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缺纸”而迟到35年的楼兰考古报告

这是新中国迄今唯一一次

依然是最新的楼兰考古报告

却因为各种阴差阳错乃至匪夷所思的缘故

“失踪”了35年

迟到35年的楼兰考古报告

本刊记者/倪伟

发于2022.2.28总第1033期《中国新闻周刊》

吴美琳在苏州的家里到处翻找，翻到第二个纸箱子时，发现了一个沉重的牛皮纸袋。她解开缠绕的线圈，掏出近五厘米厚泛黄的稿纸，只见封面上手写着“楼兰考古调查与发掘报告”，落款是1987年3月。她高兴地给西安的张莉和北京的孟宪实两位教授打电话：“找到了！”

这份考古报告尘封了30多年，作者是她的爱人——著名西域史专家侯灿，而每个字都是她当年亲手誊写的。

两人退休后，这袋手稿随着他们从乌鲁木齐搬到成都，又来到苏州，最后两人在上海定居，手稿等学术资料都存放在苏州儿子家中的三四个大纸箱里。已经有将近20年没人提起这本报告，她自己也忘了。重见天日的这一天是2019年冬天，侯灿已经在2016年夏天去世。

2022年3月，这本报告终于将出版面世。因为各种阴差阳错乃至匪夷所思的缘故，这本关于楼兰古国的档案“失踪”了35年，成为考古学界被遗忘的一宗悬案。

这是新中国迄今唯一一次楼兰古国考古调查的详细报告，依然是最新的楼兰考古报告。这批资料的迟到，不仅是楼兰考古的遗憾，也是丝路文明研究的遗憾。

楼兰遗址远景。本文图/受访者提供

一个国家的遗憾

2016年侯灿去世之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孟宪实猛然想起，侯灿还有一本重要的楼兰考古报告始终没能出版。侯灿是他年轻时的学术引路人，1987年他们初次相逢时，这本报告就已经完成了。他联系了侯灿的妻子吴美琳，希望找到书稿帮助出版，吴美琳却在电话里很肯定地告诉他：家里没有这样一部书稿。孟宪实吓了一跳：难道是侯灿过于伤心，一气之下毁掉了书稿？

过了三年，孟宪实在一篇纪念侯灿的文章中又提了一笔这件事，表示遗憾和不解。吴美琳看到文章后，“脑子被叫醒了”，第二天就坐车到苏州，把封装了十几年的纸箱全部打开，一一翻检之后，终于找到了那个牛皮纸袋。

报告记录的是40多年前的一次考古行动。

1980年，中日合拍“丝绸之路”电视系列片，其中敦煌经楼兰至焉耆段由中方拍摄。中央电视台邀请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组建考古工作队，进入楼兰遗址开展考古。经过前一年的两次勘查，考古队兵分两路，考古所的侯灿是西路负责人。这次短短二十几天的考古任务，改变了侯灿一生的学术方向乃至人生境遇。

田野考古结束后，进入漫长的资料整理和报告撰写过程，侯灿负责报告的执笔。1987年3月，他完成了详尽的考古报告，同时整理出三份简报和文章《楼兰古城址调查与试掘简报》《楼兰城郊古墓群发掘简报》《楼兰新发现木简纸文书考释》。次年7月，三篇文章很快在《文物》月刊发表，然而完整版的《楼兰考古调查与发掘报告》却从此石沉大海，只留存在传说里。

《楼兰考古调查与发掘报告》手稿。

其实，侯灿当时将书稿寄给了文物出版社，1987年11月，出版社回复信件，称赞报告纠正了前人的一些失误，并提供了有价值的新资料和论证，“我们已经列入明年的发稿计划”。可是来年3月，侯灿却又收到了出版社的退稿信，信中解释，退稿原因之一是当年即将发表的三篇文章已涵盖报告的主要内容，原因之二是“我社目前纸张紧缺”。

但侯灿告诉过孟宪实真实的原因：“有人写信表示反对出版。”孟宪实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单位里有的人看着不高兴。这本来应该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新疆第一个考古报告，可是这第一个的名字让侯灿拿去了，有的人心里就不忿。” 

侯灿后来又到处奔波，不断写信，争取报告的出版，却始终没有进展。孟宪实记得，侯灿曾气恼地跟他说：“这本书不出了，只是我的损失吗？”

孟宪实说，这本书出不来是一个个人的悲剧，实际上也成了一个国家的遗憾。新资料几十年没有完全公布，楼兰研究只能停滞在某个地方。今年报告正式出版之前，他将自己撰写的后记先发表了出来，公开了这段出版经历，“也是我们作为旁观者，为侯灿先生和楼兰鸣不平。”

那次考古之前，国外“垄断”了楼兰研究长达80年。随着19世纪工业革命后的资本主义扩张，西方掀起以寻宝为目的的“探险热”，遗存满地的中亚和新疆成为竞赛场。1900年，瑞典人斯文·赫定首次抵达楼兰，收集了大量文物，包括珍贵的简牍文书，英国人斯坦因、日本人橘瑞超等接踵而至。1931年，中国和瑞典共同组成的西北科学考察团曾围绕楼兰遗址进行了考察，但遗憾错过了楼兰。

斯文·赫定和斯坦因都炫耀过对楼兰遗址的彻底挖掘，但中国考古队又收集到大量文物，包括65个编号的文书，这是20世纪楼兰遗址出土的第五批文书。1999年，侯灿编定了综合五批文书的《楼兰汉文简纸文书集成》，成为楼兰文书集大成之作。谁占有了独家资料，谁就得到了出成果、出大名的先机，这是学术世界的规律。但侯灿没想过独霸资料，他希望能将考古结果公布出来，供全球学者共同研究。报告出版一再受阻，却是他难以改变的事。

1988年，日本发起轰轰烈烈的“楼兰年”活动，而中国一册全球最新的楼兰考古报告，却在那年开始沉睡。中国的楼兰研究，再次失去了一次绝好的机会。

梦回楼兰

1980年3月26日，一队人马在沙漠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跋涉，细沙一直往鞋里流。20多名战士挎着冲锋枪开道，四名考古人员走在队伍里面，一位牧民牵着两头骆驼，驼背上挂满了水桶。他们是从孔雀河南岸出发的，吉普车在那里陷进了沙里，目的地是24公里之外的楼兰遗址，只能徒步前行。走到天黑，楼兰古城十米高的佛塔还没有见到，他们躺在沙丘上将就了一夜。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他们简单吃了点干粮又起身出发。走到下午三点，佛塔的影子还是见不到，疲惫的旅队有点发慌了。这段路本计划一天就到达的，沙漠行军的艰难和未知超出了预期。直到天擦黑，佛塔终于出现在视野里。史上第一次，中国考古队正式进驻了楼兰城。

这支队伍就是楼兰考古西路队，负责楼兰古城和周边遗址考古。最年长的侯灿是实际负责人，队员还有吐尔逊、吕恩国、邢开鼎三人，24名部队人员提供后勤保障。他们在佛塔下方扎下了帐篷，四名考古队员挤在一顶帐篷里。晚上气温降到冰点，裹紧被子和大衣依然感觉寒冷。春季的大风在帐篷外呼啸一夜，沙子钻进来，30岁的吕恩国醒来一摸鼻子，鼻孔里都是沙子。

1980年，楼兰民居建筑遗址。

吕恩国在三五公里外发现了几处墓葬群，每天在五六名战士的伴随下徒步前往，刚踩出的路很快就被流沙抹平。他们数次在瀚海般的沙漠里迷路，睁不开眼睛，在沙地上转圈，“遇到过好几回，好在那时候人多嘛，也没有太惊慌。”他回忆道，如今他已经年过七旬，是新疆文物考古所研究员。

那年头没什么人知道楼兰，盗掘者尚未抵达，考古队每天的发掘都有很多收获，甚至走在路上就能捡到史前的石核。现代人的痕迹，只有斯坦因等外国“探险者”留在墓中的火柴盒。

4月22日结束考古那天，他们带走了1004件文物。“实际上要说重大的发现也没有什么，但那是我们中国人第一次去，那之前连外国人写的考察报告都没翻译过来。”吕恩国说。回到乌鲁木齐后，他们分头整理自己发掘出的东西，“测量资料、绘图资料、发掘记录都弄得很全乎，装在一个袋子里交给侯灿先生，我们就去干别的事了，楼兰是他一个人在做。”

现在，人们终于可以更准确地认识这个被过度神秘化和浪漫化的西域古国。其实楼兰古城四面城墙只有约330米长，总面积仅10万平方米，不及一个居民小区大小，如今只剩残缺的佛塔、城墙、宅院和三间房遗迹，被千年的风沙吹拂成不对称的雅丹地貌。中国考古队首次为楼兰测量了精确数据，包括经纬度、水渠道路、建筑遗址等数据，纠正了半个多世纪以前的粗率记录。

不同于“探险者”对宝藏的唯一兴趣，这次科学考古更关心楼兰的完整历史，诸如史前人类活动和生业经济。比如，城里的麦子标本就为研究中国小麦起源提供了新信息。一段小麦穗轴上还保存着一朵完整的小麦花，专家也禁不住在严谨的鉴定报告中惊呼：“这朵小麦花是目前世界上最古老的小麦花。”

“它虽然不如西域名城高昌那样庞大，也不如军事重镇交河那样险峻，但它以庄严的气概显示了自己的雄姿。”侯灿罕见地在文章中透露出些许感性。发掘的文物折射出楼兰作为丝绸之路早期中继都市的繁盛时光：这里有大量玻璃、海贝、海蚌和珊瑚，铜币集聚了西汉五铢、东汉五铢，王莽大泉、货泉，以及阿富汗地区的贵霜王朝钱币。

1980年，侯灿在楼兰遗址考古现场。

美女、美酒、“东方庞贝”，一个世纪以来，人们用不切实际的想象建构着楼兰的魅力，使其成为西域的流量之王。而在真实的历史中，它的魅力来自于别处。

著名的楼兰文书，既写在木简上也写在纸上，中国书写材料从简向纸过渡的历史瞬间在这里凝固。“纸和简在一个空间里并存，楼兰恰好提供了最完整的一个标本，这个意义要多大有多大。”孟宪实说。此外，楼兰还有两个重大意义，在环境史上，楼兰的存废提供了南疆和塔里木河流域环境变迁的标本；在地理位置上，楼兰是西域南道的门户，在中原与西域的延绵通道上是个关键的逗号。

东汉以后楼兰几乎从史书中失踪了，突然消失又赋予了楼兰一种神秘气质。侯灿通过这次考古对楼兰的废弃作出了解释，认为主要原因是孔雀河水系变迁导致的水资源枯竭。出土的木简、文书上记载，楼兰不得不一再缩减吏士口粮的供应标准。最终，这个绿洲之国如同马尔克斯笔下的马孔多小镇，被风沙彻底抹去。 

1984年，侯灿发表了第一篇楼兰研究论文《论楼兰城的发展及其衰废》，1985年又以英文发表，使用了最新的考古资料，一篇文章就奠定了他在楼兰研究领域的国际地位。他不仅拥有1980年考古的新资料，也陆续积累了几十万字外文资料的译本，实际上成为掌握楼兰资料最全的学者。

孤独与拼命

侯灿性格并不激烈，在吴美琳的记忆中，即使在楼兰考古报告出版受挫的那几年，他也没有表现出强烈的情绪，“他其他东西也没停啊，对吐鲁番、和田的研究还在继续。”其实他没有太多精力义愤填膺，与同代几乎所有学者一样，他最匮乏的是时间。

他出生在1936年的四川合川县，1956年从四川省公安厅劳改局考入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后进入解放军新疆农一师师部政治宣传科。直到1973年，他才被调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考古队（1978年再调入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重拾专业已经37岁。现在已经看不到他关于这段经历的只言片语，能看到的只有拼命争取研究机会的身影。

1987年，他调入成立8年的新疆师范大学，就任敦煌吐鲁番学研究室主任。学术迷茫的青年教师孟宪实似乎看到了灯塔，几乎每天都去侯灿家请教，他们就住在相邻的两栋居民楼里。新疆历史研究最得天独厚的优势就是西域的一手材料，其中最丰富的是吐鲁番出土资料，因为大多是中国人发现的。在侯灿的学术研究中，楼兰并非唯一，他影响最大的学术领域首推吐鲁番研究，即高昌研究，其次是楼兰，第三是和田。侯灿每天给孟宪实“开小灶”，孟宪实一步一步走入吐鲁番文书研究的大门。

1980年，楼兰三间房遗址。

侯灿的书籍资料是匮乏年代里一座难得的私人图书馆。那时国内外学术交流不畅，侯灿却能第一时间获得国际知名学者的私人赠书。日本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经典《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出版不久，中文系青年教师朱玉麒就在孟宪实那里见到了，扉页上盖着“侯灿”的名章。两个年轻人兴奋地拿去复印，请印刷厂工人做了个烫金的封面。

好学的年轻人成为侯灿学海中的知音，孤独中的安慰。那时新疆师大在一座师专的基础上成立不久，还没有研究生招生资格。孟宪实记得，在一众照本宣科的老师和混日子的学生中，侯灿作为全校最有名望的学者，认真备课、上课、做学问，“显得非常特别，也有点儿孤独”。在那些本科生中，他指导出了几位后来很具影响力的西域史学者。

然而，侯灿一生的出版经历却多不顺利，1990年，他的重要专著《高昌楼兰研究论集》也是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勉力出版的。那是中国一段出版困难的时期，反而是日本学界更为热心，九州大学教授西谷正最初提出了出版动议并提供出版资助，最终只印了1200本。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朱玉麒觉得，楼兰考古报告的迟到，体现的是中国学术文化事业的落后状态。改革开放以来，学者强烈的事业心得到激发，但出书无门却是常态。这种状况，他觉得到了2005年以后才有所改变。侯灿出版的三种专著，《高昌楼兰研究论集》是日本学者个人出资赞助的，《楼兰汉文简纸文书集成》和《吐鲁番出土砖志集注》也是因为私人襄助和乡梓情谊才得以出版。“但是你看《论集》《集注》的出版质量，在今天看来，用纸的粗糙、图版的劣质，真是不忍卒读。如果那个时候考古报告出版，估计（出版质量）还赶不上近百年前斯坦因的《亚洲腹地》。”朱玉麒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至于考古报告“难产”，在中国并不鲜见且常常遭受诟病。国家文物局曾专门下发通知，要求全国尽快清理积压的考古报告，避免资料长期积压，至今仍时常重申。考古学家张忠培说过：“考古不写报告，等于花钱买破坏，比盗墓贼还坏。”

历史研究常常需要借助最新出土的考古资料，根据孟宪实的亲身感受，只能看到简报而不见考古报告，至少一大半信息是被遮蔽的。在新疆，吐鲁番13次考古至今也未发布详细报告，这对国际学术热点吐鲁番的研究有不小的影响。孟宪实研究吐鲁番文书30余年，他举例说，他很想研究一幅吐鲁番出土的纸画，这或许是中国目前最早的纸画，但只有一张照片，从哪里出土、哪个墓葬出土、同批还有哪些文物等等信息一概空白。据他所知，吐鲁番考古报告先后两位牵头人都去世了，如此重大的考古报告前路未卜。

而35年前，侯灿在做楼兰考古简报的同时就做完了报告，孟宪实认为堪称典范。“如此拼命的动力，是因为在楼兰也好、西域也好，一直是西方声音主导，他希望学者们通过这些资料发出中国的声音。”他说。朱玉麒认为，一种新资料出现，也许能够推翻以往的假说，或者证成一段历史的缺环。

埋入回忆

2002年，侯灿和吴美琳回了一趟新疆，有一天，侯灿只能十几步十几步地捱，几乎走不动路了。到医院一查，“心脏那里只有针尖那么细的一点能流通，医生说不做手术，随时随地就会猝死。”他当即在新疆做了手术，心脏搭了四个桥。这次手术也几乎为他的学术生涯画上了休止符，手术之后他就没太多力气了，手里握笔都会抖。

90年代他就出现了心血管问题的症状，吴美琳觉得是常年伏案工作、疏于运动侵蚀了他的身体。

但侯灿还想继续干，2005年，他曾计划写作一本《楼兰研究与探查》，这本集大成的楼兰研究专著将涵盖那本未面世的考古报告。这本书是时任新疆师范大学西域文史学科负责人的朱玉麒推动的，并申请到了八千元资金。陕西师范大学副研究员张莉得知，侯灿计划全书约50万字，中篇主要就是楼兰考古报告。他对这本书有着极高的学术要求，甚至对装帧与定价都有自己的想法：“纸张要好，图版、线图要清楚，设计格调要高雅，定价要经济实惠。”

最终他只完成了《楼兰研究与探查》上篇的三分之一初稿。“题目又那么大，自己完成不了。”吴美琳回忆道，“我总是说侯老师啊，你就养养身体吧，后人做研究也离不开你写过的那些东西，你也就可以安慰了。他就笑一笑，他不甘心，无可奈何呀！”写作计划停留在2005年，那年为了看病方便，他们移居上海，考古报告从此留在了苏州。

《楼兰考古调查与发掘报告》。图/凤凰出版社

孟宪实对侯灿的命运颇为感慨，“年轻有力气的时候不给机会，等到老了都没劲儿了，来机会也没有用了。”不过即便残留遗憾，侯灿的学术著作依然是那一辈新疆考古学者中最为丰厚的，并且体现了他一贯的治学特点：极端重视考古材料，孟宪实总结为“死心塌地的材料主义”。他在1997年退休后倾力整理出版了《楼兰汉文简纸文书集成》和《吐鲁番出土砖志集注》，做的都是为学界铺路的基础性工作，而并非孜孜于成一家之言。

他选择将最后的力气投注在《西域历史与考古研究》论文全集中，这是他关于西域历史考古研究的全面总结，希望在生前看到出版，但没能如愿。而楼兰似乎已经被全然埋入回忆，他很多年都没再提起，以致于吴美琳都忘记了。

吴美琳退休前是中学老师，但她熟悉侯灿的每一本学术著作。侯灿所有文章和著作都是她一字一句誊写的，1997年家里买了电脑后，也是她学会了五笔打字，拽着侯灿进入信息时代。《吐鲁番出土砖志集注》是侯灿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书，当时两人年岁已高，每天并排坐在电脑前，缓慢地在字库里一个个找那些罕见的古汉字，一边录一边说说话。“我做的是纯粹辅助性的工作，学术我不懂的呀。但侯老师可能觉得这是他最后的总结，心里怪欣慰的吧，所以也写了我的名字。”这是唯一一本两人共同署名的著作。

2019年12月17日，上海的一个冷雨天，吴美琳在地铁口等待孟宪实和朱玉麒的到来。他们一起又坐了两站公交来到吴美琳家中，她捧出楼兰考古报告交给两位学者。

之前，她从文具店买来大大小小的透明文件袋，把稿本、照片、底片分门别类装好了。他们一起翻了翻手稿，吴美琳跟他们回忆起那些洗过碗筷擦擦手就抄写文稿的夜晚。

临了，她转过身专门问了朱玉麒一件事：“侯老师生前接受了新疆师大八千元项目资助，但那个项目没有完成，钱能退回去吗？”

那已经是14年前的事了。朱玉麒一时鼻酸，迟滞了很久，告诉她：《西域历史与考古研究》和这部《楼兰考古调查与发掘报告》列入新疆师范大学的黄文弼中心丛刊，就是最好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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