籍世界足球小姐赫格贝里是女足球员中年薪最高的，为40万欧元，不到男足巨星梅西周薪的一半;根据美国新闻网站UOL调查，2017年全球有大约四分之三的女足球员每年挣不到6000美元(约合人民币4万元)。成立于2000年的美国女足大联盟(WUSA)是世界上第一个女足职业联赛，美国女足国家队亦是四届女足世界杯与奥运会冠军得主，但2015年美国女足的世界杯夺冠奖金仅为全队172万美元，比之前一年仅获世界杯16强成绩的美国男足超过500万美元奖金逊色不少。
作为抗议，2019年妇女节，28位女足球员对美国足协发起了“性别歧视”的法律起诉，控诉在2013到2016年期间，女足国家队成员的收入不足男足的三分之一。2019年世界杯期间，美国女足队长拉皮诺埃再次炮轰国际足联不够尊重女足，引发广泛关注，也得到了联合国妇女组织的声援。10月，西班牙女超联赛188名球员参加球员工会会议，决定联赛罢工以抗议劳资问题。
尽管呼吁女足运动同工同酬已经成为一股潮流，在世界足坛范围内成为不可忽视的声音，但平心而论，现阶段商业化的市场经济机制支撑着现代足球的运行，趋利性促使资本追逐优势资源最大化扩展市场，资金投入重点倾向于职业男足的现状无可逆转，职业女足在竞技水平上的弱势使女足运动员薪酬水平看起来似乎只会在剪刀差效应的作用下和男足运动员进一步拉大，付出同等的时间和精力并不能改变职业女足不受市场青睐的事实。另一方面，即便职业女足领域，处于不同制度、宏观政策、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文化、竞技能力等条件之下的女足运动员之间，尽管对职业的投入程度并无二致，但仍然无法避免薪酬水平的差异。
职业女足受制于竞技水平和市场竞争机制，短期内无法实现与职业男足同工同酬是不争的事实，但也应该就是说，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职业足球产业的蛋糕就会越做越大，尽管职业男足会分得蛋糕的多数部分，但女足分得的利润从绝对数量上讲仍然是在不断增加的。
因此，从宏观上看，女足运动员的薪资待遇仍然有着提升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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