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载自：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
文章来源自foreign affairs、the intercept，文章有删节，小标题为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自拟
▲ 抵达渥太华市的“自由车队”。图源：getty immage
加拿大卡车司机的抗议为激进右翼打开了大门
—Foreign Affairs, Eric Merkley
在过去三周里，加拿大首都被一群愤怒的卡车司机和反疫苗的抗议者占领。这群人自称为“自由车队”（Freedom Convoy），他们吓跑渥太华的路人，不断鸣笛让居民彻夜难眠，并让许多商店直接关门大吉。在加拿大境内其他地方，示威者用车辆成功封锁了重要的过境点，最引人注目的是连接密歇根州底特律和安大略省温莎的大使桥（Ambassador Bridge）。他们迫使渥太华市长、安大略省省长和加拿大总理贾斯汀·特鲁多宣布紧急状态。简而言之，抗议活动可能是过去 40 年来加拿大法治面临的最大挑战。
自由车队最初的抗议动机是反对对卡车运输业实施强制疫苗接种政策，但他们很快开始针对更广泛的防疫措施。更令人不安的是，抗议者还接受了一种强烈的反政府的极右翼议程。一些人挥舞纳粹标志和邦联旗帜（译者注：Confederate flag，南北战争中南方成立的美利坚联盟国所使用的旗帜，在后来北美的政治语境中经常被视为种族主义象征），呼吁逮捕政治人物，并威胁使用暴力。抗议领袖要求推翻加拿大民选政府，支持由车队领导的联盟。从这些迹象中，不难看出美国1月6日国会山暴乱的影子。
这些抗议活动不像国会山暴乱那样得到广泛的民众支持，而且它们极不可能造成相等程度的制度破坏性。民意调查显示，四分之三的加拿大人希望示威者回家，68%的人支持动用军队清除抗议活动。而绝大多数加拿大人，包括超过80%保守党选民和大约90%的卡车司机，都接种了新冠疫苗。但即使支持自由车队的人是少数派，那也是数百万人选民。保守党是加拿大主要的反对党，他们似乎对赢得这部分人的支持非常感兴趣。结果，许多保守党议员热情地支持抗议者，其中包括保守党的临时领导人和接替她成为永久领导人的领跑者。
如果保守党确实拥护右翼民粹主义，这将背离其传统的温和立场，并给加拿大民主带来令人不安的后果。吸引不到三分之一的加拿大民众通常可能不是一个获胜的竞选策略，但加拿大使用的是“最高票者当选”（first-past-the-post）的选举制度，这可以让保守党在远未获得普选多数的情况下赢得权力，就像他们以前曾实现过的一样。即使一个激进化的保守党无法组建政府，它仍然可能对加拿大社会造成重大损害。到目前为止，加拿大的政客总体来说对排外主义和威权主义敬而远之。但是，通过勾结自由车队，保守党正在将这些意识形态邀请进来。
▲ “自由车队”从西到东的前进路线。图源：互联网
1 右翼误入歧途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许多民主国家深陷日益加剧的政治紧张、不断扩大的分歧和声势浩大的非自由运动。但加拿大没有。与美国不同，它没有表现出强烈的“社会极化”（social polarization）模式，即党派之间越来越因种族、宗教和其他根深蒂固的身份而分裂。大多数加拿大人并没有将自己与政治对手隔离开来，而且几乎没有迹象表明他们的信仰变得更加极端。印度、美国和欧洲大部分地区都经历了激进的大规模反移民运动，但加拿大人仍然对移民表示广泛欢迎。加拿大人不愿在追求政治权力的过程中破坏核心民主制度，他们相当信任专家。大多数加拿大人继续支持疫情限制和疫苗接种政策，67%的人希望对未接种疫苗的人施加进一步的限制，他们指责后者让疫情继续蔓延。自由车队抗议活动并没有利用极右翼的时代精神。
但加拿大并非没有排外主义者或其他右翼激进分子，他们正在侵蚀保守党。加拿大保守党长期以来一直在温和派和右翼派系之间左右为难，传统上温和派对右翼极端分子有所限制。然而，如今右翼分子正在发号施令。2月2日，保守党罢免其前任领导人、批评车队抗议的温和派艾林·奥图尔（Erin O’Toole），并采取了一种明显的民粹主义策略。保守党之前在新冠大流行上的立场大致与公共卫生指令团结一致，现在则反对新冠疫情的授权和限制，不考虑实际的公共卫生条件。它与车队抗议者坐到了一条船上。保守党的临时领导人是曼尼托巴人坎迪斯·伯根（Candice Bergen），曾有人看到她戴着“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帽子，并辩称示威活动的“双方都有好人”。有望接替她的党魁竞争者皮埃尔·波利耶夫（Pierre Poilievre）则称自由车队“和平、善良、充满爱国心”。
为什么保守党要把自己和一场不受欢迎的运动联系在一起？有一种内在的冲动：随着党魁竞选的升温，一些保守党议员显然认为这些示威者将成为有用的选民、组织者和捐助者。但也有一个外部算计。许多分析人士将保守党在 2021 年联邦大选中的惨败归咎于极右翼组织加拿大人民党分掉了5%的选票，而非自由党的成功。保守党在竞选中花了太多时间去争取中间派，一些党内领袖认为，如果他们向右转并赢取人民党那5%的支持，他们就会击败自由党。
这些人的想法大错特错。人民党获得的支持大多来自在 2019 年选举中没有投票的人，而这部分选民是否会支持保守党还远未可知。尽管如此，保守党的精英似乎相信他们在吸引极右翼分子的同时能够保持对政党的控制，使其在选举时仍然能在掌权的主流声音中保有竞争力。这与美国共和党精英在赢得初选后拥抱特朗普时所采取的策略同样危险。结果是，共和党人发现自己被这位前总统和他的追随者所吞噬和绑架。
2 井中投毒
当然，加拿大和美国情况不同。加拿大的政治制度没有过度代表右翼人口利益。相反，加拿大的联邦选举通常由多元文化的多伦多及其郊区的摇摆区决定，而保守党正在这些地方努力赢得胜利。打右翼牌并不是成功的秘诀。
但即使他们无法组建政府，一个极右翼、反体制的保守党也可能使加拿大政治更加两极分化和充满敌意。政治领袖塑造舆论，一个更极端的保守党可能会使数百万人变得激进，危及弱势社区。在特朗普宣布参选后，包括在他上任之前，美国的仇恨犯罪率出现了令人不安的上升。如果加拿大的两个主要政党之一接受极右翼意识形态，类似局面可能会出现。
更重要的是，一个激进的保守党不一定与权力永远绝缘。保守派经常受益于加拿大的选举制度（尽管与共和党人受益于美国选举和政治制度的方式不同）。大多数加拿大人可能处于中间位置，但这些进步选民散布在自由党、绿党和新民主党中。与之不同，保守党在右翼选民中则没有重要对手，这使保守党有可能以不到40%的选票赢得选举并组建政府。进步派越分化，保守党越容易取胜。如果他们在右转后赢得权力，排外主义和民粹主义可能会成为政策现实。该党可以通过限制移民的法律，也可能会将健康和气候政策与科学研究割裂开来。
如果保守党发现它不再具有竞争力，加拿大的民主可能会以不同的方式受到影响。当政党不再需要担心选举时，他们往往会自鸣得意，最终导致治理不善。威权政权提供了典型例子，但一党主导的民主国家也遇到了问题。事实上，加拿大就是一个案例。自由党在 20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执政党，没有遇到严重反对，而且它经常陷入重大腐败丑闻的泥潭。
特鲁多政府已经有自己的道德过失，包括指控它试图保护一家对自由党友好的工程公司（SNC-Lavalin）免受起诉。像任何政府一样，自由党也将受益于一个强有力的反对党，通过认真争夺权力来保持自己的诚实。但要实现这一点，保守党不能迷失在极端主义中。否则，它就有可能面临自我放逐的危险——并在放逐过程中毒化加拿大的政治话语。
左派能否向加拿大“自由车队”学习？
——The Intercept, Natasha Lennard
两周多来，在“自由车队”的号召下，因反对新冠疫情防控强制令而起的抗议活动已占领了加拿大首都渥太华。试问一场名副其实的反威权的解放斗争会有如此程度的持久力吗？如果那些参与反对种族资本主义（racial capitalism）的人也能占领一座城市并控制它，并把国家权力置于次要地位就好了。
当然，与左翼相比，右翼所面临的阻力要小的多。最重要的是警察。到目前为止，警方的宽大处理可谓是右翼领导的抗议者能够在加拿大议会前安营扎营的关键。视频当中，一些警察甚至对抗议者明确表示支持。警察们不止一次地将这次抗议行动的反对者，从那些加入抗议队伍的卡车车道上赶走。
与之相比，最近几年，Wet’suwet’en（译者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原住民部落名) 部落的原住民试图以封锁来阻止燃气管道建设，从而捍卫自己居住的土地时，却遭遇了来自警察的持续性暴力。这并不是说左派希望警察站在他们一边：左翼、黑人和原住民领导的解放运动不能也不会寻求压迫他们的警察部队的理解。
但是，左派依然可以从渥太华的占领与封锁中吸取经验与教训——当然，这绝不意味着支持国家权力或将本次抗议者视为潜在的工人阶级反威权盟友。相反，左派应该寻求在这些抗议活动中使用同样的破坏性力量，并以自己的方式将之发挥出来。
1 三线作战的左派
警方对“自由车队”抗议者的宽大处理可能就要结束了。渥太华警察局长本周因对“自由车队”的不作为而遭到批评。周一，加拿大总理贾斯汀·特鲁多宣布全国进入公共秩序紧急状态，以此来清理抗议者及其同盟对加拿大边境沿线等地的占领与封锁。这是加拿大政府半个世纪以来，首次采取此类行动。紧急状态命令将赋予联邦政府以特别权力，包括凌驾于公民集会之上的权力，并将有权阻止任何据信参加了抗议活动的人使用金融设施。
▲ 2022年2月16日，“自由车队”抗议者展示其收到的警方声明。图源：getty image
左派没有任何理由支持这些镇压力量的使用。它们也将被用来镇压我们所支持的运动。贫穷、边缘化和种族化的社群已处在逮捕、驱逐与监视的境地中，并被排除在经济活动外。加拿大政府并未表现出镇压右翼运动的独特意愿。相反，我们看到特鲁多政府已被逼到角落里，已经向这些抗议者让出了左翼人士和反种族主义抗议者都不被允许的地盘。
我们不需加入自由派的行列，与之一道呼吁警察和国家的干预，以反对占领及其所激发的模仿性行为。相反，我们可以支持民间反示威者来对“自由车队”发出反击，作为对他们当中存在的极右势力的反法西斯回应。同样，我们可能会同情渥太华当地人，他们肯定希望自己的城市恢复往日的宁静与和平，每晚不再被占领者的卡车鸣笛和音乐吵醒，这当然可以理解。然而，这次占领的真正问题并不在于它具有破坏性，封锁资本流通的关键节点是一种必须接受的策略。
与之相同的战术逻辑，在2010年的欧洲广场运动（the European Square movements）以及次年的“占领”运动中都能找到。总之，占领大片城市空间并非“自由车队”的发明。尽管如此，那些卡车司机们能够在加拿大这样强大的国家，占领一个城市中心长达数周，如此能力依然值得注意。上述种种表明，真正的危险不在于从右翼抗议中学习经验，而在于学习到错误的教训。
2 他们要的是定居殖民者的“自由”
确实，加拿大的抗议者并非全都是白人，也并非全都信奉特朗普式的白人民族主义。有些参与者借此找到了一个抗议特鲁多政府及其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机会。尽管它是由一场可悲的反疫苗强制接种运动所推动的。
人们可以眯起眼睛，从中看到反威权倾向的可能性。不过，你要是再用力点，眼睛一闭就什么也看不见了。我们不能忽视白人至上主义的自治概念，而它是该运动的基础。它绝非偶然，不能为了展示一场基于团结的工人阶级运动就将其排除在外。
毫无疑问，个人主义者拒绝口罩和疫苗并没什么好处。《华盛顿邮报》的历史学家泰勒·戴萨特（Taylor Dysart）正确地将这些卡车司机的“自由”概念，描述为定居殖民者的“自由”，即在美国和加拿大原住民被占领的土地上自由移动并传播疾病的能力。
“自由车队”占领者在抗议过程中无礼滥用原住民仪式，招致原住民团体的谴责，后者也一再呼吁抗议者结束对已占领土地的占领，而类似声音一再被忽视。这些都是定居者殖民主义（settler colonialism）淋漓尽致地体现。
“自由车队”也不是对美国和加拿大暴力的边境政权的挑战，尽管它发端于抗议边境政策，该政策规定卡车司机必须接种疫苗才能穿越美国和加拿大。该运动的一些领导人公开表达了种族主义和反移民情绪，并参与了极右翼组织。反接种命令抗议者不是在为任何人的行动自由而斗争，他们为的只是他们自己。
3 答案或在“黑马甲”中
我们可以将其与2018年底在法国街头爆发的“黄马甲运动”进行比较。该次抗议最初是对法国总统马克龙新政的回应。秉持新自由主义政策的他以生态保护之名提高了燃油税，实际上在拒绝挑战大公司地位的同时，给工人阶级带来了巨大的经济负担。抗议活动最终演变成一场反对法国财政紧缩与经济不平等现状的普遍性起义。
在“黄马甲”的保护下，法西斯分子也开始鼓吹更为严厉的移民政策，而反法西斯左翼分子则走上街头去反对警察和资本主义机构。这场运动暗含深刻的内部冲突，左翼参与者面临的一个问题是，是否值得尝试与运动内部的种族主义和法西斯分子作斗争。不过在许多人看来，让极右翼势力指挥和控制革命时刻这种替代方案是不可能接受的。
同样的逻辑是否也适用于今天加拿大及其他地区的反国家抗议行动？在反国家的舆论场与对关键流通节点的争夺当中，左翼是否应将阵地拱手相让与右翼阴谋论者？
当前的封锁行动与“黄马甲”的区别在于，“自由车队”偶然性地富含极右分子，推动运动的自治概念本质上是一种白人至上主义和个人主义。同样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右翼对封锁行动的支持仅集中在反国家上，因为这个国家的模样并非特朗普式的。值得一提的是，当加拿大自己的黄马甲运动因响应法国而出现时，其面目显然是右翼的和反移民的。当前的封锁行动实际处在这一遗留问题的延长线上。
那么有没有一个与“黄马甲”类似的遗产，可以继承并申发出比当下占领渥太华更多的解放目标？我们或许可以想想此前的“黑马甲”运动。规模庞大的法国无证移民集体在 2019年进行了大规模抗议行动，甚至占领了巴黎戴高乐机场的一个航站楼，以此来直接抵制法航作为“法国官方驱逐者”的角色。该运动深刻理解了打击关键流通节点的重要性：后者是资本自由流动的关键场所，也是对人民流动的残酷限制。
就像“黑马甲”对“黄马甲”的回应一样，对“自由车队”占领与封锁的任何有价值的回应，都必须在完全地反种族主义、反法西斯和反资本主义条件下才能生效。在大西洋的这边，早在这些抗议者到来之前，前进的道路便已经铺就。从立岩（Standing Rock）到 Wet’suwet’en 地区的原住民已经向我们展示了和资本循环做斗争时该有的样子，他们为的是保护土地与水资源，为的是集体利益而非个人自由。
*文章转自foreign affairs、the intercept，文章有删节，小标题为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自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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