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乌克兰问题的答案到底在哪里？

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于2月7日在飞往莫斯科的航班上被记者问及乌克兰可能“芬兰化”时表示，“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解决方案之一。”他接着又补充道：“但不应急于寻找这个术语（芬兰模式）的出处，我认为我们会创造一个全新的定义。”

然而，当2月8日马克龙见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时，他却矢口否认自己发表过上述言论，仿佛“芬兰模式”这个字眼是对乌克兰及美国的一种冒犯。实际上，作为一个国际政治专有名词，“芬兰模式”已不是第一次作为乌克兰问题的可能解决方案而备受关注。将“芬兰模式”用于解决乌克兰危机最早由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于2014年4月23日提出。彼时恰好是乌克兰前总统维克托·亚努科维奇总统流亡后的第二天，而数日后，亲俄武装团体逐渐完成了对克里米亚的占领。

布热津斯基一方面指责俄罗斯“基于恐吓和胁迫”建立欧亚联盟，另一方面则建议，在处理乌克兰国内政治和国际定位问题时，西方应在更广泛的东西关系框架内发挥“建设性作用”，并明确这种建设性政策工具将是“芬兰模式”。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也于同年在《华盛顿邮报》发表专栏，指出乌克兰应采取与芬兰相类似的状态，成为一个 “坚定奉行独立自主并与西方在大多数领域合作的国家”，同时又能避免展现对俄罗斯的制度性敌意。

那么“芬兰模式”究竟是什么呢？通俗来讲，它指的是一个弱小的国家与强大的邻国在外交上保持一致以求得强大邻国确保不侵犯自己的主权与领土完整的政策。比较经典的例子是，二战后，为避免遭到邻近强国苏联的入侵，芬兰在国际事务上大多与苏联保持一致，并在国内消弭、压制反苏联声音。

这一名词出现于1960年代后期的西德，彼时，西德的保守派发明这个词用以批评勃兰特领导的西德政府过于重视同共产主义国家尤其是与东欧阵营的对话。尽管芬兰模式被很多人认为是 “以小事大”的代名词，但芬兰确实借这一政策保全了国家的独立，营造了相对稳定的内外环境，并借此顺利发展成为了世界上典型的发达国家与高福利国家。

根据芬兰坦佩雷大学讲师Tapio Juntunen在《赫尔辛基综合症：国际政治中芬兰模式的过时复兴》一文的定义，“芬兰模式”主要有以下四种含义：

1、 理想型：体现“小国外交政策的中立性”；

2、 贬义的修辞工具：用于向国际（通常是盟友）和国内受众描述一种带有潜在危险的政策主张；

3、 “历史修正主义概念”：通常用于芬兰国内对冷战时期外交政策的争论；

4、 革新模型：用于为国内改革和外交政策变化献策。

显然，不论是布热津斯基还是基辛格，实际上都是基于第一和第四种含义来提出“芬兰模式”，因为他们并非是在用此词评价芬兰自身的历史，或是说采取类似“芬兰模式”的政策有怎样的危险，而是在国际视野下为乌克兰提出一个可能的转型方案，并为美国在该地区的政策提供新思路。

具体来说，若将“芬兰模式”用于解决乌克兰问题，乌克兰需要在保持独立的同时，不加入北约以避免刺激俄罗斯，与俄罗斯在国际事务上保持一致以换取俄罗斯压力的减轻。马克龙尽管有参考这一模式的想法，却并不认为它是一个成熟的提案，因而拒绝在正式场合提及它。

显然，用“芬兰模式”解决乌克兰问题的设想确实存在，但它离付诸实践还存在差距。我们的问题是，同为大国之邻，芬兰和乌克兰有不少相似之处，比如在边境都面临军队的压力、都被苏联或俄罗斯占去了领土等，那“芬兰模式”为何不能成为一个乌克兰问题的成熟解决方案呢？

对芬兰人而言，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据《纽约时报》报道，大多数芬兰人认为，所谓“芬兰模式”带有一种旧帝国主义世界政治的味道，欧洲大陆的小国在一场他们无法控制的游戏中沦为大国政治的棋子。这种模式会奖励听命于苏联的政客，排斥那些拒绝敌视苏联的政客。甚至在冷战时期，芬兰曾经引进一批与本国精英密切合作的苏联秘密特工。芬兰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米卡·阿尔托拉指出，“芬兰模式”对乌克兰或芬兰都没有好处，尽管这一特殊的行为模式已成为该国历史的一部分，但在另一个俄罗斯边境国家重新引入它只会使这一模式在更大的范围里卷土重来。

事实上，在冷战结束已逾30年的今天，“芬兰模式”确实已经是一个过时的术语，彼时之芬兰与今日之乌克兰间情况不尽相同。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芬兰对苏外交政策经历了从对抗到屈服的转变。1939到1940年间两国爆发冬季战争，苏联虽成功占领芬兰部分领土，但却付出了惨重代价，芬兰后转而协助德国，并于1941年借德国进攻苏联之际向苏联发动继续战争，以期收复失地。

但随着轴心国集团败局已定，1944年芬兰难以抵挡苏联攻势，被迫与其媾和。根据苏芬之间的协议，芬兰不仅割让了约10%的领土给苏联，还将距首都赫尔辛基不到三十英里的波卡拉半岛租借给了苏联供其建设海军基地。这使得芬兰边境完全无法防守，与苏联为敌无异于自戕。

于是战后芬兰人认识到，与苏联的关系将直接决定本国的生存。因此，芬兰总统巴锡基维一改过去对苏联的对抗政策，决定将同苏联保持良好关系以保证对芬兰自身的独立性作为外交政策的指导方针。

而当时莫斯科也有意对芬兰采取怀柔政策，这一方面是为安抚芬兰西侧的瑞典等国，防止它们完全倒向西方，另一方面是对冬季战争中芬兰人所展现出的抗击外来侵略的强韧意志有所忌惮。根据两国于1948年签署的《友好、合作和互助协定》，芬兰有义务在必要时于苏联的援助下，抵抗美国或其盟国对芬兰或通过芬兰对苏联的武装攻击。该协议承认芬兰置身于大国冲突之外的地位，允许该国在冷战中采取中立政策。

就此反观今日之乌克兰便可发现，第一，当年芬兰和如今乌克兰所面临的安全局势不同。1944年苏芬停战后，芬兰由苏联所主导的盟国管制委员会所管辖，难以同西方接触，战后西方阵营也未对其表达明确的支持。根据苏芬之间的协定，芬兰租借波卡拉半岛给苏联。

同时，苏军在爱沙尼亚的塔林保留了一个单独的作战单位以备战时入侵芬兰，使得赫尔辛基面临苏联来自上述两个地区的双重威胁。芬兰的对外交通要道和国家安全都被苏联把持，因此，芬兰才不得不屈从苏联，成为其与西方阵营的战略缓冲区。当前乌克兰面临的安全形势比芬兰稍好一些：由于苏联阵营不复存在，乌克兰除东面有俄罗斯陈兵边境之外，西面却无后顾之忧，且还有西方阵营的强有力声援。

第二，两国国内政治环境有别。芬兰战后清理战犯、打压法西斯及右翼分子，使得国内左翼力量较为强大，亲苏派政治家大量进入议会和政府。特别是，奉行亲苏方针的吉科宁担任芬兰总统长达26年，保证了“芬兰模式”的稳定性。而今日乌克兰内部深陷分裂，政府由亲西方的泽连斯基主导，在政策导向上恐怕很难对俄罗斯屈尊俯就。

Tapio Juntunen进一步揭示了将“芬兰模式”应用于乌克兰的逻辑问题。在《赫尔辛基综合症：国际政治中芬兰模式的过时复兴》一文中，他指出，在冷战时期的芬兰和当下的乌克兰的类比中，“芬兰模式”这一概念在历史中的复杂性显然被简化了……在乌克兰危机的背景下，“芬兰模式”的再现（以及对“芬兰模式”的讨论）并未对历史事件和历史过程进行详细的研究，关于芬兰模式的讨论强化了这样一种观点，“国际事务的真正驱动力可以简化为一种跨越历史的公理，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和大国政治的规律可以适用于任何历史阶段的案例。只有当我们将“芬兰模式”想象为一种在历史上重构国家间不对称权力关系的解决方案时，这一模式才有一定的现实性。

在乌克兰问题上援引“芬兰模式”的人对国际政治中的强权政治和不对称权力关系显然具有相当敏锐的洞察力。这一方案的核心在于让乌克兰通过一定程度上的对俄屈服来保证自己的独立性。但过去的芬兰和当下的乌克兰毕竟有别，且如果实际操作不当的话乌克兰有可能像历史上的芬兰一样变为俄罗斯的附庸，那正是西方所不愿看到的。

苏联解体后，“芬兰模式”即成为历史。芬兰与俄罗斯通过一般合作和贸易条约取代苏芬互助条约，并维持了双边友好关系。芬兰同时表示不会对继续战争后割让的前芬兰领土提出主张。直至今日，曾作为芬兰战略重地的卡累利阿省仍属于俄罗斯领土，而乌克兰在克里米亚和乌克兰东部领土问题上很难向俄罗斯做出妥协。

总的来看，“芬兰模式”虽使芬兰在冷战期间变成了苏联的“附庸”，但却成功地保住了其独立自主的地位，不至于像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那样遭受苏联对内政的直接干涉。这段历史或许确实能在小国外交政策方面给予有关国家一定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