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乌之战经济制裁对中国的启示

虽然在经历特朗普执政期对中资企业的制裁后，美国的长臂管辖和经济制裁手段被普及给网络大众，诸多没有任何实操经验的国内“智库”和“专家”也在为官方和企业提供各种咨询，但这并不代表参与者众多，就真有那么多人明白其中的关键。实际上，没有足够实操经验和深入思考的人士，根本无法发表稍微专业一点的意见，也不可能看清当前俄罗斯面临的困难，更不可能做出相对理性专业的预测。

当前欧美亚各国对俄罗斯的全方位制裁，对我国而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察契机。但任何一家企业，都只能站在自身或顶多所属行业的高度去看待这一问题。国际律师，往往受限于对客户的保密承诺，无法将细节公之于众，并且职业律师往往只能从法律合规性的角度去关注这一问题，而企业应对策略的实施往往是综合性的，包括技术替代、金融风险规避、产业链转移等等，对企业应对策略实施后的综合效果，职业律师也难以进行长期关注。单个企业往往又只会关注自身面临的问题。这种“盲人摸象”式的各自应对，最终极有可能在大规模制裁时出现系统性的“合成谬误”。这也是目前对俄制裁已经充分体现出来的。

上述问题确实需要上升到国家决策层面来认真对待。以我最近两年的了解，尽管此前相关方面对国际制裁应对非常重视，也做过不少研究和安排，但真正具有相当高度的系统性战略思考其实仍然是非常缺乏的。这种缺乏主要源于实际面临制裁或需要应对制裁问题的是相关企业，但企业自身很难上升到全局去思考问题。相关方面靠收集各家企业的问题再汇总，只能看到问题的表面。在收集各家企业的问题之后再进行综合分析时，相关人员必须借助外部力量，而对外部力量的选择本身是需要经验的。综合分析者往往没有实操经验，只能将各家企业的资料汇总后进行“归纳总结”，甚至连应对方案都是各企业应对方案的归纳总结。这种流于原则、浮于表面的应对方式，有可能使决策层在特定时期对一些潜在的极端情况出现误判，而这些误判在特定时期可能有致命的负面效果。

另一方面，我们也发现不同方面对制裁问题都抱有极大的兴趣和关注度，每个方面都热衷于对具体企业提出指导意见。但具体提出意见的人，往往是远离实操一线的，部分人甚至可能是从自媒体去了解制裁应对问题，一方面情绪十足，另一方面极其不专业。相关企业在应对这些指导时浪费了大量精力。多头反馈的信息对决策层很可能没有任何正面意义，反而还可能造成中间层信息加工的干扰。

基于上述，我认为决策层有必要在足够高的层面去建立一个具有真正实操经验、具备综合分析能力的组织，非常客观、全面地整合相关信息，最关键的是，在此基础上形成足够深刻的战略性思考和判断。

下面，我从个人实操经验和长期跟踪思考的视角，以目前欧美亚相关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为例，讲讲自己对这种全方位制裁的基本认识。截至目前，这些思考内容，在中文领域，应该还是唯一的。

一、综合制裁的效果远大于个别制裁的效果之和

考虑到欧洲对俄罗斯能源的高度依赖，本轮欧美相关政府对俄罗斯施加的首轮经济制裁，原则上希望排除对俄罗斯油气出口的影响。因此截至目前，欧美尚未对俄罗斯油气公司及相关的俄罗斯主要金融机构施以直接制裁。我国最近的许多分析认为，由于欧美投鼠忌器，因此相关制裁对俄罗斯油气行业的影响是很小的。

正如我们此前分析，综合性制裁的效果，尤其是当前对俄罗斯全方位制裁的效果，一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性反应的结果。如今这个复杂的系统反应已经开始显现。JPMorgan的全球大宗商品负责人Natasha Kaneva表示，每天430万桶俄罗斯原油正在“从市场消失，因为西方购买者正在拒绝购买”。其中最大的问题是，美国、芬兰、挪威、日本、韩国的炼油企业都在拒绝俄罗斯原油，即便这些原油价格比布伦特油价低了18.6美元，仍然没有买家。从金融机构方面来看，瑞信、兴业、ING、荷兰合作银行等跨国金融机构正在拒绝向具有购买俄罗斯原油意愿的主体提供信用展期。英国、加拿大等国则禁止了俄罗斯的油轮。

没有买家、没有信贷、没有油轮，也就没有了俄罗斯原油的交易。尽管欧美各国政府没有直接下令对俄罗斯展开“石油禁运”，但市场自发的禁运已成为现实。截至目前，直接涉及俄罗斯油气方面的制裁其实很少，主要包括：一是在2022年2月24日首波制裁时，美国财政部OFAC将俄罗斯天然气巨头Gazprom（也是“北溪二号”的俄方实际控制人，为“北溪二号”支付了50%的建设成本）和俄罗斯最大的海运及货运公司Sovcomflot，列入NS-MBS制裁清单，禁止美国主体或在美国境内为其提供超过14天的新债务和新股权相关的交易、融资等金融服务（该禁令豁免至2022年3月26日）；二是美国财政部OFAC以通用许可证的方式限制对俄罗斯的“能源相关交易”，欧盟同时实施出口禁令，以此共同达到使俄罗斯炼油企业无法获得必要的欧美炼油技术和产品的目标。

尽管看起来对俄罗斯油气行业的直接制裁非常少，似乎应当不会影响俄罗斯油气的出口。但实际上，由于油气资源的采购涉及到大型金融机构的融资服务，以及复杂的海运、货运贸易及相关融资服务，对俄罗斯油气资源的买家而言，此时不但要审查继续购买俄罗斯油气资源是否会直接导致触犯相关制裁限制，同时还要审查其中的各个交易环节、交易方，是否属于被其他制裁禁令（例如对涉军企业的制裁）所覆盖的范围，在后续执行中是否可能因其他制裁而丧失履约能力。即便审查完毕各个环节和交易方都没有问题，还有必要重新签署协议或落实既有协议中的风险规避条款，要求交易相对方做出新的承诺，协调金融机构调整融资和付款方式，在这些复杂的合规工作完成之后，才能继续交易。

在实际操作中，光是识别哪些主体属于被制裁主体都要花费非常多的时间，一是因为制裁文件中关于被制裁主体的名称都是翻译为制裁国的官方文字，许多时候表述是不准确的，但这种不准确随时可能得到修正；二是在某些制裁清单中，被列明受制裁主体的子公司可能也自动属于受制裁范围，但这个名单是无法直接查询到的，只能由交易对方来进行承诺。

要确保上述环节没有任何问题，各交易方都会快速的倾向于更加保守。如果市场中的大买家开始离场，那么其他买家会自动跟随。因为通常而言，大买家的合规审查能力和信息渠道要远好于中小买家。

以上这些情况，还不考虑后续我们会提到的制裁“寒蝉效应”的问题。

因此，尽管欧美对俄罗斯油气行业公开的表态是决定“网开一面”，但实际操作中，大部分其他并非直接针对俄罗斯油气的制裁也需要各个买家一并考虑在内。所以，在美国首轮制裁措施公布的次日（2022年2月25日），世界最大的油轮船东之一Euronav首席执行官Hugo De Stoop就表示：“今天的关键词是暂缓，不要做任何可能在未来适得其反的事。目前，我们没有接触任何与俄罗斯有关的货物”。

俄罗斯原油交易量在上述欧亚国家的消失，是导致原油需求和价格飙升的重要原因，但缺失买家的俄罗斯并没有享受到油价上涨的好处。我们看到，综合制裁的效果远不是单个制裁的效果相加。国际经济制裁其实已经进入一个非常复杂的阶段，而此次针对俄罗斯的全方位制裁又是史无前例的复杂。面对这种情况，当合规成本过高、市场的大买家开始离场的时候，其他许多主体都会自觉选择离场。因此，尽管欧美各国政府没有对俄罗斯实施“石油禁运”，但基于综合制裁的、市场自发的“石油禁运”其实已经现实的发生了。这或许与欧洲国家最初的保留意愿是不一致的。所以我们看到，为了抑制原油价格，欧洲关于放松对伊朗石油管制的讨论已经展开。

二、制裁的“寒蝉效应”及其在实践中的运用

在应对国际经济制裁的实操中，有所谓“寒蝉效应”的问题。

所谓“寒蝉效应”，是指尽管当前的制裁还没有施加给某些主体或行业，但利益相关方自行判断，未来有可能这些主体或行业会被列入制裁范围，或已被制裁的主体可能会被扩大制裁，因此提前与之中止交易，进入到旁观状态。

寒蝉效应其实是一种基于制裁威胁的自我审查加压。这种情况在很多领域都是普遍存在的。在关于对俄罗斯的制裁中，我们看到，尽管欧美相关政府明确表示要为俄罗斯油气出口留下出口，实际上美国财政部在对俄罗斯相关银行的制裁中也明确相关制裁不涉及油气交易领域，部分制裁方式（如SWIFT剔除）也没有将油气行业的主要金融支持银行列入，但全球许多银行都自动进入了暂停为与俄罗斯油气交易提供金融服务的状态。这是因为这些银行非常担心对俄罗斯的制裁会扩展至俄罗斯油气产业，因此提前进入观望期。

寒蝉效应虽然是市场主体基于制裁预期判断的一个自我反应，其实也是制裁国所能够采用的一种有效手段。当制裁因为各种原因难以实施的时候，制裁国可以通过释放预期，使市场产生寒蝉效应，进而达到与制裁类似的效果。以俄罗斯当前情况为例，尽管受制于欧洲对俄罗斯油气资源的依赖，欧美至今没有对俄罗斯油气产业进行直接制裁，但部分欧美政客都不断发言表示有必要采取直接制裁措施，这导致全球许多金融机构和航运机构都担心未来可能实际实施而进入观望期，这当然对部分政客所代表的背后利益是非常有利的。

三、制裁效果错判的原因

在俄罗斯在出兵乌克兰之前，为应对国际经济制裁，应当已做了相当多的准备，包括但不限于：1、将国际储备提升至超过6,300亿美元；2、降低直接持有的美元资产；3、在油气国际结算方面以欧元、人民币等替代，降低美元结算占比。除上述外，俄罗斯还在网络独立性等方面，做了极限应对准备。

但最终发生的情况，其实是远远超出俄罗斯上述准备预期的。

首先，对俄罗斯央行的直接制裁，极有可能是超预期的。在过往的制裁案例中，并没有对一个国际储备如此之大的央行进行制裁的先例。

其次，对俄罗斯寡头的联合制裁已经超出了对特定企业和政府制裁的范围，旨在通过打击俄罗斯寡头经济去影响俄罗斯内部的政治稳定。

再次，德国最终同意欧盟统一制裁的决定，使风险急剧提升至失控状态，这也迫使俄罗斯直接抛出核威慑。在获得德国同意后，欧盟的制裁延及出口和金融领域，尤其是影响到俄罗斯的欧元结算，同时开启了对七家俄罗斯银行的SWIFT剔除。不仅如此，日本的跟进，导致俄罗斯的美元替代能力进一步被削弱。而韩国等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的跟进，导致必要的技术进口更加困难。此轮欧美亚各国都参与的综合制裁，使涉俄交易各方极难判断继续在俄罗斯从事相关业务将会面临多大风险。尤其是对上市公司而言，如果在俄或涉俄交易众多，除因制裁而导致的风险外，卢布的大幅贬值使许多行业的利润转负，且相当长时期难以恢复，这也立即反应在这些企业的股价上。此外，在俄罗斯油气等敏感领域，相关企业还可能后续遭受被俄罗斯国有化的风险。在上述复杂的情形下，在俄和涉俄跨国企业，都面临在短时间内需要做出是否撤资的决定（油气方面的撤资决定做出最早，BP和壳牌损失巨大）。为应对撤资潮，俄罗斯又要加以阻止，这就导致俄罗斯经济信用的再次损伤。

最后，联合制裁继续发酵，欧美排俄声浪下，许多其他跨国企业纷纷站队表态暂停或者退出俄罗斯市场。有可能是因为供应链遭受冲击（例如汽车行业的必要组件被限制进口），也有可能是站队表态（例如互联网舆论平台），还有可能是涉及金融制裁的延伸（例如VISA、Mastercard、运通乃至涉及金融支付业务的通信设备或互联网企业）。这进一步对俄罗斯本土造成负面影响。

可以说，此次欧美亚相关国家对俄罗斯制裁的转折点是德国最终做出了放弃对俄油气依赖的决定。德国的加入，最终导致欧盟与盎格鲁萨克逊国家形成对俄制裁统一战线，再将日韩新等东亚国家纳入。这个制裁的范围和力度，已经远远超出俄罗斯所能预期和准备的范围。

应当讲，此次俄罗斯所遭受的国际制裁确实是史无前例的，各种极端和意外情况不断出现。经济战场的复杂、惨烈程度丝毫不弱于军事战场。后续对俄罗斯乃至对全球各国的深远影响，截至目前都是难以做出细致评估的。

我们也看到，互联网时代民间舆论对各国决策都在产生巨大影响。舒尔茨政府就是在舆论压力下转向同意参与欧盟共同制裁，而导致这种舆论压力出现的，正是全球互联网舆论的快速传播。各国官方对舆论的影响在未来显得尤其重要。放任过于极端而单一的言论，可能会使各国官方面临“极化效应”的影响，错失政策调整的民意支持机会。

同时，我们再次强调，国际经济制裁应对是一项非常专业的工作，但从事此项工作的人员往往陷入具体事务和行业中，难有系统性的思考。这就需要决策层在充分理解“细节中的魔鬼”的基础上，再从极高的战略思维角度去把握和做出决策。俄罗斯目前面临的情况和后续的发展，是一次极为难得的观察机遇，希望我们能从中汲取真正的经验与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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