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我是艾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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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汉帝国对匈奴发起最后一击的时候，罗马帝国做梦都不会想到，这竟然会在200多年后成为他们的噩梦。
东汉永元三年（91年），汉朝大将窦宪率领大军再次出击，并在金微山（今阿尔泰山）大败北匈奴，“北单于为右校尉耿夔所破，逃亡不知所在”，经过从汉武帝时期开始的持续两百多年的打击，在这场大汉帝国与匈奴部落的战争中，最终以大汉帝国的胜利告终，而协助汉朝在背后战胜强敌的，有一种秘密武器就是：
此前，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二年（46年），“匈奴中连年旱蝗，赤地数千里，草木尽枯，人畜饥疫，死耗太半。”在剧烈的气候变化和灾害打击下，匈奴随后内部分裂为南北匈奴，到了东汉建武二十六年（50年），南匈奴已经难以支撑下去，于是向东汉称臣乞求救济，对此光武帝诏赐“河东米糒二万五千斛，牛、羊三万六千头，以赡给之。”
从大气候而言，地球存在大冰期与小冰期的间隔，而在小冰期之中，则存在与暖湿气候相间隔的冷期，自从公元元年开始，新千年的第一个冷期即将光临北亚大地，而他们即将摧毁的，是当时盘踞北亚高原的游牧部落：匈奴。
随着冷期的降临，蒙古高原的气候不断剧烈演化，先是不断发生旱灾，而旱灾之后则是接连而至的蝗灾和饥荒，汉章帝建初元年（76年）：“南（匈奴）部苦蝗，大饥，肃宗廪给其贫人三万余口。”
到了东汉和帝章和三年（89年），“北（匈奴）虏大乱，加以饥蝗，降者前后而至。”
对于匈奴来说，在汉帝国持续两百多年的打击下，加上自东汉初期开始的剧烈变化，眼下，他们已经到了濒临崩溃的地步，昔日“控弦三十万，牛羊无数”的强盛局面更是一去不返。
随着南匈奴的归附和南迁，眼看北匈奴在连年的自然灾害前日趋衰落，于是公元89年和公元91年，东汉名将窦宪两次率军出征北匈奴，并先后在稽洛山（今蒙古国额布根山）和金微山（今阿尔泰山）大破北匈奴主力，招降北匈奴各部近三十万人，从而为大汉帝国最终彻底击溃北匈奴奠定了基础。
在气候变化和汉帝国的双重强势打击下，在历经公元91年的最后一次大战后，北匈奴一部分南下投降汉朝，一部分则向西逃窜，导致蒙古高原一度出现“漠北地空”的局面。
而向西迁徙的北匈奴人，则西逃至今天的巴尔喀什湖一带，经过200年的休养生息，大约在公元290年左右，匈奴人向西方发起了进攻，他们先是将阿兰人（某个高加索部落）驱赶到西边，从而打翻了摧毁罗马帝国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
在匈奴人的打击下，阿兰人被迫向西迁徙将东哥特人赶到西边，东哥特人又将西哥特人赶到西边，西哥特人则向西迁徙到意大利，当时，由于气候长期偏冷，以致多瑙河和莱茵河经常封冻，使得罗马帝国的北方边界成为不设防地带，在大量进入罗马帝国境内后，这些彪悍善战的蛮族骑兵几乎是不费吹灰之力就轻易越过冰河，并屡屡击败罗马帝国的大军，并最终在公元476年彻底摧毁了西罗马帝国，此后，欧洲进入了长达一千年的中世纪。
而追究这场多米诺骨牌效应的根源，则是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对北匈奴部落的持续打击。
除去大汉帝国和蛮族西迁等人为因素的持续打击，可以说，正是干旱和严寒，从东到西彻底摧毁了北匈奴和西罗马帝国。
但实际上，即将掀起摧毁西罗马帝国涟漪的东汉帝国，却事先倒在了气候变化的浪潮之下。
在这场从公元0年开始预演的气候变化中，到了东汉末年，大规模的气候变化开始接踵而至，从公元181年开始至公元540年，中华帝国开始进入了新千年的第一个冷期，从而使得中国历史进入了长达三百多年的汉末魏晋南北朝乱世。
而掀起这场暴乱的，则是东汉末年开始的黄巾军起义。东汉灵帝光和七年（184年），在连年的大旱、庄稼绝收和瘟疫之后，太平道教主张角在“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谶纬传言下发起了黄巾大起义，从而掀开了此后三百多年乱世的序幕。
根据气候史学家研究，追究这场中国历史上最长时间的乱世可以发现，这场从公元初年就开始的冷期，先是从北亚开始蔓延，在给蒙古高原带来频繁自然灾害、摧毁匈奴的同时，这场从北向南的冷期，最终又蔓延到中华帝国区域，带来长期的气候变化，掀起了此后长达三百多年的乱世，并在4世纪-5世纪时达到了最低点，气温平均下降达2.5-3摄氏度，而平均气温则比现在低了1.5摄氏度左右。
而有学者更是研究认为，在这场从公元初期开始，并在181-540年达到最巅峰的冷期中，年平均气温要比现在偏低2-3摄氏度。
尽管气候变化貌似不大，但实际上，在中国北方的农业与游牧交错地带，如果平均温度降低1摄氏度，中国各地气候带相当于向北推移了200-300公里；如果降水减少100毫米，则中国北方农区将向东南退缩100公里，在山西和河北则为500公里。
简单来说，如果气候变暖变湿，则意味着中国农区将向北扩张，宜农土地增加；反之，则将使得一些地区变得不适合农作物的生长，农区将向南退缩，宜农土地减少。
而从秦汉以来，中国东部地区气候经历了多次暖湿、冷干的交替变化，农牧交错带也相应地出现了多次明显的北进和南退：其中秦汉时期气候温暖，中原农业文明甚至远进到当时还不是沙漠的居延海和乌兰布地区，这也是秦汉帝国强盛的农业基础；而从东汉末年开始的这场冷期，则使得北方的农区大幅度向南退缩，牧业甚至挺进到华北平原。
对于这场从东汉末年开始的冷期，当时人也留下了大量的记载。
历史进入三国时代以后，曹魏黄初六年（225年），魏文帝曹丕亲自率领水军循涡水入淮水，不料当时天气大寒，淮河在历史上竟然第一次出现了结冰的记载，“是岁大寒，水道冰，舟不得入江，乃引还。”
到了东晋成帝咸康二年（336年），由于渤海严寒、出现了大规模结冰，前燕慕容皝甚至率领数万大军踏着海冰、越过渤海讨伐慕容仁，当时，从昌黎海岸（今辽宁锦州市）到今营口一带的渤海海面全部结冰，因此才能承载数万大军步行穿越。
根据北魏时期的农书《齐民要术》记载，当时华北地区物候现象和农作物生长时间，均比现在晚了15-28天，而当时要到农历三月桃花才开，一月之后枣树生叶，与今天对照，整整迟了一个月的时间。此外，当时石榴树露地栽培需要包裹过冬，否则就会冻死；而在现代河南、山东等地石榴均可以露地安全过冬。
据统计，从三国初年到两晋的200年时间内，今天的中国区域出现的严寒灾害次数就有46次之多。其中最寒冷的气候条件出现在西晋武帝咸宁（275—279年）和太康年间（280-289年)，几乎每年都会爆发严寒灾害，在这种持续数百年的严酷自然灾害影响下，北方的少数民族也开始了大规模的南迁和侵袭历程。
在历史的记载中，在西汉时期，内蒙古阴山一带、河西走廊等地区还遍布着大规模的森林，然而到了三国时期，在长期的干旱和人为开垦等因素影响下，这些地方已经到处都是戈壁沙漠了。
以甘肃天水、陇西一带为例，西汉时期，这里“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然而三四百年后，到了曹魏景元四年（263年），当司马昭率军西征羌人时，灵州（今宁夏灵武县）等地已经是“北临沙漠”，而广大河套地区则从原来的水草丰美之地，变成了遍布戈壁沙漠之地了。
在剧烈的气候变化和环境演变下，东汉初期，南匈奴在东汉王朝的允许下南迁到今天的内蒙古五原等地，而鲜卑则在兼并蒙古高原的匈奴残余部落后，由大兴安岭北部向西南方向迁徙，在今内蒙古呼伦湖地区定居下来。
在大规模的气候变化影响下，由于北方气候严寒、草地枯萎、游牧业难以维持，因此，各个少数民族纷纷南下，当时，除了南匈奴和鲜卑，羌、氐、羯等少数民族也纷纷进入中原腹地，《晋书·匈奴传》就记载：
“（晋）武帝践阵后，塞外匈奴大水，塞泥、黑难等二万余落归化，帝复纳之，使居河西故宜阳城下。后复与晋人杂居，由是平阳、西河、太原、新兴、上党、乐平诸郡靡不有焉。”
在从东汉初年开始的这波游牧部落大规模南下的浪潮中，到了西晋初年，江统在上给晋武帝的《徙戎论》中就指出：“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在以往汉民族长期占据绝对多数的关中地区，当时少数民族竟然占到了人口的50%左右，其中匈奴“五部之众，户至数万，人口之盛，过于西戎。”
对此，曹魏景元四年（263年），司马昭在迫使魏帝封其为晋公、相国时所下诏书中，曾对当时北方少数民族内迁者的数量作过估计，称：
“九服之外，绝域之氓，旷世所稀至者，咸浮海来享；鼓舞王德，前后至者八百七十余万口。”
至此，到了三国末年和西晋初期，当时北方的少数民族人口总量，已经和北方汉人的数量相当，对于曹魏和司马家族而言，从东汉初期以来大规模南下的少数民族，是他们与蜀汉和孙吴对抗的重要资本，而乌桓骑兵等少数民族武装，更是成为曹魏和司马家族最终平定天下、结束三国之乱的重要武装。
尽管在武力强盛时有把握控制这些少数民族，然而随着气候变化、南迁少数民族不断飙涨，在西晋建立后，这种人口构成已经成为了北方动乱的重要诱因。
“魏初人寡，西北诸郡皆为戎居。今虽服从，若百年之后有风尘之警，胡骑自平阳、上党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冯栩、安定、上郡尽为狄庭矣。”
在郭钦看来，曹魏时期由于大规模的战争动乱和灾荒瘟疫导致人口锐减，因此曹魏不得不大规模引入少数民族以充实人口和赋税，但这种人口形势到了西晋初年，已经成为西晋朝廷的一大隐忧，一旦动乱，西晋内部将几乎没有设防的战略纵深空间与时间，因为敌人就在内部肘腋之下。
在此情况下，气候变化，最终成为毁灭西晋王朝的重要推手。
当时，早在曹魏时期，严重旱灾就已开始频繁侵袭中华大地，《宋书》记载，“魏高贵乡公甘露三年（257年）正月，自去秋至此月旱。时晋文王围诸葛诞……初，寿春（城）秋夏常雨潦，常淹城，而此旱逾年，城陷乃大雨。咸以为天亡。”
司马家族篡魏后，从西晋初年到东晋初年的公元271年到337年的短短67年间，中华大地上有超过半数的年头（35年）发生旱灾。其中，从271-274年、280-282年、284-290年、309-311年、325-327年、333-337年更是连续发生旱灾。
到了西晋惠帝元康七年（297年）七月，“秦、雍二州大早，疾疫，关中饥，米解万钱。因此氏羌反叛，雍州刺史解系败绩。而饥疫荐臻，戎晋并困，朝廷不能振，诏听相卖鬻。其九月，郡国五旱。”
在残酷的气候变化和大规模旱灾下，西晋政府不得已甚至允许民众进行人口买卖，以解决民众的谋生问题，而到了西晋永宁元年（301年）“自夏及秋，青、徐、幽、并四州旱。十二月，又郡国十二旱。”
而大旱之后，往往伴随着蝗灾。从西晋惠帝永宁元年（301年）到东晋元帝太兴二年（319年），19年间共发生了10次大规模蝗灾，其中西晋怀帝永嘉四年（310年）的蝗灾更是遍及整个北方地区，甚至出现连牛马身上的毛都被蝗虫吃掉了。
在这种常年大规模的旱灾侵袭下，西晋内部却纷争不断，爆发了长达十六年之久的八王之乱（291-306年），当时，北方长期大旱，在北方以游牧为生的少数民族生计维艰，而西晋各个权贵力量却仍然严酷奴役他们，使得内乱隐患日益堆积。
于是，西晋永兴元年（304年），南匈奴贵族刘渊以“晋为无道，奴隶御我”的名义，在左国城（今山西离石）发动南匈奴部众起事，建立汉政权，此后各个少数民族力量也纷起响应，北方局势一燃即爆。
在这种残酷的局面下，毁灭西晋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悄然来临。
西晋永嘉三年、公元309年，中国历史上出现了有史记载以来的一件千古奇事，当时由于长期大旱，当年夏天，长江、黄河、汉江、洛水水流竟然接近枯竭、水量少到人可以涉水而过，“江、汉、河、洛皆干涸可涉”。
▲谁能想象浩瀚长江在1700年前竟然一度濒临枯竭？
就在长江、黄河濒临枯竭的这一年，刘渊利用西晋政权失去大江大河等天然屏障的千载良机，倾巢而出先后击败晋军，轻易突破了黄河天险，“败王师于河南”，尽管在进攻洛阳时遭遇晋军阻击，但刘渊等少数民族势力却趁机而起，从一个割据晋中的地方性政权，一跃成为进军中原、能够威胁西晋政府生存的强大力量，从而掀开了此后南北朝乱世的开端。
对于当时这种西晋的末日乱世，西晋时人描述说：“雍州以东，人多饥乏，更相努卖，奔进流移，不可胜数。……又大疾疫，兼以饥馑，百姓又为寇贼所杀，流尸满河，白骨蔽野。刘曜之逼，朝廷议欲迁都仓垣，人多相食，饥疫总至，百官流亡者十八九。”而平民百姓更是“其幸而存者盖十（分之）五焉。”
在这种旱灾与蝗灾和内乱的交替打击下，西晋整个社会组织也随之解体，长江、黄河枯竭的第三年，西晋永嘉五年（311年），刘渊之子刘聪又派遣石勒、王弥、刘曜等率兵攻晋，并在宁平城之战中歼灭晋军主力，当年，刘聪军队最终攻破洛阳，并俘获晋怀帝，杀王公士民三万余人。
就在刘聪的军队攻破洛阳前，晋怀帝“羽檄征天下兵”，但各个地方州郡却“莫有至者”。因为在残酷的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前，整个西晋社会在北方已经濒临解体。
洛阳城陷后5年，西晋建兴四年，南匈奴刘曜又率军攻入长安，并俘虏晋愍帝，消灭了迁都至此的西晋，至此，从汉末魏晋时代开始的气候变化，彻底掀开了两晋南北朝乱世的大幕。
而窥探历史暗藏的奥秘，气候变化和大自然就像隐形的推手，开始了支配中国历史的又一履程，并在其他因素的交织下发酵壮大。
参考文献：
张敏：《自然环境变迁与北魏的兴衰》
章典：《气候变化与中国的战争_社会动乱和朝代变迁》
徐德克：《2000年来气候周期性冷暖波动与中国朝代更迭关系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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