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跑吧，中国拖拉机

1957年1月31日，鸭绿江边的一个小工厂，解决了伟大领袖毛主席一桩心愿：造出中国拖拉机。

项目的起源，来自几位工人师傅的热情。用的是逆向设计+手工作业的方式。原型车，是匈牙利进口的GS35单缸二冲程拖拉机，拆出1000多个零件，逐个测绘，再还原成图纸。

因为没有滚齿和插齿机，所以齿轮的加工，是靠铣床和锉刀干出来的。因为没有热处理设备，所以零件的渗碳，要靠牛骨和木炭烤。机身是工人们自己钣的，喷漆是用刷子刷的，总装车间就在院子里，结构简单耗资颇微：一个苇棚。

这台“鸭绿江一号”轮式拖拉机下线当天，在厂区里走了一圈，车身颤抖，砰砰作响，前面冒烟，后面扬土。来参观的当地领导看了哈哈大笑，然后甩下一句话：太土。

但命运的转机，总会在绝处到来。一年后，“鸭绿江一号”迎来了第二批参观者——国家计委的副主任和机械局局长。

中央干部显然水平更高，格局更大，敏锐地意识到政治意义不简单。于是，“鸭绿江一号”得到了一个机会——参加五一劳动节的游行车队。

两天后，一篇“破除迷信、自力更生”的主题报告，被送到了计委负责人李富春手边。四天后，它出现在毛主席的案头。

毛主席很高兴，大笔一挥，给这篇900字的报告，写了300多字的批语，其中有十二个字最著名，也最醒目：

“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身为伟大的政治人物，毛主席从不随便题词。

从“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向雷锋同志学习”，到“不要沾染官僚主义作风”，老人家每一次题词，不是有深刻背景，就是有重大意义。

这一次的批示，同样包含了老人家的审时度势和高瞻远瞩——要激励中国的拖拉机制造业，抓紧自立自强。

1949年，中央政府盘点了一下全国还能跑的拖拉机——117台，差不多能满足一个县的春耕需要。

当时正值百废待兴，条条战线都需要钱。但中央还是咬牙掏了四个多亿，从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兄弟国家进口了2.8万台拖拉机，优先供给东北局下属的国营农场，日后一元人民币图案上的女拖拉机手梁军，正是在这段岁月中脱颖而出。

在新疆，具有延安大生产经验的王震同志，为农业机械化到处奔走，最后从苏联买了一批斯大林S-80拖拉机，两年后，新疆屯垦部队的机耕面积就达到了160万亩。

但只靠买，解决不了问题。相对于广袤的耕地面积，满足中国的拖拉机供应，只有自造一条路可走。

在当时的中国，造拖拉机有一个首当其冲的困难：没有工业基础。

造拖拉机，是个体系工程。包括了机械设计、制造工艺、质量检验一整套流程，还有针对不同工况的产品改型和改良，还需要铸造、冶金的配套。苏联在20年代末建设拖拉机工业时，得到了美国企业的全力相助——著名的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连第一批设备都是直接从美国拖拉机厂里拆运组装的。

所以在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最高指示就传到了计委：要借助苏联援助，设计建设中国第一个拖拉机制造厂。

它被列入了著名的“156项工程”，一机部下属的汽车工业管理局，在1953年2月就成立了新厂筹备处，专门为新厂考察选址。日后成为共产党员楷模的焦裕禄同志，当时还在机械系统工作，也是筹备处的一员。

这一年的12月，筹备处已经跑了100多个城市和村镇，从哈尔滨、石家庄，到西安、郑州、洛阳，都希望把这个大厂留在当地，各地领导抢项目的劲头，和今天争夺特斯拉和苹果建厂没什么区别。

最后，还是毛主席用他独有的幽默拍了板：“洛阳九个朝代的皇帝都住了，还放不下一个拖拉机厂？”

批建的是毛主席，督办的是李富春，执行的是一机部从全国机械系统抽调的骨干、河南省选拔的职工。整个项目，中央咬牙拿出了1.5亿元。工地现场条件艰苦，挖地基时天降暴雪，干部带头跳进三米深的沟，站在稀泥里一锹一镐地完成了任务。

然而把拖拉机造出来，光有奉献精神还不够。从1953年立项筹建，到1958年一期工程建成投产，从地形测绘、地质钻探，到产线设计、产品图纸，苏联专家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差距和空白，甚至在基础工艺操作上同样存在。有一次，在锻造现场，苏联专家普罗哈连科旁观了一会，从中国工人手里接过工具，夹起棒料扔进锻模，脚一踩蹬板，几锤就锻打出一个合格的锻件，检测之后，精度分毫不差。

这种“扫地僧”式的操作，让中国工人敬佩之余，又倍受刺激。洛阳的第一拖拉机厂，事无巨细依赖于苏联的指导，连定型产品，都是苏联DT-54拖拉机的仿制品。不把整套技术尽快掌握，不能建立起自己的工业体系，一旦苏联撤走这根支柱，中国对拖拉机工业的投入和期望，都将回归泡影。

作为和苏联人打了半辈子交道的政治家，毛主席对这样的风险洞若观火，也不得不防。1958年，中苏关系其实正处在一个微妙的转折窗口。老人家对于摆脱苏联影子，尽早自力更生的期望，几乎迫不及待。一个典型的细节是，在一拖的产品下线之前，他亲自对工厂做出指示：“拖拉机型号的名称不可用洋字。”

所以我们自然也能够理解，在1958年5月那个特定的时间，“鸭绿江一号”的横空出世，几乎令老人家喜出望外，以至于他毫不吝惜笔墨，对工人师傅的行动表示极度的赞许。

在这种动力的鼓舞下，一拖的建设与生产进入高潮。1958年6月20日，铸铁车间冲天炉炼出了第一炉铁水，7月8日，生产出第一台燃油泵，7月13日，生产出第一台柴油发动机，7月20日，新中国第一台履带式拖拉机正式下线。

为了贯彻伟大领袖的指示，这台54型履带拖拉机先后取了几十个名字，最后还是厂办主任从工人俱乐部的合唱里得到灵感，最后一锤定音：东方红。

比起卫星事业，计划经济年代的拖拉机工业，虽然也包含了“创第一、展红旗”的政治象征，但它的实用性却始终被置于首位。

从1958年到1966年，一拖一共生产了53903台东方红54型履带拖拉机。

作为一款标准的农耕拖拉机，54型有出色的牵引性能，全地况的通过能力，以及低廉的使用、维护成本。它赢得了机手和农民的一致赞许，在数不清的诗歌、散文甚至农村歌谣里，它都被记载传颂。

在东北、新疆、内蒙古、甘肃的田野上，红色涂装的“东方红54”随处可见，完成了全国机耕地60%以上的耕作任务。随后，一拖推出了更先进的“东方红75”，但凭借4000小时的大修间隔设计，直到80年代，仍然有“东方红54”在田间服役。

东方红系列贡献甚伟，服役日久，在“自力更生”的潮流下，它的国产化，也彻底摆脱了苏联的扶助。但一个糟糕的现实是：作为一款定性于40年代末的拖拉机，它实在太老了，已经严重落后于代际。

这一点，广大农民和机手无从知晓，因为苏系拖拉机，已经是能见到的最好设备。机械战线上的干部，恐怕也未必清楚，在自我封闭的环境下，他们能接触到的信息同样极其有限。

1978年，中央组织了一个代表团，带队的是副总理谷牧，团员是20多名主管经济的高级干部。临行才发现只有两个人出过国。一个是水利部长钱正英，只去过苏联和东欧，另一个是外交部配的翻译。在国外，从在玻璃门上撞碎眼镜，到“冰激凌太凉，热一下再吃”，笑话不断。

高干尚且如此，一般群众可想而知。所以当1978年改革潮起，窗口乍开，来自西方世界的拖拉机，着实让见惯了“红色铁牛”的中国人大吃一惊。

这一年的10月，为了学习技术、规划发展，北京办了一届外国农业机械展览会。正处在经济滞胀中的资本主义国家闻风而动，美国的约翰迪尔、意大利的菲亚特、日本的久保田、加拿大的沃瑟泰尔、德国的梅赛德斯奔驰、道依茨法尔……十二个国家带着自己最好的产品齐聚北京。

一露面，农机老师傅们就瞪圆了眼睛：这是拖拉机？

震撼，是理所应当的。农机手第一次见到了有空调和加热器的拖拉机，第一次体验到了静液压传动装置强大的变速和扭矩调整功能，第一次体会到了六缸发动机的平稳表现和强大动力。

展会一结束，725台农机，被留下了500多台。

在黑龙江，友谊农场进口了7台约翰迪尔大马力拖拉机，黑龙江农场总局副局长赵清景同志和农业打了半辈子交道，看完拖拉机作业后只说了一句：“我们的农机比人家落后了半个世纪。”

发出感慨的不只是基层干部。1983年，小平同志到了黑龙江，先是看了约翰迪尔8820、7700联合收割机的拾禾，又看了约翰迪尔4440拖拉机耕翻、松土。

小平同志年轻时出过洋，70年代在江西拖拉机厂劳过动，称得上见过大世面的内行，看完表演后，老人家保持了一贯的“人狠话不多”风格——只用微笑表示了态度。

在微笑的外表下，邓大人的行动却毫不迟疑。

1983年，农业机械部全面组织：由沈阳拖拉机厂、天津拖拉机厂负责引进美国约翰迪尔的拖拉机底盘技术；由一拖和上海拖拉机厂负责引进菲亚特的轮式拖拉机生产技术；由山东拖拉机厂负责引进德国道依茨法尔的拖拉机生产技术……一场鲤鱼跳龙门式的技术闯关运动拉开了帷幕。

中央对这一轮合作格外重视，这些项目里，基本采取了机械工业部亲自牵头，地方配合，企业实施的模式，各院所单位也要人给人，要钱给钱，用一位德国专家的话讲，“中国人要飞跃两代。”

这轮技术闯关开头轰轰烈烈，但结果却很出人意外——只搞了几年，就被小平同志叫停了。

每代领导人，都有自己的风格。小平同志的典型风格有两个关键词：直接，务实。

中英香港问题谈判，会见撒切尔夫人，老人家关键的话就一句：主权问题是不能谈判的。态度有了，谈的就是接受香港的时间和方式。

在证券市场的问题上，小平同志的看法也很著名：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

直接、务实的风格背后，是对事物的清晰笃定，对原则的毫不动摇。

叫停拖拉机技术闯关运动，中央其实经过了充分考虑。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的中国，落后的不仅是拖拉机的生产技术，而是与之匹配的整条产业链。

在产业链上游，从高标准钢材、润滑油到摩擦材料，中国企业不是尚未生产，就是未能达标。重要零部件的工业精度，也达不到设计要求。所以造成了一个尴尬境地：技术图纸有了，合格产品造不出来，拖拉机想达标，还要从国外进口零件。

机械部的技术派官员们后来有个结论：外企的账算得精，一手收技术转让的高价，一手挣产业配套的钱。

除了产业链跟不上，制约中国拖拉机技术升级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场景不匹配。

1982年1月，随着中央鼓励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文件出台，模仿苏联集体农庄的人民公社正式成为历史。

包产到户，受益的是农民，上涨的是生产热情，但遭到冷遇的，却是曾经通行神州的大马力拖拉机。

这里面的原因也很简单——包产到户之后，每家的农田都变成了小地块，大型拖拉机没有施展空间。另外，在计划经济时代，拖拉机是产品，由国家分配；而市场经济下，拖拉机是商品，要由用户购买。

这种转制带来的属性变化，很快被政府的技术派官员观察到，曾经当过一拖厂长，农业机械部部长的杨立功同志有个观点：农民必须真正从农业机械化中得到好处，不然，机械化等于建立在沙滩上。

几条时代因素的综合，让全国大中型拖拉机企业陷入低潮，但让人意外的是，一种简单清廉的皮带式传动小型轮式拖拉机，既能兼顾耕作运输，又能适应一家一户的经营，因此开始了自己风光无限的岁月。

在中国，它有个好记的名字：小四轮。

早在60年代，山东就诞生了第一台小四轮，山东潍坊拖拉机厂的泰山12型，在八十年代几乎遍布大江南北。这引起了国内陷入困境的大中型拖拉机厂的注意。各大拖拉机厂家为适应市场，纷纷转产。一拖在1982年推出了单缸的东方红150小四轮，到1985年，国内生产小四轮的企业已经超过50家。1988年，国内小四轮的产能达到了一个新高峰：120万台。

与之对应的，是大中型拖拉机的减产。从1979年到1984年，大中型拖拉机生产企业由65家减少到21家。1980年到1990年，大中型拖拉机产量从6万多台减少到不足3万台。

“小四轮”的繁盛，和世界拖拉机主流的脱钩，其实是市场潮流中的必然结果。但它给中国拖拉机事业带来的影响，却是实实在在的。从第一台东方红54下线后的四十多年里，中国高端拖拉机兜兜转转绕了几圈，带给中国产业人的是一种“差距越拉越大”的焦虑。

1999年，一拖搞了个大动作——推出了自主知识产权的大马力轮式拖拉机，定型为LF80-90型。

这是一场长达十五年的坚守。

1984年，机械工业部交给一拖一个任务——在意大利菲亚特大马力拖拉机的引进技术上，完成消化吸收。

在不断消化菲亚特底盘技术的同时，中国一拖并没有忘记教训——80年代技术闯关的失败的教训，根本上在于全链条的配套。

为了满足引进技术工艺的要求，在这一轮的秘密任务中，中国一拖进口了大量国外锻造、铸造、冲压和机械加工设备，和武汉钢铁厂联合研制出了新齿轮钢材；与兰州炼油厂合作研制出液压传动两用润滑油；与上海内燃机研究所共同引进英国技术，生产出了4100柴油机……

这个过程的背后，是无数工程师、技工默默的付出。一拖原董事长赵剡水有个精到的总结——这是一代人熬白了头发换来的。

此时，中国国内的农业格局，又是一变。随着新世纪我国加入世贸，制造业开始迅猛发展，大量农村青年进城务工，留守的只有老人、儿童，被撂荒的耕地随处可见。

2004年开始，国家陆续出台鼓励农村土地流转的政策，百亩、千亩规模的土地合作社开始大量涌现，中国农业用地再次呈现大农场的发展趋势。

蹉跎之下，中国对大马力拖拉机的需求被再次点燃。但令人糟心的是，本土品牌基本处在靠边站的尴尬境地。

媒体报道过一个故事：2004年，内蒙古一家马铃薯种植企业，几经周折成为了某著名快餐企业的薯条原料供应商，但临到签订合同才发现，想要供货，必须按照要求，购买符合要求的拖拉机进行配套种植。

为了能拿到这单大生意，这家马铃薯企业只好咬牙掏了28.5万元，买了一台约翰迪尔拖拉机。

所以一拖的突破，虽然在技术水平上并不领先，却足以影响中国拖拉机工业的轨迹。随着大马力拖拉机重新受到青睐，2003年，中国一拖实现了47.5亿元的销售收入；2007年，这个数字增长到121亿元。

从2004年到2014年的十年时间里，中国大中拖产销量从9.83万台，猛增至 47.36万台。一拖、雷沃重工、东风等本土品牌的名字，也因此与外资拖拉机并列，出现在东北、西北的沃野上，

与国产农机龙头企业快速进步、性价比不断提升相对比的，是曾在黑龙江友谊农场风光无限的美国约翰迪尔，在中国市场的销量逐年下滑。

2011年约翰迪尔在中国销售了5万多台拖拉机，到2014年销量降至不到3万台，几乎降了一半。销量排名降至第四位，排在它前面的是以技术领军的一拖、雷沃、东风，三个国产品牌。

但这并不是终点，到2014年前后，在大马力拖拉机的赛道上，中国似乎已经看到了欧美国家的后背，但在材料、性能、品质的一致性上，仍然保有差距。

2011年，中国一拖遇到了一桩尴尬的交易。

彼时，中国一拖正在努力开发新一代大马力智能拖拉机，但却缺少一项关键技术——CVT（无级变速）。

通过这项技术，可以实现更加顺畅平稳的速度调整，对于现有机型的性能提升，未来无人驾驶拖拉机的作业模式，都有决定性作用。

但在与一家德国企业的谈判中，一拖却遭到了拒绝。理由很简单：这是核心技术，要买可以，只卖拖拉机整机。

站在竞争的角度上，外企对已构成威胁的一拖抱有戒心，并不难理解。但这却造成了一个客观上的“卡脖子”事实。

从2015年开始，中国一拖、雷沃重工等中国拖拉机企业不约而同地开始进行一个大胆尝试：攻克CVT技术。

在动力换挡技术（相当于汽车自动挡技术）还不成熟的条件下，直接挑战CVT技术，难度可想而知。但幸运的是，中国队赢下了这次技术闯关。

2016年，在国家十二五科技创新成就展上，中国一拖生产的中国首台自主研发的大马力无级变速拖拉机东方红-LW4004亮相，它同时具备另一个身份——中国首台自主生产的350马力以上的大型拖拉机。

2019年，桂林玉柴发布了自己研发的CVT系统；2021年10月26日，潍柴雷沃发布了首台可以自主商业化生产的大马力CVT智能拖拉机P7000。

随着拖拉机制造技术成功追平欧美国家，我国拖拉机出口势头也日益强劲。2021年，我国拖拉机累计出口13.9万台，出口额7.7亿美元。

出口额前 10 大目的地国中，埃塞俄比亚、哈萨克斯坦、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智利同比增长出现三位数的飙升。特别是对东盟国家的出口明显提速，对越南、泰国出口额同比增幅分别达 46.97%和 76.95%。

雷沃重工的谷神水稻机成为缅甸、越南稻田里的常客；而一拖的东方红甚至出口到了传统机械强国德国。

经过70年的努力，在大马力高端拖拉机领域，中国终于获得了在本土市场参与竞技的资格。然而，在拖拉机工业的道路上，前面仍然有望而生畏的国际巨头，有正在变化的行业趋势，中国拖拉机的逆袭之路，只能算走了一半。

国际著名农机企业凯斯纽荷兰公司对智能农机有一个定位：“将彻底改变人类农业的面貌。”

这种改变的一个可能，是先完成系统设定，剩下的犁地、施肥、播种作业，由无人操控的拖拉机自主完成。

作为开了26年拖拉机的河南农机手张万国，对作业可谓熟悉不过，但在快手上看到德国智能拖拉机的作业方式，还是感到震撼无比。

不过，在2020年的6月，他得到了一个机会，驾驶“东方红2204北斗卫星自助定位拖拉机”，完成一次智能化作业。

在26年的驾龄中，张万国最头疼的是保持犁地的绝对直线，特别是在大农场。一旦跑歪了，犁到旁边的垄上，就必须退回去重开，极其耽误工时。

但这台东方红智能拖拉机帮助他解决了这个问题。“无人操作，完全走直线，一遍搞定。”

张万国所感慨的，恰恰是大型智能拖拉机取代传统拖拉机的一个重要原因。他驾驶的这台东方红智能拖拉机，借助北斗导航和雷达视觉测量系统，可以实现自动直线、转弯操作，而且可以夜间作业，效率大大提升。

井沟村供销社办公室主任韩新亚说：“用东方红智能大马力拖拉机，可以实现单日作业200亩，以前普通拖拉机只能作业100亩，效率差了1倍。而我们为农民服务的价格并没有变，这意味着农业生产的成本可以降低很多。”

在这条路上，一拖的努力并没有停止，无驾驶室、纯电动的“超级拖拉机一号”，采用5G通信技术，可以适应平原、丘陵全地况，实现规划精确操作的5G拖拉机，组成了保障农业的“农机天团”，奔驰在2022年的春日田野中。

一辆拖拉机能带给中国农民的价值，正在于此。

拖拉机是一个传统行业，相比电子产业的摩尔定律式的突破创新，它需要优势积累，需要渐进改良。

它又是一个特殊的行业，它的主要应用场景之一在农业，又需要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作为配合，因此称它“拖动农业，拉动工业”，并不为过。

无论是在70年前打破格局的东方红54，还是风靡神州的小四轮，以及今天与国际巨头同场竞技的大马力智能拖拉机，它们扮演的角色，都是中国农业的垦荒者，它们解放农民的双手，换下疲惫的耕牛，与万千农民一起，向荒田、滩涂、山地印上车辙，滴下汗水，造就良田。端牢饭碗，造就丰收，奔向共富。

这是一个产业的逆袭，也是一个民族的自立与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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